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长津湖》质疑编导：在歌颂英雄，还是在使坏？
看电影《长津湖》质疑编导：在歌颂英雄，还是在使坏？
电影《长津湖》据说拍得十分成功，票房高达五十多亿元，观影人次过亿，是2021年度的全球票房冠军和中国电影票房最高电影，在2021年10月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全国中小学生电影周上，被评选为中小学生喜爱的影片之一（据维基百科）。影片场面宏大，气势磅礴，观众反响热烈，许多人看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然而，作为一个对朝鲜战争历史有所研究的人，我对这部电影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反感。
原因并不复杂：这是一部以真实战争为题材的电影，讲述的是一场极其惨烈、无数士兵付出了生命代价的战役。可是，创作者偏偏要在这样严肃沉重的历史叙事中，安排一个完全杜撰的故事：让毛岸英亲自去长津湖战场给志愿军部队的一个连队传达命令。
我不禁要问：导演们究竟是在歌颂英雄，还是在使坏？
一、放着真实的故事不讲，为什么偏要编造？
毛岸英确实去了朝鲜，曾在志愿军司令部工作，并于1950年11月25日在美军空袭中牺牲。这些都是历史事实。
但是，毛岸英亲自向电影中的第七穿插连传达作战命令的故事，却是硬“创作”出来的。
事实上，第七穿插连及其主要人物本来就是经过艺术创作的形象。编剧完全可以安排一个虚构的传令员，完成同样的叙事任务。为什么偏偏要把这个任务交给毛岸英？
【电影中涉及毛岸英的故事细节】
在第17分钟，毛岸英（黄轩饰）现身；在第19分钟，毛泽东把毛岸英托付给彭德怀带到朝鲜参加志愿军工作。
在第1小时41分钟，毛岸英（这时化名 “刘参谋” ）现身长津湖前线，亲自代表志愿军司令部向伍千里连长（吴京饰）送达穿插命令。在见到连长传达命令前，毛岸英给前线送去了大批棉衣，而战士们，当时正在大口吃着雪白的馒头。毛岸英在一旁听两个志愿军战士争论如何才能成为 “战斗英雄” 。老兵告诉小兵，杀死20个美军才可以成为战斗英雄，小兵表示羡慕和为难。这时毛岸英插话鼓励说：你已经到了战场，就已经是战斗英雄了。
在第1小时52分钟，美军轰炸机机群空袭志愿军在大榆洞的司令部总部，这时，毛岸英已经撤到防空洞入口，却突然想到军用地图还在会议室（编导让他自言自语这么说），于是，他与参谋高瑞欣一起冲回去抢救挂在墙上的巨幅地图，不幸被美军投下的燃烧弹击中牺牲。
“安排”毛岸英这样的牺牲情节，与至今所读到的所有当事人的回忆录情节不合。这个暂且按下不论。
就说如果只是为了给部队下达命令，那么任何一位普通参谋、通信员都可以完成任务。
如果“安排”毛岸英去亲自送达命令，是为了突出他的形象，那么就需要回答：为什么要给一个真实历史人物安排一出没有发生过的具体事迹？
在真实军事行动的场景，是否存在着司令部越过层层部队指挥体系，直接对一位连长下达命令的情况？
有人会说：电影不是历史教科书，艺术创作当然允许虚构。
不错。问题在于，虚构的人物可以经历虚构的故事，真实的历史人物却不能因此被随意赋予历史行为和功绩。
尤其是，当一部电影以真实战役为背景，使用真实人物的姓名、身份和历史环境时，观众很容易把银幕上的故事当作历史事实。
创作者知道哪些情节是自己编造的私货，观众却未必知道。
于是，原本没有的事，经过银幕上的一番演绎，就可能变成千百万观众，特别是青少年，心中的历史。
这究竟是在进行艺术创作，还是在制造历史误解？
在懂军事的人看来，这种艺术创作的潦草和随意痕迹非常明显、非常不严肃、非常不靠谱、非常“菜鸟”。
二、拍马屁也要讲点分寸
如此，我倒想，不妨给这些无知无畏的电影创作者们提供一个更加大胆的艺术构思，以便他们可以天马行空，再创票房纪录。
毛岸英年轻时曾在苏联生活，并有过苏军服役经历。既然可以发挥艺术想象，何不把他的英雄事迹再扩大一些？
比如，让他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担任英雄团长，率领部队浴血奋战；随后升任方面军统帅，指挥苏军反攻；最后参加攻克柏林的战役，亲自率领突击队攻入希特勒的地下指挥部。
这样拍出来，岂不比给前线送一道命令更加惊天动地？
有人可能抗议：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些事情！
不要紧，编剧可以回答：这是艺术虚构。
既然如此，大家不妨比一比，谁的想象力更加丰富，谁的马屁拍得更加响亮。
当然，这只是一个荒诞的设想。
值得玩味的是，这样的歌颂未必真的有利于被歌颂者。
毛岸英本人已经无法为自己辩解。后人为什么非要替他编造一段原本没有的经历？
难道他真实的一生，还不够值得如实记载吗？
假如毛岸英今天还活着，面对这些被安放到自己身上的事迹，他会作何感想？
三、歌颂不成，反而可能招来非议
这便涉及我所说的第一层“使坏”。
本来，毛岸英在朝鲜战争中的经历，有其自身的历史记录。他在司令部担任什么工作，承担过哪些任务，又是怎样牺牲的，都可以通过史料加以研究。
可是，电影偏偏为他安排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传令故事。
结果如何？
了解一些朝鲜战争历史的观众，可能立即产生疑问：毛岸英真的去过长津湖吗？他在朝鲜究竟做过什么？
接下来，围绕毛岸英的各种争议便可能重新浮出水面。
例如，关于他在司令部的实际工作，关于他牺牲当天的情况，关于广为流传的“蛋炒饭”传闻，以及与他同时牺牲的高瑞欣。
其中有些事情具有明确的史料依据，有些则存在不同当事人的证言冲突，不能轻率地当作定论。
但问题恰恰在于：一个原本没有必要制造的虚构情节，却可能引出一连串新的争论，使被歌颂者反而受到更加严苛的审视。
这不是很荒诞吗？
本来想替一个人增添光彩，结果却可能把他推到公众质疑的中心。
本来想为他树碑立传，结果却可能招来更多非议。
这样的歌颂，究竟是在帮忙，还是在添乱？
四、一粒老鼠屎坏一锅粥
俗话说：“一粒老鼠屎坏一锅粥。”
这句话用来形容历史题材电影中的重要失实，倒是颇为贴切。
一锅好端端的粥，掉进一粒老鼠屎，整锅粥可能就没人愿意吃了。即使其它地方干干净净，人们也难免心生疑虑。
所谓“一次作假，次次遭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一次失实并不能证明其它事情也都是假的。但是，信任一旦受到破坏，人们便可能不再轻易相信那些原本真实的内容。
更值得注意的是，老鼠屎掉进粥锅，可能是意外，是疏忽，是令人遗憾的事故。
如果有人明明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却经过考虑，主动把它放进锅里，事情的性质就不同了。
《长津湖》讲述的是一场真实而惨烈的战争。
无数普通士兵在严寒与炮火中牺牲。他们忍受的饥饿、寒冷、恐惧与痛苦，都是真实战争的一部分。这段历史本身就足够沉重，足够令人动容。
为什么还要给它添加虚构的个人功绩？
电影创作者或许认为，这样的情节可以增强感染力，丰富人物形象。
可是，他们是否想过，一旦观众发现某段重要情节并非史实，便可能进一步怀疑：其它英雄事迹是否也经过类似加工？那些悲壮的场面究竟有多少来自真实历史，又有多少只是编剧的想象？
如此一来，本来应该受到尊重的真实牺牲，反而可能因为不必要的虚构而蒙上疑云。
这便是第二层“使坏”：故意往好端端的一锅粥里面放老鼠屎。
拿虚构装饰英雄，可能损害英雄的声誉；拿虚构装饰战争，可能损害真实战争的历史信用。
尤其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锅粥不是普通的娱乐消费品，而是以无数真实牺牲者的鲜血和生命为题材的历史作品。
五、有真食品不吃，偏要制造假食品
我还有一个疑问。
朝鲜战争中，难道缺少真实而感人的故事吗？
当然不缺。
那些在极端严寒中坚持作战的士兵，那些在补给断绝时忍饥挨饿的士兵，那些负伤后仍然照顾战友的人，那些侥幸生还却终生难忘战场经历的人，哪一个不值得书写？
志愿军老兵刘家驹留下了《我经历的朝鲜战争》等回忆，记录了战争中的饥饿、恐惧、伤亡，以及一些令人痛苦的人性经历。
这些文字未必符合整齐划一的英雄叙事，却让我们看到了普通士兵真实而复杂的战争生活。
这样的故事难道不值得拍成电影？
我常常觉得，这就像一个厨师，明明有大量真实、新鲜、富有营养的食品可以端上餐桌，却偏偏要费尽心思制造假食品，再把假食品包装成真食品，让顾客吃得津津有味。
如果顾客提出质疑，厨师便振振有词：这是烹饪艺术，允许发挥想象！
可是，谁反对烹饪艺术了？
问题在于，你为什么要把假食品冒充真食品？
观众当然有权欣赏虚构故事，但也有理由知道哪些是历史，哪些是想象。
尤其是当真实的战争经历尚未得到充分讲述时，创作者为什么不把更多精力用于发掘真实的历史，而偏要为真实人物安排虚构的功绩？
另外，假食品能够大行其道，当然不能只问厨师为什么制造，还要问食客为什么愿意接受。
这些，难道不值得追问吗？
六、比电影掺假更令人不安的，是观众如何看待历史
《长津湖》的票房成绩十分惊人。
数以千万计的观众走进电影院，在宏大的战争场面中受到震撼，被英雄牺牲的情节所感动。
但票房成功究竟说明了什么？它能够说明电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却不能证明电影所呈现的历史解释就是正确的。
一个故事即使被千万人欣赏，也不会因此从虚构变成事实。
更值得思考的是，《长津湖》并不只是在讲述一场战役，它还承载着关于朝鲜战争的宏大叙事：“保家卫国”、“爱国主义”、“抵抗侵略”，等等。
这些口号本身并不能代替对历史真实的考察。
朝鲜战争究竟为什么爆发？中国为什么决定出兵？出兵是否不可避免？战争造成了怎样的损失？军事决策中有哪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这些都是值得认真追问的问题。
然而，在目前体制内高度统一的战争叙事中，观众太容易接受已经准备好的结论，而极少追问结论背后的历史依据。
恰恰相反，在影片第27分钟，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张涵宇饰）对士兵做参战动员时激愤地说（大意）：我们已经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共产党也刚刚给我们分了土地，我们需要休息，可是美帝国主义，要把这些从我们的手里夺走。你们说，我们怎么办？士兵们齐声回答：战斗！战斗！战斗！
在我看来，编导们除了不顾历史事实，还在继续拱火挑拨误导中国的反美民族情绪，往轻处说就是在“使坏”，往重处说呢，就随你怎么想了。
这让我再次想起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指鹿为马”。
赵高把鹿说成马，并不是真的分不清鹿和马。他要测试的是，谁愿意在权力面前放弃自己的判断。
今天的电影传播当然不同于秦朝宫廷中的权力测试，但是，显然，《长津湖》的编导们事实上在带头呼应着这种指鹿为马的戏码。
这究竟是一群什么人？
如果一种历史解释长期占据公共传播的主导地位，而不同的史料和观点难以得到同等讨论机会，那么人们可能逐渐习惯于只听到一种声音。
比强迫人们说同一种话更值得警惕的，是人们逐渐习惯于只听到同一种话，并误以为这就是历史的全部。
我并不认为所有被《长津湖》感动的观众都缺乏独立思考。一个人完全可以为志愿军士兵的牺牲流泪，同时对朝鲜战争的政治决策提出质疑。
但我担心的是，当一部电影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和社会赞誉时，人们是否还愿意认真讨论其中的历史失实？
是否还愿意听听那些真实参加过战争、却讲述了不同经历的老兵的声音？
如果电影带来的情绪亢奋取代了历史追问，那么再高的票房，也不能证明公众真正理解了那段历史。
七、究竟是在歌颂英雄，还是在使坏？
说到这里，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
《长津湖》的导演们究竟是在歌颂英雄，还是在使坏？
我不知道影片的创作者内心究竟怎样考虑，也不能仅凭几个情节判断他们的全部动机。
但我认为，历史题材创作者至少应当明白一个道理：真实人物的功绩，不能仅凭编剧的想象来增加；真实战争的意义，也不能仅靠宏大的场面和激昂的口号来决定。
把一个杜撰的故事放在一个被歌颂者身上，是在帮他，还是在害他？
因为一个虚构情节，让观众怀疑其它真实的英雄事迹，是在维护历史，还是在损害历史的可信度？
如果一部电影使人们热血沸腾，却没有使他们更愿意了解战争的真实起因、过程和代价，那么这种热血沸腾，又究竟意味着什么？
尊重那些在长津湖战场上牺牲的士兵，不只是赞美他们如何英勇地死去，还应该追问他们为什么死，哪些牺牲本来可以避免。
他们经历的战争是真实的，他们付出的生命是真实的，不需要虚构的东西来装饰。
历史上的英雄不需要别人替他们编造荣光，历史上的牺牲者更不应该为别人的虚构承担代价。
看来， “做事是做戏，做戏是做事”这句话，倒是真的应在了《长津湖》的编导们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