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师遇见大师
2026-9-6
在《知画是心：丰子恺护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中，有一张开明书店创始人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是章锡琛和丰子恺。
常言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又说文人相轻，文人无行，以及天下文人书抄书。文人之间，同行相逢，往往最容易较劲。可是大师遇上大师，却未必如此。
1924年，鲁迅开始翻译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同一时期，丰子恺也在翻译这本书。两人几乎同时动手，最后又几乎同时在1925年出版了各自的中译本。
鲁迅的译本先在《晨报副刊》连载，1925年3月收入《未名丛刊》出版；丰子恺的译本则先在《上海时报》连载，随后收入文学研究会丛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了大师，可他们的译本风格却颇不相同。鲁迅已经是成名人物，译《苦闷的象征》时，还特意写了《〈苦闷的象征〉引言》，介绍厨川白村，也谈自己的文学、美学见解。
丰子恺当时却还是译坛新人，这是他的第一部译作，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基本上就是老老实实把书译出来。若单论读起来是否顺口，丰译似乎占了上风。丰子恺的文字通俗、流畅，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鲁迅的译文则明显更峭拔，有时甚至诘屈聱牙，一句话拖上很长，读者需要停下来琢磨。
这件事甚至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丰子恺的学生季小波，同时又与鲁迅有交往。他把厨川白村的原文，以及鲁迅、丰子恺两人的译文逐句对照，写信给鲁迅谈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翻译的一些具体方面，鲁迅不如丰子恺，尤其丰译更加通俗易懂，而鲁译有些地方过于艰涩。鲁迅收到信后，居然并没有护短。
他给季小波回了一封三页长的信，承认自己的译文确实没有丰子恺的容易读，还颇为幽默地自我调侃，说自己的一些句子，大概有点像用白话文重写文言文那样的翻译。这其实很鲁迅。因为真正的大师，未必需要证明自己每一件事都比别人高明。
更有意思的是，1927年11月27日，丰子恺由陶元庆陪同，到景云里拜访鲁迅。两人谈起当年《苦闷的象征》两种译本同时问世的事情，丰子恺很不好意思地说：早知道你在译，我就不会译了！鲁迅却回答：哪里，早知道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然后又说，其实这没有什么关系，在日本，一本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
其实鲁迅再翻译这部作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丰子恺也正在翻译这本书的。1925年1月9日，他给王铸的信中就提到，自己翻译的时候已经听说丰子恺也有译本，而且现则闻已付印。但是他也知道，一本好书，本来就可以有不同的译本。一个译本有一个译本的长处，一个译者有一个译者的眼光。彼此比较，取长补短，反而能够让一本外国著作在另一种语言里获得更多生命。
这和文人相轻，其实是两回事。只是在现实世界和世俗的眼光中，鲁迅的译本被一版再版，洛阳纸贵，丰子恺的译本则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后来，丰子恺也真的成了大师。他不仅是漫画家、艺术家，也是翻译家和艺术教育家。他晚年完成的《源氏物语》全译本，更是中国现代翻译史上一部绕不过去的作品。
1965年末，丰子恺译毕《源氏物语》。只是因为时代原因，译稿没有及时出版，直到1980年才正式面世，中、下册又于1982年、1983年陆续出版。这意味着，在台湾的林文月翻译《源氏物语》之前，丰子恺早已完成了这部日本古典文学巨著的中文全译。林文月1978年完成自己的译本时，并不知道大陆已经有一部完成多年的丰译本；而丰子恺当然也不知道，台湾还有一个林文月译本正在问世。
丰子恺的译法，很有他自己的性格。他并不拘泥于逐字逐句的机械对应，而是经常把原文中中国读者陌生的日本意象，转换成中国人比较容易理解的语言。他的译文读起来流畅，甚至有一种话本小说的感觉。因此读丰译本，光源氏那些复杂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动机，往往比较容易进入读者的脑子。至少在一开始，你还来得及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而不是一上来就把光源氏按在地上骂一句：渣男。
林文月则是另一条路。她更尊重原文的结构、语气和文化背景，尽量一句一句地对应过去，不轻易替作者改写。因此她的译本对于有现代日语基础、又有一定古典汉语修养，或者从事日本文学研究的人，更有吸引力。
换句话说：丰子恺是在把《源氏物语》讲给中国人听；林文月则更努力地让中国读者去听见《源氏物语》原来的声音。
林文月后来才知道，原来在她之前，丰子恺早已完成了全译本。她对此并没有表现出所谓同行相轻，反而非常敬佩丰子恺。她说，如果自己早知道丰先生已经译过，也许会从他的译文中学到很多；但另一方面，她又庆幸自己当时不知道，因为如果知道，很可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过度依赖前人的译文，甚至把前人的不足也一并继承下来。
说起来，这两位译者之间，偏偏又有一些若隐若现的师承关系。丰子恺是李叔同、夏丐尊一脉带出来的学生。李叔同后来出家成为弘一法师，夏丐尊则是丰子恺一生极为重要的老师，成为居士。1926年，章锡琛创办开明书店。夏丏尊后来加入开明书店，成为核心编辑人物，1928年任编译所所长。开明书店后来出版了许多新文学和教育方面的重要著作，也成为这一代知识人的一个重要文化据点。而夏丏尊与鲁迅，又有另一段深厚的师友关系，1927年，夏丏尊、鲁迅等人合译的《芥川龙之介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该书由夏丏尊负责编辑。
在《鲁迅翁杂忆》一文中，夏丐尊写道：
我认识鲁迅翁，还在他没有鲁迅的笔名以前。我和他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相识，晨夕相共者好几年，时候是前清宣统年间。那时他名叫周树人，字豫才，学校里大家叫他周先生。
这不是后来人攀关系，而是两位当事人的朋友旧谊。丰子恺也有一篇散文，就叫做《悼夏丐尊先生》：
我师范毕业后，就赴日本。从日本回来就同夏先生共事，当教师，当编辑。我遭母丧后辞职闲居，直至逃难。但其间与书店关系仍多，常到上海与夏先生相晤。故自我离开夏先生的绛帐，直到抗战前数日的诀别，二十年间，常与夏先生接近，不断地受他的教诲。
所以，在鲁迅、夏丏尊、丰子恺之间，早就不是一条孤零零的关系线，而是一张文化网络。
而在林文月这一边，又牵出了另一条线。她是台静农的学生，台静农早年参加新文学运动，是鲁迅文学圈中的年轻人，与鲁迅有师友之谊；1946年赴台湾后，长期任教于台湾大学中文系，后来成为台大中文系的重要学者和教育者。在《林文月精选集》中，有篇文章叫《台先生的肖像》，林文月回忆她与台静农的师生关系：
做台先生的学生三十年了，从学生时代坐在课堂上聆听他讲课，到其后数不清次数的面对面请益或闲谈，都没有如此专注仔细地端详过他脸上每一处细微地部分。虽然较诸年轻时代的俊美，八十余岁的台先生身体已发福，面部也显然丰腴了许多，却更具长者的尊严与风貌。我重新惊异地发现，他挺直而骨肉均匀的鼻梁、炯炯智慧的眼神、厚薄大小适宜的嘴唇，和象征福寿的长耳，整个的配合，依旧是十分好看。我很少看到这样好看的老人。
她写的，是老师，也是一个影响她一生的文化人物。这么一来，从鲁迅、丰子恺到林文月，表面上看是三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大师，实际上却被一条若隐若现的文化脉络串了起来。
鲁迅与丰子恺，两个人同时翻译一本书；丰子恺与林文月，则是不约而同，隔着数十年，各自翻译同一部《源氏物语》。前一个是大师与大师相遇，后一个则是大师与大师隔空相逢。所以林文月那句每一个译者你都可以骂，没有一个完美的例子，倒是很有道理。
翻译从来不是数学题，不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可是转了一圈，三个人还都算是一家人，似乎也是前世有缘，有一样的品味、爱好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