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效到梁效
2026-11-10
话说在《鲁迅全集》中有这么一篇文章，名叫《儒术》，是从金朝大儒元好问元遗山（1190—1257）的一桩疑案说起，批评文人如何在权势面前运用所谓儒术，求得实际儒效的：
元遗山在金元之际，为文宗，为遗献，为愿修野史，保存旧章的有心人，明清以来，颇为一部分人士所爱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为叛将崔立颂德者，是否确实与他无涉，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金天兴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围洛阳（席注：鲁迅原文如此，应为汴京）；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杀二丞相，自立为郑王，降于元。惧或加以恶名，群小承旨，议立碑颂功德，于是在文臣间，遂发生了极大的惶恐，因为这与一生的名节相关，在个人是十分重要的。当时的情状，《金史》《王若虚传》这样说：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许，则谗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文章还特意扯出来另外一个大儒，王若虚王从之（1174 - 1243）来。话说元好问和王若虚是好朋友并同朝为官，等王若虚去世的时候，元好问写了《內翰王公墓表》，对王若虚推崇备至，特意提到了这一件事：
公諱若虛，字從之，姓王氏，槁城人。天興初冬十二月，車駕東狩。明年春正月，京城西面元帥崔立劫殺宰相，送款行營，群小獻諂，請為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公為文。喋血之際，翟奕輩恃勢作威，頤指如意，人或少忤，則橫遭讒構，立見屠滅。公自分必死，私謂好問言：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貽笑將來，不若死之為愈也。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言：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城中人百萬皆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丞相之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誦功德，而為後人所信者？問答之次，辭情間暇，奕輩不能奪，竟脅太學生托以京城父老意而為之，公之執義不回者蓋如此。
而对着一件事记述得更详细的，是另外的一位时为布衣的当事人刘祁（1203 - 1250）写的《归潜志》卷十二《録崔立碑事》.刘祁的记载，把元好问和王若虚在这件事中的另一面揭示了出来：他们不仅试图把撰碑的名义推给后辈士人，最后元好问还亲自写了碑文的序言。
崔立旣變，以南京降，自負其有救一城生靈功，謂左司員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時立一石，書吾反狀邪？時立國柄入手，生殺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震悚，諸在位者畏之，於是乎有立碑頌功德議。數日，忽一省卒詣予家，齎尚書禮房小帖子云：首領官召赴禮房。予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預事，不知何謂，卽往至省。門外遇麻信之，予因語之。信之曰：昨日見左司郎中張信之言，鄭王碑事欲屬我輩作，豈其然邪？卽同入省禮房。省掾曹益甫引見首領官張信之、元裕之二人曰：今鄭王以一身救百萬生靈，其功德誠可嘉。今在京官吏、父老欲爲立碑紀其事，衆議屬之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予卽辭曰：祁輩布衣無職，此非所當爲。況有翰林諸公如王丈從之及裕之輩在，祁等不敢。裕之曰：此事出於衆心，且吾曹生自王得之，爲之何辭？君等無讓。予卽曰：吾當見王丈論之。裕之曰：王論亦如此矣。予卽趨出，至學士院，見王丈，時修撰張子忠、應奉張元美亦在焉。予因語其事，且曰：此實諸公職，某輩何與焉？王曰：此事議久矣，葢以院中人爲之，若尚書檄學士院作，非出于在京官吏、父老心，若自布衣中爲之，乃衆欲也。且子未仕，在布衣，今士民屬子，子爲之亦不傷於義也。余于是陰悟諸公自以仕金顯達，欲避其名以嫁諸布衣。又念平生爲文，今而遇此患難，以是知揚子雲《劇秦美新》，其亦出于不得已邪？因遜讓而別。連延數日，又被督促。知不能辭，卽略爲草定，付裕之。一二日後，一省卒來召云：諸宰執召君。余不得已赴省。途中遇元裕之騎馬索予，因劫以行，且拉麻信之俱往。初不言碑事，止云省中召王學士諸公會飲，余亦陰揣其然。旣入，卽引詣左參政幕中，見參政劉公謙甫舉盃屬吾二人曰：大王碑事，衆議煩公等，公等成之甚善。余與信之俱遜讓曰：不敢。已而謙甫出，見王丈在焉，相與酬酢。酒數行，日將入矣，余二人告歸。裕之曰：省門已鎖，今夕旣飲，當留宿省中。余輩無如之何，已而燭至，飲余，裕之倡曰：作鄭王碑文，今夕可畢手也。余曰：有諸公在，諸公爲之。王丈謂余曰：此事鄭王已知衆人請太學中名士作，子如堅拒，使王知諸生輩不肯作，是不許其以城降也，則銜之以刻骨，縉紳俱受禍矣。是子以一人累衆也。且子有老祖母、老母在堂，今一觸其鋒，禍及親族，何以爲智？子熟思之。予惟以非職辭。久之，且曰：予旣爲草定，不當諸公意，請改命他人。諸公不許，促迫甚。予知其事無可柰何，則曰：吾素不知館閣體，今夕諸公共議之，如諸公避其名，但書某名在諸公後。于是裕之引紙落筆草其事。王丈又曰：此文姑使裕之作，以爲君作又何妨？且君集中不載亦可也。予曰：裕之作政宜，某復何言？碑文旣成，以示王丈及余。信之欲相商評，王丈爲定數字。其銘詞則王丈、裕之、信之及存予舊數言。其碑序全裕之筆也。然其文止實敘事，亦無褒稱立言。時夜幾四鼓，裕之趣曹益甫書之，裕之卽于燭前焚其稾。遲明，予輩趨去。後數日，立坐朝堂，諸宰執首領官共獻其文以爲壽，遂召余、信之等俱詣立第受官。余輩深懼見立。俄而諸首領官齎告身三通以出，付余輩曰：特賜進士出身。因爲余輩賀。後聞求巨石不得，省門左舊有宋徽宗時《甘露碑》，有司取而磨之，工書人張君庸者求書。刻方畢，北兵入城縱剽，余輩狼狽而出，不知其竟能立否也？
刘祁在文章末尾还为自己辩解，说自己是迫于崔立的淫威，又要顾及老祖母和老母亲，才不得不参与撰碑；碑文也是众人共同完成，并非他一人所作。他同时指出，元好问等人既怕得罪崔立，又想把撰碑的名声推给布衣士人。
嗟乎！諸公本畏立禍，不敢不成其言。已而又欲避其名以賣布衣之士。余輩不幸有虛名，一旦爲人之所劫，欲以死拒之則發諸公嫁名之機，諸公必怒，怒而達崔立，禍不可測，則吾二親何以自存？吾之死，所謂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且輕殺吾身以憂吾親爲大不孝矣，況身未祿仕，權義之輕重，親莫重焉，故余姑隱忍保身爲二親計，且其文皆衆筆，非余全文，彼欲嫁名于余，余安得而辭也？今天下士議往往知裕之所爲，且有曹通甫詩、楊叔能詞在，亦不待余辯也。因書其首尾之詳，以志少年之過。空山靜思，可以一笑。
于是就很容易明白，如果文革时候的中国副总理纪登奎夫人王纯的回忆属实，那么文革后期邓小平和纪登奎，为什么闹翻了：
在问及邓小平与纪登奎关系时，王纯很激动，说老纪寿命就是因此大减。当年江青对老纪不满，说纪是投降派，投靠了邓，而邓对纪也不够意思。起因是主席一九七五年想考察邓小平，让邓小平写个对文革肯定的文献，邓内心不想写，又想蒙混过关，所以与老纪商量，说他不了解文革全过程，提出让纪代写，署上邓的名，纪当时没多想就随口答应了。老纪回家跟我说起此事，我认为不妥，这不是欺骗主席吗？主席知道后不好办。刚巧纪忙了一段事，没来及和老邓说，老邓却要稿子，纪对老邓说由他代写稿不合适，主席知道后对我们都不好。邓听后勃然大怒，说纪滑头，气冲冲的走了，后来主席向邓要文献，邓只好借口拒绝了，主席至此知道了邓对文革的态度，很不高兴。邓小平这个人心胸狭窄，从此忌恨老纪，在工作上也不再和老纪配合了，后来干脆逼纪辞职。
也明白为什么文革期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叫梁效，而不直接叫两校了。原来，这种借用历史典故、以儒术求儒效的做法，在历史上早有先例。
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鲁迅文集》杂文集·且介亭杂文：《儒术》一九三四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