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其人及被捕前后

向忠发其人及被捕前后

吴基民

向忠发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绕不开的一个人物。他是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大家习惯称之为总书记。在多事之秋的1931年6月22日被捕、叛变，24日去世。在最新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中，关于他的被捕只有两句话：“6日，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两人（指向忠发与同年4月被捕叛变的顾顺章——笔者注）的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长期以来，对于向忠发的评论是相当刻薄的。因为工人出身被说成“流氓无产者”；因为文化程度不高，被说成“大字不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因为在法租界伪装成古董商人，被说成“追求个人物质享受，大搞特殊化”；因为他是“古董商人”，与一直做娘姨的发妻不相般配，顾顺章给他找了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杨秀贞结婚（此刻周恩来不在上海，一般工作由政治局委员关向应主持，此事经关同意。——笔者注），被说成“吃喝嫖赌什么都干”，“找了个妓女做老婆”，甚至“贞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其实这么刻薄的评判一个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担任了三年最高领导职务的人，本身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轻慢。那么向忠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被捕前后究竟又发生了些什么？

一、向忠发其人

1880年向忠发诞生在湖北汉川城隍庙向家台一个贫穷的家庭里。但作为家中长子，父亲咬着牙让他读了5年私塾。这个文化程度在当时的工农劳苦大众中是相当难得的。以后当过学徒，做过帮佣，干得最长的是水手，由于长期在长江流域打工，对武汉三镇的情况十分熟悉。1922年汉阳铁厂工会成立，他任副委员长；不久汉治萍总工会成立，他又任副委员长的。年底由许白昊、施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2年笔者大学毕业，分配在中央上海市委统战部搞落实政策工作，曾接待参加过中共六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的纺织女工出身的张金保，她对向忠发有这样的描述：文化程度不很高，但能断文识字，自己起草文件；口才极好，拿着一张写了几条提纲的报告纸，能滔滔不绝的做几个小时的报告；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出了事能自己担当，在工人中有较高的威信„„我以为张金保这样的评述，是正确的。

1925年1月，向忠发赴上海参加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25年，国民党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很快进入湖北。1926年10月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向忠发任委员长，担任副委员长的是以后在中共党史上赫赫有名的刘少奇、项英、李立三。总工会成立不过一个月，武汉三镇的工会从13个猛增至270个。有组织的工人达数十万，工人纠察队有几千人。此刻向忠发的威望达到顶点。凡有较大的集会向忠发必定参加；凡是向忠发参加的大会，向必定演说。1927年初，武汉各界40万人举行集会，追悼鄂赣地区死难的工人领袖，几十万工人更是喊出了“向忠发，好样的，无愧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儿子！向忠发，不要怕，为我们工人干事，工人的子孙都会记得你！”（见《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一代中共领袖》及《问鼎天下》两书）

1927年4月27日，向忠发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史称八七会议），没有出席会议的向忠发以全票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晓得，从党的诞生不久，一直到1943年，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共产国际麾下的一个支部。向忠发开始进入共产国际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的法眼，得益于这一次活动。为了举办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中共工农代表团前去祝贺。顾名思义领导人自然必须是工人出身。原本最合适的人选是广东海员工人出身的苏兆征。他是八七会议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不巧此刻苏兆征正在生病，于是便由向忠发担任了团长，副团长为同样是工人出身的李震瀛。向忠发一到莫斯科，就协助共产国际平息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留学生的学潮。他态度之坚决，行动之迅捷，手段之灵活，深得斯大林、布哈林的喜欢。1928年2月，向忠发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会议。向忠发与李震瀛以中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获大会通过。斯大林和布哈林亲自出席了2月21日的大会，听取了向忠发的大会报告。

由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的失败，中共党员从最高潮的6万人，一下子锐减到1万多人，革命由高潮转落到低潮。斯大林与布哈林认为中共革命由知识分子领导不行，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领导层也要作相应的改变。中共中央决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布哈林指示要不惜一切牺牲，不惜一切代价从中国各地挑选80至100名工人护送到莫斯科参加大会，结果到了81位，由于中间不少人参加过暴动，以至于周恩来愤愤然地说：“来了暴徒一大堆。”但向忠发完全摸清了斯大林的心思，他在向斯大林的报告中，几乎每一次都提到：“当前中国党内的最大问题在于：存在着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带有小资产阶级色彩的高级领导者互相争权夺利。解决这种问题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巩固它„„”而种种迹象表明，斯大林与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已经准备拿向忠发来取代瞿秋白，张国焘等大知识分子了。

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一个白色庄园里召开，开幕式与闭幕式均由向忠发主持。共产国际的意图一目了然。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36人中，有21人为工人出身。在然后举行的六届一中全会上，根据共产国际提出的名单，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党内习惯称他为总书记）。从他担任中共的最高领袖到被捕叛变，正好3年。

二、向忠发其事

在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3年里，有几件事是很值得一提的。

1928年9月，向忠发等陆续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以后，他借口党中央常委蔡和森在处理中共顺直省委时，犯了严重错误，便将他撤了职，由原先担任候补中央常委的李立三担任了中共常委兼宣传部长。

李立三革命意志坚定，但脾气火爆，将革命也看得过于简单，急于求成。笔者曾采访过上海文史馆馆员、著名的翻译家，曾在中共六大担任过翻译的杜畏之时，他曾披露过这么一个故事：六大期间，斯大林曾集体会见了参加六大的中共负责人。斯大林在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时精辟地指出：中国革命现在还是低潮而不是高潮，但正走向高潮„„但李立三却血气方刚，抢着说：“中国革命还是处于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望了他一眼，摇摇头。他拿了张纸，用红笔画了两个波浪，指着波浪的低处说：“中国革命正处在这个地方，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但别把这浪花当成高潮。”

1930年前后，蒋介石与各地的新军阀为争夺中国的统治权展开了激烈的战争，共产党的生存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于是李立三误判了形势，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向忠发全力支持李立三，在会议的总结时讲：“我完全支持立三同志的报告，立三同志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单这么讲还会给人一种向忠发不过是李立三傀儡的感觉。其实在“立三路线”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向忠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向忠发有一句名言：“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就可以说是革命高潮到了。”他真正是“立三路线”的大靠山。

1930年7月16日，向忠发代表中央签署了致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提出了要在南京、武汉等大城市举行暴动，在上海举行总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请求共产国际批准。

8月5日，向忠发又代表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主席团写报告，说中国的武装暴动条件正在成熟，再次要求国际批准。并请求国际动员各国共产党支部予以支持。还要求苏联放弃五年计划，筹备战争。对此，共产国际当即复电不予同意。

8月8日，向忠发赤膊上阵，写了《中共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给斯大林的信》，请求斯大林批准他的盲动计划。斯大林不予理睬„„

其实从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开始，几乎每一项决定都遭到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反对。负责与国际远东局交涉的李立三在受到当时远东局的负责人罗伯特的批评时，暴跳如雷，说这种“强奸式的批评，我们绝不能接受”，“一定要来个政治上的抗议”。他要求向忠发给正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写信，向共产国际说明情况。

向忠发随即给周恩来写信，说罗伯特“总是在许多细小的技术问题上吹毛求疵，搞得中央不胜其烦。”

1930年7月底，彭德怀指挥的红军打下了长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一片欢腾。谁曾想到，共产国际紧急来电，断言中国革命主观上力量太弱，全国暴动计划纯属盲动。李立三、向忠发难以接受，从8月1日至3日中央政治局接连开会，李立三疯话连篇，要求国际必须采取进取的路线。甚至提出“苏联必须立即开始准备进攻满洲”，“外蒙必须立即开始准备出兵中国华北”„„而向忠发更是直截了当的批评共产国际，称“如果中央机械地忠实地执行国际的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使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成为“革命的罪人”。

8月5日，共产国际来信，明确指出：“李立三犯有反对共产国际的严重错误。”向忠发倒是保持了他一贯的风格，反而指责国际远东局挑拨中国党的纠纷，破坏党的统一„„

8月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召开联席会议，向忠发一上来就连连发问：“远东局是否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依然存在？是否承认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领导中国革命？是否认为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已经破产？”敢于这么直截了当地责骂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在中共党的历史上唯有向忠发。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他痛斥远东局秘书杰克说：“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更是大声威胁罗伯特：“我是以国际执行委员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资格来这里讨论工作的。不是来讨论这些无原则的争论的，更不是来听那些不负责同志（指秘书杰克）的发言的。”闹得联席会议不欢而散。（以上引文，均见《六大以来》一书）

但形势很快就急转直下。蒋介石迅速调大军回防长沙，仅仅几天时间红军就撤出长沙。李立三领导的暴动，兵变、罢工、游行„„都先后失败，损失惨重。奉共产国际指示，在莫斯科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瞿秋白先后于8月19日、8月22日回到上海。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撤去了李立三的职务，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共产国际调李立三去莫斯科，李立三一下子坠入深渊。共产国际还不放心，于1930年末又派米夫来上海，并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瞿秋白、周恩来等都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判，唯独对工人出身的向忠发网开一面，米夫还在四中全会前后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两次提到向忠发。米夫讲：忠发、锡根（徐锡根）、向应（关向应）、温裕成他们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我们现在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能纠正自己的错误。„„随着王明一伙的崛起，依然担任着总书记的向忠发便多次作了检查，撇清了与李立三的关系，说自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文化程度也不高”，很快便消沉了下去。

但是，消沉下去的向忠发还是做了两件事。而这两件事恰恰都和毛泽东有关。

随着红色根据地的发展以及上海环境的日益险恶，中央决定加强对各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力量。1931年2、3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张国焘从莫斯科来到上海。在安排张国焘的工作时，王明、周恩来等一致意见想让张国焘到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但向忠发不同意，他认为已经派项英到江西去了，张国焘还是去鄂豫皖苏区为好。更重要的是，从党的一大开始，张国焘就和毛泽东不和，“一山容不下二虎”。于是张国焘与陈昌浩等改赴鄂豫皖。顾顺章便是完成了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后逗留武汉，被捕叛变的。没想到张国焘赴鄂豫皖后，借“肃反”之名，大开杀戒，杀害了数万忠贞的共产党员，除徐向前外，原苏区领导班子的成员几乎全部杀光。如张国焘去江西，性格倔强的毛泽东堪忧。

从1929年开始，中共中央就决定在江西中央苏区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苏准会”长设上海。随着中央苏区的日益壮大，中共中央决定于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那么谁来担任苏维埃主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讨论主席人选时，几乎大家的一致意见由向忠发担任，“除特生（向忠发在党内的化名）外，没有别的人。”连张国焘（他是4月1日离开上海的。当时他尚在上海——笔者注）也认为“在全国威信上，还是特生好。”但向忠发认为，自己在上海，又不去江西，于是提出“我觉得泽东可以做主席”（中央档案局藏中心档案，全宗号514，目录号1.卷宗号821）。其实当时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已经很不得志，处处受排挤。但由于向忠发的力荐，这一提议获共产国际批准。当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第一次喊出毛主席时，连毛泽东自己都觉得非常意外。

三、向忠发被捕前后

1931年4月24日，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周恩来当即布置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大转移。向忠发从他法租界善钟路上的居所搬了出来，住进了小沙渡路上周恩来的居所。他新婚的妻子杨秀贞与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一道被安排住进了静安寺边上的旅馆。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悄无声息。但暗流却在地下涌动。

顾顺章在南京听到他原在红队的助手陈莲生讲，没抓到周恩来与向忠发，随即吩咐陈莲生再去上海，将由他安排的在向忠发家帮佣的小广东抓了带到南京来。顾顺章问小广东：你晓得杨秀贞去哪儿了？小广东回答说不知道。顾顺章问：那你晓得有什么办法找到她？小广东想了下回答：先生给太太做了身旗袍，料子很考究的，送到苏广成衣铺，但还未缝好„„顾顺章晓得了。他知道杨秀贞喜欢漂亮，又很节俭，她一定会去拿这件旗袍。他吩咐手下将小广东软禁起来好吃好喝；又吩咐陈莲生带几个人到上海，24小时盯着同样在善钟路上的苏广成衣铺，等杨秀贞露脸，只要找到了杨秀贞，一定能抓到向忠发。几个星期以后，杨秀贞果然在苏广成衣铺露脸取走了旗袍。

密探从善钟路蒲石路一直跟到静安寺，一不留神将杨秀贞跟丢了。顾顺章将陈莲生臭骂了一顿，叫他一定派得力助手将静安寺附近的几家车行都控制起来。他知道向忠发来看杨秀贞一定会在车行里要出租车。

此刻上海已经很不安全，周恩来已经在安排将向忠发转移到中央苏区去。当交通路线安排妥当，已经快6月下旬。向忠发同意去江西瑞金，但一定要和杨秀贞再见上一面。周恩来答应了，但关照他一定不能过夜。6月21日下午，向忠发匆匆赶到静安寺边上的旅馆，见了杨秀贞，他没有遵守对周恩来的承诺，住了一夜。

6月22日上午9点许，向忠发走进静安寺对面的英国人开的“探勒汽车行”要车，被车行的会计叶荣生认出来了。他在中华互济会工作过，听过向忠发的报告。更重要的是他看到来人左手只有4个手指，向忠发年轻时当水手，赌博成瘾，为了戒赌，他砍去了一根手指。向忠发见大事不妙，拔腿就跑，但没走几步，即被暗探与巡捕抓获。

1931年6月23日《申报》刊登远东社的消息，是这么写的“向忠发共党首领，于昨日上午9点三刻在法租界善钟路被捕，当送嵩山路捕房，旋解卢家湾政治部。闻警备司令部以该犯为共党首领，刻已派员提引。”

据活了110岁的上海市政府参事局参事黄慕兰在晚年发表的自传《黄慕兰自传——最美红色女“特工”亲述》一书中说：1931年深秋一天的下午4点光景（向忠发被捕在6月22日，应为初夏——笔者注），她与大律师陈志皋在东海咖啡店喝咖啡，与陈的好友时任法租界巡捕房的翻译曹炳生那里获悉了向忠发被捕的消息。曹还说了句：这个家伙真不中用，坐上电椅，就吃不消，招供了„„黄借故推托了与陈吃饭看电影，把情况报告了潘汉年，由潘通知康生（当时叫赵蓉，康生是他去莫斯科后才用的——笔者注），由康生报告了周恩来„„笔者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次采访黄慕兰，并在《黄定慧，一个经历了三次婚恋的奇女子》一文中，与《上海1931》一书中关于向忠发被捕的这一章节中，都采用了黄慕兰的这一说法。从近年来笔者掌握的史料来看，似乎有点问题，黄慕兰至少不是第一个向周恩来通报向忠发被捕的人。

据当时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江苏省委书记的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记载：6月22日中午，中央政治局正在召开一个重要会议，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胖子”，突然向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耳语了一阵，周恩来大惊失色，匆忙宣布散会，然而对王明讲：向忠发被捕了，关在法租界巡捕房。王明讲：那要千方百计，全力营救。周恩来让“胖子”找来了潘汉年，让潘立即拿了一个存有5万银元的银行存折（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买两套独居石库门住宅还绰绰有余——笔者注）给杨度，让他找当时担任法租界华人董事的杜月笙帮忙：最好能够保释，至少不要被引渡。2小时以后潘汉年回来了，把5万大洋的存折原数退回。并转达杜月笙的话说：抓向忠发的是南京方面直接派来的，现人就在向的身边寸步不离。租界当局说先要审一审。但引渡不过是个手续问题。结果，向忠发应该是6月23日凌晨1点过后被引渡至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距他24日凌晨3、4点钟去世不过26个小时。 向忠发被捕后最先供出的是居住在静安寺旅馆里的杨秀贞与陈琮英，当时陈琮英还带着一个孩子。陈琮英说自己是一个乡下女人刚刚来上海，什么都不知道。杨秀贞晓得与他同居的向忠发是个共产党大官，但一问三不知，巡捕打了她一顿，她也没说，因而周恩来在1972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说：向忠发的贞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在22日晚上又供出了自己的住所，关键这里也是周恩来与邓颖超的住所。此刻周恩来已经转移到英租界福州路江西路口英国人开得都城饭店。在许多传记作品里都讲：当天晚上巡捕们押着戴着手铐脚镣的向忠发亲自来到小沙渡路上的周恩来住所，拿着钥匙开门而入，结果一无所获„„在上一世纪出版的《邓颖超传》一书中没有记载向忠发开锁进门这一细节，但加上了周恩来亲自到小沙渡路后头的高堤上，查看自己家灯光动静的这一细节„„笔者认为，这天晚上向忠发、周恩来先后出没在小沙渡路周的住宅这一细节，均不是事实，因为这不符合常理。但向忠发肯定供出了周恩来的住所地址，也一定晓得从早上9点多自己被捕到夜里，经过10来个小时，周恩来肯定转移了。如果这么长时间周恩来还懵懵懂懂没有转移，那就不是周恩来了。但向出卖了周，这是事实。

向忠发第三个供出的是戈登路（今江宁路1141号）恒吉里中共中央保管文件的地方。机关的负责人是张纪恩与他的夫人张月霞。向忠发应该晓得，1天以前即6月21日，中央刚刚派特科成员浦化人与徐冰将机关里所有的文件装了两个大箱子搬走了。据张纪恩回忆：6月23日凌晨1点，有人敲门，门敲得很急。张纪恩打开房门，公共租界戈登路巡捕房的巡捕带着中国巡捕与几个探员冲进门来，他们上下搜查，一无所获，只好将张纪恩、张月霞带走了。两人均未吐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结果因将房子租给了共产党有所失察，张纪恩获刑5年，张月霞关了半年就放了出去。

此外，向忠发知道已经被捕但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向忠发的秘书余昌生、发电厂工人领袖乔生发等均在狱中安然无恙，以后或保释出狱或无罪释放。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的众多机关与负责人，当向忠发被捕后周恩来便通知他们紧急转移。知道他们在上海情况的仅周恩来、向忠发，还有王明等3、4个人。远东局领导十分紧张，据罗伯特回忆：整个机关足足“停摆”了一个多月，他本人也在8月初回莫斯科，但全部安然无恙。这种颇为奇怪的现象，当笔者在采访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央白区整个交通工作的黄平后，似乎有点明白了。他对笔者讲：怕受刑，怕被打得体无完肤，我在北平被捕时（1932年），先是摸电灯泡自杀，没有成功。然后就自首变节，交代了几个看似机密，实则无关痛痒的地方，蒙混过关„„据他的回忆录《往事回忆》中写道：他交代的地方有刘少奇的住所，但黄平晓得1、2天前刘少奇就搬走了。因而黄平被捕自首变节已半年多，共产国际还怀疑他的被捕是国民党造谣！黄平的经历似乎也符合向忠发当时的情景。在当时信息非常不流通的情况下，许多人都不知道向忠发被捕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因而当向忠发被捕死去后整整两个月，中共中央在瑞金还召开了纪念大会。宣布8月24日至8月30日为向忠发通知纪念周。并在报上发文：要为向忠发向国民党讨还血债！难怪张纪恩文革前后两次撰文在向忠发是否为叛徒一事上提出过质疑。（详见19179年党史资料丛刊第一辑张纪恩文《周恩来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断》一文——笔者注）中央也是一直到1967年初毛泽东问起周恩来时，毛泽东才确定向忠发为叛徒！

6月23日凌晨1点多，向忠发从法租界捕房被引渡到龙华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当时担任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的是熊式辉中将。熊式辉是蒋介石的亲信。1928年9月他率领精锐的第5师进驻上海，并以师长的身份兼任警备司令。1930年12月9日，蒋介石任命熊式辉担任江西国民党剿共总司令部参谋长，但他淞沪警备司令的职务依然保留着。现在历史著作写到这一段都是这么讲的：6月22日晚熊式辉将军电致在庐山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共党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捉„„蒋介石随即回电：就地处决；23日熊又致电蒋：向已归降中央„„，蒋回电：暂缓处决„„但蒋的第二份回电不知被什么人压下了几个小时，于是向忠发6月24日凌晨被枪毙了。距他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不过26个小时。从他被捕到去世仅仅40多个小时，连两天都不到！黄慕兰的回忆录《最美红色女“特工”亲述》也采用了这个说法。

但现在看来这样的结论似乎有非常大的问题，因为熊式辉并不在上海，他恰恰就在庐山，在蒋介石的身边。熊式辉长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近些年根据他的日记出版的《熊式辉回忆录》是这么写的：1931年6月18日：余骨伤甫愈，挟杖赴赣就兼任司令部参谋长；19日抵南昌部署；22日总司令抵南昌；25日总部令何应钦为剿匪前报总司令„„在他长愈40万字的回忆录里，只字未提向忠发三个字。但却对6月15日被捕，7月中旬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要员牛兰，留下了许多笔墨„„因此可以断定根本就不存在熊式辉一致蒋介石，二致蒋介石这么两封电报。

向忠发被捕时，已经51岁了，被捕到去世共46小时，没有一分钟休息过。据曹炳生所言，他亲见向忠发在巡捕房里已经上了一次电刑。据张纪恩在他的回忆中讲：他被捕被带到龙华监狱后，国民党上海军法处首席法官蒋怀素曾向他出示过向忠发上电刑的照片。这么看来，向忠发被捕后，至少上了2次电刑。同时蒋还给他看过向忠发亲笔写的交代：那是用毛笔写在毛边纸上的，约二、三页。根据向忠发的文化程度，被捕这么些时间，用毛笔写字，大概也就这么几页纸。由于向忠发的交代没有使国民党军警有什么重大收获，于是一再施刑，处置不当，就这么将向忠发弄死了„„

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被捕仅46个小时就被处决，这完全不是国民党的处事方式，完全不符合常理。国民党中统负责人，负责全权处理顾顺章一案的徐恩曾在他晚年的回忆录《暗斗》一书中写道：向忠发被捕还来不及送到他那儿就死了（怎么死的，他没提——笔者注）“这样的处置，对我的工作的开展上，实在是重大的损失„„”

向忠发被捕后，已经当了叛徒，确凿无疑，最直接的证据，王明回忆录上提到过。据王明说：当时营救没有成功，还是找到杜月笙，请他寻到法租界巡捕房的头目陆连奎，将向忠发的口供抄下来。没几天，陆连奎将供词抄件送了过来：向忠发的供词写在毛边纸上，共三页纸，主要内容，一是请国民党宽恕；二是讲自己是挂名的总书记，实权在周恩来、陈绍禹（王明）手上等等。但1933年10月由中统特务机关出版的《转变》一书中，却刊登了数千字长的《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转变》一书汇集了中共叛徒与变节分子的自供。由中统特务机关编辑而成。主要为了渲染国民党对自首变节分子政策的正确，渲染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

向忠发自供，包括十个部分，提纲是这么写的：

一、 国际——国际共党（即共产国际）驻东方部负责人；

二、 中国——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三、 特务委员会（即特科——笔者注）

四、 苏区负责人（开列了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一直到海南岛各苏区的状况，及负责人名单——笔者注）

五、 李立三已经送到莫斯科了；

六、 各地上层负责者；

七、 各地实际情况；

八、 军事（开列了各根据地红军七个军的人数、状况及负责人名单——笔者注）

九、 共党经济来源；

十、 附记 „„

这么洋洋洒洒共3千多字，向忠发根本不可能在移送到淞沪龙华警备司令部仅26个小时内完成的。按照常识判断，这一定需要将向忠发移送到牢房后，过上正常的生活，完成从共产党总书记到叛徒这么一个橘色的巨大转换，才能静下心后写得出来的。因而当时就有人认为向忠发的所谓自供是顾顺章伪造的。向忠发所谓自供，起首就讲到当时还关在狱中的关向应、余昌生等，这几位党的重要干部向忠发都熟悉，但没过多久均保释出狱。如果自供是真实的，那为什么当时就没有按图索骥把关向应等人一一抓出来，枪毙了事？

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个所谓自供状是伪造的。现又有人撰文提到，说是为了证明向忠发是叛徒，曾派人潜警备司令部，看了全部审讯档案，共几千字，并将口供偷了出来，没有抄录或翻拍，全部上交给组织，这就有点天方夜谭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