王若虚论《新唐书》：史家应当秉笔直书
2026-11-14
中国传统的修史制度，新朝往往奉敕编修前朝历史。那一年，先是有了旧唐书，在后晋开运二年（945）完成，由刘昫等奉敕编修。到了宋朝的时候，又修了《新唐书》，于北宋嘉祐五年（1060）完成，主要编修者为欧阳修、宋祁，另有范镇、吕夏卿等参与。金代的大儒王若虚看书仔细，就说《新唐书》不如《旧唐书》好，更不及两汉文章，尤其是对修《新唐书》列传的宋祁宋子京，诸多负评，认为他在史料取舍、褒贬方面的倾向有春秋笔法，不能够秉笔直书，犯了史家大忌。现取其《滹南遗老集》卷二十二《新唐书辩》中的几段文字如下：
欧公与宋子京分修唐史，其文体不同，犹冰炭也。初书成，将进，吏白旧例止署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撰。而欧公官高当书，公曰：宋公传列传用功深而为日久，岂可掩其名，于是纪志书公而列传书子京。子京闻之，喜曰：自古文人多相凌掩而不让，此事前所未有也。以予观之，欧公正不肯承当耳。
宋祁听闻此事后颇为欣喜，王若虚却嗤之以鼻，认为欧阳修其实是不愿承担责任。
吕夏卿预修新书，其言云，韩愈使王庭凑之节，旧史不书，今乃书之，所以明臣子之义也；太宗拒魏征谏、杀田舍翁之语，旧史则书，今不书之，所以掩人君之过也。予谓子京书退之事，则当其削太宗事，非也；此而削之，则长孙后之贤复没而不彰矣。所贵乎史臣者，善恶必存，以示劝戒，故谓之直笔，岂以掩人君之过为贤乎？且帝虽有过，因后言而遽改焉，是亦从谏之美也，何庸讳哉？吕氏之说甚谬。
王若虚认为，宋祁删去了唐太宗因魏征屡次直谏而恼怒、扬言要杀这个田舍翁的故事，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也使长孙皇后劝谏太宗、维护直臣的贤德随之失去了记载。此外，王若虚还专门指出，魏征劝谏唐太宗不要给长乐公主准备超过长公主的嫁妆一事，《旧唐书》将其记载在长孙皇后传中是合适的，《新唐书》却将它移入公主传，安排不当。王若虚原文说：
魏征谏长乐公主资送事，旧史载于长孙后传是矣，今移于公主传甚未当也。
这也是他批评宋祁史料编排不当的一个例子。
萧铣被围，谓群下曰：天不祚梁，数归于灭。若待力屈，必害黎元，岂以我一人致伤百姓？及城未拔，宜先出降，诸人失我，何患无君。乃以太牢告庙，率官属诣军门降，曰：当死者唯铣，百姓非有罪也，请无杀掠。铣虽草窃一时，而颠沛之际，其言可爱如此，可以为万世法，岂得不载新史，乃皆略之，而其赞但云，以好言自释于下，然则所谓好言者，后世何从见之哉。铣对高祖逐鹿之语，与所谓田横南面非负汉朝者，皆中理之论，而子京亦削之。高祖卒诛铣，直以其不屈而惭怒耳，非能折其口也。子京云伪辨易穷，且极称高帝之圣，盖不独去取失当，而其褒贬亦殊未安也。
萧铣是唐朝的敌人，是一个最终失败的割据政权首领。但他在兵败时主动投降、请求不要杀掠百姓，这些言行并不因为他的政治身份而失去记录价值。不过，王若虚对《新唐书》的这番批评，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版本问题。对照今天通行的《新唐书》卷八十七《萧铣传》，可以看到，萧铣主动出降、顾惜百姓的言论，以及他面对唐高祖时以隋失其鹿、英雄竞逐和田横为例的辩辞，其实都仍然保留在书中。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宋祁虽然保留了这些言论，却在篇末赞语中称其为伪辩，并以高祖圣矣哉作结。也就是说，史料虽然没有完全删去，但史家的褒贬已经先替后人作出了判断。王若虚所批评的史家去取失当与褒贬不公，正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地方：
初，铣放兵，止留宿卫数千人，及仓卒追集，江、岭回远，未及赴。孝恭布长围守之，数日，破其水城，取楼船数千。交州总管丘和、长史高士廉、司马杜之松诣靖降。铣度救不至，谓其下曰：天不祚梁乎？待穷而下，必害百姓。今城未拔，先出降，可免乱。诸人何患无君？乃麾而令，守陴者皆恸。以太牢告于庙，率官属缌衰布帻诣军门，谢曰：当死者铣尔，百姓非罪也，请无杀掠！孝恭受之，护送京师。后数日，救兵至，且十余万。知铣降，乃送款。铣至，高祖让之，对曰：隋失其鹿，英雄竞逐。铣无天命，故为陛下禽，犹田横南面，岂负汉哉？帝怒其不屈，诏斩都市，年三十九。观铣武虽不足，文有余矣，大抵盗仁义，诡世乱俗者，圣人所必诛。若铣力困计殚，以好言自释于下，系虏在廷，抗辞不屈，伪辩易穷，卒以殊死，高祖圣矣哉！
反过来，唐太宗是开创贞观之治的君主，他曾经恼怒魏征、扬言要杀掉这个田舍翁，也不应该因为后世认为他是明君，就把这段历史删掉。这段历史最值得记住的，或许不只是王若虚对《新唐书》的批评，而是他提出的那个问题：史家究竟是在记录历史，还是在按照自己的好恶裁剪历史？
萧铣虽是唐朝的敌人，临降时仍念及百姓；魏征虽屡次触怒太宗，却正因为敢于直言，才成就了贞观政治的一段佳话。历史人物有功有过，史家当然可以褒贬，但不应为了维护一个人的圣明，便删去他的恼怒；也不应因为另一个人是败军之将，就抹去他尚存的仁心。秉笔直书，难的从来不是只写下功绩，而是连那些不合自己心意的事实，也一并写下来。另外，就是在《新唐书》中，宋祁高度赞扬安史之乱中死守睢阳的唐朝名将张巡与许远：
赞曰：张巡、许远，可谓烈丈夫矣。以疲卒数万，婴孤墉，抗方张不制之虏，鲠其喉牙，使不得搏食东南，牵掣首尾，豗溃梁、宋间。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引利偿害，以百易万可矣。巡先死不为遽，远后死不国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贼亡，天以完节付二人，畀名无穷，不待留生而后显也。惟宋三叶，章圣皇帝东巡，过其庙，留驾裴回，咨巡等雄挺，尽节异代，著金石刻，赞明厥忠。与夷、齐饿踣西山，孔子称仁，何以异云。
这在《旧唐书》中，是没有的。所以王若虚在所撰《滹南遗老集》卷二十九《臣事实辨》中，专门写了一段，说张巡、许远未仁：
或问张巡、许远何如。曰：忠矣，然而不仁。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为，守一城而食人三万口，其忍为之乎？宁使贼杀，岂容自食？故予尝谓，其死节之名固千古不可磨，而食人之罪亦万劫不能灭也。或曰：为己则不可，为国何害？曰：为己与为国等耳，天下只有一个是。或又曰：图大事者，不顾其小。曰：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三万口之命，而谓之小事，何邪？使江淮果由此而保，亦不足道，况其未必哉。为巡等计，可走则走，不可则战，战不胜而死之，足以塞为臣之责矣。国之存亡，付之天可也。盖当时公论亦多尤之。李翰辈曲为辨说，讵能服人之心？而史臣猥曰：议者遂定。呜呼！去古逾远，义理不明于天下，士大夫以名节自高，而卒不免害道者，可胜数哉！
王若虚批评宋祁修史，既批评他删削不当，也批评他褒贬失据。而在张巡、许远的问题上，王若虚自己又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道德判断：忠节之名固然可以千古不磨，但食人之罪，也不能因为守城有功便一笔勾销。他在《臣事实辨》结尾所说的那句话：士大夫以名节自高，而卒不免害道者，不仅仅是在批评当年替张巡、许远辩护的士大夫，也可以用来反观后来为他们大加褒扬的史家。
史家秉笔直书，恐怕不仅要敢于记下君主的过失，也要敢于审视那些被后世奉为忠臣烈士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