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明史六大抄袭案
方舟子明史六大抄袭案
【简目】
1. 方舟子在1994年抄袭邓嗣禹、吴晗——《明初酷刑》抄袭案
3. 方舟子在1994年抄袭金庸——《功到雄奇即罪名》抄袭案
4. 方舟子在1997年抄袭樊树志——《张居正二三事》抄袭案
6. 方舟子在1997年抄袭蒋星煜、黄仁宇——《海瑞二三事》抄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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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pXQvwco7VTCaVD5KTfI-KcBerwm6bvg/view?usp=sharing
【简介】
在成为“打假斗士”之前，方舟子曾给自己设计了三套伪装：“反叛诗人”、“明史专家”、“达尔文斗犬”。方舟子的“反叛诗人”生涯因为长期罹患“诗秘”而不了了之，而他的明史专家生涯虽然持续了四、五年的时间，但他能够拿得出手的文章屈指可数。本书汇集了笔者的六篇文章，分别对方舟子最引以为傲的六篇明史文章进行了分析和考证，证明它们不仅全部都是抄袭剽窃之作，而且每一篇都浸透着他对中国的刻骨仇恨。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读过本书之后，任何人对方舟子一再炫耀的“文史功底”都会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更会对他的仇华、反华心理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不过就是一个“三文男”：文盲、文贼、文痞。对于那些喜欢明史的读者，本书还对袁崇焕、张居正、海瑞、严嵩等明臣，洪武、嘉靖、万历皇帝，以及中国的明史圈儿，提供了与方舟子完全不同的视角。
【声明】
作为被方舟子屡次认证的“首席方学家”，笔者对署名“亦明”的文章承担全部责任。本人在此重申我十九年前就已向方舟子提出的挑战：如果你认为我有诽谤、诬蔑、构陷你的动机和行为；我的相关文章含有虚假不实之词或故意制造的谣言和谎言；我从事方学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公诸于世触犯了中国或美国的法律，则你应该立即到你所信任的法院对我提出民事或者刑事诉讼；而我郑重承诺：本人一定会及时应诉，绝不会效法你在中、美两国的“逃讼”故伎。另外，方舟子从2010年起就一直鼓励、怂恿自己的徒众对我提出诉讼；并且，方舟子打此类官司还可以从所谓的“中国科学与学术诚信基金会”，即“方舟子海外吸金会”，获得全额、甚至超额的补偿、资助、报酬和奖励。因此，方舟子没有任何理由不挺身而出，公开捍卫自己的名誉和信誉——除非他承认，我的“方学研究”无懈可击。
自序
方舟子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陆成为他梦寐以求的“大众名人”【1】，是因为他的行为艺术表演——类似于北宋年间汴梁城内无赖“牛二”整天率领徒众在街头寻隙滋事，我则称之为“假打假、伪反伪、胡科唬”【2】——，与他的明史生涯连边儿都不沾【3】。事实是，方舟子的“人设”自始至终都以“出名”为终极目标，而明史恰恰就是他向“名人巅峰”攀爬的第二条“天路”。换句话说就是，在其“科学生涯”最最宝贵、最最关键的那段时光，即他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接受博士后训练之际，方舟子把相当大的精力花费在“乱侃明史”上——就像在走出云霄、进入中科大校园后，他把自己的绝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枉抛心力做诗人”上一样【4】——，难怪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马上就以“猪油博士”闻名中文互联网【5】。
方舟子涉足明史领域，始于1993年8月的“乱侃明史”。【6】在最初的四个月里，方舟子总共侃了四十七次，即平均每两三天他就能鼓捣出一篇文章。但到了那年圣诞节，方舟子的“明史舟”触礁了，因为《华夏文摘》，当时大陆留学生圈内最具影响力的电子刊物，发表了署名“都人”的文章，题为《“史有明文”——答方舟子先生之“商榷”》。【7】熟悉方舟子的人都知道，他从小就在地主大院中长大，是一个天生的炕头王、小恶霸，“班干部从幼儿园当到高中”【8】，因此最让他痛心疾首的事情就是，自己称王称霸的资格受到质疑和挑战。而在当时，更让方舟子悲愤欲绝的是，他竟然连与都人缠斗的机会都没有——《华夏文摘》对他永久地关闭了大门。【9】这也是方舟子后来非要把这家刊物打成“反共”【10】、“反进化论”【11】、“反爱国”【12】刊物的唯一原因。其实，《华夏文摘》送给方舟子的这碗闭门羹，对他来说不啻“天赐良药”：它不仅导致方舟子丢人现眼的“乱侃明史”生涯草草收场——在触礁之后的四个月内，方舟子只侃了七次明史，平均半个多月才能“攒”够一篇——；它还导致方舟子与人联手，创办了《新语丝》电子杂志——它也是方舟子起家之本。【13-14】总之，方舟子那段前后长达八个月的“乱侃明史”生涯，留下来的唯一痕迹，即他后来敢于将之挂在网上、印到纸上的文章，只有1994年2月发表的《明初酷刑》一篇而已。
《新语丝》1994年2月创刊之后，方舟子主要以“文学青年”的身段亮相。他首次在那上面发表明史文章，是在1994年6月，题为《国子的监狱》。三个月后，方舟子发表了自己的明史成名作，《功到雄奇即罪名》。上述三篇文章——我称之为“方舟子1994年明史‘老三篇’”——之后，方舟子似乎与明史永久告别，就像他不久后与他的“科研”生涯永久告别一样。但是，到了1997年6月，方舟子突然间枯树开花，接连发表了三篇明史文章，分别是《张居正二三事》、《海瑞二三事》、《严嵩的末日》——我称之为“方舟子1997年明史‘新三篇’”。这新、老六篇文章，总共不到两万七千字，基本上就是方舟子明史生涯的仅存“硕果”，连“攒”一本小册子都嫌单薄。2012年，它们被方舟子收入《我的两个世界》一书【15】——它显然是方舟子为自己构陷韩寒建立资格和信誉而特意策划出版的【16】——，构成该书第一部分《明朝值得细说》的骨架。在该书的封底，这部分内容被解读成“辨明史之忠良”。其实，方舟子侃明史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要“辨忠良”；恰恰相反，他是要“骂忠良、捧奸佞”，其实质就是要借机宣泄自己对中国的无名怒火和刻骨仇恨，所以他才会蓄意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方舟子极少提及自己“枉抛心力侃明史”的那段不堪往事，但“乱侃明史”却是他最终成为“假打斗士”和“科唬作家”的必要前提和充分条件，因为它与方舟子后来的欺世盗名和蓄意作恶——即通过“行窃”来“胡科唬”，通过“使坏”来“假打假、伪反伪”——一脉相承。说得再直白一点儿就是：方舟子的“乱侃明史”不仅是他文贼生涯的基础，而且还是他文痞生涯的起点。遗憾的是，对于这一点，我也是在最近才意识到的。
事实是，在2020年之前，我仅对方舟子的“老三篇”有所涉猎——用力最多的是对《功到雄奇即罪名》的分析考证，对《明初酷刑》我是点到即止；对《国子的监狱》的考证，乃是我为《法治周末》揭露方舟子抄袭历史的系列报道所写，因该系列被腰斩而未能发表【17】——；而对方舟子的“新三篇”，我几乎从未关注过。2021年，纯属偶然，我发现了《张居正二三事》一文的抄袭来源。紧接着，我又发现了另外两篇文章的抄袭来源。只是因为把它们当作文贼方舟子的单纯抄袭案例的累积，而没有考虑到它们与方舟子文痞生涯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一直拖到今年八月才完成对它们的全部考证。也就是说，只是在完成了对《海瑞二三事》的全面梳理和分析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误有多么严重，其严重性堪比我在方学研究的头三年犯下的那个重大失误，即没有注意到抄袭剽窃对方舟子“成名”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原来，还是纯属偶然，我在2010年发现，方舟子的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科学哲学”文章乃是抄自其母校密歇根州立大学一位教授的科学哲学论文。【18】2010年10月16日，我宣布将向方舟子的母校举报他的抄袭劣迹，因为在作案之际，方舟子尚属该校注册学生。【19】而方舟子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的本能反应就是彻底“毛了”，亦即完全丧失了他口口声声的“理性”，以致他把自己精心隐藏了整整十年的天大秘密，即我的真名实姓，主动公布了出来，显然是在怂恿、鼓动其麾下暴徒对我展开群攻死咬、泼粪抹黑，以迫使我放弃对他的“打假”。【20】出乎方舟子意料之外的是，他的“假打”不仅没能吓住我，反倒让我恍然大悟：原来抄袭剽窃根本就不是他的“软肋”，而是他的命门、命脉、命根子。【21】所以，我马上就宣布“本人将致力于《方舟子抄袭剽窃一百例》的搜集、考证和编纂工作。”【22】只不过是，我当时发掘的方舟子墓穴乃是他的科唬文章——其抄袭来源几乎全部都是英文出版物——，对他那些乏人问津的明史文章我完全无暇顾及，更不可能意识到它们才是方舟子文痞生涯的胎盘和摇篮。
简言之，在那场持续了一整年的“追剿文贼方舟子”的殊死大战中，方舟子虽然失去了科唬、打假的资格和地盘——他和他老婆的抄袭丑闻如同潮水般涌入中国平面媒体，它们不仅导致《中国青年报》把被方舟子盘踞了七年之久的“一言堂”砍掉【23】，而且还迫使方舟子本人陷入疯狂反噬“公知”怪圈【24】，所以他才要通过“进军文坛”来另谋生路【25】——；但他的那条明史毒根却逃过了一劫，其寿命比“打假斗士”还长了十多年。也就是因为如此，我最近对《明初酷刑》重新做了一番研究，果然颇有斩获。（本书收录的六篇文章，都是最新版本。）
当然，谁都知道，现在的方舟子就是一只死老虎——他起死回生、死灰复燃的可能性每日每时都在向零稳步逼近。因此，或许有人要问：继续挥拳打死老虎有何意义？其实，对于这样的问题，我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给出了答案：
“它要证明，方舟子代表不了中国社会、代表不了中华民族，他不过是中国社会、中华民族的沉滓在某一时刻的泛起而已。”【26】
“使乱臣贼子惧，使不肖之徒惧，使心存侥幸者惧。”【27】
换句话说就是，我研究方学，并非仅仅针对方舟子，而是以方舟子为标本，通过对他进行活体解剖——大致相当于施加方舟子所说的“残酷定甚于凌迟”的“极刑”——，来挖掘以方舟子为代表的那些“文化流氓”、“科学恶棍”们的社会基础和心理根源。也就是因为如此，我将自己的这六篇考证文章汇集成书，因为它们不仅证明了方舟子的明史文章全部都是偷来的赃物、赝品，而且还证明，它们从头到尾都浸透着其邪恶本性。质言之，它们记录着方舟子从“冒牌诗人”转化成“科邪教主”的关键信息。
其实，一个人拥有“邪恶本性”并不奇怪，因为早在两千多年前，《荀子》中就有“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样的话【28, p.434】——其中的“伪”字，乃是“人为”之意。所以，《荀子》还说，“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28, pp.113-114】也就是说，荀子认为，虽然人之初，性本恶，但绝大多数人之所以心存善念，乃是后天教化的结果。而方舟子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的邪恶本性竟然能够肆无忌惮地恣意生长，最终蔓延到他的全身、主宰了他的一生——媒体人李北方就说，方舟子的“灵魂深处充盈着24k的也就是纯粹的邪恶。”【29】
无论怎么看，方舟子都受到了一个人所能接受到的最好教育。但为什么在他身上，教化之功不仅没能抑制、克服其邪恶本性、反倒让它变本加厉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至少有两个。
首先，方舟子受到的都是所谓的“科学教育”，并且还是以最最邪恶的达尔文主义——它是纳粹法西斯主义最主要的思想根源【30-31】——为根基的“现代生物科学”教育，它先天就缺乏人文、人本、人性内涵。因此，科学主义的毒素，如蛮横、霸道、专制、独裁、歧视、霸凌、偏执、自恋、野蛮、兽性，等等【32】，即使是对一般人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方舟子，其影响更是根本性的，因为它实际上将其邪恶本性“科学化”、“合法化”了【33】。事实是，方舟子是当代中国最最邪恶、最最野蛮的达尔文主义狂徒，他也因此被其同伙“誉”为“中国的赫胥黎，第二头‘达尔文的斗犬’”【34】；而他那篇偷来的《科学是什么？》，就是他的科学主义宣言书、投名状。事实是，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之所以会在2000年给这个一文不名的美国盲流——他当时自称“无业游民”【35】——出版其个人文集《方舟在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该社社长认为他“是个理性的科学主义者”【36】。所以我说，“科学主义是科学纳粹的细胞核、基因组、神经元”。【37】
其次，方舟子接受的家庭教育——不过就是“哄着、捧着、宠着、惯着”这八个字【38】——对他的最显著影响，就是让“才疏”的他产生了极大的“志”，即极其强烈的成名欲望和教主心态，这无疑使其人性中的可塑性被彻底钢化，以致“孺子不可教也”、“朽木不可雕也”【39】。假如方舟子当初肯于安分守己、安贫守拙，寻找一份与自己的智力和能力相匹配的工作——如在闽南一家小报或杂志当个记者或编辑——，渡过其平凡且安逸的一生，他就不会需要通过卖身投靠来获取“合法作恶”的特权；就不会需要通过欺诈骗捐来达到“财富自由”的目的；更不会需要依靠整天在网上撒泼、诅咒其祖国来打发自己的残生。所以我说：
“就方舟子个人来说，他走到今天，原因不过就是这么两个心理因素的挤压：‘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换句话说就是，才疏学浅加上对成名的渴望，使他不得不通过‘偷’和‘打’这两种手段来达到自己的人生目的。”【40】
总之，虽然方舟子至今仍旧老神在在地宣称，他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无怨无悔【41】，但谁都明白，在其得意洋洋地宣称自己已经成为“大众名人”之际，方舟子绝对不曾料到，自己的可怜、可悲、可鄙、可耻下场会来得这么快，自己的春风得意却又是那么的短暂——像极南柯一梦。所以，本书实际上是在对那些方舟子的效仿者、后来者发出善意的警告：“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顺便说一句：尽管我公开揭露方舟子明史文章的抄袭剽窃问题至今已有十七年的历史——始于2009年8月18日发表的《情到滥发即荒唐——评方舟子〈功到雄奇即罪名〉》【42】——，但方舟子却一直对我的揭露装聋作哑，不置一词——显然是在运用他自己归纳总结出来的“科学原理”：“装聋作哑是一切造假者在事情败露后的最后一招”【43】。而我可以毫不含糊地断言，方舟子必将死死地守住这个最后一招，一直到死。
2026年9月21日
注释：请见PD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