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启明 31.  行使民主权益应不应当有素质要求

正义启明31. 行使民主权益应不应当有素质要求

话曰到这份上，就会遇到一个，肥肠棘手的难题了：如果实然看，理念的决定性效应，要比制度的决定性效应，更在先更重要，那么应然瞧，民众要行使民主权益，应不应当具备某些素质呀？为避免曲解，赶紧声明一点，这话头单单对于，建成了的民主制度，才有探究的意义：不民主制度下，只有统治者才会面临，怎样当个“好”统治者的麻烦，恰如咱儒家老爱怂恿，皇上陛下扪心自问，如何做个仁政圣王那样子。相比之下，民众既然被剥夺了，参政的自由权益，也就无需面对，应当具备哪些素质，才可参政的问题了；毋宁讲，他们只要拥有，从了吧的师太德性，乖乖遵守统治者的指令，事儿就成啦。

正因此，官府背书的素质论，才会尽显荒诞：不民主的制度，压根不可能培养出，民众参与政治的素质，只可能培养出，民众服从暴政的素质。只有在民众拥有了，参政权益的民主制度下，这课题才会迸发出，回避不了的穿透力，至于具体答案么，还是取决于民主程序，依附于哪种政治体制：自由的体制呢，还是不自由的体制？不用曰，这里主要讨论，自由民主体制中，民众应当具备的素质问题，并且限定在下面的范围内：此类体制已然建成。说白了，小黑反驳老康的那个金句，放在这儿格外合适：只有掉到水里，才能学会游泳，不是？

当然喽，被魅惑的制度决定论者，对这个话头，肯定嗤之以鼻：自由民主体制建成了，就会靠着它的决定性效应，自生自发地运转下去，哪里有民众素质的事儿哇？对此呢，除了上面的理据外，这儿还想另外用个反问，扎心式地怼回去：假定阁下还承认，权益与义务理当对应，难道民众行使，参政的自由权益，就无需履行，对应的公民义务了么？

答案不复杂：首先吔，按照柏克定义的“社会性自由”，既然自由民主体制下，任何人行使任何权益，都得履行不可害人的公民义务，他要行使参政的权益，自然也有个少不了的前提：不可利用这种权益，去做侵权害人的坏事。其次吔，为了让公民履行，此项义务的时候，不会产生不得已的被逼感觉，最有效的途径嘛，就是他自觉拥有，尊重权益的正义感，能够自愿自律地履行。于是乎，两者一综合，民众行使参政权益的，唯一前提性素质，就是拥有不可害人的自由诉求，履行尊重权益的公民义务。

说穿了，自由民主体制下，只有这项公民义务，才有强制他律的特征，谁要是违反了，不仅必须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应当接受，法制机器的惩罚。正因此，虽然掌权的官员们，理应具备其他许多素质，特别是能力方面的（至于动听方面的，全心全意啦，大众公仆啦，人民儿子啦，还是消停了好），包括但不限于：能够区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十一次世界大战等，但权重最高的，同样是这项公民义务，因为倘若缺少了它，他们的其他素质，越高越美妙，给民众造成的祸害，越大越严重。没跑。

其实吧，民主制度形成后，公民素质的话头，便进入了议事日程，可惜以往的做法，大多偏离了正道。如前所述，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度中，被视为工具的奴隶，不管岁数多大的女性，以及青涩的男屁孩儿，都被剥夺了参政资格，理由则在古希腊文化的，主导理念诉求中：当且仅当阁下有了，人（man）的成熟理性，足以吊打心血来潮的欲望情感，您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参与政治生活。然而嘿，柏兄亚弟随后又发现，2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理性照样拿衣服，还是会把事儿弄得一团糟，所以只应当允许，哲学王掌控大权，维系理想国的正义秩序。摩登时代的民主国度，最初甚至还比这种，“理性男人一律平等”的原则，后退了一步，往往将投票权限定在，拥有一定财产的男性公民身上，主张有钱了才可参政。

为啥讲这类做法，歪到了歧途上呢？理由狠分析：既然政治板块，围绕正义底线展开，公民素质也就理应围绕，他们的正义感展开，不可单单关注，他们的性别、财产等因素，因为这类非政治的角色，并不足以保证其拥有者，正当地行使参政的权益。事实上，按下恩格斯的榜样不表，眼下也有不少事例表明，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巨量财富的男性公民，照样可能基于，孔素王的患不均心态，支持劫富济贫的左均政策，想让自由民主体制，转型成多数人的法西斯。

毫不奇怪，上述偏离正道的限制，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争取普选权运动，最终让每个成年公民，不论性别和财产等，都有了参政权益。可是呢，这种一人一票的做法，尽管比那些非政治的限制，更有平等内涵，却照旧并非天然正义的，因为它同样没解决，如何确保民众，行使这种权益时，守住应然底线的难题，反倒问题重重。

一个相对轻松的案例是，1931年的西班牙，有两位女性当选了议员，在扩大女性参政权的辩论中，一位认为，该国女性还没准备好，会在教会影响下，投票给右翼保守派；另一位支持普选，还占了上风，于是乎在1933年，23岁以上的男女公民，皆可参加的选举中，两位全丢掉了议席。至于不那么轻松的，同义反复案例是，落实普选权后形成的，所有多数人暴政都能表明，普选权并不足以防止，反倒照样会促成，民主的法西斯，所以肯定算不上，迷思憧憬中的灵丹妙药。

有个为普选权辩护，主张民主无需素质的理据，这样子曰：“每个人都知道，谁对自己好，谁对自己不好，应该把票投给谁。”实然瞅，雀食如此，但应然瞧么，对于自由民主体制的运行而言（不是建成哦，亲），这一点就远远不够咧，因为倘若各位，行使参政权益的时候，光考虑自己，以及同伴的益好，却无视其他人的自由权益，乃至为了实现，自己这边的诉求，不惜让别个，付出任何代价，肯定就会埋下，多数人暴政的伏笔。

举个例：假如部分民众，看到其他民众，凭借“赖其力”赚了钱，分外眼红的同时，又担心受到惩罚，不敢去偷去抢，于是乎正大光明地把票投给了，力主劫富济贫的左均爬梯，想借此不劳而获，躺着享受大福利——他们无疑是知道，谁对自己好，就把票投给谁了，但能让自由民主体制，走在尊重权益的正道上么？毋宁说是，凭借程序正义，否定实质正义。说破了，不仅发展中国度，而且发达国度里，均不罕见的恩庇现象（clientelism，client politics）：选民只投票给，自己所在族群的头儿，或是允诺为自己，提供额外益好的爬梯，却不考虑他们的理念诉求，是否违背了应然底线，侵犯了别个的应得权益，正是这条理据的现实表现。

至于另一个证成的理据：不管素质如何，都可参政投票，方能展现民主制度，多元包容的DEI精神，同样成立不了：这种形式上的多元主义，会通过多数决的原则，转型为实质上的一元主义，可属于义政呢，还是暴政，就难讲咧。所以嘿，当前西方社会面临的，那个严峻问题：理念诉求截然有别，人数越来越多的合法移民，会不会在左均势力的助推下，诉诸一人一票的程序正义，将自由民主体制，改造成既不自由、也不民主的另类体制，便绝非杞人忧天的瞎担心了，而是迫在眉睫的真危机。

近年来，美国驴党甚至别出心裁，更上了一层岳阳楼，极力反对选民资格认证，趁机允许非法移民投票，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将卢人民曰的“全体成员”，扩展到整个世界，让康米主义式的全球民主，在一个国度里，提前得到实现，尤其折射出了，这种比普选还普选的，包容多元精神，潜含着怎样的计谋。呵呵。

倘若再放眼国际，还有个时髦的联合国，贼有说服力：按照其宪章，每个主权独立的成员国，无论大小老少，不管何种体制，一概享有普选权，可以围绕大是大非的国际议题，投下庄严神圣的一票，几乎把它打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能代表永对公意，最多元包容的机构啦。

然而吔，恰恰由于重民主、轻自由的缘故，它几乎没对成员国，提出多少素质上的要求，结果无论真民主，还是假民主，更无论是否愿意，履行不可害人的义务，只要有了独立的主权，再随便表个态，都可以加进来，凑成个大团圆，以致某些滥施暴政、侵权害人的国家，也能人模人样地进入，人权理事会等机构。

于是乎，事情的发展方向，就令人哭笑不得了：某些自由民主国度，捍卫应然底线的正义行为，包括但不限于：美国制裁古巴，以色列反击恐怖主义等，由于理念诉求、政治体制、宗教信仰、地缘关系等因素的纠结效应，反倒成了多数会员国，共同谴责的负面靶标，从而暴露出了，国际社会的正义感扭曲，丝毫不比个人、团体、国度逊色，简直有理由曰成是，不仅一地鸡毛，而且两地鸭毛，乃至三地鹅毛，学界也叫：“满地全是鸟毛”。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眼下的联合国，还没实际掌握，他律强力的执行机器，所以很难实施，那些荒诞的谴责决议，主要是打打嘴炮，过个干瘾，让某些流氓国家，在国际舆论的德性高地上，显得有些底气而已。也因此，浅人提起这个，“高度民主”的国际组织，总免不了嘲笑挖苦，认为它的负面效应，包括但不限于：背书邪恶，骗钱乱花，装腔作势等，不可比拟地超过了，它的正面功能，早取消早好。就酱。

需要指出的是，就像俺老汉不反对，益己益他、血缘亲情、平等博爱、高尚德性、宗教信仰等等，单单反对拿这些当理据，侵权害人的不义邪恶一个样（自从发现了，父子相隐、窃负而逃、封之有庳的猫腻后，一直如此呢，亲），上述分析论证，也不是反对民主，或普选权自身，而是试图揭示，它们与自由体制的深度悖论，警示由此生成的民主苏维埃：鉴于自由与民主的，最严峻张力在于：民主赋予了全体民众，参政的自由权益，但他们不一定都会，正当地行使这种权益，而是试图借此实现，自己以及同伴的不应得益好，盲目推崇一人一票的天然正义，而放弃了公民素质的应然要求，就可能走向多数人暴政，毁了自由民主体制。

友情提醒一声，许多国度对普选权有所限制，也是基于这一考虑：剥夺某些犯罪分子的投票权，显然是因为他们不大可能，正当地行使参政权益（不然的话，与放纵他们继续享有，行动自由的权益，想干点儿啥，就干点儿啥，又有多大区别呀）；民主选举不对外籍开放，则主要是预设了，他们归化之前，或许更看重本国那边的益好；不让未成年人、精神无行为能力者等参政，同样隐含着一句潜台词：他们的整体心智（不单单是理性的能力哦），尚未发展健全，所以不大可能围绕，不同诉求的权衡博弈，在选举中做出，负责任的取舍选择。说到底，尽管眼下也能听到，打破限制的扩大化呼声，毕竟很少有人严肃主张：让刚出生的婴幼儿，也有资格行使“生来就有”的，参与政治的“自然”权益，从而把“普”选权，最包容多元地落实到了，每个“人”的头上。嘿嘿。

高屋建瓴地讲，自由民主体制，在公民素质问题上，因此面临着一个，很难解开的死结：一方面，当且仅当公民，拥有恪守应然底线、坚持自由诉求的素质，他们才有正当的资格，行使参政权益；另一方面，除了刚才提到的限制外，自由民主体制，又无法找到简单易行的方法，评判哪些公民有素质，哪些公民没素质，于是乎只好不加辨别，笼统赋予所有成年公民，民主参政的权益，结果将自身置于，一个严峻的风险中：假如多数民众，在扭曲了的正义感驱动下，行使这种权益，导致了侵权害人的暴政，又难以通过自我纠错，回到正道上来，那除了在各方面，统统走运的情况下，成功采取下面讨论的，某种非常规手段，中止全体公民的参政权益外，各位便束手无策，只能听凭民主的苏维埃，能持续地绵延下去咧，甚至还看不到个尽头，如同马杜罗同志，被美国用不尊重主权的，程序不正义方式，抓走前的委内瑞拉那样子。

由此再次彰显了，正义启明的必要性：尽管费时费力，还难以立竿见影，但面向普通民众，证成不可害人的底线意义，阐释尊重权益的正义功能，揭露右恣左均的负面效应，借此启发尽可能多的公民，行使参政权益时，将自由诉求置于，至高无上的终极地位，肯定是比非常规手段，更好更有效的途径；不然的话，如果听凭民众的正义感，被左均右恣带沟里了，哪怕像英美这样子，老牌的自由民主体制，照样会风雨飘摇，再撞上一波大浪，或许就被掀翻了，以致非常规手段，要么来不及使，要么使了也败下阵来。

进一步瞅，从中甚至还体现出，此前浅人也没清晰意识到的，正义启明的时代特征：当且仅当自由民主体制，业已建成发展，同时又面临着，多数人暴政的威胁，它才会充分展示，自己作为三期启明，远远超出前两期启明——文字启明和理性启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啰嗦一遍：当前的宏观氛围下，忽视了正义启明的决定论效应，珍爱自由常识的人们，势必会在人性逻辑的般配效应下，自作自受，自食其果。不好意思吔，亲，俺老汉最喜欢泼冷水呢。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