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荣：是袁世凯导演的兵变吗？

冯学荣：是袁世凯导演的兵变吗？

2014-09-01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辛亥革命当中，清帝退位之后，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
“礼让”给了袁世凯。为了约束袁世凯，革命党坚持要袁世凯南下、赴南京就职。出
于这个目的，革命党派了以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王正廷、纽永健、刘冠雄等人
组成使团、北上京师、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蔡元培使团一行来到北京，是1912年2月27日。29日晚，袁世凯属下的第三镇（曹锟部
队）突然爆发了兵变。
当晚8点，第三镇的士兵们以“长官（曹锟）扣减军饷”为理由，突然发动兵变，在北
京城各处地方，对平民四千多户人家实施抢劫，并放枪闹事，一夜之间，把北京城闹
得鸡飞狗跳。
袁世凯及时动用军队，把兵变给镇压了下去。这下一来，北京城里的商、民两界人士
顿时都被吓坏了，纷纷发表社论：请袁世凯不要南下南京就职，北京城不能没有了袁
大总统。
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南京使团人员也被这个形势吓倒了，他们也觉得：袁世凯
的确是不能离开北京。于是，他们也发表了附和的言论。
结果是南方革命党集团作出让步：同意袁世凯留在北京就职。
这件事，历来被史家定义为“袁世凯阴谋策划兵变、为自己拒绝南下制造借口”。但
是，历史的真相是这样的吗？
历史研究有一个老大难的瓶颈：死无对证。就拿本案来说，倘若果真是袁世凯下令的
兵变，那么袁世凯应该是口头对曹锟进行吩咐，从逻辑上而言，这种两人之间的口头
信息，除非其中一方以回忆录或日记的方式传世，否则两人一死，真相就石沉大海，
永远无法百分之百还原了。
换句话说：袁世凯有没有口头吩咐曹锟在北京搞一次兵变？这个问题是无法获得肯定
答案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袁世凯和曹锟都死了、他们都没有留下关于此事的回忆录
或日记。
那么，后世人研究这个案件，其实也只能从袁世凯的身边人入手，去揣摩个大概。于
是今天，请让我们一起来，通过袁世凯的身边人：袁世凯的儿子和幕僚，看看他们在
史料里，是怎么记录袁世凯在此期间的言行的，并以此判断个大概。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在兵变当天，做了些什么。
袁克文回忆录性质的著作《辛丙秘苑》书中有一章名叫《壬子兵变记》，就是指的是
本次的兵变事件（1912年系壬子年）。
袁克文的原文如下：
„„是日，予以友人之招出城小酌，薄暮，归至东长安街，即闻枪声。询之警察，尚谓
时近灯节，必人家所放花炮也。车前行，枪声益近，其声烈，殊不类花炮，予心知有
变，令御者疾行。至石大人胡同口，守兵见予服西服，不令入，盖先公时居外交部之
公所，即此胡同中也。正俄延问，弹自后至，碎予车灯，御者急转车入煤渣胡同，弹
复续至，幸马疾奔，未为所中。予谓御者曰：“既不能归邸，可至交民巷英使署，一
询何变。”乃至英使署，途中尚无阻者，晤英使朱尔典。朱亦闻枪声而未悉何变，延
予坐待，命其参赞往探。少顷，探归报朱，朱谓予曰：“兵变，焚掠街市，总统府无
恙，总统亦安，君可勿虑。惟街市已不能通行，君可寓此，乱定再归，予已遣人报尊
公知矣。”予谢之，必欲归，朱曰：“不可。非阻君行，实乱兵满布，车不可通
耳。”时枪声愈杂，予知不能强行，乃止。朱时以佳音慰予，而予心终不可安，彷徨
竟夕，如历数年。至晨，枪始渐息，乃别朱归邸。先公亦终夜不眠，见予叹曰：“予
练兵三十年，威信一旦丧矣。”予曰：“军属部久矣，兵非故兵，将非故将，虽有一
二旧部，又无实权。今大人帅军方数月，不及整布，岂能损大人之誉耶？惟彰德为家
所在，男有守责，恐为牵动，男何以对祖先！”先公曰：“尔明日返，因机制宜，予
心已碎于国事，不能问家事矣！”„„
袁克文这段回忆，翻译成现代中文的话，是以下的这个意思：
“爆发兵变的当天，我应朋友的邀请，出了北京城（内城？外城？）吃喝，傍晚时
分，我回到长安街，就听到了枪声，我问警察，警察说现在离元宵节不远了，老百姓
在放鞭炮。于是我继续驱（马）车前行，枪声越来越近，声音很大，不太像鞭炮，我
觉得肯定出什么事了，于是我让马车夫跑快点，到了石大人胡同口，卫兵见我穿的是
西装，不让我进，因为当时我父亲就在这胡同里面办公。正在僵持之间，从后面发来
一颗子弹，打碎了我的马车灯，马车夫急忙拐弯、转入煤渣胡同，后面的子弹呼呼地
持续射来，幸亏我的马跑得还算快，没打中，我对马车夫说：既然不能回府，那么我
们去东交民巷，找（英国公使）朱尔典，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于是我们到了英国公
使馆。途中还算畅顺。我见了朱尔典，他说也听到了枪声，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然
后叫我坐下。朱尔典叫他的参赞出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一会儿，参赞回来报告。朱
尔典跟我说：发生兵变了！乱兵焚烧劫掠街市，总统（袁世凯）还好，你不用担心，
但是街道已经不能通行了，你尽管住在我这，等兵变平息了再回去，我已经吩咐下人
告诉你父亲了。我向朱尔典道谢，坚持要回府，朱尔典说：不行，我不是不让你走，
街上乱兵实在太多，车辆无法通行。当时枪声越来越密集，我知道走不了了。朱尔典
时不时安慰我，而我始终无法心安。第二天早上，枪声终于逐渐平息，我告别朱尔典
回府，我的父亲（袁世凯）一夜没有睡觉，见我，说：我练兵三十年，现在我的威信
一天丧尽了！我说：军队属于陆军部很久了，现在的兵已经不是当年你练的兵了，将
领也不是你当年培养的将领，尽管有一两个旧部，他们没有实权，父亲你刚接手部队
几个月，都还来不及整顿呢，此事怎么会损害你的威信？只是河南彰德是我们家园所
在，我是男丁，有保护家属的责任，倘若家里人被牵连，我没脸面对祖宗！我父亲
说：你明天就回彰德去，相机行事，我近期为国家大事操尽了心，没有功夫处理家里
的事情了！”
从袁克文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来以下几点：
1、在兵变爆发的当天，袁克文事先不知情，外出吃喝，傍晚回到北京市区、遇上了兵
变。乱兵见到袁克文的马车，认为袁克文必定是有钱人，于是追着他来放枪，将袁克
文的马车灯烂，袁克文差点儿命丧枪下、横死街头；
2、兵变第二天，袁世凯对袁克文说：昨晚的兵变事件，严重损害了我的威信，使我名
誉扫地；
3、袁世凯吩咐袁克文第二天就回河南彰德去、保护家属，以防万一。因为兵变一旦失
控、演变成全国性的叛乱，则袁世凯在河南彰德的家属将陷入危险。
我们对上述的状况加以分析，就可以引出这样的一些疑问：
1、倘若这场兵变是袁世凯密谋策划的，事前袁世凯为什么不吩咐袁克文躲起来？要知
道兵变是玩火，生火容易灭火难，袁克文在兵变当天仍然外出、并且差一点丧生于变
兵的枪下。所谓“虎毒不食子”，袁世凯为什么要陷自己的亲生儿子于生命危险之中
而不顾？
2、兵变事件在事实上的确损害了袁世凯“收拾时局非袁不可”的声威、使袁世凯在中
国的威信受损。要知道，在时局摇晃的1912年，权威受损的后果可以很严重。如果这
场兵变是袁世凯策划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赌注也有点太大了。
3、倘若兵变是袁世凯策划的，那么事先袁世凯为何不派兵保护好自己河南彰德老家的
家属亲戚？要知道兵变如星星之火，一旦燎原则不可收拾，将祸及自己的亲人。
由此可知，“袁世凯策划兵变”一说，与其子袁克文的回忆录《辛丙秘苑》所记录的
事实，明显是相互矛盾的。
当然，读者也可以说：袁克文是袁世凯的儿子，他当然要为自己的父亲辩护，因此袁
克文的回忆录，是不可信的。
读者这样说，也并非全无道理。因此，让我们再来看其他的证人证言。
第一个证人是许宝蘅，事发时候袁世凯的幕僚之一，兵变当晚，许宝蘅就在袁世凯的
身边。《许宝蘅日记》记录了兵变当晚，许宝蘅在袁世凯身边的所见所闻，原文如下：
“„„正晚饭，忽报齐化门外所驻第三镇之九标炮辎各营兵变，攻入齐化门，因传说将
下剪发令，又因陆军部将该营加饷扣减，遂尔哗溃。正在查询，即闻枪声甚近，盖府
内尚驻有十标一营与变兵相应，遂与总统避入地穴内，一面派人宣谕并无扣饷、剪发
之事。又闻枪声甚急，一面派人分头探察宣谕，劝令归伍„„”
许宝蘅的这一段日记，翻译成现代中文，是这个意思：
“„„兵变当晚，我们正在吃晚饭，突然接到报告：说朝阳门外驻扎的北洋军队第三镇
第九标炮兵、辎重兵等营队发生了兵变，变兵攻入了朝阳门，听说是因为即将下令剪
辫子，也因为陆军部扣发这些兵的工资，所以这些兵哗变了。正在四处打听的时候，
突然听到不远处响起了枪声，考虑到当时周边驻扎着十个标、一个营的兵力，万一这
些人响应兵变，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我们和总统（袁世凯）一起、躲到了地下室里
面。同时，我们派人对外发出通告：政府并没有命令剪辫子、也没有扣发工资的意
思。这时枪声越来越密集，于是我们也派人出去、传达上述通告，并劝士兵们归队„„”
可见，我们从袁世凯的身边人、兵变事件亲历者许宝蘅的日记当中，了解到以下的事实：
1、兵变当晚，袁世凯并未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例如城外），而是仍然很镇定地在府
内，和幕僚们一起吃饭；
2、当晚来人报告：兵变的原因是士兵们听到“剪辫子”、“减工资”的传闻，人心不
服，所以起来造反；
3、事变之前，袁世凯并没有对总统府的卫兵做出一定的吩咐，因此卫兵有加入兵变的
可能，换言之：袁世凯本人也可能陷入危险；
4、知道兵变之后，袁世凯和幕僚们立即躲进了地下室，并立即派人对外发出通告：政
府并不打算“剪辫子”、“减工资”，因此请变兵不要再闹事。
于是，许宝蘅的证言，显示了以下难以解释的疑点：
1、如果是袁世凯策划的兵变，为什么袁世凯当晚不躲到别处？例如城外、例如承德、
例如某个隐蔽地点，反而是镇定自若地留在府内？要知道袁世凯的办公官邸是个惹眼
目标、兵变一旦失控，袁世凯本人也陷入严重的危险当中（谁能保证兵变不失控？）；
2、如果是袁世凯策划的兵变，为什么当晚跑进来报告的人，说兵变是因为“剪辫子”
和“扣工资”，而不是因为“（曹锟）大帅有令”？
3、如果是袁世凯策划的兵变，那么在兵变事发之时，袁世凯的幕僚们为何担心总统卫
队会加入兵变、因而给袁世凯造成危险？
4、如果是袁世凯策划的兵变，那么事发之时，袁世凯为何怕死、为何要躲进地下室？
演戏给谁看？演给自己的心腹幕僚看？有必要么？另，袁世凯又为何立即派人外出宣
告：没有“剪辫子”、“扣工资”的事、请大家不要再闹了？
显而易见，《许宝蘅日记》所记录下来的袁世凯在兵变当晚的言行举止，与“袁世凯
策划兵变”一说，是相互矛盾的。值得注意的是：许宝蘅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很
难说许宝蘅有必要在自己的日记里造假、自己骗自己。
许宝蘅的证言，在另一个证人的回忆里，得到了印证，这个人就是第三镇曹锟的幕
僚——陈文运。陈文运写过一篇叫《当我调回第三镇以后》的回忆文章，在文章中，
陈文运回忆了兵变当晚第三镇曹锟帅府发生的事情，原文如下：
„„2月29日下午，曹锟召集我们在帅府园司令部开会„„一直呆到晚上十点多钟，忽然听
见东北方向有“轰、轰、轰”的炮声。大家相顾失色，正在摸不清头脑的时候，有人
跑来送信，说：“齐化门外炮队开炮了，兵变了！”这时，大家都吃惊不小，纷纷走
散，电话铃响了好久，也没有顾得去接。我信手接过来一听，大概是总理办事处打来
的。大意说：“剃小辫，自由；加饷，照旧；米贴也照常。赶紧通知队伍，不要闹
事。”原来士兵们在打仗时另加饷银一两，另外还有米价补贴。最近听说南北议和，
没有战事了，加饷和米贴都要裁减，还因为民国成立，士兵也要剪去小辫，军队里很
多人表示不满。袁世凯认为这是酿成兵变的原因，所以临时发出命令，指示这三件事
都照常不变，安定军心„„.
陈文运的这段回忆是用白话文写的，不需要翻译，由此可见，兵变当天，在曹锟的第
三镇帅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1、第三镇属下的士兵发生兵变，身为第三镇高级幕僚的陈文运，事前竟然不知情，事
发之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且似乎大帅府象陈文运一样摸不着头脑的人，远远
不止陈文运一个；
2、兵变发生之后不久，袁世凯属下的总理办事处给曹锟大帅府打来了电话，要求第三
镇对变兵进行通告：没有“剪辫子”和“扣工资”这种事，请士兵们不要再闹事；
3、陈文运作为兵变部队——第三镇的高级幕僚，直至多年之后，仍然不认为这次兵变
是由袁世凯阴谋策划的。
可见，陈文运的回忆和许宝蘅的日记是吻合的：兵变刚刚事发，袁世凯中枢就对外发
出了口信：没有“剪辫子”、“扣工资”的事，请立即制止兵变。
不但陈文运、许宝蘅，还有一个在场见证人——叶公绰，也留下了一段证言。叶公绰
在其回忆文章《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中，留下了兵变当晚的证言如下：
“„„同数人方晚膳，忽闻枪声劈拍，起于所坐窗外，始以为新年爆竹。乃空中人声鼎
沸，旋而红光烛天，知必有变。因同出天井，则卫兵秩序纷乱，出入杂遝。项城神色
颇荒，屡由电话问西城情形，盖其时本有禁卫军欲入城为变之谣也。乃电话旋断，电
灯亦灭，众益无措，项城乃与余等避入地窖。旋命将某处解来之饷，赏与卫队每人数
千元。时探报迭至，已知是兵变抢劫„„”
叶公绰的这段证言，用白话文来说是这个意思：
“„„兵变当晚，我们几个人在吃晚饭，突然听到外面枪声四起，我们起来往窗外看，
开始还以为是有人在放爆竹庆祝新年。突然听到外面叫喊声一大片，然后天边一片红
光，才知道出事了。于是我们都跑到天井去，看到卫兵秩序很乱，跑来跑去。袁世凯
神色慌张，因为此前有禁卫军入城造反的谣言，所以袁世凯当场打了好几次电话、询
问西城的状况。后来电话线断了，电灯也停电了，大家手足无措，袁世凯和我们躲进
了地下室，并命令将某一笔军饷拿出来，分发给身边的卫兵，每人都发了好几千元。
不久报告来了，就知道是兵变了„„”
很清晰，叶公绰的证言和许宝蘅的日记也是吻合的：兵变发生时，袁世凯和贴身幕僚
们躲进了地下室。但是，叶公绰的回忆还透露了以下更多的细节：
1、兵变爆发的时候，袁世凯一脸慌张，频繁打电话，问这问那，还躲进地下室，怕死
得很；
2、袁世凯躲进地下室之后，吩咐幕僚给卫兵发钱，出手大方。“每人发几千元”，要
知道，当时的几千元可是巨款，怎么说至少也相当于现在的一二十万人民币。
袁世凯在慌张之余，为什么要给卫兵发钱呢？这正是袁世凯的老到之处：危难之时，
要防止身边的卫兵造反，所以要收买贴身卫士的人心，使他们心甘情愿为自己卖命、
拼命保护首长——同时，袁世凯的这个发钱举动也恰恰证明：袁世凯的确是慌了。这
很难说是一场表演。
如果说是袁世凯策划的兵变，那么在事发的时候，袁世凯为什么会慌张到这个地步呢？
行文至此，我们也许仍然很难得出一个铁定的结论，但是我想，读者应该至少可以同
意这一点了：袁世凯在兵变当晚的言行举止，与“袁世凯谋划兵变”的指控，不但于
情理不符，而且恰恰是截然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