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革“伪科学”的命
为了打赢那场与人体特异功能的“战斗”，于光远不仅站在“哲学”的高度耍嘴皮子、挥笔杆子，他还有具体行动。而从这些行动中，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出于光远是如何“反对伪科学”的；并且，更重要的是，看出他对方舟子后来“打假”的影响。
1、幕后小动作
前面提到，于光远在1981年7月份《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暑期讲习班上的讲演分为两部分，而其第一部分，题为《用科学态度对待哲学教学》，在1985年前没有被公开。众所周知，越是不敢公开的讲话，其重要性也越大。那么，他的那个秘密讲话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呢？
（1）后发制人
1981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一书，编者有三人署名，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艾思奇行政和学术秘书的肖前（1924-2007）。在论述“（意识）又能反作用于物质世界”时，该书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讲解，而在第四方面，该书作者先后论述了中医、气功的作用，接着讨论了人体特异功能可能的作用：
“上述意识能动性的表现，只是人们目前所能够认识到的部分。意识能动作用的潜力远未穷尽，人体‘特异功能’的发现，就是一个越来越引起科学界和哲学界注目的新的征兆。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意识能动作用的潜力将会愈来愈充分地表现出来。”【376】
而就是上面这段话，尤其是其中的第二句话，把于光远彻底“惹毛了”——这是方舟子形容自己气急败坏、完全丧失“理性”时的精神状态。【377】
据于光远说，上面这本书在付印之前，曾召开了一个审稿会，他本人也收到了邀请，但却因为公务缠身而没能成行。这是他自己讲的故事：
“我了解到这个会议进行了‘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是在昆明会议结束了几个月之后。1981年3月底，我在杭州开过世界经济讨论会之后，要到成都参加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问题的讨论会，路经广州时访问了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的校园里见到两位哲学老师，他们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学术讨论会上听过我演讲的。他们对我说，在那个讨论会上觉得我否认‘耳朵认字’这种特异功能时所讲的很有道理，但是后来到了昆明开会，看了人体特异功能的表演，又相信人体特异功能是客观事实，因为这是自己亲眼看见的。听到他们讲了这样的话，我才知道原来在昆明讨论《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草稿这个会上还有这样的日程。”【208】
对于上面这段话，我们当然可以信以为真，照单全收。但是，假如我们也和于光远那样讲究“科学精神”的话，就不免要怀疑于光远之所以没去开会，是不是因为他事先得知审稿会议安排了“人体特异功能的表演”。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怀疑，是因为，第一，早在1956年，于光远就盯上了肖前，曾点名批评他“得出阶级消灭之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就不再存在这种错误论断。”【378】前文曾提到，在1956年，于光远一伙曾在“偶然性”问题上与艾思奇大唱反调。【379】所以说，于光远在1981年盯上肖前，不大可能纯粹出于偶然，甚至不大可能完全是因为特异功能。第二，在其“反伪”生涯中，于光远最最让人诟病、也最最让人瞧不起的地方就是他的“三不主义”，其核心就是“不看”——拒绝观看所有的特异功能试验或者表演。换句话说就是，假如于光远知道那个审稿会有特异功能表演的话，他即使是闲得无聊，也绝不可能去参加那个会议的。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后发制人”——这也是他的关门弟子方舟子的绝招儿，因为他宣称自己“惯于后发制人”。【380】于是就有了于光远的那个“暑期讲习班讲话”。
实际上，那个“暑期讲习班”极可能是特意给于光远开办的，甚至是他自己安排、主办的。事实是，那个“讲习班”打出的旗号是“中国人民大学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怀指导、受教育部委托和直接领导下举办的，”其“讲习”的第一主题是“研究如何贯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可是，当时讲解“《历史决议》和会议精神”的“专业户”邓力群根本就没有到场，所以二百多“学员”只能听他的讲解录音。根据后来的报道，那个讲习班的主讲只有三人：一是于光远的门徒龚育之、二是于光远的铁哥们王惠德，三是于光远本人。【381】在当时，于光远既不在中宣部上班，也不在教育部领工资；并且，他的长篇讲话对“六中全会”及其“历史决议”只字不提，而是专门讲“用科学态度对待哲学教学”——明摆着是专门纠肖前的“偏”、反肖前的“右”。
其实，“用科学态度对待哲学教学”完全就是一个“幌子”，“兼论耳朵认字这种戏法何以使一些哲学工作者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才是他的真正主题。所以，前者的篇幅只占后者的三分之一，并且，他所谓的“科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所以他才会如同磨豆腐似地绕圈子反复唠叨这样的话：“按照我们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是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才真正形成科学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起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的正确的牢固的科学基础”、“科学性同革命性是一致的。革命精神要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革命精神本来是一种科学精神，因为革命精神是从科学中来的”。【209】于光远不仅仅要在“科学”、“革命”、“马克思主义”之间强行挂钩，他还要在“哲学”与“政治”之间强行挂钩，所以他才会说“哲学家在课堂讲哲学观点时通常也就宣传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哲学工作者对各种社会观点，政治观点，科学观点的认识不同，也会影响他们的哲学观点”。总而言之，于光远在那篇《用科学态度对待哲学教学》中想要说、但没敢明明白白地说出口的话就是：“宣传‘耳朵认字’是一个‘政治问题’。”实际上，在那篇五千余字的讲话中，“耳朵”只出现了一次：“关于耳朵认字等的宣传，我就认为是起消极作用的东西。”一年后，于光远总结道：
“‘人体特异功能’竟进入‘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教材’之中！我认为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很明显，如果不把类似这样的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删去，这本书就说不上是什么普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书籍。”【208】
“《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中肯定‘人体特异功能’，表明灵学唯心主义侵入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表明不但个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而是哲学界相当多一部分人在伪科学的攻击下败下阵来。现在有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这本书的作者面前：他们必须在灵学唯心主义和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两者之间作出明确的抉择。”（同上。）
与其“讲话”原稿相比，上面这些话中肯定有添油加醋的地方，因为在1981年7月，于光远不可能说什么“灵学”——他那时或者尚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灵学”这码事儿，或者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给“耳朵认字”扣上“灵学”的帽子。但是，他当时给对方扣“唯心主义”这类大帽子，则是肯定的，因为他几十年来一直就是那么干的。
显然是屈服于于光远的淫威，《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后来重印时，把“，人体‘特异功能’的发现，就是一个越来越引起科学界和哲学界注目的新的征兆”这32个字和3个标点符号删掉了。而为了那32个字，于光远不仅使出了吃奶的气力，他还耗费了大量的政治资本。
需要提请读者特别注意的是，在当时，于光远只是反对“人体特异功能”，而对“中医”和“气功”他并不反对。于光远后来说，“1981—1982年写的文章当中，气功讲的还不多。以后气功师大量出现，在80年代中期伪气功的地位大大超过耳朵认字之类的事情。那时候我就归纳了一个名词：‘三伪一所谓’。”【13, p.104】而事实是，《三“伪”一“所谓”》作于1995年。【382】也就是说，于光远把自己反对“伪气功”的历史提前了大约十年——由此可知于光远说话的水分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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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一书中承认“人体‘特异功能’”现象的存在，于光远不依不饶地大吵大闹，指责该书背离唯物主义、宣传唯心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结果，这本书在重印时（上图为1982年6月重印本截图），把相关字句删去。注意于光远对“中医”和“气功”在那本书中的出现完全视若无睹。
（2）隔山打炮
1986年，于光远“反伪”文集，《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由知识出版社出版。而就是在这本文集中，于光远公布了他在八十年代初通过给“有关部门”写信的方式来“和伪科学斗”的部分内容。
1981年9月15日，于光远给中国科协某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其内容全都反映在这封信的标题上了：《科协应该严肃地研究一下“耳朵认字”问题》。【74, pp.29-30】十多年后，这封信的标题被于光远改成《中国科协应该尽快表明反对“人体特异功能”的态度》。【75, pp.5-6】这封信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当时的于光远仍旧在摆“中宣部大员”的派头对中国科协指手画脚——于光远后来承认，“不过就在前不久，科协的上级领导关系有了改动，从组织关系说我不再管了”【383】——，还在于它是于光远在“反伪”文章中第一次、也是仅有的几次直接点“钱学森”的名。
原来，在1981年5月，经中国科协批准，“伪科学们”在重庆召开了“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与15个月前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会议相比，重庆会议完全可以用“盛况空前”来形容：“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106个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300多名代表。收到论文147篇。四川省委书记杨超主持开幕式。开幕式上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春荣作了《推动人体科学研究》的报告。”【130】实际上，那次大会因为被《光明日报》报道，因此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大事”之一【384, p.421】、被记载在《中国医药卫生科技史》中【385】。与之相比，于光远为了删掉肖前的那32个字而使出九牛二虎之力，颇像是“丢掉西瓜，捡起芝麻”。实际上，《光明日报》不仅仅发布了“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的消息，它还发布了第一届会议的消息。【384, p.386】而于光远一直没敢向《光明日报》发飙，而是拿肖前大开杀戒，其中的原因，颇耐人寻味。
确实，当时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头面人物，除了钱学森之外，还有两人，一个就是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另一个就是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春荣——他以“聂卫平的父亲”闻名于世。杨超与于光远是老相识，曾因《四川日报》报道唐雨事件而检讨【129, p.160】；但在“伪科学”的“第二阶段”，他重新出山，力挺“人体特异功能”。杨超是中共高级干部中著名的马列主义哲学家，曾被毛泽东称为“黑格尔”【386】，所以他的“挺伪”言论引经据典，严丝合缝，于光远连插嘴的地方都找不到；加之他是地方大员，于光远对他也有鞭长莫及之叹。而聂春荣从延安时期就与于光远共事，他们二人在学历、资历、资格、官阶等各个方面都不相上下。但是，在“人体特异功能”问题上，于、聂二人的观点却截然相反：据信聂春荣是最早公开给于光远之流扣上“保守”这顶大帽子的中共高级官员。【387】所以，于光远给科协封信，针对的可能就是聂春荣，尽管收信人不可能是他。这是于光远后来复述过多次的故事：
“在1981年底或1982年初，中央成立了一个思想工作小组。成员有7个。他们依次是胡乔木、王任重、周扬、于光远、朱穆之、华楠和邓力群。邓力群排在最后却担任小组秘书。这时候全国科协书记聂春荣，知道中央有这么一个小组，就打报告到小组，告《人民日报》的状。因为《人民日报》不止一次发表了反对人体特异功能的言论。小组秘书邓力群收到这封信后，批了‘这件事是否在思想工作小组议论一下？’这样几个字，送小组成员传阅。王任重划了个圈，写了一句‘赞成小组议一下。’公文传到我那里，我就写了一句：‘我赞成在小组里认真彻底地议一下’。再传到胡乔木那里，胡乔木了解我这个人的脾性，看到我写的‘认真彻底’这几个字，知道这个问题如果开会讨论起来，我决不会妥协。一定会和王任重激烈地争论，而且争论双方难免感情激动，尤其是我，会说出很尖锐的话。于是他什么理由不讲，批了一句：‘此事就不谈了吧！’结果我们这个思想小组没有‘受理’这个告状。”【107】
于光远曾抱怨说，“中央思想小组成立后只处理过几件事情，没有开过什么会，十二大以后，没有作出什么交代，这个小组就不再存在了。”【213】而于光远上面这段话，实际上就是给出了这个小组“没有开过什么会”的原因之一：你们如果敢“议一下”人体特异功能，我就敢跟你们“认真彻底地”没完没了！实际上，在长达三十多万字的《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中，邓力群通篇没有提到那个“中央思想小组”。
于光远对自己的上司都敢要挟——如上所述，为了“特异功能”，他连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都敢当面顶撞——，对于他的下属自然是一副颐指气使的架势。看看这段话：
“我觉得中国科协上次参加重庆的会议影响是不小的。中国科协一直不表个态似乎不好。当然要表态，科协书记处的同志看法是否一致也是个问题。究竟怎么做才好，是否需要研究一下，特别是需要在科协党组内严肃的研究一下。我对耳朵认字的这两年多的过程作了一番研究，觉得事情发展得的确相当严重。我和科委其他一些同志打算仔细研究一下下一步工作应该如何进行才好。我最近要出差，回来后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应该采取的步骤，好吗?”【74, p.29】
在当时，中国科协的主席是周培源，而《福建青年》在两个月前曾报道周培源观看云南特异功能儿童的表演。所以，于光远那年8月到昆明讲话时，特意全文引用那篇报道，并且说“《人民日报》社的同志看了报导之后写信给报导中提到的几位学者，请他们就报导中所说的他们自己的事情进行核对，讲讲报导是否准确。周培源、茅以升和赵忠尧同志都回信说明报导中涉及他们的完全不是事实。”【388】可想而知，那个“《人民日报》社的同志”就是陈祖甲、而他之所以敢于逼迫那几个人表态，就是因为他得到了于光远的“授意”。事实是，茅以升的“回信”就是写给陈祖甲的。【389】所以说，于光远给中国科协的信，肯定还有间接敲打自己的“恩师和战友”周培源【390】——他在解放后惟于光远马首是瞻【391】——的意思。果然，于光远给中国科协负责人去信的当天，周培源就公开表态了：
“在普及科技知识方面，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有虚假。科学的态度应是慎重的。我看过一次特异功能表演，有的地方就把我看表演的事加以宣传，说我信。《人民日报》打电话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说没有。我是不相信的。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我要解释一下。那次是云南来的四个孩子表演。其中一个口中念念有词，杯子中有了一朵花。这朵花不是北京的，而且修得很整齐。一朵花怎么可能到水杯中来呢？同我一起看的还有裴老、述周，他们也同我一样，都不相信。还有什么意念作功，我也怀疑。有人说那些东西可治癌，更是不可能的。因为意念是主观的，规律是客观的。如果说我想要什么东西，就会到我口袋里来，公安人员还怎么做工作？有人提出要成立全国性的特异功能学会。这个问题，我看要慎重。科协不能接收入体特异功能研究会入会。科协要对维护科学的尊严负责。”【56, pp.113-114】
上面这套言辞，最早见于1982年2月10日问世的《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第4期，而那个“资料”就是于光远为了对付“人体特异功能”而组建的“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的机关刊物——申振钰称之为“小报”。【130】所以，上面那三百多字到底是不是周培源的真心话、有多少是真心话、最后那4句话是不是被于光远一伙强塞进他的嘴里的，都是一个未知数。
谁都知道，中国科协在名义上只是一个民间团体，在实质上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准政府机构，所以，周培源的“中国科协主席”就是一个牌位，他对其“下属”根本就没有什么管辖权。所以，他的公开表态，并不能阻止属于党政系统的聂春荣继续“挺伪”。实际上，到了1982年10月，聂春荣变本加厉，明确地说于光远“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392】1984年，针对于光远的《1981年我国哲学战线上的一件重要事情》一文【393】，聂春荣发表了《1981年我国科学战线上的一件重要事情》【394】，指出于光远“颠倒哲学和科学的关系”这样的事实。1989年2月，因为于光远一个月前曾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我坚决反对反科学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宣传》一文，聂春荣又写了一篇《我坚决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评“我坚决反对反科学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宣传”》，驳斥于光远。看看这两段话：
“在于文的全篇文章里，找不到一个理由可以证明人体特异功能是反科学的。但是该，在于文题目里却给人体特异功能戴上了‘反科学’的大帽子。我还拜读过于书的全文，其理由不过是用反科学的‘唯理论’的‘推理’方法来否定人体特异功能是客观实在罢了。其实，人体特异功能是否客观实在？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唯物主义原则，只能用科学实践检验的方法来验证是否客观实在。”【284】
“作者还在于书中多次引用恩格斯当年批判‘灵学’的笔法，把今天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说成是‘“灵学”的一个变种，是一门伪科学，是同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严肃批判过的’。这纯粹是颠倒是非，因为古代‘灵学’研究人体特异现象说明‘神灵’的作用，而现代科学研究人体特异功能是说明物质的作用。古代与现代、‘灵学’与科学、‘神灵’与物质其性质完全不同，根本不是一回事。把我国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说成是‘灵学’的一种‘变种’，这纯粹是一种诬蔑。”【284】
难怪于光远后来没敢把他那篇发表在“海外”的“反伪”文章收入自己的“反伪”文集中。事实是，于光远的门徒方舟子后来论证韩寒的书“不可能是韩寒写的”的方法，就与于光远论证特异功能“不可能是真的”的方法一模一样，也就是聂春荣所说的“反科学的‘唯理论’的‘推理’方法”。可惜这位反对中国科学纳粹的猛张飞在1991年就去世了。【395】
（3）敲山震虎
1981年10月，也就是在压迫乃师周培源公开“表态”之后一个月，于光远又两次给“中国科协负责同志”写信，对他们进行要挟。这两封信在最初题为《于光远同志对科普书刊中宗教、鬼魂宣传的两封信》【396】，后来渐次改为《科普书刊中的鬼魂宣传》【74, pp.162-166】、《不允许科普书刊进行鬼魂宣传》【75, pp.7-10】。在10月4日的信中，于光远以“云南省科协领导下出版的《奥秘》画报”发表连环画《诺亚方舟》为由指责他们“公开宣传宗教”，因此“我认为中国科协应该提醒一下云南省科协，希望他们进行纠正并在群众中挽回影响。”云南科协宣传宗教与中国科协支持“人体特异功能”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于光远的推理：
“这种宣传当然是同‘耳朵认字’的宣传相联系的。这一期公开宣传宗教，我认为就是‘耳朵认字’宣传长期得不到批评的一个结果。”【75, p.9】
也就是说，仅仅一个“我认为”就构成了于光远大发雷霆之怒的充足理由。而事实是，于光远当时之所以会那么“认为”，就是因为他在故意找“云南碴”。
原来，在于光远的眼中，当时的云南省是“伪科学”的“重灾区”：不仅省科协支持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连省科委、卫生厅也都曾公开表态支持；并且，该省在1980年9月20日还正式成立了很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省级相关组织，“云南省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理事长由省卫生厅厅长兼任。【397-398】而日理万机的中央大员于光远之所以能够阅读一份云南的科普杂志，据他自己说，是“有人送给我”的。毫无疑问，那个“人”就是于光远当时的第一跟班邓伟志，因为他在两个月前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主旨就是要把“鬼魂宣传”的责任算到“人体特异功能”的头上。【399】
显然是慑于于光远的淫威，科普创作协会决定开会讨论“鬼魂”宣传等问题。而于光远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再次把矛头指向“人体特异功能”：
“‘鬼魂’问题的宣传不是孤立的，它是两年多‘耳朵认字’这类‘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产物。事实上现在出现的‘鬼魂’宣传，就是作为‘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一部分，同其他‘人体特异功能’结合起来进行的。它的‘理论’根据，就是‘人体特异功能’的‘理论’根据——‘超感官知觉’和‘残余信息’等等。现在科普工作者中间对‘耳朵认字’宣传还有不少糊涂认识，只反对‘鬼魂’宣传，不能解决他们的认识问题，甚至连对‘鬼魂’宣传的问题也解决不了。”【75, p.10】
难怪于光远后来会说“我这句话是有的放矢的。”【13, p.9】也就是在于光远“放矢”之后，曾经刊发过《来自国外“特异人”的讯息》、《〈你信不信〉拍摄散记——人体特异功能表演纪实》、《意念致动——人体特异功能的新进展》、《人类的第六感觉——磁觉》这类文章的新疆科普刊物《科学与生活》赶紧派人到北京，特意向于光远“表示把原先己经安排的几篇宣传‘耳朵认字’的文章抽掉，并说不再登载这方面的文章。”【75, p.10】事实证明，这家刊物的选择是明智的，因为那场讨论会颇像是文革时期的批斗会：
“不少发言提到，当前‘鬼魂’形成一股风，……这股风从何而来？有的发言认为，这同特异功能的研究密切相关。这种研究，从提出耳朵认字，到意念制动，再到残留信息，是向‘鬼魂’发出的三封请柬，经过三请，终于把它请出来了！”【400】
1982年4月，于光远的这两封信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后有一句“编者附记”：“于光远同志的这两封信发出以后，据了解，云南省科协完全同意这些意见，已决定原定在第五期续登的《诺亚方舟》不再刊登，并研究了改进刊物内容的具体措施。”【401】也就是说，于光远当时虽然对钱学森和“中国科协负责同志”无可奈何，但他对于那些外地出版的小刊物还是蛮有震慑力的。而事实是，当时的于光远根本就没有管理外地科普宣传的职责，因此他的长臂、跨界管辖，颇像是在“没有物质的媒介物”的情况下，两个物质间相互发生了作用——千真万确的“意念致动”。
阴魂不散，战斗不息
在九十年代中期，很可能是因为“反伪”的高潮此伏彼起，中宣部科学处旧部定期在一起聚会；每次聚会，“于老”都像是太阳一般，于核心将自己的“光”照得无“远”弗届；而“小何”则一不祚、二不庥，场场不落，永远站在距离“于老”最近的地方。（图片来源：上：《1995年与中宣部老科学处同志合影》【402】，下：《1996年中宣部科学处同志聚会》【403】。）
（4）网罗党羽
除了逼迫曾属于自己下级的中国科协表态反对“人体特异功能”之外，于光远还在1981年11月4日给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所长冯德培、中科院生物学部副主任过兴先、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潘菽写了封信，题为《希望中国科学院有更多的同志参加揭露“耳朵认字”的工作》。【74, pp.167-168】十年后，这封信的标题被改成《中国科学院应该反对“人体特异功能”》。【75, pp.11-12】这是于光远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
“原因不但由于这是一种打着科学招牌来进行欺骗，直接损害中国科学的声誉，而且中国科学院一些研究所和科技大学内都有些人热心进行这种活动。……院内也有些著名的科学家对这种宣传表示支持。如果我们中国科学院没有明确的态度，就会使得外界不了解我们的正确态度。”【75, p.11】
如果你觉得于光远上面这些话有些耳熟的话，那就对了：叶圣陶两年前反对“耳朵听字”的理由之一就是害怕“引起外国有识之士的讪笑”。【100】
由于于光远“反对伪科学”所依靠的主要“科学”就是心理学、依靠的主要人员就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那几个人，所以，该所所长、中国心理学泰斗潘菽就成了于光远志在必得的争取对象。据《自然杂志》编辑的《人体特异功能通讯》，潘菽曾说过“心理学要研究人体特异功能”、“要建立中国式的心理学，特异功能的情况必须考虑”这样的话。【110, p.93】不仅如此，还有报道说潘菽曾给“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发去贺信。【110, p.93】毫无疑问，在1981年11月4日之前，于光远或其跟班就曾向潘菽施加过压力，而潘菽早就被誉为“红色教授”，在五十年代更是被于光远一伙修理得老老实实，曾在于光远主编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过《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也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404】实际上，直到八十年代，他还在高喊“我一直主张，我国心理学应该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贯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405】所以，在于光远施压之后，潘菽马上就软了，他在1981年10月23日通过心理研究所给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写信，否认自己相信人体特异功能。而于光远直接控制的《内部讨论》在其第100期上把那封信公布了出来。最奇的是那封信的第一段：
“一、去年十一月在重庆召开心理学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期间，在一次座谈会上.有同志问潘菽同志对人体特异功能有什么看法。潘菽同志当时明确表示，他本人是不相信的，至少现在还持怀疑态度，因为没有科学根据，也不一定是真实。但如果有人愿意去研究清楚，他也不反对。但《人体特异功能通讯》（80年第五期）却在第一版报道说：‘著名心理学家潘寂指出，心理学要研究人体特异功能’，并且还报道说，‘……潘寂指出，……要建立中国式的心理学，特异功能的情况必须考虑。’我们认为，这种报道是不符合潘寂同志谈话的原意的，应子澄清。”【80, p.91】
好笑的是，那封否认信的简写本后来又在《心理科学》上公布了一次，并且特意注明日期是“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八日”【406】，显然意在告诉世人，潘菽不是在“于老”的压力之下才“反伪”的。
到了1982年3月，也就是在《人民日报》再次表态之后，潘菽以为“反伪派”已经胜券在握，所以他亲自给于光远写信，表示“完全拥护”于光远的“反伪”言论，并且给于光远支招儿说“我们现在就是要不让它把气功拉在一起”、“我认为我们首先要攻破耳朵认字这个‘堡垒’”。【80, pp.92-93页】可笑当时潘菽已经老得连“自传”都需要由他人代笔的程度【407】，所以他的言论到底有多少是真心话，只有他自己知道。更可笑的是，就是这么一点儿破事儿，后来被文革余孽邓伟志大肆宣扬为“伪科学在宣传上也作伪”。【56, pp.21-22】实际上，看他在反伪时的上蹿下跳，不难想象他在四人帮时代会有多么嚣张。
除了把潘菽拉了过来之外，于光远拉到的另一个大牌科学家就是冯德培。和潘菽一样，冯德培也属于早就被于光远一伙修理得老老实实的老（实）科学家，早在大跃进年代就曾表示要“争取做红色专家”。【408】据张震寰说，于光远曾告诉他，冯德培曾说过“骂支持人体特异功能者还怕脏了他的嘴”这样的话。【80, p.99】
（5）心中有数
其实，如果于光远在与“人体特异功能”战斗时，真的是出于“坚持唯物主义”或者是“反对伪科学”的目的，则他当时最拿手的武器只有两个：马克思主义和科学。而这两样东西，在中国的威力，比所有的核武器加到一起还要强大无数倍。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手握尚方宝剑的于光远干嘛还要在暗中到处写信逼人站队表态、拉人登车上船呢？这个问题最直接、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于光远知道自己手中的武器都是地摊上买来的赝品、假货——所谓的“银样蜡枪头”——，它们只能够用来吓唬人，根本不能用来直接与敌人厮杀。而于光远当时心中的头号敌人就是钱学森。
前面提到，于光远曾一再说自己投入战斗的时间是“1980年7月”，它与钱学森对中国权威媒体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人体科学”概念是同一个时间。而于光远在1981年7月发飙，虽然名义上是为了“消除哲学教学中的不良影响”，即针对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一书，但实际上却是针对“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而那次规模空前的会议之所以能够“胜利举行”，与身为中国科协第二副主席的钱学森促成中国科协的“同意”有相当大的关系。尽管钱学森没有出席那次会议，但他无疑是那次会议的主心骨——在很多人眼中，他就是“真科学”的代表和化身。这是“史书”上的记载：
“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在重庆举行。会上交流了研究成果和经验，成立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交了题为《开展人体科学的基础研究》的学术论文。”【384, p.421】
这是钱学森学术论文的开篇第一句话：
“在一九七九年祖国大地一声春雷，出现了青少年的人体特异功能，‘耳朵认字’。”【409】
钱学森用“春雷”来比喻“耳朵认字”，对于中宣部大佬于光远来说，简直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因为“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十月革命”也不过是“一声炮响”而已。确实，在中宣部的语汇中，“春雷”比“春天”、“春色”、“春潮”还要高大上。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把自己3天前发表“聂元梓等七位同志贴出的大字报”认证为“推动北大文化革命的春雷”。【410】两个半月后，《人民日报》又把“毛主席会见百万革命群众的喜讯”比喻为“震荡全国”的“春雷”。【411】再过四个月，为了给“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造势，《人民日报》又发表诗歌《春雷颂》。【412】所以说，钱学森把“耳朵认字”比喻为“一声春雷”，就相当于暗示那些反对这声春雷之人都是些“反动派”——在当时，谁都知道那些“反对派”的总后台就是于光远——他实际上是一个光杆司令。如果说钱学森的开篇仅仅是暗讽了一下于光远之流的话，那么在文章的结尾，钱学森已经不屑于掩饰自己对他们的蔑视了：
“在前进的道路中，会有一些无理取闹的非议，我们不必为它分心；也会看到一些人在讥笑，我们也不必理睬，这种人在五、六十年前也有过。只要我们踏踏实实苦干，终将作出贡献。”【409】
也就是说，在钱学森的眼中，那些“反对派”的所作所为不过就是“无理取闹”、“非议”、“讥笑”而已——这不就是那些党棍、政客们一直在干的事情吗？而钱学森所说的“五、六十年前”，颇像是“五、六十年代”的“笔误”，因为那正是中宣部科学处在科学界最为横行霸道、最为飞扬跋扈的时光。还记得钱学森一年前在《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一文中捅了于光远的烂疮疤吗？
总而言之，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战斗”，与其说是真、伪科学之争，不如说是科学家与党棍政客之争：在“科学的春天”里，当了几十年“臭老九”的知识分子终于有了扬眉吐气当家作主的感觉；而当年那些骑在他们脖子上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特务、警察、宪兵们的感觉却恰恰相反——灰溜溜的失落、咬牙切齿的仇恨。换句话说就是，“人体特异功能”不过是这帮科学特务、科学警察、科学宪兵们妄图重新夺回“霸主鞭”而制造的一个口实、一个事端而已。只不过他们生不逢时，因为政治斗争而推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赋予了科学家一柄威力无比的利剑，在它面前，“霸主鞭”也不过就是一根烂麻绳而已。所以于光远们只能以“无理取闹”来搅局——用《自然杂志》评论员的话说就是：
“如果在几年之前，在林彪、‘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特异功能的研究早已被扼杀于襁褓之中。所以，一年来我国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所以能取得如此显著的进展，完全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胜利。”【413】
这两句话虽然听上去像是官话、套话、场面话，但请相信，它的每一个字都发自那个“本刊评论员”的肺腑；同样，它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布满毛刺、铁锈的钢钉，扎得于光远撕心裂肺。
据于光远的跟班申振钰总结，重庆会议取得了两大成果，“一是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肯定了人体特异功能的存在”，“第二个‘成果’就是成立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414】如果说“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肯定了人体特异功能的存在”相当于在于光远的伤口上搓盐的话，那么“成立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则相当于向于光远的心口插刀，因为他非常清楚，一旦这个研究会真的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那么这个“伪科学”就变成了得到官方承认的“真科学”了。而最早提议把“伪科学们”组织起来的那个人，就是钱学森。1980年6月，钱学森在访问《自然杂志》编辑部时这样说道：
“关于特异功能的研究十分重要，我建议成立一个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团结老科学家和中青年科学工作者，起组织作用和指导作用，推动这项研究扎扎实实地开展下去。”【148】
这是朱润龙夫妇后来透露出的信息：
“1981年9月，贺崇寅去京。钱老介绍贺崇寅与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春荣见面，并向中国科协作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情况的汇报。贺崇寅同志也向钱老及聂春荣汇报了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拟在重庆召开的筹备工作情况。由于钱老的大力推荐，中国科协拟筹组建立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415】
于光远后来承认，无论是给中国科协负责人写信，还是给冯德培、潘菽写信，他的矛头所指都是钱学森：
“这时候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大科学家’，提出一门‘人体科学’的学问。其实‘人体科学’早就有了，人体解剖学、人体生理学、医学都是人体科学，那是真正的人体科学。但这位大科学家还要建立所谓‘人体科学’，实际上，就是主张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也就是伪人体科学。这位大科学家还要成立‘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用它的筹备组的名义活动，要求全国科协正式承认它的合法地位。科协的书记处对这件事情并没有表示同意。我就写了一封《望中国科协正式备函说明并未承认“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的文章。”【383】
《望中国科协正式备函说明并未承认“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是于光远在1996年给那封信追加的标题，而在十年前，它的标题是《中国科协有没有承认所谓“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这是其全文：
“最近收到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写给国家科委并方毅同志的报告和该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会议纪要。早在11月16日看到召开这个会议的消息后，我们曾经打电话给科协学会部部长谢东来同志，查询该会和科协的关系，谢东来同志电话里说：‘成立什么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备组我不知道。这个筹备组在上海开过什么会，举办过什么活动，我也不知道。’据此，国家科委不准备答复这个‘报告’，而由我委信访处作为一般来信处理，但在该会送来的纪要中，既说是在‘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春荣同志代表中国科协出席了会议，在他的主持下，酝酿成立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召开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又说‘在中国科协的领导下已经建立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科协的态度（聂春荣同志给这个研究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的贺信中也说‘目前形势科协也难批准入会’），但是处理这个来件要有正式根据，希望中国科协正式备函说明纪要所说是不实之词，以便我们给以正式答复。”【74, p.234】
看明白了吗？于光远在逼迫中国科协主席表态不“正式承认人体科学研究会的合法地位”之后，又反过来要中国科协给他当炮灰，逼迫他们出具文件以便国家科委可以拿它当借口不“正式承认人体科学研究会的合法地位”。这不就是所谓的“两面三刀”吗？一个人内心的仇恨得多么强烈才会使出这样的手段啊？难怪《自然杂志》主编贺崇寅六年后会说这样的话：
“但是孰料研究会成立之日，即是人体科学研究工作厄运开始之时。一时间，人体特异功能几乎成为是骗术或魔术的代名词，而从事于此项研究的人则被扣上宣传封建迷信、甚至是反马列主义等政治帽子。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看来有人一定非要把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置之死地不可了。”【416】
前面提到，在于光远的反伪文章中，他几乎从来不提钱学森的名字。但是，在给中国科协某负责人的信中，他却写道：
“你告诉我，把《内部讨论》（第67期）送给钱学森同志了。这个做法很好，不知道他有什么反应？”【74, p.29】
上面这段话透露出的重要信息就是：于光远与钱学森“战斗”，并不是面对面的搏斗，而是要通过代理人来搞拐弯抹角的明枪暗箭。《内部讨论》是“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办的“内部”刊物，而“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受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的直接领导。无论“第67期”的内容与“反对‘人体特异功能’”是否有关，于光远既然那么想知道钱学森的“反应”，他干嘛不直接把刊物寄给钱学森征求他的意见呢？既然不肯直接征求意见，干嘛还要偷偷摸摸地向第三者打听呢？最奇怪的是，当时钱学森在中国科协15位副主席中排名第二，所以，于光远知道，他写给“中国科协负责人”的信，钱学森都能够看到。也就是说，于光远虽然把钱学森视为自己的最大敌人，但他却不敢和钱学森打照面。这是为什么呢？你很快就会看到答案。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尽管于光远百般阻挠，但从事人体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却终于在1986年成立了民间性质的“人体科学研究会”；一年后，这个组织获得国家科委的正式批准，改名为“中国人体科学学会”——经过八年抗战，饱尝于光远一伙打压的“伪科学”终于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认。不过，该学会似乎一直没有得到中国科协的承认，尽管中国科协在1987年接纳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为会员。1992年中国人体科学学会在民政部注册，它很可能在2000年被取缔或解散。（截图来源：【418-419】。）
2、组织起来
除了公开或者秘密发表讲演、四处给人写信逼人站队表态之外，于光远与“伪科学”作战的第三种方式就是“组织起来”。这是他后来自己说的话：
“我当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在我的倡议和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组’。在几年的时间里，这个调查组对声称有‘特异功能’者进行了深入调查和科学测试，以有力的证据揭露了其欺骗性。调查组召开了许多会议，发行了多期内部通讯和报纸，积累了大量有说服力的资料。”【13, p.2】
事实是，那个“调查组”的正式名称根本就不是什么“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组”，而是“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其功能，既不是“调查”，也不是“研究”，而是“联络”。这是那个“联络组”的唯一组员邓伟志的不打自招：
“1981年是科学与伪科学争论中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5月，支持耳朵认字的人在重庆举行了第二次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据《自然杂志》所办的《人体特异功能讯》1981年6月30日出版的第十、第十一期特刊上报道，‘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260余名代表出席了大会’，‘省委书记xx主持了开幕式。中国科协书记处xx作了《推动人体科学研究》的报告。《自然杂志》主编贺xx作了《一年来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进展和展望》的报告。’更重要的是，会上成立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并举行了第一次全体成员会议。选举贺为临时召集人。宣扬人体特异功能的组织起来了。认为人体特异功能是伪科学的怎么办？……搞假的组织起来了，搞真的又怎能不组织呢？在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五个月以后，国家科委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我成了这个小组的一名成员。”【56, pp.14-17】
也就是说，于光远之所以要“倡议”成立这样一个“组织”，唯一目的就是与“人体科学”的“组织”相对抗。
另一个事实是，在法轮功事件之前，于光远从来就没有承认过这个“组织”是“在我的倡议和领导下”成立的。他打出的旗号都是“国家科委”。这是他在1981年11月4日给冯德培、潘菽等人的信中说的话：
“现在科委发起，组织了一个‘“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联络组’。心理所几位同志与此组织己有联系。生理所的同志也到北京参加过一次会。我希望心理研究所有更多的同志参加这个战斗。”【74, p.168】
在1981年11月23日写给河南省委刘杰、李葆光的信中，于光远说：
“近年来，这种反科学宣传越演越烈，我们国家科委党组的同志们认为，如果再不努力纠正，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就会得不到澄清，为此，最近，国家科委组织了一个‘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并已开始工作。”【74, p.197】
在1982年5月28日给胡耀邦的信中，于光远写道：
“科委发起成立一个‘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作了调查和测试。”【80, p.107】
那么，这个“联络组”究竟是怎么“成立”的呢？
（1）私设公堂
1981年11月30日，在成立了将近两个月之后，这是组织终于做出了这样的自我介绍：
“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于10月9日、10日，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人体特异功能问题座谈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上海生理研究所等科研单位以及新闻、出版界的三十余位同志出席了会议。……会上，组织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联络组已开始同有关方面建立联系，并陆续收到来信、来文。联络组还派人到一些地方和单位进行调查，搜集资料。联络组负责编印《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420】
在法轮功被取缔之后，这个“组织”成立的经过被描述得更为详细：
“1981年10月9日至10日，由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出面，召开了‘尊重科学，弄清真相’的人体特异功能问题座谈会。会上，由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共同发起建立了‘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这个联络组，由ΔΔΔ倡导，由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罗伟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钟林三位同志负责。开始只有邓伟志等一、二个同志在ΔΔΔ办公室负责搜集情况，编辑资料。后来把办公机构设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其任务就是调查研究、组织测试、出版刊物。”【130】
实际上，上面那二百多字中，最能泄露天机的就是“由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出面”这12个字，它们非常生动地把于光远那只毛茸茸的“黑手”描绘了出来。这是“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的自述：
“1956年我从经济工作战线调到科技部门工作，当时首先认识的就是于光远、何祚庥、龚育之等中宣部科学处的几位同志。回顾自己的一生，我后来走了很长时间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研究的道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也受到他们的影响。那时候何祚庥比我大四岁，龚育之比我大两岁，我在他们面前还是学弟。”【421】
换句话说就是，吴明瑜是中宣部科学处的编外职员、于光远是吴明瑜的顶头上司——据何祚庥说，于光远的“大思想家”头衔就是吴明瑜奉献的。【422】也就是因为如此，于光远让吴明瑜“出面”他就必须出面，于光远让吴明瑜“发起”他就必须发起，于光远让吴明瑜“成立”他就必须成立。而于光远之所以只能让一个局级的“研究室”出面，而不是让部委级的“国家科委”出面，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于光远这个“副主任”在那里还不能为所欲为。
事实是，于光远不仅是那个“联络组”的倡议者和领导者，他还是它的衣食父母。这是邓伟志的不打自招：
“联络组交给我的任务之一是编辑《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编辑部几个人？除了挂帅的于光远，兵就是我一个。编辑部设在哪里？就在于光远家里。于光远管我吃，管我住。当然，公开的地址是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地址。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秘书长钟林同志是一位出色的实干家，反对伪科学的卓越组织者，他从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抽出一位女同志画版样。印刷由《人民日报》副总编保育钧安排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本文初稿的题目我曾用《拳打脚踢伪科学》，就是因为我想起了编辑《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的日日夜夜。从言论到消息，从通讯到专访，从历史资料到翻译资料，编、采、通，都是一个人，既有旁敲，又有侧击；既有远程，又有近战，因此我说是‘拳打脚踢’。后来又觉得不雅，便改成现在的题目。”【56, p.15】
“拳打脚踢”这四个字，十分形象地说明了那个“联络员”是如何“反对伪科学”的：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信仰拳脚、崇尚暴力、倚权仗势，但就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科学实验”，更不相信他们口口声声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这是那个流氓刊物《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创刊号上的文章标题（据【125, pp.287-288】）：
① 报刊上开展对人体特异功能问题的批评
② 尊重科学、弄清真相，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开展工作
③ 评《自然杂志》上的一篇实验报告
④ 鲁迅与“耳朵听字”
⑤ 茅以升同志来信辟谣
⑥ 来信摘登（耳朵认字是欺骗，父子传感是假的，贵州神医现形记）
⑦ 上海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观察记
⑧ 如何破耳朵识字——访魔术师
⑨ 我的魔杯——特异人自述
⑩ 伟大的发明家，渺小的哲学家——爱迪生等
非常可惜，也非常遗憾，在今天，这些文章大多已经变得比三坟五典还要稀罕了。但万幸的是，邓伟志的嘴脸还在，而他的这些“素质”，构成了“于光远管我吃，管我住”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唯一原因。
于光远“倡议和领导”的那个“联络组”的真实面目，在其编辑的《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第二期中得以充分显现。而我们在今天之所以能够有幸见识到这期“小报”，唯一原因就是于光远把其中的一篇“文章”收进了自己的“反伪”文集，题为《一个会议的纪要和我们的按语》。【74, pp.235-244】【75, pp.208-216】
原来，“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委会”在1981年11月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这个会议形成了三个文件，分别是：《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章程（草案）》、《会议记要》、《关于建议由国家科委组织对人体特异功能进行实验验证的报告》。【423】这三个文件中，第一个文件最让于光远害怕，第三个文件最让于光远窝心，所以，他专门把第二个文件挑出来撒邪火。据于光远自己的注释，“我们的按语”虽然不全是他写的，但却是“‘资料’编写组按照于光远同志的意思起草并经他审阅过的”，所以他后来才会把它收入自己的“反伪文集”中。这是该文的第一段，也是“总按”：
“最近，我们看到《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第二次全体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这个《纪要》很不像样。我们编辑组一边读、一边写了些按语，一并印出，以飨读者。《纪要》第三部分讲了些组织问题，从略。其余照登。这个研究会是专门研究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如皮肤认字、遥感、透视、思维传递、意念致动、残留信息、闹鬼等等，最近忽然改用‘人体科学’这块牌子。但是‘换汤不换药’，他们仍不搞人体科学研究，还是在那里搞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难怪全国科协主席周培源同志一直把它称作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并认为不能接受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入会。”【74, p.235】
于光远之所以会对“伪科学们”“忽然改用‘人体科学’这块牌子”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并非完全出于其对“正名”问题异常敏感的职业本能，而且还是因为在当时，他正在试图把“‘人体科学’这块牌子”据为己有，装进自然辩证法这个“大口袋”之中。这是他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说的话：
“在这里我想谈谈人体问题的研究。人体的研究是必须要进行的。我们怎么能不对我们自己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呢？我看对于人本身的研究是今后科学发展的一个生长点。我同意这一看法，如果二十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即在二十世纪中物理学得到许多伟大的成就，那么二十-世纪将是生物学和人体科学的世纪，对人体的科学研究是尖端科学。人体是多么复杂的物质啊！……在科学面前，特别在人体科学面前，还有许多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我们常务理事会的同志们商量决定，明年同真正研究人体科学的专家一起，开一次会讨论人体科学。”【234】
同样，在写给冯德培、潘菽等人的信中，于光远也这样说道：
“重视人体科学这是完全必要的，问题是不能让这样一些人打着人体科学研究的招牌去作迷信宣传。”【75, p.168】
而为了霸占这块招牌，于光远的跟班邓伟志还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要“让人体科学沿着唯物主义轨道前进”；相应地，他把钱学森的“人体科学”称为“超人体科学”，显然是在效法于光远给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打上“超心理学”的烙印。【424】
也就是因为霸占“这块牌子”的企图没有得逞，于光远后来把“人体科学”冠上一个“伪”字，成为“三伪一所谓”之一。【382】再到后来，他连钱学森提出的“思维科学”也贴上了“伪”的标签。【342】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于光远已不再认为存在与“伪”相对立的“真人体科学”、“真思维科学”，而是认为人体科学和思维科学本身就是“伪”的。
这是《会议纪要》的第一段话：
“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于1981年11月9日至12日在上海举行。24个省、市、自治区的26名委员出席了会议。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春荣同志给会议发了贺信，并对会议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会议回顾了半年来的工作；讨论了社会上否定特异功能真实性的问题；研究了今后工作事宜。”
这是于光远插在第二句话后面的“按语”：
“聂春荣同志在贺信中写道：‘既然科协没有承认我们这个研究会，可以按照‘中国飞碟研究会’的做法，自己刻图章并开展活动。”【74, pp.235-236】
一个“国家科委副主任”，通过编造一个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的话来嘲弄、戏耍一个科学组织，这到底是在“反对伪科学”，还是在“大搞伪科学”？好笑的是，这个筹委会五年后果真按照于光远的“指导”召开了成立大会。可以断言，于光远那时的心情一定比三十年后方舟子面对“‘方学家’……十年来天天在网上骂我，终于骂上报刊了”【425】这一局面还要苦涩。
这是《会议纪要》的第二段话：
“1981年5月在重庆召开了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中国科协书记聂春荣同志代表中国科协出席了会议，在他主持下，酝酿成立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并召开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半年来，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各地科委、科协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在筹组地方各级研究会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不少省、市成立了研究会；还有些省、市研究会正在筹备中。在科学研究方面，北京开展了一次以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为主体的全国性的联合测试工作；上海、成都、武汉、昆明、吉林、浙江、江苏、河南等地分别组织了特异儿童的夏令营或训练班，开展了功能诱发训练和测试工作；西安、山西、河南、兰州、黑龙江等地区和单位开展了基础实验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兰州、重庆、南京等地开展了普查工作，在情报资料的整理、翻译、汇编以及论文整理发表等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
这段话虽然只有342个字，但却被于光远“按”了三次。这是他在“半年来，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各地科委、科协的大力支持下”后面的“按”：
“‘各级党委’？那就是从中央到公社了！有这回事吗？聂春荣同志在第二届全国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上不是说‘到今天还没有取得更多的领导上的大力支持和社会上的普遍承认’吗？贺崇寅同志不是也在重庆会议上说：‘至今也还未完全得到社会和科学界的公认，能发表论文的园地不多’吗？不要再虚张声势了！”【74, p.236】
在“通过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后面，于光远又“按”道：
“有多少人？有多少人体科学方面的专家？搞生理的有多少？搞脑生理的有多少？”【74, p.236】
而在那段话的结尾，于光远又这样按道：
“作了不少事！怎么不想想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起积极作用，还是起消极作用？”【74, p.237】
无论怎么看，于光远的“按语”都像是一个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的泼夫站在街头与人吵架，而不像是一个国家科委副主任在利用国家机器“反对伪科学”。而方舟子在二十年后开始的所谓“打假”，与之几乎毫无二致。
这是《会议纪要》的第二段话：
“会议认为，半年来人体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情况是好的，但各地的发展不平衡。某些地区和单位仍存在着机构不健全、经费困难、研究进展迟缓等问题，有待进一步克服。”
这是于光远插在“经费困难”后面的按语：
“耗用的经费够多的了。特异人营养费、游览费、家属招待费、宣传费，各种巧立名目的费用加起来不知用了多少万元？这个省给1万，那个省就要求给3万，第三个省就用这两个省作例子，来压自己的领导。《纪要》里又讲‘经费困难’，不知又在动什么脑筋？”【74, p.237】
据申振钰透露，于光远的“联络组”成立后，“国家科委”一次就给它拨了五万元经费。【110, p.58】在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也不过五十元，“万元户”刚刚冒头，在全国都属于凤毛麟角，要上《人民日报》。所以，五万元人民币不仅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天文数字，对于中国政府机构也是如此：国务院在1979年底批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奖励条例》，最高奖金也不过一万元【426】；五年后，显然是在下了大决心、使了大力气之后，它才被提高到两万元【427】。1985年，清华大学资助其“气功科学研究组”研究气功，两年的资助额也不过两万元，而已。【428】而于光远“联络组”的所作所为，不过就是通过“整材料”来破坏人体科学的研究。实际上，除了这个“联络组”之外，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这三个局级单位都受于光远的驱使，为他免费效命。也就是因为自己可以利用国家资源来搞私斗，所以于光远对自己的对手能否也利用国家资源这个问题特别敏感。这是他后来说的话：
“他们开了两次规模不小的‘科学讨论会’，还正筹备着一个没有人体科学专家参加的‘人体科学研究会’，使用着某些地区、某些单位的科学研究费用，他们的‘发现’要求作为科学成果来进行鉴定……总之一句话，要求在我国科学工作体系中有他们的地位，有他们的研究机构，有他们的专家头衔，有他们的出国名额，等等。”【17】
在当时，“出国”不仅是一种让人垂涎欲滴的奢侈享受，它还是一种寻常百姓可望不可即的政治待遇，而于光远在1978年曾出访南斯拉夫——所以他才会对“伪科学们”能不能得到“出国名额”那么上心。总而言之，于光远当时“反对伪科学”的目标就是把他们排斥在体制之外，让他们既没有钱、也没有权，那样他们就啥都干不成了。
《一个会议的纪要和我们的按语》全文五六千字，我们不可能在此全文照录并且统统予以解说和评论。但是，上面那几条按语远远不足以展示于光远的“反伪”风采。而能够充分展示其风采的是最后一条按语。这是于光远抄录的最后一段《会议纪要》：
“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耳朵认字’这种人体特异功能现象是否客观存在。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决这一争论的根本途径只能靠实践。因此我们建议在国家科委领导下，对‘耳朵认字’的真实性组织正式的实验验证（已有报告）。同时我们必须以更加严谨的态度，更加扎实地把我们的实验研究工作继续推向前进，真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被认识。真理是不怕实践检验的，真理必将越辩越明。”
这是于光远的按语：
“《实验验证的报告》这期暂不发表。有一点，在这里补充一下。报告说：‘特别是最近某些公开发表的文章认为“耳朵认字根本不是事实”，全盘否定这项研究工作的科学性和必要性，这对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已经带来了很大困难。’对此，我们郑重宣布：我们认为灵学是伪科学。人体特异功能只不过是灵学的变种，不过是灵学在中国的别名，也是伪科学。中国在这方面的‘空白’不必去填补，外国在灵学方面的投资，我们也不必去赶超。我们印发这份资料的目的依然是要给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带来困难，并期望进而停止这类伪科学的活动。——尽管这一类宣传有其根源，一下子是不会绝迹的。我们一直认为，为了在更多人面前揭穿这种弄虚作假，不妨再作一番测试，但必须是真正科学的实验。”【74, p.244】
于光远“宣布”的那个“暂不发表”的《实验验证的报告》，就是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议由国家科委组织对人体特异功能进行实验验证的报告》。事实是，那份报告根本就不是“暂不发表”，而是“永远都不发表”；并且，终于光远的有生之年，他可能都没有对那份打给他的报告作出正式答复。为什么国家科委的副主任放着正儿八经的本职工作不做，而是要粉墨登场，上演这种徒逞口舌之快的泼夫骂街般的闹剧、丑剧、活报剧呢？答案非常简单：除了“无理取闹”之外，他当时对“伪科学”们的步步进逼完全束手无策。而他“无理取闹”的招术也不怎么高明，所以他才会不由自主地、并且恬不知耻地“郑重宣布”：“我们……的目的依然是要给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带来困难”。而他的这一无赖招术，后来被他的门徒方舟子点滴不漏地学了过去，发展成在新语丝上动不动就搞“方舟子按”、“方舟子评”，以及从中发展出来的“网人评”、“众人评”，其实质就是人身攻击、胡搅蛮缠，打着“科学”的旗号撒野叫骂、披着“道义”的外衣满地打滚、无理取闹。
（2）私招衙役
毫无疑问，那个“按照于光远同志的意思起草”《一个会议的纪要和我们的按语》之人就是被于光远豢养的邓伟志，因为他的那个泛着文革馊味的“文风”实在是太独特了。实际上，邓伟志的独特“文风”，在三、四十年后的今天，在方舟子豢养的一个名叫张博庭的爪牙——他以“抄袭老手”而在新语丝上“一举成名”【429】——的文章中鬼火般地若隐若现。这是张博庭自己叙述自己文风的来历：
“上初中学的是《毛主席语录》，其实文化也只有小学的水平，语文基础都是从大字报和写批评稿中锻炼出来的，形成现在的比较擅长辩论的文风。”【430】
这句话基本上也可以当作邓伟志的“自述”。换句话说，要搞反伪帮和科邪教，其头子手下必须有几个甚至几十个文痞。
A、文革余孽
据邓伟志自己说，他1938年出生，1960年毕业于上海社科院经济系，“毕业论文经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庞季云推荐，发表在《学术月刊》第6期。”【431】这是那篇毕业论文的第一段话：
“在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指导下，我国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进行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大大改善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善，又带动了生产关系的全面发展和进一步完善，推动了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强有力地证实了毛泽东同志两类矛盾学说的巨大威力和无比正确。”【432】
1960年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最严重的一年，而“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大跃进”的彻底失败。可是，在邓伟志的眼中，不仅“大跃进”已经“取得基本胜利”，它还促进了社会关系的改善，而后者又反过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邓伟志这种瞪着眼睛说瞎话的本事，即使不是天生的，那也一定是其本性的一部分，因为二十年后，即使不需要再说瞎话，他也照样瞪着眼睛瞎说。
显然是靠着这个本事，邓伟志毕业后不到十年就开始“蹿红”。1969年，他被借调到《解放日报》搞“大批判”；1971年，他又进入上海《文汇报》。谁都知道，这两家上海报纸在文革期间虽然比不上北京的“两报一刊”，但其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同级别的其他地方报纸，因为它们是张春桥、姚文元的喉舌——姚文元那篇揭开文革序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文汇报》上首发的。到了1972年，邓伟志一步登天，他“遵照毛泽东指示，按自然科学组分工，组织复旦（主要是原同济人马）德语教师翻译海克尔的《宇宙之谜》，并在集体讨论基础上，执笔写了前言。”【431】关于那本书的翻译，一个当事人后来这样回忆道：
“1972年初，陈少新、汪小玲、马静珠和我四人从上海科大调至复旦大学外文系，但要先到当时的‘理科大批判组’翻译德国人海克尔（Ernst Haeckel, 1834-1919）的《宇宙之谜（Welträtsel）》。什么海克尔，什么‘宇宙之谜’，我对此可说是一无所知。那时林彪虽已‘折戟沉沙’，可‘文革干将’（那时还不知道有个‘四人帮’）风头尚健，偏偏在这时翻译一个洋人、古人的作品，真是匪夷所思，但我不敢问个究竟，只知道是‘上头来的’，也只有‘不理解也执行’的份儿。”【433】
所谓的“理科大批判组”，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柯”，它是文革期间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控制的写作班子之一，这些人统归“上海市委写作组”——《红旗》杂志后来称它是“一支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炮队’”【434】——领导，而邓伟志恰恰就是那个“炮队”的正式在编“炮手”之一。【435】
邓伟志代表“上头”执笔写下的那篇前言，题为《关于海克尔和他的〈宇宙之谜〉》，全文分为三部分，最后一部分的标题是《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这是它的结尾，也是全文的点睛之笔：
“自然科学在发展，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在继续。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御用教授们，都在千方百计地歪曲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为形形色色‘最新的’哲学理论和社会政治理论寻找论据，借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我们无产阶级的科学工作者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又红又专的教导，坚持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努力改造世界观，学会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继续开展自然科学领域里的革命大批判，把反对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斗争进行到底！”【436】
看明白了吗？这就是邓伟志在几年之后抱着于光远的大腿、跟在于光远的屁股后面“反对伪科学”的思想根源：“我们无产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工作者”天生就是要看着、管着、压着、整着、搞着那些“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御用教授们”的！邓伟志后来把这篇文章收入《邓伟志全集·社会科学卷》【437】，而把它的姊妹篇、曾在“四人帮帮刊”《自然辩证法杂志》上发表的《宇宙有没有“谜底”？——评海克尔的〈宇宙之谜〉》【438】收入《邓伟志全集·科普卷》【439】，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好笑的是，他还曾装模作样地这样“忏悔”道：“在我这几年的文章中也有不少在今天看来可笑、可悲、可恨之处”。【440, p.59】但事实是，他在八十年代写的“反伪”文章，除了不再引用马恩列斯毛的语录之外，基本上还是那个路数。这是他在1999年说的话：
“为什么有些科学家也会疑神弄鬼？翻开世界科学史则一目了然。有科学家只专一行，在其科学知识尚未升华为哲学高度时，完全可能是‘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要还我‘唯物’，必须普及社会科学。用社会科学这尊天字第一号的‘钟馗’来打鬼。”【441】
你一定要知道，在当时，邓伟志不仅已经从“红二代”、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民进中央的“邓副主席”，这个自认“学术水平在平均线以下”【442】的“名副其实的‘百搭’”【440, p.80】,还已经变成了“著名社会学家”，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毫无疑问，他所谓的“社会科学”，就是他在“四人帮”时代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自然科学家”就是他在“四人帮”时代所说的那个“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御用教授们”、“新时代”的“鬼”；而“社会科学家”就是当年的“我们无产阶级的科学工作者”、是打鬼的“钟馗”。换句话说就是，于光远、邓伟志之流的“反对伪科学”，其实质就是“四人帮”对科学家搞“无产阶级专政”在“新时期”的借尸还魂——千真万确的“闹鬼”。
就在邓伟志“组织”翻译《宇宙之谜》的第二年，“上海市委写作组”“根据毛泽东的意图”【440, p.58】创办了《自然辩证法杂志》。关于那份刊物，“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是这样给它定性的：
“在批爱因斯坦、批基础理论研究、宣传代替论中，有个杂志起了很不光彩的作用，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上海创刊的《自然辩证法杂志》。它挂着自然辩证法的招牌，却做了许多违反以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自然辩证法，宣传‘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路线，宣传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坏事，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443】
直到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还有人一提起它就恨得咬牙根儿：
“剥去画皮，揭示真相，可以明确看出，《自然辩证法杂志》打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幌子，破坏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搞乱自然科学界，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干了不少坏事，搞了不少名堂。”【444】
而从一开始，邓伟志就是这家“帮刊”的大红人：它的创刊号上共有大大小小18篇文章，其分量和等级不仅反映在它们的先后次序、篇幅长短上，还反映在标题的字体上：字号大小、颜色深浅、笔画粗细都有讲究。而邓伟志的《天体的来龙去脉》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名列前茅：它不仅是开篇之作，其标题不仅用大号粗体字印出，而且还篇幅最长，占整本杂志的四分之一强。【445】事实是，由邓伟志参与其中的《人类的继往开来》一文在《自然辩证法杂志》连载了5期【446】，而这份杂志总共也就出了13期。后来，这两篇长文都以“自然辩证法丛书”的名义出了单行本。谁都知道，在那个年代，出书是一件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一个人如果没有后台，没有背景，没有根基，他连出书的梦都做不出来。可笑的是，邓伟志的这段历史，后来竟然变成了他“反对伪科学”的最大本钱，如他说“我不是学自然科学的，但是‘文革’中改行搞了差不多十年自然科学”【56, p.9】、“我搞自然科学，是偶然的”【447】。你一定要注意他使用的那个动词：“搞”。
敢叫日月换新天
在文革后期的上海滩，邓伟志绝对可以说是一个吃得开、叫得响的风云人物，他不仅可以在“帮刊”上发表大块头文章，他还可以把那些大块头文章结集成书出版单行本。他与人合作的《天体的来龙去脉》和《人类的继往开来》在这份总共出了13期的刊物上连载了7期；并且它们后来都被当作“自然辩证法丛书”的成员被上海最大的出版社出版。这两篇文章都是集体写作、化名发表，但邓伟志将它们视同己出，几十年后收入自己的“全集”之中。《天体的来龙去脉》一书首次印刷45万册；而在《人类的继往开来》问世一个月后，“四人帮”就倒台了。据邓伟志说，“余衡泰”的笔名是他起的，意为宇宙、恒星、太阳【448】；“李炳文”的意思是“理科战线的一个兵”、“胡波”意为上海自然博物馆（沪博）【449】。）
最奇的，“四人帮”倒台之后，邓伟志不仅没有伤到一根毫毛，他反倒更上一层楼。这是他自己说的：
“也许是因为在‘文革’中参与得较少，也许是因为华东局老领导韩哲一、夏征农向中央工作组说了我的什么话的缘故，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我便受到中央工作组的重用。1976年冬，或由我主笔，或由我副笔，扬眉吐气，夜以继日地集体撰写了五六篇批判‘四人帮’的长文。1977年元旦一过，中央工作组车文仪、夏侯魁便派我与一位很有才华的文艺理论工作者一起，配合1975年搭建的、后因批判“右倾翻案风”而流产的《思想战线》编辑部的一批文人，到《红旗》杂志批判‘四人帮’。具体落到我俩头上的任务就是批判张春桥。我们认真查阅了张在山东、上海、晋察冀、石家庄、南京的正史、野史、艳史，以及老同志的揭发材料，在王殊、师□（忘记了名字，只记得姓师）、白筠、聂振斌等同志的指导下，写出了正题为《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副题为《评张春桥的反革命道路》的大批判文章，载于1977年5月4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署名‘中共上海市委大批判组’。这是那一阵子唯一用‘中共上海市委大批判组’发表的文章。此文经耿飚签发，5月3日晚新华社转发，5月4日晨中央台广播。后来知道，全国大小报纸几乎没有不转载的，连专区小报也摘要刊登。”【450, pp.379-380】
可惜的是，那篇当时家喻户晓的《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很快就变成了“短命文章”。为什么呢？因为邓伟志在其中给张春桥扣上了“漏网右派”的帽子，而中央后来决定给“右派”平反。换句话说就是，只要你给他一支笔、一张纸，邓伟志就有能耐让极左的张春桥变成“极右”——这岂不比什么“魔术”、“把戏”、“特异功能”更匪夷所思吗？
在“扬眉吐气”期间，邓伟志不仅跑到北京在《红旗》杂志上对自己的大领导、老恩公大打出手，他还在自己的老家上海掘坟鞭尸，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斩断“四人帮”“顺藤摸瓜”的魔爪——〈前前后后〉出笼的前前后后》一文。【450, pp.184-187】也就是说，踩着旧主子的尸骨向新主子表忠心，对于邓伟志来说就像是下馆子、上厕所、串门子一般，既“自然”、又“辩证”、还“唯物”。也就是因为如此，他后来成为当年“上海市委写作组”麾下的四十多根笔杆子中混得最好的人物之一，即使与大名鼎鼎的余秋雨相比，也不遑多让。【451】为什么呢？原因之一，也可以说是主要原因，就是他抱住了于光远的大腿。
B、同性相吸
原来，很可能是在栖身《红旗》杂志社期间，邓伟志就盯上了当时正在走红、并且看似马上就要飞黄腾达的于光远。据他说，从1977年“年底至1978年夏在北京，参与《自然辩证法通讯》复刊的筹备工作”；1978年“4月，被《自然辩证法通讯》派到三门峡调查黄河治理问题。6月初，在北京友谊宾馆科学会堂听于光远、李昌、吴江讲真理标准讨论”；1978年“11月底正式从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调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431】据他后来说，他“调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是自己主动提出的。【440, p.80】他没有说的是，他做出这个中年职业转型的决定是否与于光远是大百科全书的常务副主任有关。但不论他说还是不说，我们都知道，他的“百科生涯”都是短命的。而在回到上海之后还不到两年，他就回到了于光远的身边，并且还登堂入室，爬上了于光远的炕头。
那么，这样两个貌似完全不同的人，是怎么“搞”到一起去的呢？
原来，邓伟志和于光远不仅在“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等方面观点相同，一拍即合，他们二人的“学术”路数也基本相同，那就是，他们都既是“写家”、又是“杂家”。连邓伟志自己都承认：“我在学术上无法同于老相比，可是，我在学术上同于老又有些相像之处。”【452】据他的一个学生说，邓伟志曾有个宏伟的计划，那就是要研究“四大起源”：天体起源、地球起源、生命起源、人类起源。【453】显然，这一宏愿的“起源”，就是《自然辩证法杂志》上的那两篇文章。“巧”得很，文革前“于光远也想搞几本从马列主义观点出发的类似的书，因为估计毛泽东也会喜欢。”【332】只不过是，于光远颇有自知之明，他“搞”的方式是请别人动手，而邓伟志则不同，尽管从来没有受过任何现代科学的系统训练——他承认，“我不是理科科班出身，理科只有高中水平”【448】——，但自认被“自然辩证法”武装了头脑的邓伟志有雄心、有壮志向现代科学的最前沿发起冲锋——这根本就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而是名副其实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果然，邓伟志后来摇身一变，变成了著名“社会学家”、上海大学的“博导”，在十多年间就“导”出了二十多个社会学硕士、三十多个社会学博士，比陕北老羊倌挥鞭放羊还要挥洒自如。实际上，邓伟志应该要求上海大学为自己建立一个“百搭”专业，因为他的博士生们研究的课题就是“百搭”，从2006年的“青春期与性”，到2019年的“中国证券市场的个案研究”，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研究不到的。
不仅如此，邓伟志在2008年就出版了六卷本“文集”，五年后，又出版了二十二卷本“全集”，这两套书全都由他的学生出面吹捧，前者是“一部小百科全书”【454】，后者虽然仍是“一部小百科全书”，但还“是一个思想库，是一曲社会歌，是一部人生书，是一卷育人经，更是长者的智慧，生命的礼赞”【453】。还记得于光远被他的学生和门客们称为“当代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学者”、“大学问家”、“学贯两科”吗？毫无疑问，这一主一仆的“百科全书”都是一个品牌，那就是“自然变戏法”。
内吹不怕闪舌头，外吹不怕掉大牙
邓伟志的硕士研究生童潇在《博览群书》杂志上把邓伟志捧上了天，吹破了地，就差没把他说成是“当代的亚里士多德”了。
毫无疑问，邓伟志之所以能够攀上于光远这个高枝儿、抱上于光远的大腿，成为“于老道地的学生”、“于老出了名的‘代秘书’”，就是因为“反对伪科学”。这是于光远自己说的：
“邓伟志，社会学家。我同他成为朋友是因为我们都反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这种伪科学的宣传。”【455】
据邓伟志说，“我第一次同于光远同志个别交谈是1980年春在杭州举行的世界经济研讨会上。”【452】而那次“交谈”的内容就是“伪科学”。
确实，和于光远一样，邓伟志也称自己有着十分悠久的“反对伪科学”光荣历史：他从1965年的“钉螺姑娘”事件时就开始与“伪科学”打交道，所以“耳朵认字”报道问世之后，他立即“嗤之以鼻，说那是‘人咬狗’的新闻。”【56, p.3】也就是因为这个“反伪”的本性，邓伟志写成《耳朵、腋下“认”字目击记》一文。【456】这篇文章成了邓伟志的投名状，不仅被于光远本人认证为是1980年以后至1981年10月以前这二十个月中唯一一篇公开发表的批评“耳朵认字”的文章【120】，它被申振钰认证为“揭露‘耳朵认字’表演作假，以‘目击记’形式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130】。而在当时，这篇文章与八个月前陈祖甲的那篇文章遭遇到了相同的命运：
“在一个多月里，收到了一百多封信。‘特异人’恨我，支持‘特异人’的骂我，相信‘耳朵认字’的指责我。《首钢报》黄x说我的文章是‘流氓无赖’、‘梦呓’、‘放屁’、‘混话’、‘赚稿费’……还有些匿名信，诬我‘见不得阳光’，说什么‘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些来信逼我回答，逼我调查，逼我从自发到自觉地走上反对伪科学的‘梁山’。”【56, p.3】
看清楚了吗？和于光远一样，邓伟志也是断言“耳朵认字”作假在先，立志“调查”在后。而他永远都不会回答的问题就是：他凭借什么特异功能断定那些“骂我”的人都是“特异人”？
奇怪的是，当时北京中医学院的何庆年邀请邓伟志与他们一起测试，而邓伟志显然是拒绝了这一邀请，他转而“吁请科委鉴定耳朵认字”，也就是要国家科委“设立科学法庭”来宣判“耳朵认字”的真假。【56, pp.109-110】更奇的是，邓伟志“吁请科委”的信件竟然最早出现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宣传情况汇报》上。这就是邓伟志“第一次同于光远同志个别交谈”的背景。两人当然一拍即合，邓伟志于是重新搞起了“大批判”，只不过批判的对象不再是反革命、走资派、右派、“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御用教授们”，而是“伪科学”，他也因此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这是他自己的话：
“1981年秋冬，作为国家科委副主任兼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常务副主任的于光远便把我这个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的人借调到他身边编写《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资料》。”【452】
这相当于承认，邓伟志是于光远雇佣的私人打手，而这个打手的工资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发放。如上所述，于光远在当时不仅控制着国家科委的政策研究室，他还控制着中科院政策研究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以及中宣部科学处的旧班底。而邓伟志竟然能够从那些“于家帮”中“脱颖而出”，可知他确实是一个长于、善于“钻营”的“特异人”。
据邓伟志后来反复讲，在1980年，他曾与钱学森有过一段密切的接触，“他器重我，我也很愿意跟他干，跟他学”；但两人终因“伪科学”之事而分道扬镳。这是这个故事的最后版本：
“1980年钱学森正在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融为一体，建立体系。他需要年轻人为他做些具体工作。他身边有人向他建议，上海有个邓伟志，‘文革’前搞社会科学，‘文革’中搞自然科学。钱老便在办公室召见了我，谈天说地，兴致勃勃，大有把我留在他身边的意思。
“哪知，就在这之后他发表了一系列为伪科学打气的言论。他说，特异功能‘可能导致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他还说：‘特异功能是社会主义的绿叶。’我知道后伤心透了，他是调子最高的一位。我为他惋惜。我对同事讲，特异功能的表演是真正验证了‘君子好欺，小人难骗’。我邓伟志是小人物，不管他们耍什么花招，我们会不留情地揭露。君子则不同，看表演时正襟危坐，不会‘one by one’地盯住表演人不放，不消说君子是难以看出破绽的。这是对钱学森值得理解、应当原谅的地方。”
“可是，钱老无论如何不应当把这几个人的‘特异功能’捧得这么高，提到‘科技革命’的高度，实在有‘大跃进’时大喊‘亩产万斤’的酸味道。‘吾爱吾师，吾犹爱真理。’我针对钱老的‘绿叶论’说了句：‘特异功能不是社会主义的绿叶。’后来这句话上了简报。钱老看了，叹了口气，对身边人说：‘唉！这个人真是……”。【440, pp.109-110】
尽管邓伟志的这个故事从1999年就开始讲，一直讲到2015年，但它根本就经不住推敲：邓伟志公开“反伪”是在1980年1月，钱学森公开挺“伪”是在1980年4月，而邓伟志用引号引用的钱学森的那些话，都是钱学森在1982年以后说的，如说特异功能“可能导致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是在1982年10月召开的“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上【458】，说人体科学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是在1986年的一个讲话中【459】。换句话说就是，邓伟志把时间顺序搞颠倒了，因此也颠倒了因果关系：钱学森后来不再搭理邓伟志，不大可能是因为邓伟志说了反对自己的话，而更可能是因为他“凭主观臆断和道听途说就作危言耸听的反映和全盘的否定，信口开河地来欺骗领导”——这是《自然杂志》编辑部对他在1980年2、3月份造谣的反击。【460】而邓伟志之所以要年复一年地反复唠叨这个故事，说什么“我得罪了不想得罪的人”、因为“反对‘耳朵认字’得罪了钱学森”【461】，恰恰说明他不但当时确实“很愿意跟他干，跟他学”，而且过后又因为抢先给于光远递交投名状而“得罪”钱学森懊悔不已，因为按照他的说法，钱学森的“政治地位比光远同志高”。【452】果然，在于光远死后，邓伟志以“邓副主席”的身份给钱学森题词：“汇文成巨著，系统藏逻辑；旗帜走在前，科学登高峰。”【462】
总而言之，邓伟志之所以走上“反伪”这条路，唯一原因就是他在四处寻找新靠山之际，被于光远收入门下，而于光远之所以收留邓伟志，就是看重他的“打手”品质。也就是因为对这一点心知肚明，邓伟志“反伪”的唯一手段就是“拳打脚踢”。
C、同气相求
“反伪斗士”邓伟志的“反伪风采”在他那篇具有“人生里程碑”意义的大作中一览无余——这是该文的第一段话：
“去年，八月、九月、十月，我在北京五次观看了王某两姊妹耳朵、腋下‘认’字表演。每次试验十个字上下。五次中，有两次是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志一起看的，有三次是我为撇开干扰，单独与其姊、妹或两姊妹接触的。五次的观感颇不一样，有个‘否定——肯定——否定’的曲折过程。总的印象是：不看不相信，一看就相信，多看又不信。”【457】
这段话实际上道出了所有“反伪斗士”们的共同心理：第一，要抱有“坚决不相信”的信念；第二，因为“一看就相信”，所以要有“坚决不看”的毅力；第三，即使没有任何证据，也要有一口咬定对方“弄虚作假”、“骗人”的勇气。确实，邓伟志在这个“目击记”中根本就没有爆出自己“目击”到了“造假”的任何真凭实据，他的全部“证据”，都是自己的猜测和揣测。看看这段话：
“我们多次发现，放进茶叶盒里的平整纸片，在经她俩辨认之后，变得折皱了。耳朵难道还有把铁盒中的纸片折皱的巨大功能吗？既然她们耳朵中的奇异物质能够穿透金属，为什么不能穿透一层棉布呢？要不，她们干吗非要把纸片或铁盒放在衣服里不可呢？既然认字用不着眼睛，为什么不能把眼睛用黑布蒙起来呢？为什么别人写的字条，一定要她们自己用手按住呢？一连串的疑问轰击着我对耳朵‘认’字的信任。在一次单独观察中，我听见放在腋下的茶叶盒在衣下打开的声音。我的年龄不容许我当场揭穿她们，但我心里有了数：衣遮盖着腋，腋帮助了耳。”【457】
邓伟志上面提出的那“一连串的疑问”，不仅完全都是他自己炮制的，而且全都有非常简单的解答。例如，他的第一个疑问，“耳朵难道还有把铁盒中的纸片折皱的巨大功能吗？”就被后来大量的事实给予了肯定的答复。而他的第二个疑问，“既然她们耳朵中的奇异物质能够穿透金属，为什么不能穿透一层棉布呢？”也可以用“耳朵中的奇异‘物质’不能穿透所有物质”这个假说来解释。假如邓伟志真的懂“科学”、或者他当时真的是在“搞科学”的话，他就应该验证这样的假说，而不是浅尝辄止，遽下“衣遮盖着腋，腋帮助了耳”这样前言不搭后语——实际上是早就形成——的结论。实际上，你只要注意到他当时认为“特异功能”的实质是某种“耳朵中的奇异物质穿透”某种物质，你就会明白他对自然科学根本就连门儿都没有摸到——他所拥有的全部“知识”——实际上是“信念”——就是“唯物主义”。这是他后来在一篇“反伪”文章中说的话：
“按照唯物主义的逻辑，不看耳朵认字表演也可以推断他们是玩魔术。按照唯物主义的逻辑，即使看到他们表演成功了，也可以推断自己是受骗上当。”【463】
按照所谓的“科学方法论”，“逻辑”的作用只是对产生某种现象的原因提出合理的假说，然后对验证这个假说的实验结果做出合理解释。而上面这两句话的实质，就是越过假说、验证这两个步骤直接通过“逻辑”来下结论。这说明什么呢？它只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邓伟志在那之前根本就不曾“目击”到任何对方弄虚作假的真凭实据，所以他才会一步到位、搬出“唯物主义的逻辑”这个核武器。可笑这位“反伪斗士”不仅“搞”不懂科学，他实际上连“唯物主义”也“搞”不懂，所以，他的那两句话被张震寰将军揪住，这样质问于光远道：
“这叫什么唯物主义的逻辑呢？”【463】
虽然我们看不到于光远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但他的行动却说明了一切：他继续重用这个“唯物主义者”、这个“兵”帮他“战斗”——用邓伟志的话说就是“值得庆幸的是，此信并没有影响我们反对伪科学的工作，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56, p.18】而这恰恰说明，于光远“反伪”，根本就不是在“坚持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如果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能够帮他打赢“战斗”，他会毫不犹豫地拥抱它们。
可笑这位连自己文革期间写的大字报都舍不得丢下而要给“全集”凑数之人，竟然谎称自己没有留下那篇文章的底稿，以找不到刊载那篇文章的《国内动态清样》155期为借口【56, p.19】，拒不把它收入自己的“反伪文集”中让我们“共赏析”。16年后，他又编了这样一个瞎话来给自己缓颊：
“那么，将军怎么会说我不看呢？事出有因：报上说，南京农学院有位教师的孩子能够生殖器认字。有人叫我去看，我说：‘不看也能知道是假的。’结果，不知是别人斩头去尾告诉了将军，还是将军自己断章取义，便把我这话告到了上边。争论最忌情绪化。情绪化是阉割事实和真理的刀子。”【440, p.109】
此时，距离张震寰将军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根据“唯物主义的逻辑”，我们可以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此人撒谎是张口就来，亦即所谓的“撒谎成性”。
问题是，为什么一个时时处处要求别人站稳唯物主义立场的于光远，不敢回答一个“唯物主义的逻辑”问题呢？答案非常简单：就像他要求别人接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时保留“实践”一词含义的最终解释权一样，他在要求别人坚持“唯物主义”的时候，他对到底什么叫“唯物主义”也保留自己的裁判权。而于光远之所以对邓伟志一见倾心，就是因为邓伟志投其所好，把那项“终极特权”拱手献给了于光远——难怪于光远会“在杭州、在北京，同我进行过两次长谈”【56, p.9】，并且最终把“我”请到了自己的家里——与其说这是“引狼入室”，倒不如说这是“蛇鼠一窝”。
确实，这个邓伟志还曾以“目击者”的身份写过一篇《对有关耳朵认字宣传的两点意见》，断言在1980年2月举行的“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上，“按照会议议程的那次表演全部失败。”【464】而据《自然杂志》社揭露，邓伟志根本就不曾出席那次会议，所以他的言论都是“凭主观臆断和道听途说就作危言耸听的反映和全盘的否定，信口开河地来欺骗领导”。【460】对于这样的指控，我没有找到邓伟志的一字答辩。对，著有二十二卷《全集》的邓副主席，对别人指控自己是骗子，他泰然自若、无动于衷。这说明什么呢？它说明，邓伟志的“反伪”始于信念，终于造谣，从头至尾，没有一丁点儿干货，更不要提什么“科学”了。用“方舟科邪教头号奸商”许志强【465】的话说就是：
“被人指责是个骗子是件事关名誉的严重大事，如果有人被公开质疑甚至直接认为是个骗子，而他却始终不出来正式回应的话，只有一种可能：他就是骗子！”【466】
按照邓伟志自己所说，除了“编辑《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之外，“联络组”还给他布置了两项“任务”——“任务之二是调查”、“任务之三是处理人民来信”。也就是说，这个私设的非法组织实际上把自己当成了“于光远信访办”了。邓伟志没有说自己到底是如何“处理”那些“人民来信”的，但却对自己的“调查”津津乐道。那么，这个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的“社会学家”是怎么“搞”（人体科学）调查的呢？答曰：就是以“特派钦差”的身份观看“表演”，然后专门记录对方的“失败”或者自己发现及想象的“造假”，而对“成功”的“表演”以及其他人的“科学实验”一概视若无睹。这是他自己说的话：
“我不能以自己的失败而告终。最后的胜利一定要属于科学。”【56, p.16】
上面这两句话实际上道出了“反伪派”们信奉的终极真理：你只要失败一次我就“成功”了、你只要被我发现一次“造假”，你的所有“成功”就全都失败了。有了这样的信念，“最后的胜利”当然“一定要属于科学”。实际上，邓伟志当时出去“调查”之时，并不仅仅是代表“科学”，他还代表“科委”。这是他在让“科学”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之后所采取的行动：
“与此同时，我根据国家科委的指示，向河南省委书记刘杰作了汇报，建议取缔‘特异人门诊’。”【56, p.17】
还记得邓伟志曾经“吁请科委”设立“科学法庭”吗？而当他向河南省委书记刘杰“汇报”并且“建议”之时，他的心中一定涌起了一股“科学法官”的自豪感。让我们百思不解的是，那么简单拙劣的骗术——按照邓伟志的叙述，不过就是由他人窃取信息，然后传递给被调查者——，为什么需要“国家科委”出面亲自派员去“调查”；并且，一个科盲——除了坚定的“唯物主义”信仰之外他几乎一无所有——，又是凭借什么资格晋级为“科学法官”的？答曰：因为他有于光远撑腰。这是于光远在派邓伟志巡视豫州之时，特意给河南省党委书记刘杰、郑州市委书记李葆光写的“介绍信”：
“最近，我收到郑州一同志的来信，讲到郑州开了个‘人体特异功能门诊部’——让一位十三岁的女孩用眼睛透视内脏。排队挂号、看病的人很多。为此，我派邓伟志同志前去了解，希望你们为他提供方便，并对他多加指教。最近看到河南人民出版社还出了一本《待揭之谜》，其中也宣传了‘耳朵认字’。这件事也想顺便了解一下。我为《知识就是力量》写了大约有七、八万字的一篇长文，在这家刊物陆续刊出，并已经发表了两期，内容是关于‘耳朵认字’等‘特异功能’。我请邓伟志同志带上登有我讲话和文章的刊物以及科委内部刊物发表的一个材料，供你们参考。”【467】
看明白了吗？邓伟志是于光远的私人特派员，他到河南的任务不仅仅是要查封“人体特异功能门诊部”，而且还要追究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黑书、反书《待揭之谜》的幕后黑手。这哪里还是什么“法官”，他简直就是手持尚方宝剑、拥有生杀予夺先斩后奏大权的钦差大臣。而在当时，邓伟志既不是国家科委的工作人员，也不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上班，他的正式身份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编辑。所以说，于光远派邓伟志微服私访，颇像是顺手给路人甲披上一件从地摊上买来的警察制服，然后要他替自己办案一样，是彻头彻尾的非法、犯罪行为。很可能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于光远在1996年出版《反“人体特异功能”论》时，没敢再收录上面那篇“圣旨”。
（3）亲兵反水
邓伟志是设在于光远家中的那个“科学法庭”的第一衙役，但他并非一直形单影只。于光远后来又给邓伟志调来一个帮手，结果成为他的“反伪”生涯中的最大败笔。先看看邓伟志是怎么说的：
“上面提到，在编辑《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之初，干具体工作的只有我一个兵。其实，后来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调来过一位青年研究人员，与我一起工作。
“他一来就流露出对耳朵认字半信半疑的心思。不久，他就说自己的小女儿也会耳朵认字。这可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他要于光远看他女儿表演。于老的‘老眼’并不‘昏花’，一眼就看出了破绽。他很不高兴，极力袒护自己的女儿。于是他就离开了小报，投向人体特异功能的总后台——另一家科学机构的领导人。另一家科学机构的领导人喜出望外，特别高兴，马上把他推荐给不信什么人体特异功能的学部委员潘菽。似乎是想让这位‘反水’的青年研究人员给老专家潘菽现身说法。另一家科学机构的领导人张先生洋洋得意地在1982年4月5日致潘菽的信上写道：‘给你介绍一位xx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光远同志曾叫他帮助收集批判耳朵认字的材料。他经过调查研究，知道耳朵认字是真的，偏偏他的第二个孩子就会，于是反过来劝告于光远同志。于就是不听，这是什么心理状态呢？’”【468】
就像所有“反伪斗士”的所有“反伪文章”一样，邓伟志上面讲的这个故事也是真假互见、虚实掺半。简言之，“这位‘反水’的青年研究人员”名叫解强，是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研究人员，曾经帮助于光远“编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469】据一篇网文介绍，解强与于光远的关系曾好到“他到于光远家吃饭时可以点菜”的程度。【470】显然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于光远才会让他入驻“于氏科学裁判所”。
还是根据上面这篇网文，当时的前因后果是，率先从事“耳朵认字”研究的罗冬苏找到解强，要他见证特异功能。解强欣然同意。而罗冬苏就拿解强的两个孩子做试验，结果发现其中之一果然有“特异功能”。解强马上就信服了，于是劝于光远不要再“反伪”了。而于光远则偷偷派出邓伟志趁解强不在家之机对他的孩子进行测试。结果，邓伟志先是对解强承认他所说属实，但在见到于光远之后，立即翻供。最后，于光远把解强撵走了——解强后来离开了社科院哲学所，到中央党校工作。那么，于光远本人是否亲自测试了解强的孩子呢？这是一本书中的叙述：
“张震寰曾在其一篇文章《实践论还是唯理论？》中提到‘于光远曾委托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同志去搞“耳朵认字”的调查（实际上是要为大批判收集资料），不料这个同志的两个孩子中间有一个就被测出具有“耳朵认字”的功能。’社科院的那位同志叫解强，也是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联络组的成员。联络组一负责人在解强家测试其小孩后，承认了有特异功能的存在性，但到于光远面前时又作了否定。于光远则拒绝对此小孩作任何测试。解强气愤地退出了联络组，并在量子物理与人体科学讨论会（1983年6月，北京大学）上披露了上述事件的经过（会议对其讲话作了录音）。”【111, p.132】
张震寰就是邓伟志所说的“另一家科学机构的领导人张先生”，时任国防科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而邓伟志所说的张震寰“洋洋得意地在1982年4月5日致潘菽的信”，全文如下【471】：
尊敬的学部委员潘菽同志：
读了三月二十五日《科学报》摘录发表的您三月十四日给于光远同志的信（批判人体特异功能）。您欣赏他的大作，有个人的自由，不便干涉。
我们倒欣赏您这句话‘我们首先要攻破耳朵认字这个堡垒’。如果您首先攻一下这个堡垒，再给他写信就好了。因为于光远最可悲之处，就在于他不肯亲口尝一下梨子的味道，就连篇累牍地大写其批判文章。他竟视而不见中国真有耳朵认字的真人真事，更不用说天下了。最近，他如获至宝，录了所谓耳认字弄虚作假的象，到处放映。不知他是否按照严格的科学程序和方法办的，或者如您信中解决的方法。
您如果试了一下，能否照样写篇文章登在‘科学报’或其他范围更广的报刊杂志上呢？这也是科学家应有的科学态度吧？
给你介绍一位解强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光远同志曾叫他帮助收集批判耳朵认字的材料。他经过调查研究，知道耳朵认字是真的，偏偏他的第二个孩子就会，于是反过来劝告于光远同志。于就是不听，这是什么心理状态呢？他还不知道北京市光明楼小学，三月二十一日（星期日）对四、五年级两个班90余个孩子进行了测试统计，能耳朵认字的五年级占70%，四年级占50%。心理学家对这件事应会感兴趣的。打搅了，对不起。
敬礼!
张震寰1982年4月5日
这是那个后来变成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导，并且爬上了全国政协常委高位的邓伟志替潘菽做出的回答：
“什么心理状态？一个科学家的心理状态，一个科学家坚信科学的心理状态，一个自然观与社会观相统一的科学家的正常心理状态。就是凭着这般坚信科学的心理状态，就是凭着自然观与社会观相统一的科学家的正常心理状态，才会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批判伪科学，才会带领一批又一批人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批判伪科学。”【56, p.20】
如果你把上面这段话中的“科学家”三个字前面加上一个“伪”字，并且把“伪科学”中的“伪”字置换成“真”字，你就会得到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的真相”。
（4）登堂入室
到了1982年2月下旬，于光远的“反伪”战斗终于取得了最大的战果。24日，中国科学院召开了一个科学报告会，据说“此会是由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主席团执行主席的李昌专门为特异功能一事而举行的。”【111, p.132】而如前所述，从“一二九”时起，李昌就是于光远的“第一贵人”。【391】果然，于光远在会上作了题为《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历史的、科学的分析》的报告。第二天，《人民日报》不仅在第3版发表了题为《李昌、于光远在科学院召开的科学报告会上批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和宣传》的报道，而且还加了长篇按语：
“我们不相信什么‘耳朵认字’。1979年5月，本报对所谓耳朵认字的宣传进行了批评。广大读者赞成这一批评，也有一些人不赞成。
“在这个时期，有些热心于‘人体特异功能’的人对本报进行了若干批评和指责，我们对这些批评一字未答。这是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科学单位和科学工作者坚持说‘耳朵认字’是科学，是很深奥的科学，是‘人体生命现象上一个新的重大发现’；更多的科学单位和科学工作者则坚持认为这是伪科学，是把魔术式的表演硬说成是科学，有的甚至是故意弄虚作假。究竟是科学还是伪科学呢？我们认为，对于这类争论进行权威性的评论，应该由科学领导机构来作，而不是由《人民日报》来作；而且一张政治性的报纸也很难提供篇幅来刊登有关这方面争论的文章。所以，我们期待着有权威的科学机构来解决这个争论。
“现在好了，国家科委于去年10月组织了一个‘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已经编印了四期《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同志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连续发表批评文章，一些科学杂志和报纸也相继发表文章揭露‘人体特异功能’的虚假性。昨天，中国科学院又召开批评‘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报告会。
“今天，本报在刊登这次报告会新闻的同时，刊登两年来关于‘人体特异功能’宣传情况的综合报道。请读者分析和判断，究竟‘人体特异功能’是科学还是伪科学？”【472】
谁都知道，“人民日报编者按”发出的就是、也只是“党中央”的声音。而党中央不仅把“解决这个争论”的权力交到了于光远一伙的手中，它还正式承认了那个“联络组”的合法性：实际上，当天的《人民日报》还以“本报讯”的名义发表了《两年来“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简况》一文【473】，它与半个月前问世的“于氏小报”——《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第四期上的同名文章内容（见【56, pp.87-89】）一模一样。
尚方宝剑
1982年2月25日，《人民日报》不仅摘要报道了于光远的“反伪”言论，不仅全文发表了“于光远联络组”的简报文章，而且还特意添加编者按语，把“解决这个争论”的权力交给了于光远。（注：据陈祖甲说，该编者按是《人民日报》总编、社长胡绩伟亲自撰写的。【474】于光远讲话的全文，题为《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至今没敢公开发表。）
有《人民日报》公开撑腰，“反伪派”的士气陡然大振。一个月后，中科院的报纸《科学报》发表了一篇报道，标题长达62字：《所谓“人体特异功能”是违背科学的 国家科委政研室、中国科学院政研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召开会议，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宣传提出严肃批评》。这是该报道的第一段话：
“所谓‘人体特异功能’是违背科学的——这是参加《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第一次会议的全体代表提出的严肃批评。这次会议，是由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召开的。”【475】
明白了吗？这是于光远在半年前让“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出面”成立“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之后的第二个重大举措，其目的就是要让这个“联络组”从自己家里走进政府机关的大楼。实际上，根据《两年来“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简况》的预告，那个“第一次会议”原本应该是由这个“联络组”主持召开的——“这个联络组将在最近召开会议，部署按照严格的科学程序和方法重复测试等问题”【473】——，而它最终由三家局级单位联合主办，既说明《人民日报》的表态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更说明那三家单位全都姓“于”，按照方舟子后来将判他败诉的法院称为“肖氏法院”【476】、“丁氏法院”【477】的“唯物主义逻辑”，那三家机构的前面都应该冠以“于氏”二字。
据一份来路不明的《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会纪要》，这次会议“于1982年3月13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浙江、安徽、河北、甘肃、黑龙江、福建、山东等十个省、市的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新闻出版单位六十余位代表出席了会议。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到会讲了话。”虽然出面主办这次会议的三个单位都是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的参议、咨询机构，但那份“纪要”的口气却大得吓人，完全是一副“国家主管部门”的腔调：
“大家认为，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反科学宣传，不能认为是不屑一顾的小事，不能听之任之，由其‘自生自灭’。应该看到这不仅在毁坏我国科学的声誉，而且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严重污染。为了捍卫科学，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爱护青少年身心健康，维护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与这种反科学的宣传作斗争。”【478】
你如果知道当时距离中共中央正式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还差整整18个月的话，那你就会明白这伙人当时是多么的“任性”了。而那次开了三天、有六十多人参加的会议，做出的最重大决定就是这个：
“与会同志一致赞成把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于1981年10月联合成立的‘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作为全国性的联络中心。联络组办公机构设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478】
这个决定的实质不仅是把那个“联络组”从于光远的客厅搬到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办公室，它还相当于给那个“联络组”升格、扩编，因为这个“组”还辖制两个“小组”，一个叫“宣传与资料组”，另一个叫“测试组”，他们统归于光远的打手、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办公室主任申振钰负责。据她自己说，“从1980年开始，先后策划、编辑并组织翻译了《中国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资料》、《国外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资料》和《中国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等100多万字的著作，发行到全国省、市级图书馆和大、专院校图书馆。”【479, p.6】也就是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就是于光远一手控制的“东厂”、“锦衣卫”。
大约与此同时，邓伟志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被于光远打发回了老家——这是他自己说的：“大约是1982年春天，从北京回到了上海”。【56, p.25】这才叫“召之即来，来之能咬，踢之即跑。”一个人如此识相，仅仅混了个“民主党派副主席”的牌位，显然是屈才了。
3、于氏“异端裁判所”
（1）“最高指示”
改组之后的“联络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那个新建的“测试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在于光远看来，中国的“人体特异功能”就是国外“灵学”的“变种”，而后者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被恩格斯否定了。所以，对于这种现象，不仅不应该观看其“表演”，连“科学实验”都不需要去做。这是他的原话：
“因此‘耳朵认字’这类‘人体特异功能’对于我们国家科学管理部门和许多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来说，既然不是什么新发现，也就不存在什么‘科学鉴定’的问题，也不需要抱着探索未知的精神进行试验。”【74, pp.119-120】
“而要推翻或动摇己经确定下来的科学原理，办法之一就是他们打起‘科学是实验科学’的招牌，做一些新的‘实验’，对本来用不着再做什么实验，实践早就作了结论，科学早就作了结论的东西重作实验，企图用这样的方法给这门的科学争得一个地位。”【74, p.139】
“所以，我们要驳倒坚持‘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者,‘势必要用理论考察，而不能用经验的实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98-400页）认为一定要实验才能解决问题的看法是不正确的……”。【74, p.147】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谁敢用“实验”来验证“人体特异功能”是否真的存在的话，那就相当于挑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于光远一伙的心中和脑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地位比“科学原理”不知要高出多少光年——，因此相当于最大的犯罪。这就是于光远口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实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高于“实践”，它还高于“真理”、高于“唯一”、高于“（任何）标准”——换句话说就是，它是检验、认证标准的标准。实际上，这样的话，早在文革前就已经由他的老跟班何祚庥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了：
“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中，要求把实验事实和理论分析结合起来。这当然不是意味着脱离了实践标准而走向‘理论标准’。马克思主义从来是主张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也就是说，理论必须联系实践，而实践也必须以理论为指导。实践要以理论为指导，这一点正是马克思主义和经验主义相区别的地方。”【480】
也就是因为坚信“实践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个“基本原理”，于光远从“投入战斗”之始就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手中的唯一武器，而他“战斗”的方式就是“评”、“反”，也就是搞口诛笔伐式的“哲学评论”。换句话说，在“投入战斗”的头半年中，于光远一直是在用“哲学”攻击“科学”，而“四人帮”的《自然辩证法杂志》的罪状也不过就是“宣扬哲学代替基础科学研究”而已。【481】难怪聂春荣会说于光远“颠倒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卫生部中医局局长吕炳奎在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王任重的信中会说“于光远同志没有亲自作过周密的试验”、“把‘人体特异功能’扣上迷信、骗术、反科学的帽子是主观的、不科学的，是机械唯物论的表现”。【80, pp.97-98】其实，于光远的那一套根本就不是什么“机械唯物论”，而是邓伟志所说的那个“唯心主义先验论”。
问题是，从三十年代就开始“反对伪科学”的于光远，为什么没有想到“反对伪科学”的首选武器应该是“真科学”呢？答曰：他确实是想到了，所以他才会“授意”四川医学院、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搞那些“测试”。只不过是，于氏“科学”是名副其实的“伪科学”，它们在“真科学”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它们的真面目不仅被“被测试者”戳破，而且还被其他科学家全部证伪。这就是于光远痛恨“科学实验”的真实原因、根本原因、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原因。
问题是，为什么一贯反对“实践”的于光远会在1982年3月突然成立一个“测试组”呢？其原因就是，他的“哲学”不仅没能说服任何人，反倒成了他本人信誉的最大负资产。人们回击他的“哲学评论”的最有力、也最简单的武器就是要求他睁开眼睛看一看。这就是“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关于建议由国家科委组织对人体特异功能进行实验验证的报告》的出台背景。尽管因为于光远决定对那个报告“暂不发表”导致我们看不到它的详细内容，但仅看标题，我们就明白，那是科学家们冲着哲学家于光远的软肋砸拳头，逼他亲眼观看“表演”、逼他亲手作“科学实验”。而于光远对这个“建议”的反应，与一年半前他对邓伟志要他成立“科学法庭”的那个“建议”的反应截然相反，那就是老羞成怒、暴跳如雷，抛出了那个死皮赖脸、死不要脸的《一个会议的纪要和我们的按语》——它相当于当面将那个“建议”撕了个粉碎，然后摔到对方的脸上。果然，朱润龙夫妇在十多年后这样说道：
“二次全委会议在叶兆麒、苏音、关士续等二十余位委员们的全力支持下，圆满地完成了任务：⑴思想上大家认为人体特异功能存在是一客观事实。这是一个学术性问题。只有通过科学实验来证实。‘批评者’的立论虽高，但对不上号。……⑷向国家科委申请存在性检验：由国家科委组织反对方、中立方、赞成方联合制订测试方案。测试下来如果有，则应继续研究。如果没有，则大家偃旗息鼓。报告上去如石沉大海。”【415】
申振钰后来也承认，“这个报告未得到回音。”【130】
事实是，除了面临“伪科学们”的挑战之外，于光远还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在1981年11月30日至12月13日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至少有两项提案与人体特异功能有关（622、974号提案），而它们的内容都是要求国家相应机构对其真实性做出鉴定。看看这段话：
“一、人大应责成有关单位组成全国性的人体特异功能调查鉴定小组，对当前取得突出成果的论文和实验进行鉴定，明确真伪和是非。鉴定小组应包括有关的特异功能研究人员、有关学科的专家，特别是热烈支持和坚决反对此项工作的科研领导人员，以便科学地、实事求是地、不带成见和框框地进行正确鉴定。”【482】
这两个提案都被送交国务院处理。也就是说，“反对伪科学”最卖力气的于光远不仅从科学和道义上有义务“测试”人体特异功能，作为国家科委副主任，他在法律上也有推脱不掉的责任。
内外交困，左支右绌
1981年11月，也就是在“投入战斗”之后的第五个月，于光远遭遇到了他人生中最难堪的局面：那些被他打成“伪科学”的科学家们正式向他掌权的国家科委提出报告，要他们出面鉴定人体特异功能的真实性；而在中国的最高立法机构，也有人提出议案，要求政府出面来鉴定人体特异功能的真伪。显然，这些人都对于光远的“哲学评论”嗤之以鼻。而于光远则坚守自己的“底线”：或者不进行测验，或者进行单方面测验，以确保“科学的胜利”。
（2）“科学实验”
实际上，所谓的“石沉大海”或“未得到回音”并非真的如此：于光远在遽然失态之际抛出的那个“按语”恰恰说明他被戳中了痛处。与那个“按语”的问世几乎同时，于光远一手控制的《自然辩证法通讯》还发表了一篇署名“余任”的文章，题为《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实验》，而其内容就是要教育那些“把‘耳朵认字’这种戏法信以为真的人”如何搞“真正的科学实验。”那么，得到权威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批准认证的“真正的科学实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它原来就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1977年证伪“徐州董小四”的那次实验。那个实验的报告当时尚未发表，所以“余任”越俎代庖，先把实验报告“摘录在下面”，然后摆出一副“自然辩证法专家站在哲学的高度指点江山”的派头“说一说为什么这样的实验是科学的”。他总共“说”了三条，这是第一条：
“第一，象董小四这样隔墙看物的‘特异功能’本来是一种魔术，对这种‘功能’进行测试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实验的目的是看有没有弄虚作假，实验的方法要点是排除一切弄虚作假的因素。这个实验方法就是按照这样的方针去设计的，因此，它可以达到预定的目的。”【483】
也就是说，在“余任”看来，“特异功能”就是弄虚作假，所以“真正的科学实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揭穿它。相应地，所有不能“达到预定的目的”的“实验”都不可能是“科学”的，而任何能够“达到预定的目的”的“实验”都是“科学”的。显然，这位自然辩证法权威不知道，预含目的本身就是“伪科学”的最大特征；而在那种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搞“心理实验”更是地地道道的“伪科学”，与“真正的科学实验”根本格格不入。这是吕炳奎说的话：
“特异功能的孩子是人，不是机器，功能是大脑的思维所产生的，只要有一点不如意的影响，就不会出现这种功能，有些人抱着否定的态度象审官司那样去试验，当然不会成功，这本身就不科学。”【484】
实际上，吕炳奎所说，恰恰就是“余任”之流所想，所以他才会那么恬不知耻地把“抱着否定的态度象审官司那样去试验”认证为“真正的科学实验”。事实是，于光远虽然一再要求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同志们“加入战斗”，但他根本就不承认“特异功能”是一种心理现象、是一种意识、“是大脑的思维所产生的”。这是他通过自己的喉舌邓伟志说的话：
“‘人体特异功能’，顾名思义，是‘人体’上的事。人体如果真正具有了这个功能，那就会像眼不瞎能有视觉、耳不聋会有听觉一样，同有无亲友在场毫无关系。亲友再亲，对于某一个人体来说，都是外界。只要人体正常，外界决定不了眼、耳的有无，也不会制约特异功能的强弱。干吗非要亲友扮主试人的角色不可呢？”【485】
还是因为同样的“心理”，于光远对那些“特异功能”受本人生理和心理状态影响的观察也嗤之以鼻。这是于光远的评论：
“按照这些说法，‘人体特异功能’的现象别人只有无条件地肯定，永远也不可能根据实验来实事求是地作出否定的结论。因为象饥饿这一条是可以保证事先防止的，在饭后作实验或者请小孩多吃几块巧克力就可以解决。但是心情愉快、精神兴奋而不人地两疏等条件是很难保证做到的。如果实验失败了，向心情不好一推，就什么结论都做不出来了。何况还有说不准什么时候有特异功能这一条呢？因此，他们就可以随意把失败说成成功。”【486】
上面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于光远“反伪”的方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了，那就是坚决无视“成功”，而永远把目光盯在“失败”上：一个“失败”能够抵销所有的“成功”——如上所述，这与“证有容易证无难”这个基本逻辑、法律常识完全相悖。于光远为什么要如此悖逆呢？这是因为这个“大科学家”知道科学的奥秘：
“科学的事情是这样。你做了100个实验都说没有，他做了第101个实验，说有。所以，靠这个东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问题也很简单，如果它有，那么，整个科学就没有用了。如果这个瓶子里的丸药能出来，那物理学还有什么用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487】
也就是说，于光远心里非常明白，“伪科学”们说特异功能存在，完全符合科学原则；而他说特异功能不存在，是彻头彻尾的“反科学”。而为了拉“科学”为虎皮，他一方面坚决反对做科学实验，一方面坚决要从哲学的角度来解决特异功能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也就是因为得到了主子的真传，所以申振钰才会摆出一副“科学哲学家”的派头，在1990年发表了一篇题为《黑天鹅帮不了“特异功能”的忙》的文章，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来帮主子一把。但她除了引用恩格斯语录、重复于光远的陈词滥调之外，就是抄袭、学舌国外科邪组织的科邪言论，说什么“超心理学家拿出‘五个效应’拒绝怀疑者参与超心理学家的实验”。【488】二十年后，申振钰又把这个说辞改为“‘人体特异功能’拒绝与相关领域的合作”。【489】事实是，“拒绝与相关领域的合作”的恰恰就是他们这帮“怀疑者”——对，为了与美国科学纳粹接轨，正式成为他们的门徒，中国的科学纳粹这些“坚信者”从1988年开始谎称自己是“怀疑者”了。
也就是因为专注于“失败”，并且为了确保“可以达到预定的目的”，那个“余任”为“真正的科学实验”还设置了第二个标度，这就是他总结出来的“第二”。可笑这个“余任”罗哩罗嗦地花了全文五分之一的篇幅来讲解这个“第二”，其实其核心意思用这么一句话即可说清楚：
“任何人，特别是那些相信、支持、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的人，都有与‘被测试者’串通造假的‘嫌疑’；所以，在测试现场只能有测试者和被测试者，其他人都得‘避避嫌疑’。”
这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测试现场既是“科学专政”的审讯室，又是“科学专政”的最高法庭，“测试者”既是科学侦探、科学检察官、又是科学大法官，而“被测试者”则是那些等待审讯、等待被“揭穿”、等待被判刑入狱的伪科学罪犯——连“嫌疑人”这仨字儿都不需要。不仅如此，在这个审讯室兼法庭之上，既不准第三者旁听，也不许被告律师出席。也就是在有了这个双保险之后，那个所谓的“真正的科学实验”才能够保证即使实验结果没能“达到预定的目的”，但最终的判决也能够保证“最后的胜利一定要属于科学”——就像当初四川医学院面对“唐雨用耳朵认字，全部给他们正确说出”之后，他们仍旧可以“硬说唐雨是假的，是魔术”那样。换句话说就是，余（于）氏的“科学实验室”——真正的名称应该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真科学反对封建迷信伪科学实验室”——比中世纪罗马教廷的异端裁判所还要黑暗、还要专制、还要恐怖、还要邪恶。
其实，“余任”的这个意思，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被于光远本人挑明了：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1977年对徐州董小四的测试材料和1979年他们对北京姜燕的测试材料，我复制了各一份寄你参考。我认为心理所的这样的测试才是科学的办法。现在许多‘耳朵认字’之类的表演，没有什么科学价值，只能造成混乱。我认为为了彻底揭穿‘耳朵认字’只不过是魔术，不妨由中国科协出面，邀请有关专家参加，拟定一个严格的科学实验方案（一定要严格排除弄虚作假的一切可能性——至少要让那些‘耳朵认字’宣传的积极分子避避嫌疑也好），保证实验的科学性。”【490】
明白于光远为什么会对“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的建议勃然发怒了吗？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那个建议没有把取证、审讯、裁决大权统统都交到他一个人的手里，而是要“国家科委组织反对方、中立方、赞成方联合制订测试方案”。可以肯定地说，那个“余任”如果不是于光远本人，他的那篇文章也一定是在于光远的“授意”之下撰写和发表的。
死不要脸的“自然辩证法专政”
按照于光远的观点，对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证明它们是假的、伪的、是魔术、是把戏。所以，任何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实验都不是科学实验，而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任何操作——不论多么愚蠢、阴险、非法、邪恶——都是“科学实验”。
于氏“科学实验”
1977年，很可能在于光远的“授意”下，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某些人员对徐州地区一个叫董小四的12岁儿童进行了测试，其目的就是要证明他不是“天眼通”。据他们自己说，董小四被传的“特异功能”之一就是“隔墙看人”，于是他们的测试内容之一就是要验证他的这个功能。上图是他们给出的数据。即使我们相信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即没有经过篡改和伪造——这个实验没有第三方见证，实验结果冷藏了五年才敢见光，这本身就极为可疑——，我们也可以看出董小四隔墙辨识的人数与真实人数之间存在某种相关性，来自随机猜测的可能性非常小。但这样的结果却被他们解释成“猜”。可笑这几个人对其他结果都进行了统计学分析，却偏偏没敢对上面的数据也这么做。不仅如此，他们也没敢给出“对照”的数据。（截图来源：【491】。）
还需要指出的是，于光远所谓的“真正的科学实验”只是在其他方法不能将“人体特异功能”证伪的情况下才会动用，如果能够搞到“弄虚作假”的证据，即使结果来自“非科学实验”，甚至是“反科学实验”、“伪科学实验”，他也会在所不惜地加以利用。例如，前面提到，在1982年春节期间，于光远曾授意四川医学院偷偷录制了一套“特异儿童”弄虚作假的录像，在经过恶意剪接之后，到处散发，包括送给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这是聂春荣打他的脸：
“作者错误地认为‘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为“伪科学”、“灵学”，在两百多年来不知道作过多少次的“揭露”，证实是“非”客观存在的’。那么作者现在是怎样‘揭露’的呢？他曾授意一些人对人体特异功能进行所谓的录像拍摄、放映活动，遗憾的是，不知作者是否真的不知道，这个录像是经过剪裁的！将成功的和失败的都剪掉，只录用其作假的部分！然后，将这样的拙劣宣传品到处放映，试图证明人体特异功能是‘假的’、是‘骗术’，以论证他的立论的‘正确’。这种‘揭露’的方法居心欠妥，影响很坏。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消灭’人体特异功能及其研究，然而，人体特异功能是不以人的爱恶而存在的，科学研究人员也没有因为有人反对而停止研究。这样的考察结果只能引起各方不满：首先是表演特异功能的人不满，感到自己被人利用了；其次是录制和放映的人不满，认为这种行为不光彩，感到亏心内疚；看过录像的人了解内情后，也不满，认为看这种录像是上当受骗了。所以，‘揭露’的结果适得其反，反而从反面证实了人体特异功能的客观存在。这种先有‘不许存在’的目的，而后进行录像考察验证，以乞观众确认其‘不存在’的用心，是注定要失败的。”【394】
聂春荣就差把“于光远蓄意作恶”这几个字直接说出口了。而不论他说不说，我们都可以看到，为了达到目的，于光远完全可以不择手段。问题是，既然那些“弄虚作假”的证据能够通过偷偷摸摸的录像搞到，他为什么不敢大大方方地、光明正大地录制他们的表演呢？答案只有一个：于光远明知道自己搞的那些东西根本见不得天日，它们必须经过“弄虚作假”才能够拿得出手。
一叶障目
于光远“反伪”的绝招儿就是巧妙地使用自己的眼睛：对于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他能够老眼独到地明察秋毫、洞若观火；而对于不利于自己的证据，他不仅老眼昏花而且还双目失明——他的这项“特异功能”，被他的衣钵传人方舟子全面继承了下来。上图为《中国人体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试验报告，其内容就是通过双盲试验证实鞍山市女青年赵颖确实具有“隔墙透视”的功能。【492】对于这样的“科学实验”，于光远的一贯反应就是假装自己的感官全部失灵。据“伪科学叛徒”何宏说，507所测试赵颖的实验是他认为“相当科学和规范的、基本上找不出漏洞的”的实验。而反伪帮的骨干司马南不仅不敢对赵颖的特异功能矢口否认，他甚至说出了“若是真的，应该给保护起来”这样的话。【493】
（3）“江湖术士”非法行医
《一个会议的纪要和我们的按语》是在《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第二期上发表的，而在该刊第三期上，有一篇文章题为《态度要严肃方法要严密——我们对测试方案的初步设想》，其目的，就是要在“余任”提出的“避避嫌疑”之外再加上三点：
“一、鉴于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者一再声称特异人可以辨认各种各样密封起来的图像，我们在重复试验时，一定要把图像密封起来。因为，不密封是很容易偷看的。
“二、为了防止被试者和原来的实验者弄虚作假，在测试中不允许被试者用手接触试样。如果说，不用手拿试样难以进入腋下、膝弯，那可以由别人把试样送到被试者的腋下、膝弯、耳朵里。在做意念致动时，更不允许用手乃至身体的任何部位接触试样。
“三、为了防止被试者掉换试样，转移视线，被试者在进入测试现场时，不要携带任何‘道具’，应在换上工作服之后，开始测试。”【56, pp.60-61】
于光远之流之所以要不断地对“真正的科学实验”的“规则”提出无理要求——第二条就差说要给“被测试者”带上手铐、第三条就差说要把“被测试者”扒光了衣服了——，只能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他们这些被世界上最高级、最先进、最全能的思想武器——即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反伪专家”明确地知道，在“合理”、“正常”的环境下，他们根本无法“达到预定的目的”，即证明那些“特异人”——几乎全部都是在普通家庭中长大的再普通不过的儿童——是在耍“把戏”、变“魔术”。也就是因为对这些“特异人”、“功能人”怕得要死，那篇奇文以这样一句话收场：
“这是我们的初步设想。我们愿意同各界同志一起切磋琢磨，共同把测试方案准备好，再和原来的实验者进行谈判。”
这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要自己的“同志”——如四川医学院、如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以及所有“反‘人体特异功能’论”的仁人志士——继续献计献策，以确保那个“真正的科学实验”“可以达到预定的目的”。而这句话的最后两个字，“谈判”，把于光远的心态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出来：他确实是把那些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家们当成了自己的敌人，所以他要跟他们进行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寸土必争、寸步不让的“谈判”——其真实的含义应该是“战斗”。
事实是，尽管把实验条件“设想”得近乎天衣无缝，于光远们却仍旧不肯主动“和原来的实验者进行谈判”。所以，张震寰将军在1982年2月15日给于光远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中宣部洪禹同志对此事感兴趣，拟请部委会议决定表演一次，我部作些准备，力争本星期日能够实现（因表演的小孩子已开学，不愿耽误她们的功课），完全按照‘自然辩证通讯’81年6期余信的文章所说‘双盲法’试验，吾兄亦可前往一观。”【463】
尽管我们不知道那次“表演”是否如期举行，但我们可以有一万分把握地说：于光远同志严词拒绝了张震寰的邀请。这也是他们在一个月后决定把“联络组”升格、扩编、成立“测试组”的主要原因。而在宣布成立“测试组”的同时，他们还公布了中科院心理所为他们制定的《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者”的“耳朵认字”、“透视”及“意念移物”进行验证测试方案》【80, pp.83-85】，它从头至尾都贯穿着这样一个中心思想：“抱着否定的态度象审讯犯人那样去试验”。不幸的是，“被试者”既不是犯人也不是嫌犯，而“测试者”却是名副其实的冒牌法官、科学流氓。这是中科院心理所测试组在1982年7月20日向中科院政策研究室和国家科委科技政策局（即原来的“政策研究室”）递交的测试报告中的一部分：
“在哈尔滨市，牟开始听说国家科委派人对她测试很高兴，但4月26日晚北京师院林书煌打长途电话给她。据桦南县科委付主任刘恩山同志讲林在电话中说，国家科委派人来挑你的毛病，能不做就不做。刘还反映，27日下午黑龙江大学许兰许（黑龙江搞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也找牟谈了类似的话。于是牟突然得了‘痢疾’，28日就诊时竟然拒绝化验大便。测试中她提出不准录像，说‘我做了再录，不成功录像，于光远更有话说了。’”【494】
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国家科委测试组”得出了“牟凤芹的‘耳朵认字’功能是没有的”这样的结论。
除了中科院心理所之外，“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那帮人也摇身一变成了心理测试专家。这是所谓的“赴云南省测试组”向国家科委科技政策局提交的“工作情况报告”的第一段话：
“受‘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联络组’的委托，由四川医学院、兰州大学、科学院研究生院、国家科委科技情报所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组成的测试组，于1982年6月8日赴昆明、按照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制作四种密封试样（详见心理所报告）对云南省有名‘特异儿童’（曾在上海《自然杂志》发表两篇实验报告）进行验证测试。由于受到种种阻挠和干扰，测试没有进行。”【495】
这是他们描述的“种种阻挠”之一：
“省科协直接出面阻挠，负责‘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的省科协副主席苏音同志，一开始就提出单方测试不能接受，要求出示全国科协的介绍信或有全国科协的通知。测试组在昆期间，也是百般阻挠。首先召开云南省‘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理事会议，统一口径，不接受测试。然后向全国科协打电话。当全国科协的书记王顺桐同志答复‘不要管这个事’后，省科协认为，王顺桐同志的意见就是不要省科协组织测试。这个意见并由省科协主席李雨枫同志转达给省科委。当我们对他们的解释表示异议后，苏音同志又打电话给全国科协书记聂春荣。聂春荣同志明确指示省科协‘不组织测试’，省科协认为找到上方宝剑，于是对国家科委及全国科协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置之不理，并以没有直接的指示下达省科协为由，根本不予测试。”【495】
而据申振钰后来的自述，那个“赴云南省测试组”实际上是由她来领队的野鸡草台班子：
“1982年6月8日，由申振钰带队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国家科委、中科院研究生院、兰州大学生物系组成的调查组赴云南对‘特异人’进行测试。云南大学以物理系综合实验室主任罗新为首的人体特异功能组，从1980年4月就开始诱发‘特异致动’的人体特异功能，并于7月初获成功，于是就在媒体上频频报道。其实验报告‘人体特异功能力学效应的初步测定’，发表于1981年5月的《自然杂志》上。称已在‘特异人’孙莉萍、李晓燕、陈蕾、杨丽等人身上诱发出：凌空飞物、拨动钟表、折断树枝，使花蕾快速开放，并又能还原成花蕾。这些‘奇迹’不仅通过媒体传播，而且到处表演。到北京给中国科协的领导表演后，就到处宣传周培源主席相信特异功能。调查组去云南，就是想调查云南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组‘意念致动’的‘成果’。但因受到种种阻力，经过近一个月（6月8日至7月1日）的交涉，终因未果返京。”【130】
难怪他们拿不出“全国科协的介绍信”。可想而知，假如他们没有“受到种种阻挠和干扰”、对那些“有名‘特异儿童’”真的做了什么“测试”的话，那测试结果铁定是“特异功能是没有的”——否则的话，解强的前车就是“联络组”副处级申组长的覆辙，她早就会被于光远一脚踢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了。也就是因为对自己的“失败”耿耿于怀，申振钰在三十多年后还要对《南方周末》的记者大吐苦水：
“在省部级干部层面，支持于光远的少之又少，级别更高的支持者倒是越来越多；她所率领的实验组在南方各省没能完成任何测试，于老筹措的5万元调查经费也成了后来20年里少有的资助。”【496】
实际上，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三十多年后，申振钰都没有交代他们被“阻挠”的真实原因，那就是，他们既不是政府执法机构，也不是正规的科研机构，而他们“测试”的目的却非常明确，那就是要通过把被测试人打成“骗子”来阻止相关研究。而他们的这个恶意极为明显的非法活动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合法的“阻挠”：
“于光远此时没有丝毫妥协退让，他向有关团体和特异功能人物提出检验要求，遭到拒绝。理由是他没有权力随便检验，公民有科学研究和发表论文的权利。”【497】
十多年后，于光远恨恨地说道：
“白水可以变成可燃液体也是如此。但是如果还有人相信，也不妨检验一下。对于这种检验，长期行骗的人是无权拒绝的。当他们拒绝时，有关机构是可以下命令强迫他们接受的。在80年代初，我提出进行这种检验时，搞‘特异功能’的人说‘你于光远有什么权力检验我们’。的确我在中宣部科学处负责时，我可以用党组织的名义，要求党员必须接受这种检验。可是现在我退居二线了，我就只能用科学的名义同他们商量，因此遭到他们的拒绝。”【498】
对于这段话，你怎么理解都可以；而不论你怎么理解，你都不可能看不出于光远对自己大权在握那段时光是多么的留恋。
（4）“伪科学”大战“真骗子”
就在于光远测试组四处出击、四处碰壁之际，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委会自发组织了一次“联合测试”，并将测试结果刊登在1983年3月问世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创刊号上。1989年，这篇报告被收入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创建人体科学》一书。十年后，它又被《中国人体科学杂志》全文发表。而于光远一伙自始至终都没敢对这个报告加上一句“按语”，更不用说做长篇大论的“哲学评论”了。这是联合测试报告文前的按语，大致相当于该文的“摘要”：
“1981年11月，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针对当时有人公开对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进行批评的情况，决定打报告要求由国家科委组织公开的测试鉴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于是，该研究会（筹）于1982年4月向全国几所大学和研究所等单位发出邀请，组织了一次联合测试。共有二十几个单位参加了这项工作，联合测试过程的主要目的是验证人体特异功能的真实性。本文即联合测试的实验报告。
“这次联合测试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实验，全体实验人员顶着当时外界的巨大压力，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制订了实验方案，并征求了许多专家的意见。
“这次实验的设计原则，取得了不抱偏见的科学界的承认，也成为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中的重要方法。整个实验分为两大部分：人体特异视觉实验和人体特异致动实验。
“这次联合测试的实验条件很严格，所得结果可靠，并具有可重复性。结果表明：人体特异视觉功能及特异转运、特异书写、突破空间障碍等人体特异致动功能，都是客观存在的。”【499】
与于光远测试组的“报告”截然不同的是，这篇报告不仅详细地叙述了实验方法和过程、给出了完整的数据，而且还附有该联合测试组全体成员的名单及就职单位。让我们记住这些人——在于光远一伙的眼中，他们无疑都是“骗子”，至少也是“骗子帮凶”：
人体特异功能联合测试组成员名单 |
姓名 | 性别 | 年龄 | 工作单位 | 职称 |
杨俭华 | 男 | 41 |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 | 助研 |
刘易成 | 男 | 51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 | 助研 |
徐鸿章 | 男 | 39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 | 助研 |
陈信 | 男 | 57 | 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 | 研究员 |
赵伊君 | 男 | 52 | 国防科技大学 | 教授 |
杨渊明 | 男 | 41 | 89920部队 | 助研 |
陈维亮 | 男 | 45 | 89920部队 | 参谋 |
贺仁 | 男 | 47 | 黑龙江大学物理系 | 工程师 |
徐兰许 | 男 | 45 | 黑龙江大学物理系 | 副教授 |
文广珣 | 男 | 43 | 哈尔滨工业大学物理教研室 | 讲师 |
王重远 | 男 | 54 | 白求恩医科大学听力研究室 | 副研究员 |
朱润龙 | 男 | 41 | 《自然杂志》编辑部 | 编辑 |
朱怡怡 | 女 | 39 | 《自然杂志》编辑部 | 编辑 |
权文富 | 男 | 45 | 吉林大学物理系 | 讲师 |
国秀珍 | 女 | 29 | 吉林大学物理系 | 助教 |
张云鹏 | 男 | 51 | 昆明市中医院 | 副主任医师 |
罗新 | 男 | 43 | 云南大学物理系 | 讲师 |
世初 | 男 | 43 | 重庆大学 | 医师 |
王竹 | 男 | 50 | 重庆市科协 | 主席 |
涂叔鼎 | 男 | 49 | 四川大学物理系 | 讲师 |
董振君 | 男 | 43 | 武汉大学计算机系 | 讲师 |
孙泽先 | 男 | 34 | 辽宁中医学院 | 医师 |
施应璋 | 女 | 50 | 上海交通大学三系 | 干部 |
沈汉昌 | 男 | 44 | 上海交通大学三系 | 讲师 |
林书煌 | 男 | 41 | 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 | 讲师 |
张崇起 | 男 | 43 | 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 | 讲师 |
黄育春 | 男 | 44 | 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 | 讲师 |
周炳辉 | 男 | 44 | 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 | 讲师 |
董政武 | 男 | 42 | 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 | 讲师 |
刘惠宜 | 女 | 39 | 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 | 讲师 |
赵泓 | 女 | 33 | 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 | 助教 |
张汉煜 | 男 | 35 | 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 |
|
钱祖凡 | 男 | 46 | 宁夏化工研究所 | 工程师 |
何庆年 | 男 | 56 | 北京中医研究所 | 讲师 |
丁石因 | 男 | 41 | 北京清河中学 | 教师 |
张宇 | 男 | 35 | 北京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 | 医师 |
柴剑宇 | 男 | 41 | 上海中医研究所 | 工程师 |
谭树杰 | 男 | 41 | 上海华东师大物理系 | 讲师 |
席长清 | 男 | 43 | 河南焦作卫校 | 主治医生 |
崔晓林 | 男 | 47 | 北京卫校 | 讲师 |
而除了申振钰的不打自招之外，我们至今也不知道于光远测试组到底都是由哪些人组成的、他们到底都是干什么吃的、他们哪儿来的资格给别人做“测试”。那么，申振钰本人又有什么资格呢？据她自己说，她是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1961年毕业生，从文革开始就没有再接触过本专业，1979年起成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专职雇员。【479, pp.5-6】虽然申振钰反复宣称自己“喜欢做学问，搞研究”，但看过她的文章——尤其是那些“反伪”文章——之后，你就会明白，她所谓的“学问”和“研究”全都是给于光远“背书”。事实是，申振钰的座右铭是“业精于思”，而不是古训“业精于勤”，而她所思所想，就是琢磨主子的意图：于光远指哪儿她打哪儿，于光远说什么话，她就为之“做”诠释、“搞”发挥。事实是，申振钰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人民教育》1980年第9期刊载的《相对论的诞生》，该文全部抄自科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俄裔美国物理学家乔治·盖莫夫（George Gamow, 1904-1968）著、吴伯泽翻译的《物理世界奇遇记》——也就是说，她的“做学问，搞研究”的本事和方舟子一模一样，那就是当文贼。这样一个人，如果不卖身投靠当打手，她凭什么又是处级、又是研究员？
那么，你到底相信那些蒙着面罩、戴着面纱、偷偷摸摸、鬼鬼祟祟、自我标榜的“科学”呢，还是那些在压力之下和攻击面前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无所畏惧、认真工作的“伪科学”？
到底谁更像是“骗子”？
真金不怕火炼，骗子最怕阳光
1982年4月，中国人体科学筹委会因为以于光远为代表的“国家科委”对他们发出的组织公开鉴定人体特异功能的报告置之不理，所以自行组织联合测试组对特异功能现象进行鉴定，其结论就是特异功能确实存在。于光远一伙对于这个测试报告一直装聋作哑，只是在二十年后才由于光远的狗腿子申振钰给它颁发了下面这13个字的判决：“这是一个极不严肃的科学报告。”【130】上图为《中国人体科学杂志》1999年第4期上发表的该测试报告的首尾两页，首页显示该文的按语，尾页显示联合测试组成员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
伪科学最怕真刀真枪面对面
据《中国人体科学》主编朱润龙揭露，1982年间，于光远曾向上海某杂志投稿，揭批人体特异功能。但在得知该杂志约请朱润龙撰写了反驳文章之后，就把自己的稿子撤回了。【500】
女干将的黑历史
197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盖莫夫的名著The New World of Mr Tompkins的中译本《物理世界奇遇记》。两年后，已经调进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申振钰将其中的一部分“改编”成《相对论的诞生》一文，在《人民教育》上发表。据信这是申振钰的第一篇“论文”。上图左侧为《物理世界奇遇记》27-28页局部截图，右侧为申振钰文章的首页。除此之外，申振钰的得意之作，被她自诩为“20世纪70年代后的‘中国灵学史’”【158】的《二十年来辨是非——法轮功何以成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抄袭曾昭贵的《中国科学与伪科学斗争大事记（1979-1999）》（又题《气功特异功能争论二十年》，即其博士论文的附录），铁证就是她把曾文中的很多错误也一并复制了过去。据反伪帮后起之秀李力研说，申振钰反伪成性，“每遇伪科学猖狂，她就要先骑上摩托车兜风一圈，调节好精神，然后战斗。”【501】
少有所卖，老有所买
2017年，申振钰获得“第五届新语丝科学精神奖”，奖金为一万美元。该奖由方舟科邪教教主方舟子一手操控，头两届由瑞士奸商林树坤的开源出版公司MDPI资助；在骗局被揭露之后【502-504】，方舟子一伙不敢再公布资助来源；但从“获奖者”的构成来看，该奖的资金来源肯定是方舟科邪教及转基因势力。该奖总共持续了六届，获奖者只有三种人：反伪帮元老（何祚庥、申振钰）、方舟科邪教徒骨干（饶毅、纪小龙）、转基因团伙要员（黄大昉、王大元）。上图为申振钰在2017年9月和2018年12月举行的该奖颁奖仪式上。（图片来源：【505-5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