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牵挂18年的黄金大劫案

毛主席牵挂18年的黄金大劫案
河北省

这是毛主席心中留了18年的一根刺，也是党史上极受重视的一桩悬案。
这桩案件发生的时间，是第二个临时中央开展工作不久后的1931年初冬。
临时中央在上海建立，上海那时候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十里洋场，处处都需要经费，临时中央无论再怎么节省，都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
没有钱，临时中央就无法开展正常工作，中央机关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
这起案子，就从这笔珍贵的“经费”开始说起。
120两黄金
临时中央不可能公开向外面募捐，也不可能出面筹款，只有两个办法能够最快筹到钱：
1、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
2、由苏区红色苏维埃政权拨款。
国民政府的阻挠让申请共产国际的援助困难重重，苏联的拨款不可能通过银行和邮
局，要安排专门人员送到中国。路途遥远，可能遇到的风险不可预测。最重要的是，
需要的时间少则两三个月，多则半年。
所以上海临时中央政府只能以密电的形式向正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取得联系。
当时苏区也是捉襟见肘，但对于临时中央的请求，苏区毫不犹豫地拨给了黄金一百二
十两。
当时主持苏区财政工作的正是林伯渠，在他的指示之下，黄金拼拼凑凑送了过来。
这些黄金都是零零碎碎的金首饰（打土豪抢来的），为了能够方便运输，便请了一位
瑞金的金匠将这些金首饰全部都熔了，铸成了十两一根的金条。
这些金条都被装入一口按照金条尺寸专门打造的白铜小盒子里面，盒子口用锡焊封。
完成了这一切，最重要的就是怎么运送到上海。
当时商议的路线是这样的，从瑞金出发，途经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
江，最后到达上海。
路线很长，很容易出事，要挑选精干的、对当地十分熟悉的交通员来转送，这就需要
经过多个交通员的手。
为了任务能够万无一失地完成，他们制定了一套严谨的对接方式。
对接的地下交通员每人会领到三样东西：一把钥匙、一把锁和一块验收凭证。
验收凭证是林伯渠亲自写的一个“快”字，刻在一枚棋子上面，棋子只有银元那么大。
执行任务的是7位地下交通员，每个人会分到一块，正好一人分到一个笔画。
钥匙和锁也许是可以复制的，但是这个验收凭证是怎么都仿制不出来的。
更何况，整个对接的过程也是严苛的步骤：首先，交通员的下线和上线交接之时，要
用暗语来相互确认身份；然后下线的交通员要用钥匙打开上线交通员的锁，再一次确
认身份；最后下线交通员交出手中的那片凭证。
三重身份确认，箱子才能交到下线的手上，上线会把手中的锁交给下线，然后将收上
来的凭证上交。
那么，任务完成之后，7块凭证应该全部收回来，拼成完整的字。
安排好一切之后，一号交通员就在1931年11月6日从瑞金出发，交到临时中央，大约需
要一个月的时间。
11月底，实在拿不出钱的临时中央发电向苏区询问，苏区也很着急，但到了12月22
日，临时中央已经发了5封电报，黄金还是没有送到。
1932年元旦下午，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快字的前6个笔画已经收到了，但是最
后一笔一直没有收到。
这6块送到了林伯渠面前，林伯渠确定都是原件，也就是说，黄金就是在第七个人手上
出现了意外。
就是松江到上海的这一段，辛辛苦苦走了一个月，没想到了最后一段功败垂成。
苏区政治保卫局立刻启动侦查，但也只能委托上海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员秘密收集情
报，苏区是无法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前往上海详细调查的。
上海特科人员马上开始寻找第七位交通员，可是无论情报人员如何寻找，就是无法找到。
而着急等着经费的临时中央，因为黄金的丢失，很多计划陷入僵局，无法进展，造成
了很多严重后果：
1、因为缺乏资金，九名被捕的同志无法得到营救，最终遭到了杀害。
2、原本组织已经布置好了一场大罢工，配合“一·二八淞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
罢工无奈只得取消。
3、3名伤病员急需医药费，却因缺医少药病亡。
4、4名烈士家属因为没有及时得到组织的经济救助，最终只得流落街头，后来和组织
彻底失去了联系。
因为没有这些钱，眼睁睁看着同志死去，这对临时中央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这宗案子也牢牢记在毛主席的心中。
18年后的1949年，新中国已经成立，毛主席下令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党历史上各个阶段
没有侦破的悬案，都要进行调查。
毛主席专门找来罗瑞卿，要求他来负责调查黄金失踪案。
罗瑞卿深知这个案子已经让毛主席牵挂了18年，一定要拼尽全力调查。
当年上海地下党同志们就已经调查过第七名交通员，结果没有任何线索。
那么这位交通员到底是携款潜逃了还是被劫匪所杀呢？
可疑的7号
当年挑选的7名交通员都是政治可靠，能力极强的精英，经历了非常严格的考察。
他们并不知道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背叛的可能性是微乎极微的。
上海公安局挑选了精干，成立了悬案侦查办公室，分为6个侦查组，就是为了侦破这些
历史悬案。
黄金失踪案是由第三小组负责的，组长是蒋文增，组员为徐立鼎、胥德深和邬泓。
组长蒋文增拿到档案卷宗一共就两张纸，案件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几乎没有什么有
价值的线索。
蒋文增看到这两张纸，心就凉了半截。
这张纸的最下方盖着中央各个部门的印章，可见中央对这个案子是非常重视的。
小组成员看了卷宗之后，觉得先要找到接触过这起案子的同志。
他们先去拜访了林伯渠，林伯渠对这桩悬案记忆犹新，虽然公务繁忙，还是抽空详细
向他们述说了案件的经过。
从林伯渠这里，第三小组得到了两个很有价值的线索。
1、七个交通员的具体安排是机密，只有当时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知道。
2、第一位交通员是从瑞金前往南平的，好像是姓秦，曾经给高自立当过警卫员。
可惜，邓发同志在1946年的空难之中牺牲了，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叶挺、李秀文、王
若飞和秦邦宪。
蒋文增寄希望于能够找到秦姓交通员。
高自立是江西萍乡人。曾经担任红三军政委兼军委书记，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兼军长
等职。
解放后，高自立担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居委员，蒋文增等人来拜访的时候，高自立
已经病重。
他没有办法面见蒋文增，但得知他们此行的目的之后，也给了他们一个很有用的线
索：秦姓警卫员是高自立的同乡，解放后在解放军第十三任兵团职。
蒋文增赶紧从沈阳再度奔向南宁。
蒋文增找到现在已经是十三兵团某部师长的小秦。
小秦还记得那个任务，但一直到见到蒋文增才知道箱子里面原来是120两的黄金。
小秦当年的上线是“盛福饭店”的老板，他的对外身份是饭店的员工。
盛福饭店是地下党组织的交通站，传递消息，也为组织赚取一些经费。
小秦的领导接到任务之后，就定下了由小秦完成任务。
为了能够制造小秦前往外地的理由，还为小秦人为制造了一起工伤，对外说小秦回老
家养伤去了。
小秦带着这沉沉的箱子骑马骑了6天才到达了南平。
和小秦对接的下一位交通员，小秦完全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只知道他的对外身份是南
门关帝庙的庙祝。
小秦和第二位交通员对接完了之后，对方就将一小块凭据交给了小秦。
小秦说这个庙祝和他年龄相仿，当时不过30多岁。
小秦的线索也就这么多。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当时中央保存下了前六名交通员的资料，只
不过没有第七名交通员的信息。
既然前面几名交通员都是严格按照原本的计划交接的，那么可以直接寻找第六名交通员。
中央给予的资料之中详细记录着这六名交通员的真实姓名、地址和身份。
第六名交通员名为刘志纯。
线索中断
刘志纯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篾匠。
他很清楚地记得那一次任务，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地下交通员的身份为组织效力。
因为他的上线在这次任务之后就牺牲了，他失去了和组织联系的方式。
刘志纯告诉蒋文增，黄金在他传递过程之时一切正常的。
七号交通员和他约见的地点是在“汉源栈房”，他还清晰地记得当时七号交通员穿的
是黑色的鞋子和衣服。
那天刘志纯刚刚下楼就注意到了他，他正在和人打听是否有从杭州来的人。
刘志纯怀疑这人就是他的下线，于是找机会和他搭上话，
确定之后将他带到一个房间。两人对接的过程一切正常，流程结束之后，刘志纯就将
箱子交给了他。
那人将验证的凭证交给了刘志纯。
按照纪律，两人不能多话，在严格执行完任务之后，刘志纯就立刻返回了杭州。
刘志纯记得当时看到七号交通员包里面有一张居住凭条。
回到杭州之后的第五天，有一位地下党员取走了他手中的第六枚棋子。
刘志纯以为这个任务已经顺利完成了。没想到18年来，组织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过。
杭州解放之后，他赶紧找到杭州的军管会，说了当年的事情。
军管会将他所说的记录在案，所以蒋文增来杭州寻找刘志纯的时候非常顺利。
刘志纯知道这箱子里的120两黄金离奇失踪了，也感到十分诧异。
他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说了出来，蒋文增根据刘志纯的描述，开始寻找他所说的汉
源栈房。
松江当年开客栈的并不多，笼统不过5家，蒋文增找到了汉源栈房的老板，根据老板的
回忆，当年客栈里面的账房先生或者小二，没有一个是符合刘志纯的描述的。
无奈之下，蒋文增只得用最为简单的方式，发动当地群众，回想1931年12月2日到12月
3日，有没有人带着一个奇怪的箱子，或者有亲戚突然来到家里。
当地部门配合蒋文增排查了数万人，但还是没有七号交通员的任何信息，就是疑似的
人都没有找到。
事情毕竟已经过了十八年了，又是战乱年代，颠沛流离，从茫茫人海之中寻找一个人
实在太困难。
这个案子无奈还是陷入了僵局之中。
蒋文增几个人很是失望，这条线索就这样断了。
组员胥德深提出想要去见一位老战友，他曾是松江军分区的参谋，也是胥德深的老乡。
既然千里迢迢来到山东，大家想着不如就和胥德深走一趟。
胥德深的老乡名为杜复明。
蒋文增也没想到，只是顺路拜访一位老战友，竟然让调查柳暗花明。
杜复明备下了好酒好菜招待同志们，几个人聊得很投缘，蒋文增说到今天这桌子菜做
得很可口。
杜复明就把厨子喊来和大家一起聊天，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杜复明询问蒋文增几个人来松江出差的缘由，蒋文增就将案子大概说了一下，并且说
出了他们这次来松江遇到的难题。
一起吃饭的厨子是松江本地人，听他们这么一说突然想起了什么：“松江当年还有个
专门住宿的地方，叫富春楼。”
蒋文增一听马上来了兴趣，让厨子继续说下去。
“这个富春楼其实是国民党军官们花天酒地的地方，我也曾经去那里给他们做过菜。
那里有一个专门接待军官亲朋好友的招待所，有50个床位，要比一般的客栈多。
你们之所以没有打听到，因为这家客栈条件严苛，松江本地人都不一定知道，住客必
须要得到一名营级官员的担保，才能入住。”
蒋文增听到这个线索，激动得饭都没有吃完，就赶紧起身去了招待所。
逼近真相
幸好这家招待所一直保存着从前的记录，而且来往人员简单，大部分都是军人，蒋文
增只要寻找不是军人的住客就行。
1931年12月1日到12月5日，有三个人住进了招待所。
其中两个人是一对夫妻，他们不太可能是交通员，所以剩下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了。
此人名叫梁壁纯，是上海“祥德源”药铺的药工师傅。他的介绍人是一位营长，也是
“祥德源”药铺老板的侄子。
当天“祥德源”的老板让员工梁壁纯去松江办事，让侄子做担保，梁壁纯就住进了这
家招待所。
梁壁纯是12月1日入住，12月4日离开。对上六号交通员的时间，刚好吻合！
不过，这也只仅限于猜测，还是要找到梁壁纯本人。
蒋文增火速前往上海“祥德源”药铺，想找老板郭北昌。
可惜郭北昌在1941年就去世了。
蒋文增在药店找一些年长的老人打听梁壁纯，果然得到了一些信息。
梁壁纯是嘉定人，因为为人正直，抓药又准又快，老板很器重他。
一般药铺的药物采购都是交给梁壁纯来做的，但是在18年前的冬天，梁壁纯突然离开
了药铺。
从此以后，梁壁纯再也没有来过这里，没有人再见过他。
蒋文增还找到了当年在祥德源工作的其他药工，有个药工还保存着他和梁壁纯的合影。
他说自己是梁壁纯带出来的，所以一直保存着这张照片留作纪念。
他们拿到照片之后赶紧返回杭州，向六号交通员刘志纯确认，刘志纯一见照片就认了
出来：“就是这个人，就是他跟我对接的。”
这宗悬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也就是说，梁壁纯当年取走了黄金之后不久就离开了药
铺，他很可能根本没有死，而是私吞了这些黄金。
蒋文增马上来到了梁壁纯的老家，江苏嘉定。
梁壁纯抓药的手艺很好，一定从前在某家药铺当过学徒。
蒋文增就从嘉定的药铺开始调查，果然找到了梁壁纯的师父，“积福堂”的老板陆积福。
梁壁纯果然还活着，他早已成家，还有三个子女。
梁壁纯原本住在嘉定南定门，后来搬走了，陆积福说，梁壁纯妻子的娘家还在黄渡千
秋桥堍。
蒋文增找到了当地的派出所，将梁壁纯妻子的档案调了出来。其他人也很快打听到：
梁壁纯从嘉定搬到了上海普通洋泾镇。
蒋文增重新回到了上海，没想到兜兜转转了一大圈，要找的人离他们并不远。
梁壁纯现在已经改名了，叫作申继谷，他早就已经不在药铺做生意，而是做了一名钟
表匠。
一切都好像是在故意隐瞒自己的过去。
当调查员站在他面前的时候，56岁的梁壁纯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当年的七号交通员。
梁壁纯被带到了上海市公安局，他没有反抗，也没有解释、狡辩，好像早就知道会有
这一天的到来一样。
审讯之前，梁壁纯让警方先去一个地方取一件东西。
在他家中的灶膛里面，警察挖出了一个陶瓷罐子，里面是一份证明文件。
被劫的黄金
梁壁纯说出了当年的真相。
他是中央直接领导的秘密交通员，那次收到任务之后，梁壁纯并不知道箱子里面是什
么，但他收到的命令是安全、快速完成任务。
领导叮嘱他的时候十分严肃：“人在物在！物丢，要掉脑袋。”
梁壁纯从前接受任务从来没有过这样重要的任务，也正是因为领导的这句话，让他做
出了一生之中最为后悔的决定。
1931年12月4日，梁壁纯带着黄金离开松江，严格按照组织提前的计划，绕道青浦走水
路前往上海。
吴淞江在战乱年代是强盗出没的地方，这些强盗白天该种田种田，该做小生意的做小
生意，但是到了晚上就在吴淞江做抢匪。
梁壁纯去上海要经过青浦县的白鹤镇，这里最为危险。但梁壁纯路过那里的时候一切
都很顺利。
吴淞江的强盗也有自己的“行规”，不抢官船、客轮、邮船；不抢郎中、邮差教书先
生、乞丐和老弱病残；也不得对妇女儿童下手。
一旦触犯了“行规”，他们会受到内部的处分。当时梁壁纯选择乘坐的“小火轮”就
不属于强盗抢劫的范围。
好不容易走过这一段，梁壁纯松了一口气，叫了一辆黄包车直接去法租界住处之时，
却遭到了抢劫。
车夫看起来是个老实人，又是大冬天，看到梁壁纯的时候可怜兮兮说：“先生，天太
冷了，到法租界又远，您可怜我们穷苦人，赏个六七角吧。”
梁壁纯急于完成任务，也觉得底层人民生活不易，爽快答应了。
那时候是早上六点钟，天色没有亮，路灯也很昏暗。
梁壁纯近视，没有看清楚车夫的脸，在上车后没有两分钟，就被那个车夫用纱布巾捂
住了脸，梁壁纯顿时就失去了知觉。
梁壁纯醒来之后已经是18个小时之后了，那个抢劫了他的人把他送到了附近的旅馆里面。
他醒来之时脑子还迷迷糊糊，第一件事就是挣扎着起来翻看自己的行李。
所有的东西都在，只有那个箱子不见了。
梁壁纯在接到这个箱子的时候，就已经猜到了是黄金，毕竟那么小的体积，又如此之重。
这样重的黄金，是多少钱啊？
领导都说了“人在货在”，人不在就等着掉脑袋。
梁壁纯不敢直接找组织说实话，他心中有着强烈的罪恶感，对不起组织的重托。
他还怕自己回去根本解释不清楚，如果被认定是内奸，被认定是他自己把黄金私吞
了，那必定是死路一条。
梁壁纯退缩了，他明知道如果及早报告上级还是有可能找到箱子，挽回损失。但他不
愿去冒险的，当时就决定逃跑。
他问旅馆的茶役：“你们这是哪家旅馆？”
茶役说：“曹家渡大旅社。”
梁壁纯严肃地让茶役赶紧将老板叫过来，茶役说老板不在店里，梁壁纯怒道：“发生
事情之大，别说是你们经理，就是你们老板也负不起这个责任。一不留神，上海滩就
不会有曹家渡大旅社了。”
茶役被吓到了，马上去找经理乐书秋。
乐书秋急急忙忙赶过来，梁壁纯开门见山告诉他，他丢失了一箱黄金，有一百两以上。
乐经理一听也吓坏了。梁壁纯要求旅社给他出具一个书面证明，为他证明是劫匪把他
送到了旅社，他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之下丢失了黄金。
乐经理不敢不出这份证明，他开门做生意，如果传出自己店里丢了一百多两黄金，他
的店自然是逃不过的。
如果梁壁纯一口咬定旅社和劫匪有勾结，他们想要自证清白，也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
和财力。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乐经理就给梁壁纯写下了这份证明：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五日晨六时零七分，两个穿深色棉衣的年轻男子领着一辆黄包车来
到敝号，车上坐着一个浑身散发着烧酒气味的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男子。
茶役王老三把来人迎进门，在门外帮着把黄包车上的两件行李取下，一是旅行袋，一
为小皮箱，后者有点儿沉。穿风衣的男子向账房先生章依发登记单人房间两间，时间
为一昼夜，预付了房钱。另一男子和车夫将醉酒男子抬进一楼三号房间，该男子留下
入住对面的四号单人房间。风衣男子即携小皮箱坐黄包车离开。
醉酒男子醒后称其名叫梁壁纯，丢失褐色小皮箱一个，内有百两以上黄金；又出示船
票称昨晨其刚乘坐青浦至沪的小火轮抵达曹家渡码头，雇乘黄包车欲往法租界寓所，
黄包车经曹家渡木桥时突遭袭击，昏迷中被匪徒掠入曹家渡大旅社。
旅社在这份证明上面每一页都盖了章，账房和经理都亲自签名。
梁壁纯走的时候还叮嘱乐经理，这件事谁都不能说。如果将来有人来主动询问，也要
说出“念漆”（因案件在阴历十月廿七，“廿七”与“念漆”同音）的暗号，才能说
出真相。只要旅社这么做，可以保证旅社的安宁；如果不这么做，就会被当作劫匪同
党一同处置。
乐经理知道其中利害关系，连连答应，他也确实遵守诺言，确实一直都没有说。
梁壁纯这么做是为自己铺后路，之后他就匆匆忙忙离开。
他想起当年在浦东洋泾镇有一座破庙，庙里唯一的一个老和尚和梁壁纯谈得来。
有一次，梁壁纯执行秘密任务的时候曾经去庙里躲雨，当时就想过如果在执行任务之
时出现了意外，这里可以暂时作为栖身之地。
梁壁纯为了躲风头去庙里面做了两年的居士，老和尚去世的时候还给梁壁纯一笔钱。
梁壁纯一直逃避过去，从寺庙里出来之后也不去抓药了，而是凭借着从前学的修钟表
的手艺给人修理钟表。
9年之后，他才敢把全家人接来这里定居。
梁壁纯拿出那张证明，说明了当年的实情之后，蒋文增将情况告诉了上级领导。
组织很快下达了处置意见：先留置，生活上可以给予优待。
那么黄金到底在哪里？18年前梁壁纯连劫匪人长什么样都没看见，18年后还可能找到吗？
离奇的梦
梁壁纯的线索也并不多，只知道是在曹家渡桥头被抢劫。
抢劫的人是早早就盯上了梁壁纯，还是正巧抢劫到了梁壁纯？
3月6日，小组成员聚在一起重新梳理案情。
和这宗案子有关的梁壁纯对劫匪一无所知，和劫匪接触过的旅店经理和茶役，18年前
的记忆也已经很模糊了。
第三小组只能找到民国时期当地的老刑警，老刑警建议他们去找找那些在建国前有过
抢劫、盗窃案底的在押犯询问线索，这些罪犯被关在提篮桥监狱，在建国后已经判刑。
蒋文增带着人去了监狱，提篮桥监狱收到协查通知之后，对在押犯进行了宣讲，只要
是知道1931年黄金抢劫案线索的都可以举报，算作立大功的表现，可以减刑甚至提前
释放。
但过了三个星期，这些罪犯提供的线索都没有什么用处，侦查员一条条查了很久，还
是无功而返。
正在大家想着换个方式重新寻找线索之时，竟然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
曹家渡大旅社的乐经理突然来到公安局找蒋文增。
自从侦查组找到曹家渡大旅社之后，乐经理一天晚上和职工裘青聊天说起了当年的案
子，裘青说晚上做梦都是当年的场景，甚至还能看到那个强盗作案之时黄包车的牌
照，号码是300169。
乐经理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儿子，儿子曾经在海外学医，突然想到裘青梦里的场景可能
是对当年案件的还原。黄包车的牌照很有可能留在了裘青的潜意识里面，最近发生的
事情激发起他的回忆，梦到的也许就是事实。
乐经理听儿子这么说，觉得他说的靠谱，就马上找到侦查小组。
侦查小组已经失去了有用的线索，听了乐经理的一番话之后也很感兴趣。
但他们毕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没有接受过国外的那套心理学教育，就向市局技术
处的老专家请教。
老专家说国外确实有这方面的研究，也曾经运用在实际的案件侦破之中，并且也有成
功的案例。
侦查组想要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300169牌照的黄包车。
在当时的上海，牌照上的数字有着特殊的含义，30也就是1930年的意思，0169就是
1930年发的第169块牌照。
抗战胜利之后，法租界的档案交给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上海解放之后，资料到了
上海市公安局手中。
市公安局调出这些资料，查了两天，终于找到了300169的车主，名为曹胜林，是北京
租界“云间舞蹈学校”的老板。
曹胜林说这黄包车的确是自己的，他从没有给别人使用过，是自己的私人用车。
那么，能和这辆黄包车有关的就是曹胜林的车夫老凌。
解放之后，老凌现在是人力车行业工会的脱产委员了。
经过调查，他没有作案的动机和时间，所以这个线索也断了。
难道裘青真的是记错了吗？
劫匪伏法
侦查员决定继续调查全市二十多家看守所的人犯。
之前专案组找旧上海的老刑警开座谈会，有一个50多岁的老刑警曾丰没有来。
因为唯独漏了他一个人，公安局的便衣警察就将他带走了，他解释说自己正在因病休
养，但公安局觉得他身上还是有疑点，就暂且将他送到看守所里面关着。
曾丰进了看守所之后，那些小偷小摸们听说他曾经是个警察，都来找他唠嗑打发时
间，听他吹嘘当年的稀罕事。
1950年5月10日，这些犯人们提到了曹家渡的黄金抢劫案。
曾丰是老刑警了，他说：“这个案子离奇的很，当年丢了这么多黄金，足以轰动整个
上海，竟然没有报案，而是过了18年由共产党在调查，拖到了解放之后，一定非同小可。”
没想到这个时候，同监狱一个强奸犯偷偷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询问：“都说坦白从
宽，可以将功折罪，立大功受奖，如果我有黄金抢劫案的线索，算立功表现吗？”
曾丰一听眼睛都亮了起来，连忙说：“这是自然，你提供线索是立功啊，肯定有好处的。”
这名罪犯名为冯安宝，他觉得那个可疑的人正是自己的表哥吉家贵。
1931年，冯安宝才15岁，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家里是开机修厂的，生活条件很好。
冯安宝从小就是个纨绔子弟，沾花惹草，在外面受了欺负就找表哥吉家贵帮忙。
吉家贵会武术，家境远不如表弟，时不时会来表弟家里蹭饭，有时候一住就是十天半
个月，常常怂恿表弟给他钱。
不过冯安宝和表哥关系要好，也不把这些钱当回事。
冯安宝的爸爸有一辆私人黄包车，在1930年，换了一辆崭新的进口新车。
于是这辆私人黄包车就成了冯安宝和表哥拿来拉着玩的玩具，吉家贵还找了两个兄弟
小克和阿古，一起来拉车。
耍了两个月，阿古就十分熟练了，拉起来完全像一个职业车夫。
12月的某天，吉家贵将这辆车擦得干干净净送回来，从此以后对拉车再也没有了兴趣。
吉家贵原本在舞厅看门，1931年舞厅倒闭了，吉家贵就暂时住在冯安宝家里。
这一住就是两个多月，但12月就突然走了，再也没有来冯家住过。
冯家宝听闻表哥后来开了一家吉家欢南货店，生意很好，还在城隍庙旁边开了一家分号。
冯安宝却不成器，成天吃喝玩乐，结果前一阵子被人告强奸关了起来，判刑至少10年。
曾丰办案经验也是相当丰富，听冯安宝这么一说，马上就和案子的几个主要节点联系上。
他带着冯安宝直接找到看守所所长举报，专案组迅速审问了他们。
侦查员听了冯安宝的描述之后，询问他：“你家那辆黄包车到底是什么牌照？”
冯安宝说：“公共租界工部局发的大牌照，号码是300196。”
侦查员又惊又喜，没想到就这么对上了。
裘青的数字并没有记错，但是18年过去了，最后两位数字从“96”记成了“69”。
如此，几乎可以直接断定，吉家贵就是黄金抢劫案的主犯。
上海市公安局连夜将“吉家欢南货店”的老板吉家贵逮捕。
多年过去了，吉家贵还留着当年的白铜盒，警察轻而易举从他家中搜出来。
梁壁纯和刘志纯都辨认过，这就是曾经经过他们手的那只盒子。
吉家贵见事已至此，交代了当年抢劫的过程，他是主犯，刘阿古和庄克是同犯。
当年他们想要做几票弄点钱开店，没想到第一次抢劫就抢到了一百二十两黄金。
他们也怕东窗事发，所以每人分赃四十两之后再也没有联系。
吉家贵在抗战胜利之后偶遇阿古，得知小克已经死了，阿古正在北京路经营一家五金
商行。
1950年5月12日，阿古被逮捕，家中还有黄金首饰十四件，全部没收。
庄克生前拜上海青帮杜月笙为师，后来在戴笠手下谋事，死于抗战，被国民政府追认
为烈士。
庄克离家之前曾经给父母留下20两的金条，父母主动交出。
1950年11月，吉家贵和刘阿古被判处死刑，立刻枪毙。
而梁壁纯因为玩忽职守等罪名，被判处十年。
这场错综复杂的大案，终于在18年后以这样离奇的方式顺利告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