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邪教父于光远之七:“中国自然辩证法公认的祖师爷”

作者:亦明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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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邪教父于光远之七:“中国自然辩证法公认的祖师爷”

Yu Guangyuan, the Godfather of Scicult, Part VII:

"The Undisputable Patriarch of China's Natural Dialectics"

 

 

亦明

 

 

 

【提要】

 

于光远宣称自己从1936年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他的第一个研究成果就是1940年发表的翻译稿《从猿到人》,它来自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从那时起,于光远花了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来翻译恩格斯的这本书,并且趁机创建了一个举世无双的“学派”,名曰“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在于光远的操纵之下,“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变成了一门独一无二的“另类”学科,它既不属于“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驾齐驱的“二级学科”,在1981-2010年间是中国理工农医类研究生的必修课。本文挖掘、梳理、分析了于光远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历史,尤其是他的《自然辩证法》翻译历史,证明其中充满了低级错误,几乎没有学术含量。本文还证明,在于光远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与“中国科学纳粹”和“方舟科邪教”的产生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为了追溯“科学纳粹”的历史渊源,本文在附录中详细介绍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在苏联发生的“机械—辩证唯物论”大论战,它直接导致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从无到有、并且名正言顺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那场大论战还直接导致了优生学在苏联的死灰复燃,而三十年代出现的“李森科主义”就是对优生学家妄图称霸遗传学领域的一种反弹。

 

 

Abstract

 

Yu Guangyuan claimed that he had been "engaged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Marxism" since 1936, and his first achievement was the publication in 1940 of his translation of "From Ape to Man," an article from Engels' "Natural Dialectics." From then on, Yu spent nearly half a century on translating the book, and, in the process, he created the unique "School of Chinese Natural Dialectics." Under Yu’s persistent manipulation in the late 1970s and early 1980s, “Natural Dialectics” in China became a special academic discipline, but it belongs neither to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nor “Marxist Philosophy,” rather, it is a subject independent of any and all Marxism theories. Despite its absurdity, obsolescence, and the long history of criticism against it in the West, “Natural Dialectics” was a mandatory course for the most postgraduates in China between 1981 and 2010. This article excavates, examines and analyzes the history of Yu's "Natural Dialectics study," especially his translation of Engels' book, and proves that his study contains countless rudimentary errors, mistak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and little scholarly and academic content. This article also proves that Yu’s "Natural Dialectics study" has a direct caus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appearance of "Science Nazis" and “Science Evil Cult” (“SciCult”) in China. In order to trace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Science Nazism," the appendix of this article tells in detail the story of "Mechanical-Dialectical Materialism" debate that took place i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latter half of 1920s, which had a direct effect on the creation and legitima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s an integral part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indirectly, the debate led to the reemergence in Russia of eugenics, which in turn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Lysenkoism" in the 1930s.

 

 

【细目】

 

 

一、于光远的“自然变戏法”

二、恩格斯与他的《自然辩证法》

 

1、恩格斯其人

2、《自然辩证法》其书

3、《梁序》简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自然科学的历史

4、恩格斯为什么没能完成《自然辩证法》?

 

三、“自然辩证法”批判

 

1、德国科学家阿隆斯与爱因斯坦

2、德国哲学家伯恩斯坦

3、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

4、革命导师列宁论辩证法

5、美国哲学家胡克

6、中国文化人陈范予

 

四、于光远翻译《自然辩证法》:四十年代

 

1、《从猿到人》

 

1)《从猿到人》简介

2)于光远翻译《从猿到人》

 

A、“经济学家”

B、“好几千万年”

C、“一千万年”

D、“微生物”

E、“拉法叶尔”

F、“简直无法读下去”

 

3)悲喜人生

 

2、《著作大纲》

 

1)“极的(Poclarcn)对立命题”

2)“惰性(Irteia)”

 

四、于光远翻译《自然辩证法》:五十年代

 

1、一个好汉两个帮

2、三份好处一人当

 

五、于光远翻译《自然辩证法》:七、八十年代

 

1、“表述得更准确了些”

 

1)《著作大纲》

2)《从猿到人》

3)“物料交换”

4)“运动的基本形式”

 

2、“编辑工作有所创新”

3、买椟还珠

 

六、“祖师爷”考

 

1、知不易

2、行更难

3、中国特色

4、左右逢源

5、科邪教父

 

七、方舟子与“自然辩证法”

 

1、“人与狗”的辩证法

2、包装骗子

3、保护骗子

4、行骗不止

 

参考文献及注释

附录:发生在苏联二十年代后期的“机械—辩证唯物论”大论战

 

一、小将挑战

二、老将坐帐

 

1、布哈林

2、托洛茨基

 

三、帮主德波林

四、“机械派”的“二月决议”

五、“辩证派”的两枚核弹

六、哲学斗争政治化

 

1、两个恩格斯

2、刺刀见红

3、话语权之争

4、诛杀异己

 

七、两个列宁

 

1、政治哲学

2、战斗哲学

3、哲学跳水

4、党性哲学

5、冰火两重天

6、列宁与机械论

7、德波林与科学纳粹

 

八、无人揭榜的挑战书

九、胜利大会

 

1、“胜利报告”

2、“四月决议”

 

十、谬种流传,荼毒苏联

 

1、盟军参战

2、咸鱼翻身

3、优生学家

4、拉马克主义

5、转基因式洗脑

6、玩火自焚、咎由自取

 

参考文献及注释

 

 

 

前文提到,虽然世人大多把于光远当作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但愈是到了晚年,于光远却愈是不肯接受这顶高帽,并且以经济学的望家自嘲。【1】那么,被徒众们吹捧为中国的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的于光远到底有没有自己真正喜爱的、并且真正擅长的呢?答曰:有,它就是自然辩证法。实际上,在其学术自传中,于光远开列了自己的十一项主要学术贡献,而排在第一位的那项就是在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研究

 

“自然辩证法始终是我研究的领域。1936年我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最后一个学期学习时,对自然辩证法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周培源教授指导下,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坐标系在动力场中的运动》。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成立,该学会组织了一个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在会长徐特立指导下,由我主持。当时我还兼任延安中山图书馆馆长,在图书馆多次举办了学习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座谈会。为学习研究需要,我在延安时就开始从德文版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大部分,并陆续在延安报刊上发表。未译完的部分后来经曹葆华、谢宁等同志从俄文译完,整理校译后集结成书,于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上世纪80年代初又在我的主持下,经查汝强等同志重新校译,由人民出版社再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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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明_ 回复 亦明_:全文发送至“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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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附件是我对贵会创始人于光远先生在“自然辩证法”方面的贡献所做的一项研究,全文已经在“万维读者网”发表,并且永久保存在“时光机器”网站。我之所以把它寄送给您们,一是想得到您们的批评指正,二是因为听说贵会设有“于光远研究”项目,我想以此文为敲门砖,探索加入该项目的可能性。文中语言和措辞多有冒犯,在此我提前致歉。

     

    谢谢。


    葛莘

    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哥伦比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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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亦明_:引言:于光远的“自然变戏法”

    引言:于光远的“自然变戏法”

     

    谁都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前,仅仅靠唱过一首歌、写过一本书,一个人就可以以“歌唱家”、“作家”的头衔名扬天下,老本足够吃一辈子。可是,不甘寂寞、勇于进取的于光远却没有躺在床上吃“《自然辩证法》翻译家”这个老本,而是靠着这个老本,又干了许多的事儿:

     

    “1977年12月至1978年初,在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期间,我倡议并组织召开了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作为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的一个组成部分。”【2】

     

    这不仅导致教育部在1981年规定“自然辩证法”“应列为理工科研究生的必修课”【3】,它还导致中国出现了成千上万的“自然辩证法”从业人员,从助教、讲师到教授、博导。

     

    不仅如此,“198110月,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我是这个研究会的第一届和第二届理事长。”【2】这个“研究会”实际上就是那个在“文革”后被取缔了的“中宣部科学处”的借尸还魂,所以它是中国科协中的唯一“另类”:它享受局级待遇、它拥有专职工作人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准官僚机构,根本就不是于光远对外谎称的“学术群众团体”。【4】与之相比,那个比它晚成立了一年的“全国《反杜林论》研究会”才是一个真正的“学术群众团体”,所以它才会仅仅存在了几年,然后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5】论重要性,完整的《反杜林论》比半截子、烂尾工程《自然辩证法》要高出至少一个量级,因为列宁不仅将之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相提并论【6】,他还将之与《共产党宣言》相提并论,说它是“每个觉悟的工人必读的书籍”之一【7】。也就是因为如此,早在三十年代,托洛茨基就把《反杜林论》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8】,而这个说法在六十年代得到了苏联官方的确认【9】。同样,《反杜林论》对毛泽东也极为重要,有人就说:

     

    “《反杜林论》是毛泽东一生中阅读时间最持久、阅读兴趣最浓、重视程度最高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正是通过长期反复研读《反杜林论》,毛泽东才真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系统完整的理解,并由此奠定了其马克思主义观、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及思维方式的思想理论基础。”【10】

     

    与之相比,《自然辩证法》充其量也不过是一本“单科全书”,不要说列宁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即使是知道这本书的斯大林和毛泽东,一生都不曾提及这本书。【11】可是,与身穿洋制服、头戴大盖帽、腰系武装带、趾高气昂、不可一世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连胡同串子司马南都跟着沾光,他进中国科技会堂餐厅吃饭比进自己家的厕所屙屎还要随意、任性【12】、连瑞士奸商林树坤都知道要通过行贿何祚庥来打通“中国科协出版部”的关节【13】——与之相比,“全国反杜林论研究会”却像是一个拖油瓶、一个童养媳、一个私生子,不要说吃饭时上不了正桌,即使死去,也没人搭理——由此可知于光远的“能耐”到底有多大。

     

    事实是,在当时,由于光远一手创办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也是“局级”。【14】也就是说,仅仅一个“自然辩证法”,就让“大玩学家”于光远玩出了两个“局级单位”!在当时,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宣部也仅有“一室五局”而已。【15】而对于普通的地方官员来说,即使让他们把一个“大集体职工”转为“国营职工”、将“工人编制”转为“干部编制”,都比登天还难。由此可知于光远“自然变戏法”的功力。好笑的是,于光远他变出的最大戏法,也是他“反伪”的最、最、最主要的招数,就是宣布那些“特异功能”全都是魔术、全都是戏法——“完全是骗人的把戏”。【16】这与“旷世奇骗”、“绝代文贼”方舟子动不动就指控谁谁是“骗子”【17】,几乎是同一个路数。

     

    于光远的“自然变戏法”本事大着呢!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自然辩证法”改名为“科学技术哲学”。可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这个所谓的“学术群众团体”却仍旧坚决保持着自己的“官名”——直至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而于光远亲手缔造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于光远当时对之已经鞭长莫及——,则在1993年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理由是“为了便于对外学术交流并与国家教委规范的学科名称相一致”。【18】显然,这个理由对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毫无效力,因为他们既不需要和国外进行学术交流——迟至2001年,也就是在于光远发出“重振自然辩证法雄风”【19】这个号召的两年之后,一个“专门以‘自然辩证法’为主题,由中日两国学者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才“第一次”在国内举行【20——,也不受国家教委的节制。他们有自己的政治使命。这是中国哲学界最高刊物《哲学研究》在世纪初对那伙人的评价:

     

    “‘自然辩证法’从业者似乎成了对什么领域都敢发言的‘万金油’式的专家, 而且彼此之间往往因缺乏共同的语言而无法交流, 与国际学术界更是无法对话。”【21】

     

    但即使长年累月地遭人白眼、冷眼,那个“研究会”却仍旧恬不知耻地像“方舟子妻”那样“苟活着”。【22】显然,对于他们来说,最根本的辩证法就是 “站着死不如跪着生”、“好死不如赖活”。

     

    于光远的“自然变戏法”本事多着呢!谁都知道,在马克思生前,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本人就否认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23】只是在恩格斯一手炮制之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在十九世纪末开始冒头,而它在冒头之初就被指责为“修正主义”——恩格斯的密友兼其遗嘱执行人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就一再说“恩格斯修正了马克思”这样的话,如“恩格斯在某些领域并不是马克思的准确解释者”【24】;在其本人遭到“修正主义”的指控后,他就直接称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25】。可是,随着《自然辩证法》——它是后人对恩格斯一堆未完成手稿的总称——在1925年的问世,苏联哲学家德波林、米丁等人在十多年间硬是无中生有般地构建完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其中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大部分,自然辩证法理所当然地隶属于前者。【26】可是,在中国,“自然辩证法”不仅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部分,它连“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不是,而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列的“二级学科”,而“辩证唯物主义”则是三级学科。【27】换句话说就是,这两个本来应该是父—子关系的学科,在中国却变成了侄—叔关系。而玩出这个欺师灭祖、人伦颠倒花样之人,就是“大玩学家”于光远:

     

    “尽管在新的研究规划里,自然辩证法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一个重要门类’,但是,由于科学技术本身在新的现代化事业中特殊的重要性,由于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在国际上已经成为有着重要影响的学科,还由于中国有着以于光远为首的一个比较庞大的‘自然辩证法’队伍,于是在学科规划中,自然辩证法被单独列为‘哲学’的二级学科,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下面的三级学科。”【28】

     

    显然是针对这一大怪诞,从1956年起就开始阅读于光远主编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八十年代初曾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届自然辫证法研究班负责人的韩增禄【29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本来意义上的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分离为什么别的辩证法。”【30】

     

    实际上,据吴国盛说,于光远的最初打算是要把“自然辩证法”玩成与“哲学”并列的“一级学科”【28】——那将直接导致“自然辩证法”凌驾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甚至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上。所以,在于光远的手中,“自然辩证法”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它还是一个“学科”,一个“学派”,一个“事业”【31】——但最终,它变成了中国科学纳粹手中的“核武器”。

     

    按照2012年版《现代汉语词典》,所谓“事业”是指“人所从事的,具有一定目标、规模和系统而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经常活动。”【32, p.1188】而“自然辩证法事业”之所以能够产生,并不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存在这个“需要”——于光远的主要政治经济学思想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33】——,而是于光远通过“变戏法”的手段活生生地“创造”出来的,而“创造社会需要”又是于光远的一项创新性经济学主张。【34】换句话说就是,“自然辩证法事业”是于光远人为地——也就是“非自然地”、“反自然地”——为某些人制造出来的一个“谋生职业”、一个“铁饭碗”。也就是因为如此,华南理工大学的一位硕士学位研究生在探索“我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发展规律”时,赫然做出了这样的发现:

     

    “在我国没有哪个学科像自然辩证法这样发展成一项事业,也没有哪个国家的自然辩证法像我国自然辩证法事业这样别具特色。”【35】

     

    毫无疑问,作者的本意是在赞美这项“事业”。但是,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它却更像是嘲讽、奚落、揭露——即把这项“事业”的非自然性、非必要性、非公益性、极端自私自利性、毫无廉耻性暴露了出来。

     

    实际上,恰恰就是因为其“反自然”本质,这个“事业”的内部一直就酝酿着“矛盾”。1982年,也就是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之后的第二年,方励之以该研究会理事的身份指出,作为一门“学科”,“自然辩证法”的最大弊端就是“老”、“爷”二气:“老”是指它“老气横秋、一成不变”;“爷”则是说它高高在上、指手画脚,继承先前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衣钵。【36】三年后,显然是受方励之的影响,正在北京大学攻读“自然辩证法”专业硕士学位的吴国盛起草了一篇《青年自然辩证法宣言》,其中写道:

     

    “自然辩证法作为一种社会研究事业,在共和国历史上记下了极其可悲的一页。不是以最新自然科学的成果,而是以自然辩证法的经典著作为出发点,不是按照一门学科内在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是以行政手段强制命令来促成它的产生和成长,这种荒唐的发端就已经暗示出以后自然辩证法研究只考证注释,不批判创新的局面。”【37】

     

    众所周知,由方励之等人引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1989年戛然而止。但是,到了1992年,就又有人开始唠叨这个“自然辩证法事业”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它的可能“出路”。【38】显然是要化解“矛盾”,到了世纪末,于光远才会踩着法轮功的尸骨,“老马嘶风”般地向徒众们发出“重振自然辩证法雄风”的号召。【19】“雄风”二字,将科学纳粹当年的嚣张神态描绘得栩栩如生。

     

    事实是,“自然辩证法事业”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几乎全部都是负面的——关于这一点,连于光远亲手指定的科学纳粹二代帮主方舟子都不屑掩饰,所以他才会在2008年亲手把一篇表达这个观点的文章“新盗”进由他一手掌控的新语丝网站。【39】两年后,连“中国辩证法事业”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许良英的亲传弟子、那个傻乎乎的中国头号中医黑张功耀40都在一个以“在为国服务中发展自然辩证法”为主题的会议上发出了“每况愈下”、“我们这个学术团体越来越远离社会实际,而且越来越不讲学术信誉”这样的哀叹。【41】但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如此,于光远的门生、哈尔滨师范大学远东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孙慕天教授才会在72岁高龄之际,在于光远辞世之前两年,恬颜无愧地高喊:

     

    “于光远先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公认的祖师爷。”【42】

     

    或许那些徒子徒孙们确曾——也确实应该——向于光远行过三跪九叩尊师大礼,就像赵本山的那些徒弟一样,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祖师爷”,他们之中很多人可能连喝粥都找不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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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亦明_:一、恩格斯与他的《自然辩证法》

    一、恩格斯与他的《自然辩证法》

     

    于光远承认,“自然辩证法”之所以会在中国成为一个学科的名称,就是因为“它是直接继承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经进行过的研究。”【43其实,这个理由极为牵强,因为如果它能够成立的话,则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就应该叫“资本论”或“资本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应该叫作“反杜林论”或“反杜林论研究”。更何况,于光远的那个研究会后来根本就不曾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经进行过的研究”搞过什么研究——连“考证注释”这类研究都不搞——,他们搞的主要就是跑马占荒般的“圈地运动”,美其名曰“大口袋”、“科学群”——“科学群就是包括许多科学的大口袋。”【44】据说于光远还说过“自然辩证法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这样的话。【45, p.168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作为一门学科,“自然辩证法”到底应该搞些什么、干点儿啥活儿,但他们的目标却非常明确,那就是要“干事业”,即把这块蛋糕做大做强——什么都做,什么都干,但就是不做学问、不搞“学科建设”。

     

    事实是,早在以“自然辩证法”命名该学科之初,武汉大学教师钱时惕就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那样做“似乎有些片面”。【46但是在于光远的坚持下【47】,这个名称不仅保留了下来,它还成了于光远创办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的刊名。

     

    事实是,在《自然辩证法》这本书的正文中,恩格斯一次都不曾使用过“自然辩证法”这个专有名词;而在那本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提到“自然辩证法”也只有一次,即在其无数次讥讽杜林时,顺便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那里,在所有文明民族的历史开端,我们找不到杜林先生在这里用他惯用的、他称之为‘自然辩证法’的戏法强加给我们的‘大地主’”。【48】

     

    也就是说,“自然辩证法”本来是那个被恩格斯吊打的盲人哲学家杜林最早提出的,他实际上还以之为名写了一本书,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前两年(1865年)出版。【49】而上面这句引文的更重要之处就在于,恩格斯本人也把“辩证法”称为“戏法”。由此可知,于光远死死抱住这五个字到底有多么荒唐、荒谬。

     

    事实是,辩证法不仅被恩格斯称为“戏法”,它在恩格斯出生之前就已经被那么称呼了——这是黑格尔说的话:

     

    后一个结论或者可以理解为只有这种辩证法才能玩弄出的虚假表象的戏法。”【50】

     

    所以,列宁在看到这句话时这样写道:“辩证法被认为是戏法”。【51】实际上,就是因为“变戏法”这个戏称比“辩证法”更为流行,所以艾思奇在讲解辩证法第一定律时,使用的标题是“不是变戏法”。【52-53

     

    事实是,马克思从来就不曾谈论过什么“自然辩证法”。而如上所述,列宁根本就不知道什么“自然辩证法”;斯大林和毛泽东虽然知道恩格斯的那几捆草稿被以《自然辩证法》的名号出版,但他俩却从来就不曾提到“自然辩证法”这几个字。【11】实际上,斯大林【54】和毛泽东【55】连被恩格斯认定的“辩证法三大规律”之一的“否定之否定”规律都不认可。换句话说就是,“自然辩证法”是彻头彻尾、百分之一百的“恩格斯主义”(Engelsism),它与黑格尔主义的关系比与马克思主义还要近——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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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林:自然辩证法的祖师爷

    “自然辩证法”这个说法的最早出处是德国盲人哲学家尤金·卡尔·杜林(Eugen Karl Dühring)在1865年出版的一本名为“Naturliche Dialektik”的书,将书名译成中文,就是《自然辩证法》。这本书在十九世纪末被丹麦著名哲学家霍甫丁(Harald Høffding, 1843-1931)称为“本世纪后半叶最优秀的认识论著作之一”、“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无疑是杜林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一部”。【56】在霍甫丁之前,著名科学家马赫(Ernst Waldfried Josef Wenzel Mach, 1838-1016)曾称赞杜林的另一本书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5721世纪,德国爱尔福特大学的一篇博士学位论文的标题就是《德国社会科学的盲人普罗米修斯:作为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有争议的社会批评家的欧根·杜林》。【58显然是因为公开评论了《资本论》第一卷,杜林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曾在1868年两次提到杜林的《自然辩证法》,第一次是在186811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一边嘲笑杜林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一边说“他针对黑格尔的‘非自然’写了一篇‘自然辩证法’”。59】另一次是在两个月后给一个叫库格曼(Ludwig Kugelmann)的人的信中,马克思一边大骂杜林是“一个厚颜无耻、傲慢无礼的家伙”,一边说他做了两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其中之一是写了一本《自然辩证法》,“是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60】毫无疑问,马克思对杜林的观点影响了恩格斯,所以他写出《反杜林论》,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让杜林变成了一个小丑般的人物。但终恩格斯一生,他都不曾正面批驳过杜林的《自然辩证法》,除了上面引用的那句他称之为‘自然辩证法’的戏法。而除了创造出《自然辩证法》之外,杜林还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一国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胜利”这个观点之人,这比列宁早了大约四十年。【61】最好笑的是,尽管在过去的一百四十多年间,杜林是共产主义世界中最著名的丑角之一,但是至今,人们对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或罪行仍旧说不清楚,甚至连他的哲学体系到底是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没有解决。【5】难怪伯恩斯坦会说,恩格斯关于“唯物”的定义是基于政治而不是科学。【62

     

    1、恩格斯其人

     

    如上所述,“辩证唯物主义”是苏联人在二十年代以后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的;在那之前,人们普遍承认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除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外,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63】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一个人的正确思想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头脑里固有的,而只能是来自社会实践。【64】可惜的是,这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本无法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存在与他们的共产主义意识之间,不要说没有决定关系,人们至今连一般的、普通的、间接的联系都很难找到。所以,第一部马克思大型传记的作者梅林(Franz Erdmann Mehring, 1846-1919)说,恩格斯之所以会走上革命的道路,既不是来自家庭的教育,也不是出于个人的需要,而是源于他的高智商”。【65】显然是根据这个说法,据称是陶铸编写的《恩格斯故事》也说,“恩格斯的走入革命道路,完全是由于他的先知先觉的天才表现,并不是因为本身的穷苦逼迫,出于被动的反抗。”【66】也就是说,为了打造马克思主义导师的光辉形象,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祭出“天才论”。而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天才论”是典型的“唯心主义”。【67】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否定天才论的第一个理由,就是说陈伯达编印的那份《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68】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必须以马克思本人的话为根本、为根据,其余的人,包括恩格斯、列宁和他本人,都不能代替马克思说话。

     

    与梅林在恩格斯的社会存在之外寻找恩格斯的社会意识根源相反,第一部恩格斯长篇传记的作者梅耶(Gustav Mayer, 1871 -1948)则说,恩格斯在童年上学时,每天在路上瞥见劳工阶级的悲惨状况,这在他的心灵打上了永久的烙印。【69】毫无疑问,梅耶之所以会那么说,是根据恩格斯作于1839年的《乌培河谷来信》,它也是恩格斯第一次正式发表的政论文章,其中确实描述了自己家乡工人生活的惨状。只不过是,根据梅耶本人整理出版的《恩格斯早期著作集》,恩格斯在私下承认,他在那篇文章中所叙述的情况,根本就不是他本人“瞥”见的,而是他从“目击者”和“耳击者”那里间接获得的。【70】实际上,在那封“来信”中,恩格斯根本就不曾掩饰自己对工人阶级的蔑视、厌恶之情:

     

    “这些人的命运不是神秘主义就是酗酒。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这种粗暴的丑恶的神秘主义,必然会造成截然相反的极端,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那里的人不是‘正派人’(人们这样称呼神秘主义者)就是放荡不羁的地痞流氓。这种向两个敌对营垒——不管这些营垒的性质如何——的分化本身就会断送人民精神的任何发展”【71】

     

    又过了大约五年的光景,恩格斯就莫名其妙地“正式”——即被《马恩全集》的编者们“认证”——转变成了一名共产主义者:

     

    “在居留英国期间【指1842年12月-1844年8月——引者注】,恩格斯完全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72】

     

    而在当时,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还不曾动笔。

     

    事实是,就是在“居留英国期间”,恩格斯在英文报纸上发表文章称,当时正在英、法、德三国发生的共产主义运动具有不同的根基:在英国,它是出于现实的原因(practically);在法国,它是出于政治的原因(politically);而在德国,它则完全是出于哲学的原因(philosophically)。【73】不仅如此,恩格斯本人的共产主义信念完完全全基于“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

     

    “所有对共产主义的迫害和禁令都已证明是无效的,而且将永远如此;这是因为,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哲学民族,既然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坚实的哲学原则基础之上的,特别是其必然结论来自德意志民族自己的哲学,则德意志民族就决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应该完成的任务就是,我们的党必须证明,要么德意志民族在哲学上所做的一切努力,从康德到黑格尔,毫无用处,甚至比毫无用处还要糟糕;要么全都归结于共产主义。换言之,德意志民族或者拒绝自己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他们的名字曾被这个民族引以为傲——,要么就必须接受共产主义。”【74】

     

    俗话说,童言无忌。上面这段话是恩格斯在23岁时写下的,当时的恩格斯正处于其“科学共产主义二大爷”生涯的童年期。而上面这段“无忌童言”所透露出的秘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不仅与经济基础无关,它与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也全无关系,而只是一种形而上学——并且还是黑格尔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直接产物。这个事实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事实是,据苏联首席马克思主义专家梁赞诺夫(Давид Борисович Рязанов, 1870-1938)的考证,直到1845年,恩格斯还在告诉欧文主义者说,共产主义在德国知识分子中进展迅速。【75】确实,恩格斯本人承认, 1847年之前,也就是在撰写《共产党宣言》的前一年,他和马克思与欧洲的工人运动几乎完全绝缘。【76】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恩格斯还在给马克思的私信中对工人阶级出言不逊——而为了保护恩格斯的工人运动领袖形象,恩格斯的遗嘱执行人伯恩斯坦在编辑马恩文集时,就将这类言论或者删除或者使用其他方法来予以掩盖,而他的这种做法得到了马克思女儿的代理人、也是马克思传记作家的梅林的认可。77

     

    事实是,尽管恩格斯后来在英国曼彻斯特工作了二十年,但英国工人运动领袖们对他却一无所知,以致从商界退休后加入工人运动时,那些工人对他的感觉只有一个——格格不入。【78】最奇的是,与绝大多数人的先入为主的观点,即是马克思将恩格斯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完全相反,马克思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是恩格斯促成的,所以马克思才会在18647月对恩格斯说这样的话:

     

    你是知道的,第一,所有的事情对我总是姗姗来迟,第二,我一直在跟随着你的脚步前进。”【79】

     

    那么,恩格斯这个资本家大少爷到底是因为什么变身成为共产主义的二大爷的呢?为了给他制造“经济基础”或“社会存在”,几乎哪本恩格斯传记都要竭力把他的父亲说成是一个专制、暴虐、狂热的基督徒——是他的压迫导致了恩格斯的反叛。这实际上就是在采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它极可能是近代历史上最大的伪科学——来解释一切。例如,马克思、恩格斯的传记作家、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 1940-虽然也承认恩格斯走上革命道路与其家族血统及其所受的教育没有什么关系,但却说恩格斯的早年生活以其对父亲的反抗,尤其是对其信教和经商行为的反抗,所主宰。【80而在号称是“解放以来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恩格斯学术传记”中,作者萧灼基则这样写道:

     

    “恩格斯的父亲是一个精明的工厂主,头脑敏锐,办事干练,十分熟悉国内外的市场情况。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曾经担任教区负责人和教会学校校长。在家里,他对子女进行虔诚主义教育,‘灌输要永远最盲目地、无条件地相信圣经,相信圣经教义、教会教义以至于每一个传教士的特殊教义之间的一致性’的思想。这位性情急躁的‘暴君’,经常对子女严厉训斥,要求他们无条件服从。从小就具有独立思想的恩格斯不愿接受这种毫无道理的管教,因此父亲和儿子之间感情并不融洽。”【81】

     

    上面这段话很可能是所谓的“通常说法”,因为它还曾原汁原味地出现在另一本恩格斯传记中:

     

    “老恩格斯是一个性格暴躁、笃信宗教、政治上十分保守的人,在如‘暴君’一样的父亲那里,恩格斯从来没有感受到生活的温暖和乐趣。由于父亲信仰虔诚主义,他在家里竭力对儿女施加严格的宗教教育,要求子女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都要认真听讲宗教教义,并无条件地相信圣经。从小就具有独立思想的恩格斯不愿接受这种毫无道理的管教,因此,父亲和儿子之间感情并不融洽。”【82】

     

    事实是,根据恩格斯的父亲在1835年写给妻子的一封信来看,那位“暴君”对自己的儿子非常关心;并且,他对儿子的性格和心理也相当了解:

     

    “弗里德里希上星期的成绩一般。你是知道的,他表面上变得彬彬有礼,尽管先前对他进行过严厉的训斥,看来他即使害怕惩罚也没学会无条件的服从。例如,令我感到懊恼的是,今天我又在他的书桌里发现一本从图书馆租借的坏书——一本关于十三世纪的骑士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这类书籍摆在书柜里而满不在乎。愿上帝保佑他的心灵吧!我常常为这个总的说来还很不错的孩子感到担心。……为了孩子的幸福,我们不应该计较钱,而弗里德里希又是这样一个性格奇特和好动的孩子,所以对他最有好处的是过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使他养成某种独立性。再说一遍,愿至善的上帝保佑这个孩子,不要让他的心灵堕落。现在他身上除去一些使我高兴的品质以外,正向一种令人不安的漫不经心和性格软弱方面发展”【83】

     

    而对于上面这些话,恩格斯的苏联传记作家斯捷潘诺娃(Евгения Акимовна Степанова, 1899-1988)这样曲解道:

     

    他那狂信宗教的父亲的笔下的‘意志薄弱和思想上的浮泛’,实际上就是指恩格斯还在孩童时代已经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力图突破周围那种伪善的环境。”【84】

     

    其实,据早在恩格斯去世前就曾撰写过一篇介绍恩格斯生平的长文【85】的考茨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一书的作者霍华德(Michael Charles Howard)和金(John Edward King)说他在发展和传播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文献方面的贡献“甚至可能比恩格斯还要大”【86】;《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的作者戴维·麦克莱伦则说,考茨基是恩格斯的最直接继承者【87】——说,尽管自己是恩格斯生命最后十年的少数密友之一,但他对恩格斯的青年时代几乎是一无所知。【88】而在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在编辑恩格斯1845 年之后的所有信件时,更是“只要涉及到父亲,都受到同样严格的审查……小心翼翼地划掉他对这个不敬的儿子的所有严厉评论”。【89】所以,在今天,对于恩格斯的早年身世,应该本着“大道至简”的原则——这是列宁的介绍:

     

    “恩格斯于1820年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巴门市。他的父亲是一名制造商。1838年,由于家庭情况,恩格斯在高中还没有毕业的情况下,被迫去不来梅一家贸易公司当一名办事员。从事商业活动并没有阻止恩格斯致力于科学和政治研究。当他还是一名高中生的时候,他就憎恶专制制度和官吏的专横。对哲学的钻研,使他走得更远当时在德国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学说,于是恩格斯也成了黑格尔的信徒”【90】

     

    众所周知,恩格斯一生不追求名利,心甘情愿地给马克思拉“第二小提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与其说是将《资本论》第二、第三卷整理完成并将之付梓问世,倒不如说是他的“马普”,即将马克思那艰深晦涩的理论和思想做了较为浅白的阐述。所以列宁说,“不看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91】同样,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英国科学家霍尔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 1892-1964)也说,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贡献比马克思本人还要大,所以马克思主义应该改名为恩格斯主义。【92】而按照戴维·麦克莱伦的说法,“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最杰出的贡献就是将一个有科学潜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93也就是因为通俗浅白,所以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它是《反杜林论》的一部分——比《共产党宣言》还要流行。【94】而据斯大林说,“依我看来,恩格斯虽[在《共产党宣言》上]署了名,但这是马克思写的。”【95】实际上,这也就是于光远接触马克思主义始于阅读《反杜林论》【2】的真实原因。

     

    如前所述,恩格斯被伯恩斯坦说成是“修正主义”的鼻祖,所以梁赞诺夫才会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驳斥“伯恩施坦及其朋友们时常证明说恩格斯晚年已经成为修正主义者”这个说法。【96】而后来的西方学者——不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Western Marxists)还是西方“马克思学”(Marxist Studies)学者——对这个说法即使不是众口一词,那也可以说是“绝大多数”。【97-100】所以说,以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诩的于光远101, p.106脑中的“马克思主义”是彻头彻尾的“恩格斯主义”——不论它是不是“修正主义”,它都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相当明显的、甚至是本质上的差异。

     

    2、《自然辩证法》其书

     

    1873530日,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恩格斯主要谈论了自己“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102】这一般被认为是恩格斯撰写《自然辩证法》的起始时间点。【103-106】三年后,恩格斯在无奈地接受“去收拾无聊的杜林”这个任务之际,这样说道:“这部著作的最终的全貌也已经开始呈现在我的面前”了。【107】但最终,恩格斯只留下了四束、大约二百份——按照《自然辩证法》1941年俄文版序言所说是181份【108】;所以,许良英【109】、查汝强【110】都跟着说是181份;但是,按照1985年第二版《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第26卷序言的说法则是197份【111】——“自然辩证法”札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断篇残简。这四束草稿被恩格斯分别命名为“辩证法与自然科学”(Dialektik und Naturwissenschaft)、“自然研究与辩证法”(Die Erforschung der Natur und die Dialektik)、“自然的辩证法”(Dialektik der Natur)、“数学和自然科学。札记”(Mathematik und Naturwissenschaft. Diversa)。【111-112】【113, s.569-570

     

    考虑到恩格斯只用了两个月就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14】,只用了半年就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15】,只用了不到两年就完成了《反杜林论》【116】——后两部作品都长达二十多万字——,则他在22年内仍未能完成《自然辩证法》这个事实本身就相当耐人寻味。当然,对此有正统的解释,那就是,在1876-1878年间,恩格斯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批判杜林;在马克思1883年去世后,恩格斯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整理《资本论》第二、第三卷,这耗费了他的大部分残年。【108-110】但这些解释同样可以说明,在恩格斯的心中,《自然辩证法》的重要性要远低于《反杜林论》和《资本论》的续篇。

     

    实际上,恩格斯批判杜林,不仅他本人心不甘情不愿——他自己说“我不接受这件不愉快的工作,他们就死乞白赖地缠着我不放”【117】;马克思则说“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牺牲”【118】——,连他的社会民主党同志都对之表示反对:

     

    “德国党内杜林的追随者们——连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也包括在内——疯狂反对恩格斯的辩驳,甚至在1877年的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不许中央机关报刊载这些文章。”【119】

     

    而他耗费十年光阴整理的《资本论》第三卷,尽管他宣称“这是一部光彩夺目的著作,在学术上甚至超过第一卷”【120】,但它不仅在西方学术界“经常会受到批评”【121】;即使是在“正统”马克思阵营,对它的评价也不高。例如,梅林就说,《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在外表上、在文采上,不像第一卷那样完美、那样闪烁着智慧的火花”。【122】梁赞诺夫则说,第三卷“只不过是一个恩格斯变体”。【123

     

    那么,恩格斯到底为什么要放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24-125】不去完成,而是干那些费力不讨好、甚至可以说是可有可无——对《资本论》第三卷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设想,《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不过是“说到剩余价值转化为它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彼此分离的组成部分”【126】,用梅林的形象说法就是:第一卷是滋生活力的心脏,而第二、三卷则是血液营养乃至皮毛【127】——的事情?对于一个具有从事学术写作经历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写作遇到了瓶颈,无法自圆其说。(下详。)

     

    恩格斯去世后,“自然辩证法”手稿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保管,具体负责人是该党的理论家、也是恩格斯最信任的密友伯恩斯坦。但因为种种原因,除了将其中两篇较完整的文章——它们都与“自然辩证法”这本书的主旨无关,但却与于光远的“自然辩证法生涯”关系极大——公开发表之外,伯恩斯坦将这份手稿一直压下,既不整理,也不发表。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学院”(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它下设一个“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亦译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Институт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 ИМЭ)——中国社科院在七十年代末建立、由于光远担任第一任领导的“马列所”,实际上就是在步它的后尘——,所长是曾任卡尔·考茨基科学秘书、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已享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专家美誉【128】、被苏维埃政权第一任教育部长(“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 1875-1933)誉为“我们党内最有学问的人”【129】、在二十一世纪初更是被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佐佐木力称为百年不遇的马恩学者130】的梁赞诺夫

     

     “马恩所”最初的职责就是收集、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稿,为出版全集做准备。在最初,梁赞诺夫并不知道“自然辩证法”的存在;但当他在德国收集马、恩的手稿时,伯恩斯坦却主动将那四捆手稿献了出来。【1311925年,这份手稿以德、俄文前后对照的形式出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Архив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第二卷中,书名俄文为“Диалектика Природы”(《自然的辩证法》),德文为“Naturdialektik”(《自然辩证法》)。这一版的《自然辩证法》一般称为“梁赞诺夫版”,因为梁赞诺夫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的主编,他还为《自然辩证法》一书撰写了长篇序言,其中,他根据马、恩二人之间的书信往来,详细梳理了他们研究自然科学的整个过程。

     

    1931,《自然辩证法》与《反杜林论》一道,被收入俄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十四卷(Маркс и Энгельс: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XIV)。但此时,梁赞诺夫已被逮捕,所以该书连梁赞诺夫的影子都没有。实际上,如果不看《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二卷或在其两年后出版的德文版——书名被改为《辩证法与自然》(Dialektik und Natur)——,人们几乎找不到梁赞诺夫那篇史料价值极高的文章。而在中文世界,这篇文章因杜畏之翻译的《自然辩证法》得以保存。【132】终于光远一生,他也没敢提及“梁赞诺夫”这四个字,而是冒充民国时人,称他为“里亚扎诺夫”133, p.67,尽管从五十年代起,“梁赞诺夫”就已经是“梁赞诺夫”了;进入八十年代后,与于光远关系密切的刊物,如马列所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34】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的《自然辩证法研究》【135】,都把他称为“梁赞诺夫”。至于梁氏那篇世界上最早、学术水平最高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论文,于光远更是像躲避瘟疫一般,对之完全无视,连一个字都不曾提及——至少我没有看到。

     

    也就是在1931年,苏联的“马恩所”变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Маркса - Энгельса - Ленина при ЦК ВКП (б)),成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下属机构。从1939年起,该研究所在所长米丁(Марк Бори́сович Ми́тин, 1901-1987)的主持下,对《自然辩证法》进行了重新编排,并且纠正了一些误译,于1941年出版,是为“米丁版”《自然辩证法》。“米丁版”也有一篇序言, 其内容之一就是极力贬低“梁赞诺夫版”:

     

    “然而,这个版本并不令人满意。恩格斯手稿的破译极其粗心,导致许多地方完全歪曲。俄语翻译充满了错误和歪曲。最后,《自然辩证法》各组成部分的排列混乱无序,使阅读和研究恩格斯的这部著作非常困难”【136】

     

    这就是于光远后来说 “苏联人编得就很乱”【137】、“原著是苏联人编的,编得很乱”【138】、“里亚扎诺夫编得就很乱”【133, p.67的来源。

     

    实际上,“梁赞诺夫版”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编排”:它将恩格斯的断片残简完全按其写作时间重新排列,这为后人研究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轨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实际上,在它问世之际,苏联刚刚爆发了一场“机械—辩证”大论战,而“机械论”的代表人物斯捷潘诺夫(笔名И. Степанов,实名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 1870-1928就根据“梁赞诺夫版”《自然辩证法》证实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至少“两个恩格斯”(详见本文附录)。这很可能是从苏联人米丁到中国人于光远极力诋毁梁赞诺夫版《自然辩证法》的原因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原因。

     

    “米丁版”在1961年被收入俄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它也是《自然辩证法》众多中译本的主要来源。至于它与梁赞诺夫版的优劣,至今没有定论,所以1985年东德出版的《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十六卷分别给出了按写作时间顺序(Chronologische)和按内容系统(Systematische)排列的两个版本。【111

     

    总而言之,《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唯心主义含量最高、形而上学程度最为严重的一组成部分,虽然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推动“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复归到辩证的思维”。【139】别的不说,只说他的论断“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140】,就是先验的、绝对的、因此是形而上学的。最好笑的是,形而上学的本义就是“哲学”——所以中国二十年代的科学主义者将之称为“玄学鬼”——,可是,在恩格斯的笔下,它却变成了一种与辩证观念相对立的东西。【5】不仅如此,恩格斯还威胁自然科学家,要他们接受哲学的“指导”,否则就有遭到哲学“死后报复”的危险。【141】实际上就是苏联二十年代“机械—辩证”大论战的关键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非要据此“指导”自然科学研究不可,并且曾有派出“辩证法工作队”下基层指导工作的动议。【142】所以说,《自然辩证法》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产物,它完全符合辩证法第一定律的前半部分,即只有“对立”,但却根本无法“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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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如上所述,最早的《自然辩证法》是杜林在1865年出版的一本专著。1873年,恩格斯开始撰写辩证法与自然、自然科学关系的文章,那些草稿在后来被恩格斯分为四束,其中一束被冠以“Dialektik der Natur”(“自然的辩证法”)之名。1920年代,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将这些文稿翻译成俄文,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二卷在苏联出版,书名就叫“Диалектика природы”(《自然的辩证法》,左图显示该书1930年版单行本封面)。1927年,《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二卷出版德文单行本,书名为“Dialektik und Natur”(《辩证法与自然》,中图,显示初版封面)。1932年,杜畏之将苏联1925年版《自然的辩证法》译成中文,书名为《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后来一直被于光远沿用,如在1941年发表译文《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著作大纲》,在1956年编制“自然辩证法十二年研究规划”、创办《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等。七十年代,于光远接过“四人帮”帮刊《自然辩证法杂志》的编辑班底,创办了《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1981年,于光远创建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1985年,于光远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在于光远任主编的《〈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前言》中,于光远宣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定名为‘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作出的。”【143】

     

    3、《梁序》简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自然科学的历史

     

    如上所述,自然辩证法手稿之所以能够得见天日,最大的功臣就是苏联人梁赞诺夫。而实际上,梁赞诺夫还是这个世界上最早对这份手稿进行了仔细研究的学者,其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就是他为《自然辩证法》一书所写的长篇序言。《自然辩证法》问世之际,恰值苏联科学哲学界爆发了一场关于机械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大辩论,可想而知,《自然辩证法》会被“辩证派”当作杀手锏。

     

    梁赞诺夫为《自然辩证法》所写的序言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最长,其内容就是梳理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触自然科学的时间和契机;第二部分次长,讲述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过程;第三部分介绍自然辩证法手稿的内容;第四部分最短,篇幅只有全文的百分之五左右,内容就是谈谈恩格斯工作的内容。虽然这篇序文的第三部分引起后人的最大关注,但其实它的最大价值却是在前两部分。因为在当时根本就没有马恩全集,流行的只是梅林编辑、1902年出版的四卷本《卡尔· 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和斐迪南德·拉萨尔的著作遗产》【144】以及伯恩斯坦与倍倍尔编辑、1913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45】。由于梁赞诺夫本人当时也在编辑、出版马恩著作集【146-147】,所以他才能够根据当时最丰富、最完整的材料,梳理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研究自然科学的大致线索。

     

    按照梁赞诺夫,在1858年之前,马克思对自然科学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中学时的数学和物理学成绩都不过刚刚“令人满意”而已。【148】所以,在其博士论文——题目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间的差异”——中,尽管马克思可以对物理学和原子论说很多的话,但他却从不超越纯粹的哲学推理。【149】与马克思相比,中学时的恩格斯则在物理和化学这两个科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接着,梁赞诺夫从马恩四十年代的著作中,如二人合著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马克思独自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哲学的贫困》等书中,找出了涉及到自然或自然科学的字句。大致来说,梁赞诺夫从这些著作中找出来的东西可以说是相当的“贫困”。

     

    按照梁赞诺夫,恩格斯开始研究自然科学始于1858年,具体科目是有机化学,具体诱因是当时正在发生的的染料化学革命。而恰恰就在这一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转回”(поворот)到了黑格尔,并且导致恩格斯要阅读黑格尔的《自然哲学》。1858714日,恩格斯致信马克思,向他索取黑格尔的这本书,并且还谈到当时的科学进步:生物学中细胞的发现物理学中各种力的相互转换。梁赞诺夫指出,在作于1888年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提到三大科学发现;而18587月,恩格斯只知道其中的两个。一个月后,一份期刊就披露了第三大发现(即华莱士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的部分内容。18591124日,《物种起源》出版。几天后,恩格斯致信马克思,告诉他“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150】半年后,马克思致信恩格斯:

     

    “我重读了达尔文,让我觉得好笑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应用于植物和动物,好像在马尔萨斯先生那里,关键不是在于这种理论没有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是只应用于人类——说它是按几何级数增长,与植物和动物相反。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如何在动、植物世界中看到了他自己所在的英国社会,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它使人联想到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的市民社会是‘精神动物界’,而在达尔文的笔下,动物界则是市民社会。”【151】

     

    对此,梁赞诺夫评论道:

     

    “我们刚刚看到在这之前是马克思复述恩格斯的意见,而现在,马克思有了他自己的观点,它们后来被恩格斯逐字逐句地复述。”【152】

     

    梁赞诺夫当时显然忽略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为“生存斗争”所做的辩护。

     

    梁赞诺夫不仅找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自然科学的源头,他还找到了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源头,那就是马克思与德国著名科学家毕希纳的交往历史:在他看来,恩格斯对毕希纳起了“反”心,就是在1867年年底前后,即在毕希纳的声望如日中天之际,因为在当时,即使是马克思的追随者也搞不清马克思与毕希纳的唯物主义到底有什么不同。【153】而他的这个观点,在其将恩格斯的那些断篇残简按照写作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之后,益发突出。

     

    根据梁赞诺夫,恩格斯将自己的计划付诸行动,是在18735月——这是那篇序文第二部分的开篇:

     

    “直到1873年,恩格斯才有机会开始更系统地研究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问题。一次愉快的巧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马克思到曼彻斯特肖莱默家里度假,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匆忙与朋友分享他对自然科学辩证法问题的想法:……”【154】

     

    显然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然辩证法”的看法【155】,梁赞诺夫还特别指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自然科学兴趣的增强,与他转向黑格尔的痕迹同样明显【156】。梁赞诺夫接着摘录《资本论》第二版后记,借此说明“马克思相信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而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运动的一般形式”的那个人。不仅如此,梁赞诺夫还举出马克思对货币转变成资本的叙述时加的一个注,即利用现代化学上应用的、最早由罗朗和热拉尔科学地阐明的分子论”来说明量质互换规律之普遍存在。显然,梁赞诺夫试图用这样的例子来证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得到了马克思的首肯。实际上,他更想要证明的是,马克思参与了“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构建——尽管马克思的密友倍倍尔(August Ferdinand Bebel, 1840-1913)在马克思生前(1874年)就对人说,据他所知,马克思从未试图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157

     

    总而言之,且不说梁序中的观点如何,其考证出来的史料是后来几乎所有“自然辩证法专家”介绍该书的蓝本。例如,许良英在八十年代为于光远的新译本所写的那篇《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准备、写作和出版的过程》【109】,其绝大多数材料都来自梁序,他也因此没能在见识上超出梁赞诺夫当时的水平。

     

    4、恩格斯为什么没能完成《自然辩证法》?

     

    那么,恩格斯到底因为什么不肯(或不能)完成这部书稿?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他当初为什么要写“自然辩证法”?

     

    原来,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将形成之际,德国哲学发生了所谓“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即德国的哲学家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内容、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感到迷茫无解。而造成这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所谓“经验科学”——即通过实验来获得知识的科学——的兴起。【158】毫无疑问,相对于既讲实证又讲逻辑并且还能够通过实验来反复验证自己的结论的“经验科学”来说,纯属玄想的“哲学”根本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而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目的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主要目的,就是要夺回被“将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小贩子”——这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送给“经验科学家”们的绰号【159】——占领的“唯物主义”市场,让“哲学”继续给“经验科学”当教师爷。关于这一点,从他撰写的“自然辩证法”第一篇草稿《毕希纳》中得以充分展现。这是《马恩全集》的编者给这个标题加的注:

     

    “题为‘毕希纳’的这个片段写在‘自然辩证法’所有其他部分之前;它是恩格斯手稿第一束的第一个笔记。这个片段显然是恩格斯计划中的针对庸俗唯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布希纳的一部作品的草稿。从其内容和恩格斯对路德维希·布希纳的《人及其在自然中的地位…》(莱比锡 1872 年第2版)一书的批注来判断,恩格斯曾打算专门批判这本书。根据威廉·李卜克内西在1873年2月8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的简短评论,‘至于毕希纳,你随便!’,我们猜测恩格斯事先已经告诉李卜克内西自己的计划。因此断定,这个片段写于1873年年初。”【160】

     

    而在《毕希纳》中,正文的第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我们本来可以对之听之任之,让他们从事那并非不值得称赞、但颇为狭隘的事业,即向德国市侩传授无神论等。可是,他们却,第一,对哲学——无论如何不堪,它仍旧是德国的荣耀——发出叫骂(引文待查);第二,提出这样一种假设,即那些关于自然界的理论能够用于社会并且用于改造社会主义。因此,他们迫使我们对之加以关注。”【161】

     

    仅从上面这段话,我们即可知道,毕希纳的主要罪过就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发出了攻击,所以恩格斯才会在那篇不到一千个单词的札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哲学终于在死后报了自然科学背叛之仇”。【141】这句话在当时就使人感到茫然不解,在今天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笑话:没有科学,哲学就会一文不名;相反,脱离了哲学,科学不但照样发展,并且极可能发展得更快——方励之在1982年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于光远等人:“自然科学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不仅在技术问题上、学术思想上是主人;而且在方法上、自然观上和科学哲学观念上也是主人。”【36】所以,有人说:

     

    “事实是,恩格斯的唯物主义非常接近毕希纳或海克尔的唯物主义,因为他们都支持动态唯物主义而不是静态唯物主义。……恩格斯和科学唯物主义者之间的真正争论涉及发展方式,因为恩格斯坚持认为,如果去掉其唯心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就可以解释自然的发展。科学唯物主义者对黑格尔只有蔑视。”【162】

     

    所谓科学唯物主义,就是庸俗唯物主义早前的、公开的名称,马克思在1867年就曾指出它的主要弊端是“排斥历史进程”。【163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至于恩格斯提出的第二条罪过,即在其“大纲”中所说的“通过租用时髦的达尔文主义来获得新的活力”【164】,后人将之解释为批评毕希纳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众所周知,“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过就是马尔萨斯人口论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杂种,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核心内容就是生存斗争。可是,在作于1876-1878年间的《反杜林论》中,因为杜林指责达尔文采纳了马尔萨斯的理论——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杜林)说全部达尔文主义除了从拉马克那里抄来的东西以外,只是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165】——,恩格斯就故意与之唱反调,这样为达尔文辩护:

     

    “不论天真的达尔文盲目地接受了多少马尔萨斯的学说,任何人都不需要戴上马尔萨斯的眼镜才能一眼看清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大自然生产出无数胚胎,但只有少数能够达到成熟的程度;这种矛盾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在生存斗争——有时是极其残酷的生存斗争——中解决的。正如工资规律在李嘉图所依据的马尔萨斯论点消失很久以后一直有效一样,生存斗争也可以在自然界中发生,即使没有任何马尔萨斯式的解释”【166】

     

    也就是说,在写作《反杜林论》时,恩格斯并不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遑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实际上,就在写下上面这段话之前一年,恩格斯还曾在一封给一位俄国人的信中指责毕希纳等科学家看到无处不在的生存斗争;但同时,他也承认,在达尔文进化论出现之前,这些人一直强调自然界中的共生关系。【167换句话说就是,如果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罪过的话,那么罪魁祸首就是达尔文;可是,在恩格斯的眼中,达尔文的进化论又是十九世纪“第三个伟大的科学发现”。【168】所以,恩格斯是极为明显地使用双重标准:达尔文相信生存斗争是基于科学发现,而庸俗唯物论者,如毕希纳,相信生存斗争则是犯下弥天大罪。

     

    更好笑的是,就在开始“反杜林”之前,恩格斯还曾写下一篇未完成稿,它后来以《从猿到人》闻名于世,它也是于光远翻译《自然辩证法》之始。而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对人类进化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拉马克关于后天获得性遗传的理论,但也结合了源自毕希纳和其他德国科学唯物主义者的环境进化论的元素”。【169】也就是说,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与毕希纳的“科学唯物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即使不是“十同九九”,那也是“十同七八”——就像方舟子的“方氏科学”和他所打击的“伪科学”一样——;倒是恩格斯本人的前后反差太大,因此才更为显眼。

     

    上面提到,《自然辩证法》逋问世,苏联人斯捷潘诺夫就从中发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恩格斯;而在苏联解体之后,一位西班牙学者更是根据这类差异发出这样的疑问:“恩格斯(真的)写了自然辩证法?”【170】实际上,恩格斯的那个著名论断,“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就是直接或者间接地来自毕希纳——这是马克思在18681111日给恩格斯的信:

     

    “我之所以对毕希纳的劣作感兴趣,是因为其中引用了德国人在达尔文主义领域的大量研究,如耶格尔教授(维也纳)和海克尔教授。根据他们的观点,生命的起点不再是细胞,而是没有固定形状但却可以收缩的蛋白团块。这一假设后来被加拿大(以及巴伐利亚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发现所证实。对原始形态的追寻必须自然地达到能够化学合成的地步。看上去正在这么做。”【171】

     

    所以说,一个人如果意识到了下面这个事实,他就会马上明白恩格斯在二十多年内没能写成《自然辩证法》的奥秘:他原本是要撰文“反”毕希纳的机械唯物论,但阴差阳错,他的《反杜林论》却提前问世,而恩格斯“反杜林”的内容之一就是反对杜林的“辩证唯物论”——连恩格斯本人都承认,尽管杜林的《哲学教程》一书“就其庸俗程度而言是空前的”,但其中“谈论自然的那一部分却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在这里还有一些辩证说辞的痕迹”。【172】所以,假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之前写成《反毕希纳论》的话,他就无法再写《反杜林论》了。同样的道理,在“被迫”完成《反杜林论》之后,恩格斯相当于亲手阉割了《反毕希纳论》——即《自然辩证法》。所以说,一个人只有在了解了这个内幕之后,他才能够理解下面这个事实:“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有经典著作中,没有任何一部像《自然辩证法》这样被贬低到了如此地步。”【173

     

    在此,顺便介绍一下毕希纳:毕希纳(Friedrich Karl Christian Ludwig Büchner, 1824 -1899)是德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科普作家,他的《力与物质》(Kraft und Stoff)一书出版于1855年,到1884年,它已经出了十五版,外加二十二个外文版,其中包括四个英文版。【174】仅凭这本书,毕希纳就获得了“德国的卢克莱修”这个名号,那本书也被称为“唯物主义的圣经”。【175】与之相比,终马克思一生,他也没有看到《资本论》第一卷的英译本——第一个英译本是在他死后四年才问世的。

     

    事实是,毕希纳第一次出现在马、恩的笔下,就是因为《资本论》的外文翻译:186751日,也就是在《资本论》刚刚付印之际,马克思就兴冲冲地给毕希纳写信,请他推荐一位能够将这本书译成法文之人——这是那封信的开篇:

     

    “亲爱的先生:虽然我与您素昧平生,但我仍旧贸然就个人的,同时也是科学的,问题致信给您。我希望您能够原谅我的冒昧,因为这是由于您作为一名科学家和一位党内同志所给予我的勇气。”【176】

     

    为什么马克思认毕希纳为“党内同志”呢?因为毕希纳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即将出席当年9月在瑞士洛桑举行的第一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The Lausanne Congress),是6名德国代表之一——代表总数只有71名,但到会的只有64名。【177-178】而马克思虽曾参与了那次大会的筹办,但因为忙于《资本论》的出版而没能出席那次大会。可是,马克思对毕希纳的“同志”关系在一年半之后发生逆转。186811月,马克思至少两次与恩格斯谈论毕希纳——这是在14日:

     

    “伟大的毕希纳已将他的《关于达尔文的理论的六次演讲》寄给了我。我在库格曼那里的时候,这本书还没有出版,但他寄给我的却已是第二版了!这类书的写作方法不错。例如,毕希纳说——凡读过朗格的胡言乱语的人不用他说也会知道——,他关于唯物主义哲学的那一章,大部分都是抄自这个朗格的著作。但正是这个毕希纳,却高高在上地看不起亚里士多德,而他对亚里士多德的了解显然只是来自道听途说!不过,使我特别发笑的是他评论卡巴尼斯著作(1798)时说的下面这段话:

     

    ‘当人们读到(卡巴尼斯的)这样的话时,几乎会以为是在听卡尔·福格特说话:“大脑的用处是思维,正如胃脏的用处是消化,或肝脏的功能是将胆汁从血液中析出”等等。’

     

    “毕希纳显然认为卡巴尼斯抄了福格特。 甚至怀疑相反的过程也超出了毕希纳大人的能力。他对卡巴尼斯的了解似乎只是从朗格那里得到的!真是严谨的学者!”【179】

     

    事实是,在《关于达尔文的理论的六次演讲》的初版前言中,毕希纳就已经坦言,讲演中关于唯物主义的内容,主要来自朗格的《唯物主义史》一书。【180】所以,马克思翻来覆去地暗示毕希纳抄袭——对抄袭指控,马克思看得非常严重,所以当有人指控他本人在《资本论》中抄袭之后,他连发了两个声明【181】——,肯定有背后的原因。而梁赞诺夫则说,恩格斯立意批判毕希纳,就是从那一时刻开始的。【182】而德国当代哲学家赫伯特·施纳德巴赫(Herbert Schnädelbach, 1936-)认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庸俗唯物主义”极端仇视的原因之一。【183】换句话说就是,马、恩二人对“庸俗唯物主义者”的憎恨,与“主义”的关系几乎是微乎其微,如果真的有的话。

     

    总而言之,恩格斯之所以任凭《自然辩证法》半途而废,最直接、最简单、最可信的答案就是:恩格斯在写作《自然辩证法》时左右掣肘,捉襟见肘,所以他才会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连马克思本人都弃置十多年不顾的残稿。这与“《资本论》之所以难产,就在于遇到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矛盾”【184】、“正是因为马克思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才导致《资本论》难产”【185】这类说法在逻辑上和学理上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是,马克思终于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而恩格斯则没能闯过难关,导致《自然辩证法》胎死腹中。很可能是因为“辩证法”最最强调的就是“对立”、“矛盾”,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们对这本书本身所包含的巨大矛盾采取了见怪不惊、甚至故意曲解的态度——如二十年代苏联的德波林(详见本文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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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亦明_:二、“自然辩证法”批判

    二、“自然辩证法”批判

     

    毫无疑问,要对一个人的某项研究做出公正的评价,首要条件就是要对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相关课题的研究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因此,要对于光远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做出公正的评价,我们也必须知道,在于光远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之时——始于1940年前后——,国际学界以及中国社会对《自然辩证法》是怎么看的。所以,本节的目的,就是要在回到于光远之前,梳理一下关于“自然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评论和评价。

     

    事实是,虽然《马恩全集》卷帙浩瀚,让读者望而生畏,但其中属于恩格斯本人的作品,即能够独立成书的著述,也就那么几本,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其中前两篇只能算是长文或小册子。但应该承认,因为通俗易懂,恩格斯的那几本书都很流行。只不过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自然辩证法》这两本书都给恩格斯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前者不仅在恩格斯生前就遭到西方学术界的批评,它实际上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受到了点名批评【186】;而后者则在问世之前就引发了所谓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the “Marx-Engels” question),世人对之至今争论不休——所以在21世纪的中国,还有不少人专门提供为之“辩护”而博取学位。【187-189】而在那些辩护文章之中,最好笑的一个标题就是《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合法性》。【190】也就是说,对于“自然辩证法”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问题,至今仍存在争议。

     

    1、德国科学家阿隆斯与爱因斯坦

     

    上文曾提到,在恩格斯去世后,“自然辩证法”的手稿在名义上归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所有,但具体负责人却是伯恩斯坦。因此,让这份手稿不见天日长达三十年的“罪责”就落到了他的身上。但事实是,伯恩斯坦并非啥都没做。据梁赞诺夫在《马恩文库》第二卷序文中透露,为了确定包括“自然辩证法”在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稿是否值得出版,德国社会民主党曾派人专程赴伦敦审查这批稿件:

     

    “恩格斯去世后不久,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指派党员和尊敬的学者里奥·阿隆斯博士去检查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留下来的数学和科学手稿,看看哪些适合出版。为此,阿隆斯去伦敦仔细检查了所有相关手稿,其中大部分仍由埃莉诺·马克思-艾维林保管,其余的则由恩格斯的主要继承人之一路易斯·弗莱伯格-考茨基夫人保管。 然而,正如他告诉我的,他的报告一直是负面的。科学或自然哲学著作已经过时,马克思的数学手稿是学生的作品。阿隆斯的能力毋庸置疑,而这位不幸早逝的奇人的诚意也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党组织没有单独出版这些作品。”【191】

     

    不过,到了1924年前后,也就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被苏联人制成胶片之后,伯恩斯坦产生了另一个想法:

     

    “然而,我有时会想到,阿隆斯对恩格斯自然哲学著作的判断是否受到以下事实的不利影响:据我所知,他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经验主义者,而这些学者普遍拒绝辩证法。 今年春天,当我和梁赞诺夫先生谈起手稿时,我也向他表达了这个想法。 不久之后,为了确定,我请了作为人类和思想家同样伟大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解释情况,并对《自然辩证法》手稿发表意见。”【192】

     

    这是爱因斯坦的审稿意见:

     

    “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交给我一份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的手稿,请求我对这份手稿是否应该出版发表意见。我的看法是:如果这个手稿出自一位没有历史意义的作者,则我不建议将之出版,因为无论是从当代物理学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的角度来看,该手稿的内容都不具有特别的意义。但是,我可以想象该书稿被推荐出版,因为它对了解恩格斯的智识人格会做出有趣的贡献。阿·爱因斯坦。1924年6月30日。”【193】

     

    对于爱因斯坦的这个不到一百个单词的简短评价,梁赞诺夫是这样看的:

     

    “爱因斯坦的意见证明了他的科学良知。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看到的是哪些手稿。从伯恩施坦的来信推测,他可能只把那捆总标题为‘自然辩证法’的手稿交给了爱因斯坦,它们现在确实只具有一个纯粹的历史意义。”【194】

     

    虽然梁赞诺夫的这段话说得很含蓄,但他仍旧表达了自己对爱因斯坦观点的赞同,并且承认恩格斯手稿中标记为“自然辩证法”的那部分札记,尤其是关于电和磁的文字,并没有现实意义,而仅有“历史意义”——意即它们对于研究“恩格斯思想”有史料价值,但对于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没有指导价值。

     

    可是,为了死死地抱住这棵大树,全世界的“恩粉”都对爱因斯坦的评价采取无视、曲解、甚至诋毁的态度。例如,1928年,老牌的《美国历史评论》杂志发表了一篇匿名评论,评论的对象就是《马恩文库》德文版第二卷。在提到爱因斯坦对“自然辩证法”文稿的出版价值表示怀疑之后,该评论员马上把梁赞诺夫的猜测附上,即第一,伯恩斯坦将手稿弄得一团糟,误导了爱因斯坦;第二,伯恩斯坦没有看到全部手稿。【195】六年后,荷裔美国数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德克··斯特鲁克Dirk Jan Struik,1894-2000)在《科学哲学》杂志创刊号上评论《自然辩证法》时,特意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句话,“because they form an interesting contribu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Engels' importance”,用来证明这本书确实具有出版价值。【196而苏联科学哲学家凯德洛夫(Бонифат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едров,1903-1985)直到七十年代还在反复指控伯恩斯坦因为隐匿恩格斯的手稿而犯有“罪行”(преступное)、负有“罪责”(вину)。【197】实际上,根据梁赞诺夫的那个揣测,即伯恩斯坦只将恩格斯的部分手稿送给爱因斯坦审阅,凯德洛夫还把伯恩斯坦的险恶居心也活灵活现地分析了出来:

     

    “当他对恩格斯哲学遗产的犯罪态度将被公开的威胁出现时,已经变得相当心虚的伯恩斯坦决定使用新招数来使自己免责。当然,他完全明白,他用鲜为人知的阿隆斯的观点来为自己隐藏恩格斯最有价值的思想长达三十年,无法在全世界广大进步公众的眼中证明自己的无辜。……因此,伯恩斯坦决定利用爱因斯坦的威望。他显然是这样推理的:像任何伟大的科学家一样,爱因斯坦应该主要对现代科学问题感兴趣,而不是那些四十多年前的问题。此外,如果选择那些在1895年就已经过时的材料发给爱因斯坦,那么毫无疑问,他将从爱因斯坦那里收到负面的评价。”【198】

     

    到了八十年代,那个被方舟子抄袭的美国-爱尔兰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家希恩Helena Sheehan, 1944-)【199】仍旧老调重弹,说什么“伯恩斯坦向爱因斯坦提供了手稿,或部分手稿”。【200

     

    事实是,据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早年曾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胡克(Sidney Hook, 1902-1989)说,伯恩斯坦1929年就曾亲口告诉他,爱因斯坦看到的是全部稿件。【201】可想而知,伯恩斯坦肯定还告诉过梁赞诺夫和其他人同样的信息。但是,在梁赞诺夫与伯恩斯坦之间,“马克思主义者”的缺省选择就是不信任“修正主义者”。很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胡克给爱因斯坦去信询问,而爱因斯坦则在1940617日回信道:

     

    “亲爱的胡克教授:爱德华·伯恩斯坦向我提供了全部手稿,我的意见也是基于全部手稿。我毫不怀疑,在这么长时间之后,如果自己的前辈尝试会被如此看重,恩格斯本人会觉得非常可笑您的诚挚的,A.爱因斯坦”。【202】

     

    而就在这一年,胡克出版了他的名著《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于是他就顺便把上述信息透露了出来。而那本书,尤其是含有相关内容的第九章,题为《辩证法与自然》,早在1964年就出现了中文节译本【203】,次年还出版了中文全译本【204。很难想象在1973年已经成为苏联科学哲学界头号权威的凯德洛夫对之仍旧一无所知。而不论是真的无知,还是佯装无知,他的学术研究都需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可是,在“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眼中,凯德洛夫的地位大概仅次于“经典作家”。【205-210

     

    几乎与凯德洛夫咒骂伯恩斯坦同时,有“爱因斯坦的中国传人”之称的许良英因为知道爱因斯坦1940年的信件,所以,他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自己的偶像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由于受了德国自然科学家反对黑格尔那套自然哲学的传统的影响,主观上对辩证法采取疏远的态度,因而即使有幸读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也认识不到它在科学上的重大价值,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09】

     

    许良英当时很可能没有意识到,上面这句话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是黑格尔那套自然哲学的传统”这个秘密暴露了出来。

     

    2、德国哲学家伯恩斯坦

     

    其实,与阿隆斯那样的“经验主义者”相比,“理论家”伯恩斯坦本人对“辩证法”的“拒绝”强度更要高出一筹。1899年,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问世,其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近乎全面的“修正”,对辩证法的抨击几乎是毁灭性的——看看这两段话:

     

    “黑格尔辩证法的最大骗局就在于它永远都不会全错。她斜视着真理,就像鬼火斜视着光明。它并不自相矛盾,因为据它说,每个事物都有它自身的矛盾。在过去被经济占据的领域使用暴力矛盾吗?哦不,因为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量’。”【211】

     

    “黑格尔主义的逻辑筋斗云,确实散发着激进且智慧的光芒。就像鬼火一样,它以模糊的轮廓向我们展示出超凡脱俗的前景。可是,一旦我们相信了它所指引的方向,我们就注定会陷入泥潭。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并不是依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因为摆脱了它。从另一方面讲,如果说他们二人忽略了布朗基主义的最严重的错误的话,那也首先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理论中混杂了黑格尔的学说。”【212】

     

    谁都知道,青年时期的恩格斯是黑格尔的铁杆粉丝——大不敬的说法就是“脑残粉”、“哲学控”——,曾因谢林攻击黑格尔而发誓要替伟大的死者应战。【213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在他的眼中,“黑格尔是一个为我们开辟了意识的新纪元的人”。【214】实际上,除了所谓的“辩证法”之外,恩格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最大遗产就是唯心主义——所以他才会认为“辩证法”存在于“自然”之中。虽然恩格斯到死都不承认后一点,但对于前一点,他却坦然承认: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215】“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216】所谓“拯救”,就是给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披上一件“唯物主义”的外衣,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把它颠倒过来”。【217】也就是因为如此,杜林才会嘲笑晚年的马克思不过就是从早年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Junghegelianer)变成了“黑格尔的老侍女”(alten Hegeljungfer),而已。【218】在当时,杜林很可能都没有听说过恩格斯。

     

    事实上,任何一个熟悉德国哲学史的人都会发现,在“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之间,存在着极为明显的承传关系。例如,在恩格斯刚刚去世后,威纳尔·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他曾被恩格斯赞誉为“对马克思体系的轮廓作了出色的描述”、是“第一次设法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马克思真正说过的话”的德国大学教授【219】——就在纪念恩格斯的长文中说,克思和恩格斯用黑格尔形式辩证法的模块建立了他们体系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像所有黑格尔主义者一样,是对知识的极其糟糕的批评家。【220

     

    1908年,在一篇纪念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的长文中,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德勒(Max Adler, 1873-1937)说,马克思那“照亮了历史的黑暗”的“真正的普罗米修斯精神火花”,是从“黑格尔的思想”转变而来的。【221

     

    同样,早在1897年,梅林就说,马克思是“一个真正的黑格尔学生”【222】,其根据显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序言中所说,“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只不过是,马克思紧接着就宣称,自己的辩证法实际上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223】。而在1918年出版的《马克思传》中,梅林不仅重复了这个说法【224】,他还更进一步,说马克思“是黑格尔的真正继承人”【225】。

     

    1922一位名叫赫兰德尔Sven Helander, 1889-1970的瑞典人发表文章认为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第一个想法只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补充在其发展的最重要的岁月里马克思是如此完全地献身于他的黑格尔以致他的哲学只由黑格尔组成并且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每当遇到任何新的原始体系时他立即不自觉地把黑格尔当作一个标准马克思是如此沉浸在黑格尔之中即使他自己并不知道他也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226所以,到了三十年代,连中国的小青年艾思奇都这样说:“凡懂得一点西洋哲学的人,没有不知道黑格尔哲学和新唯物论的关系的。”【227

     

    所以,伯恩斯坦针对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主义或辩证法的讨伐,何止是“修正”,它简直就是“阉割”。也就是因为如此,恩格斯的另一个密友、后来与伯恩斯坦同样被视为“老牌修正主义者”、甚至被列宁骂为“叛徒”的考茨基才会跳出来质问他:

     

    如果你把作为它‘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辩证法拿掉,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了什么?”【228】

     

    考茨基的质问,显然源自当时俄罗斯最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因为在给考茨基的信中,他就这样写道:

     

    “如果伯恩斯坦的批判性尝试是正确的,那就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导师的哲学和社会主义观点还剩下什么了?社会主义还剩下什么了?答案是:不多!或者更确切地说:啥都没有!”【229】

     

    也就是因为意在阉割马克思主义,伯恩斯坦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始祖”。尽管列宁并不同意这个称号【230】,但这顶帽子却牢牢地扣在伯恩斯坦的头上【231】。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普列汉诺夫的助手、著名哲学家阿克塞尔罗德(Любовь Исааковна Аксельрод, 1868-1946)被指控为“修正主义者”,其主要罪名就是“反对辩证法”;而她在为自己辩护时也承认,“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确实是以对辩证法发起荒谬的攻击开始的”。【232】实际上,列宁把辩证法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和“理论基础”。【233】所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辩证”与否,是判断“正统”与“修正”(异端)的第一标准,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标准——唯物与唯心,充其量排在第二位。

     

    3、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

     

    本来,伯恩斯坦或者考茨基是恩格斯之后最早接触《自然辩证法》手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因此他们二人应该是这份手稿的最早研究者或评论者。但事实是,他俩都没有对之留下片言只语。让人有些意外的是,最早对“自然辩证法”做出评论之人,竟然是卢卡奇,并且,他的评论竟然是在没有看到那份手稿的情况下做出的。

     

    1923年,卢卡奇的名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在德国柏林出版。该书的副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Studien über marxistische Dialektik),因此相当于世界上首部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专著。与伯恩斯坦不同的是,在卢卡奇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负担,恰恰相反,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因为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只与方法有关”。【234】也就是因为如此,在讨论“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时,卢卡奇指责恩格斯为“在辩证方法的讨论中已造成了许多混乱”:

     

    “因为无论你是否批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它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中的那些公式,认为它们不完整、不充分,或者是经典,我们都必须承认,这些陈述恰恰缺少了这一要素。……”【235】

     

    卢卡奇的相关论述很长,而在其末尾,有一个注释,其中提到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显然来自《反杜林论》:

     

    “把这种方法限制于历史和社会的现实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恩格斯对辩证法的阐述所产生的误解,根本在于恩格斯——依照黑格尔的错误先例——把辩证法扩展到认识自然界。但是在这方面,辩证法的决定性规定,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作为思想变化基础的范畴基础的历史变化等等,在自然知识中并不存在。遗憾的是,在此不可能对这一问题详细讨论。”【236】

     

    除了挑起“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之外,《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另一个“文眼”就是这段话:

     

    “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一革命性原则——在不歧视黑格尔的所有保守内容的情况下——在马克思之前已经被多次认识到,但从中却没有产生一种革命性的科学。只有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的辩证法才真正成为赫尔岑所说的‘革命的代数学’。但它并不是简单地通过唯物主义的颠倒而成。恰恰相反,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原则之所以能够在这种颠倒中、并通过这种颠倒而显现出来,是因为马克思坚持了这种方法的本质,即整体的观点,将所有局部现象视为整体的环节,辩证过程,保持了思想和历史的统一。”【237】

     

    这段话的意思,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否定了“唯物辩证法”与“唯心辩证法”之间的区别。确实,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几乎不提“唯心主义”这个词;而在作于1967年的《新版序言》中,卢卡奇坦然承认自己当时“一方面是吸收马克思主义和政治行动主义,另一方面则是纯粹唯心主义的伦理成见不断增强。”【238】也就是说,唯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件事情。总之,在二十年代的卢卡奇看来,辩证法就是辩证法,根本就没有唯物和唯心之分。实际上,与卢卡奇几乎同时,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科尔施(Karl Korsch, 1886-1961)也这样写道:

     

    “我们不应该……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给某些在黑格尔术语中叫作‘科学的哲学方面’的认识论原则取了一个新的名称,这些原则实际上在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改造时都被保存下来了。”【239】

     

    在《自然辩证法》问世之前,世人基本上都明白,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宣称自己的辩证法是经过改造过的(被“颠倒”了的)黑格尔辩证法,但实际上,二者之间根本就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尤其是从方法论这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我们很少看到或者听过“唯心辩证法”或“辩证唯心主义”这些说法的根本原因。因为谁也说不清楚它们与“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到底有什么不同。

     

    “改革开放”之后,卢卡奇在中国大陆“理论界”变成了一个“话题人物”——在当时,大有“开口不提卢卡奇,读尽马列未足奇”的态势。所以,于光远也曾谈到过卢卡奇,但仅此一次:

     

    “那时,我感到周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发生了颇大的兴趣。他很看重卢卡奇的著作。这一点我想同卢卡奇对美学也作了比较深的研究,同时又是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有关,因为这也是周扬的专门领域。卢卡奇有一本书《历史和阶级意识》很有名,卢认为社会革命的目的是铲除异化和实现‘真正的人性’。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的问题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同时也找了一些卢卡奇写的东西翻了一下,文字很不好懂(也许同译文有关)不想花很多时间去钻研,因此同周扬在这方面谈不到一起。”【240】

     

    如果你知道于光远曾说过“《资本论》这部书并不难懂”【241】这样的话,你就会对于光远说“卢卡奇写的……文字很不好懂”感到万分难懂:如果于光远连卢卡奇都搞不懂的话,他怎么可能搞得懂黑格尔?而按照列宁的说法,搞不懂黑格尔,就不可能搞得懂《资本论》(下详)。事实是,于光远虽然会偶尔提到黑格尔,但他却从未写过一篇关于黑格尔哲学的文章,并且,他讨论的“黑格尔问题”,几乎全部都是“咬文嚼字”。【242】所以说,不论于光远所说的“懂”到底是什么意思,你都应该明白,他之所以非要给“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冠以“中国”这两个字的原因,除了是要在中国称霸之外,就是要画地为牢,闭关自守。因为一旦越过边境线,这个“学派”、这个“研究会”马上就像一个外星人。

     

    4、革命导师列宁论辩证法

     

    在“十月革命”爆发前三年,当列宁首次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时,他当时的感受,用俄裔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曾任托洛茨基秘书的杜娜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 1910-1987)的话说就是“震撼”(shock)。【243】看看列宁当时写下的这个“警句”(Афоризм):

     

    “不研究和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可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所以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理解马克思!!”【244】

     

    据托洛茨基说,生于1870年的列宁从19岁时起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245而上面这个警句则写于1914年——距离列宁去世只有不到十年的时间。换句话说就是,在当了大半辈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列宁才发现,自己并没有真的“理解马克思!!”

     

    事实是,早在24岁时,列宁就为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辩护,其内容之一就是反驳其他人说《资本论》照搬黑格尔的逻辑。而列宁当时对黑格尔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他“据理力争”,严词驳斥——看看这段话:

     

    “通过这篇评论,我们试图表明自由主义民粹派论战的现行方法之虚伪与荒谬。 他们所谓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主义的附庸,以及信仰三段论式、信仰不需要事实验证的抽象教条和方案、信仰每个国家都有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等言论——全都被证明是信口胡诌。”【246】

     

    实际上,直到1908年,也就是在阅读黑格尔原著之前六年,列宁还在其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它是“哲学家列宁”的唯一代表作——一书中引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后记,说马克思清晰、明确地把他的唯物主义跟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即最彻底、最发达的唯心主义,对立起来。【247曾几何时,当发现马克思真的是黑格尔的信徒之后,列宁也马上改弦易辙,对后者顶礼膜拜,甚至写下了这样一句让“辩证法盲”们永远茫然的话:

     

    在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248】

     

    为什么一部“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的书,会是一部“最唯心”的书呢?实际上,连列宁本人都不得不加上了一句矛盾,但却是事实”«Противоречиво», но Факт!)这样的话来给自己找辙。所以,对于那些“不懂辩证法”的人来说,他们永远都不可能搞懂这个悖论。

     

    同样,从列宁在阅读黑格尔的《哲学史》时还曾说过“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249】这样的事实,我们就知道,对于“辩证唯物主义者”来说,虽然他们的死敌在名义上是唯心主义者——列宁在其《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就反复强调,恩格斯哲学家分为两大阵营: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但事实是,他们对待唯心主义者比同一阵营的唯物主义者还要亲。所以,美国学者莱文(Norman Levine, 1931-)说,在读过黑格尔之后,列宁就被完全“黑格尔化”了。【250】而另一位美国学者安德森(Kevin B. Anderson, 1948-)则认为,列宁不仅是一个矛盾的、神秘的黑格尔主义者【251】,他实际上还相当于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始祖。【252

     

    确实,在作于1914年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列宁曾说过“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绝对观念的整章……几乎没有具体的唯心主义,而是以辩证法为主要论题”这样的话。【253】而就是根据这样的话,苏联哲学权威德波林在为《列宁文稿》第九卷(Лен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IX)作序时这样阐述道:“关于‘绝对观念’一章,列宁表达得更加明确,强调其中没有任何特别唯心主义的东西”。【254】而就是这句话,在当时的“机械—辩证”大辩论中被人解释成“黑格尔的辩证法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255

     

    到了五、六十年代,“马克思就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几乎就是东、西方学术界的共识,所以著有《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的英国学者麦克莱伦才会说出“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从未离去”这样的话。【256】而卢卡奇也直言不讳地说,“马克思直接衔接着黑格尔”、“马克思的理论工作直接衔接着黑格尔遗留下来的理论线索。”【257实际上,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这么说,即使是在“东方”的苏联,也是如此:有人专门寻找马克思《资本论》与黑格尔《大逻辑》(Wissenschaft der Logik)之间的平行关系,并且还出版了一本书。【258】事实是,早在1891年,恩格斯就已经在一封私信中如此这般地指点一位求学者:“把马克思从商品到资本的发展与黑格尔从存在到本质的发展作一比较,你就会看到一对美丽的平行线”。【259】二十多年后,列宁在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时也发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而它们全都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吸取”而来并将之“发展”而成的。【260】只不过是,这样的观点,在斯大林时代受到了抑制。但只要阅读经典作家的原著,或者能够做到“博览”,这样的信息仍旧会扑面而来。

     

    5、美国哲学家胡克

     

    前面提到,与《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出版几乎同时,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科尔施也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其中就说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他在那段话后面加的注释就把那个观点的源头指向恩格斯的名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针对恩格斯的辩证法,科尔施写道:

     

    “根据大量文献,人们普遍认为,与他的那个更富有哲理的伙伴马克思相反,晚年恩格斯的世界观退化到了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那里去了。”【261】

     

    卢卡奇和科尔施的著作对一个美国左翼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胡克。1931年,胡克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试图理解马克思》,其中就指出,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差异在《反杜林论》中就已经呈现,而在《资本论》第二、三卷中,马克思根据革命批判方法构建的经济学理论竟然被恩格斯改造成了基于“假说—演绎”方法的科学理论——其结果,就是将马克思理论的社会与实践意义消解了。【262实际上,胡克就差把“恩格斯是修正主义之父”这句话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了。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在胡克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智力上存在着无可争议的巨大差异。【263】显然,当时的胡克还是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左翼青年——他自称是“没有教条的共产主义者”【264】——,他要给“革命导师”留下一点颜面,因为如果他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阐述自己的这个观点的话,说服力无疑会更强:恩格斯一生养尊处优,衣食不愁;马克思的成年生涯几乎全都是在贫困线上挣扎,只是因为仰仗恩格斯的施舍——据估计,恩格斯总共向马克思提供了相当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十万英镑的资助【265】——才能够活到65岁。如果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存在”能够产生完全相同的“社会意识”,那岂不是证明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还没有走出家门就已经彻底破产?

     

    两年后,胡克将《试图理解马克思》一文扩展成一本书,其中,他两次引用德文版“自然辩证法”【266】,说明他已经开始研究这本书了。而其研究成果,就是四年后在《马克思主义季刊》(Marxist Quarterly)上发表的《辩证法与自然》一文,其主要内容就是从逻辑上来证明所谓“自然辩证法”之荒谬——看看这个论证:

     

    “很明显,辩证法一词的一个重要意义使它成为一切事物的构成原则,成为任何已有的或可能被构想出来的事物的普遍存在的本体论特征。因此,一旦我们真正了解了任何情况,我们就可以证明它符合辩证法的规律。但在这一点上,我们面临着一个困难。在为捍卫马克思而反对杜林时,恩格斯强调指出,前者‘并不梦想试图’用辩证法来证明资本主义积累和衰落的历史必然性。‘恰恰相反:在他用历史观点证明了实际上这一过程已经部分地实现,部分往后还一定要实现以后,他才指出,这样一个过程而且是按一定的辩证法的规律发生的’。换言之,证明过程不必是辩证的。更有甚者:即使研究的主题是历史性的,辩证法充其量也只是众多证明方式之一。因此,不可能所有的思维——甚至所有有效的所谓——都是辩证的,正如我可以将所有语言翻译成英语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英语为通用语言一样。”【267】

     

    实际上,上面这个论证只是一碟开胃小菜:《辩证法与自然》一文的重点就是作者从《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找出了“辩证法”一词的七种含义,进而证明,它们几乎都是不能兼容的概念,因此证明其自相矛盾。不仅如此,在文章的结尾部分,胡克还分别针对辩证法的“三大定律”,即对立统一、量质互变、否定之否定,进行了批驳——看看这段话:

     

    “如果所有的存在都是自相矛盾的,并且,如恩格斯所说,一切正确的思维都是事物的映象或反映,那么,一致性就会成为虚假性的终极标志。这将使科学——它将一致性视为真理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寸步难行。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一切存在都是自相矛盾的,恩格斯又凭什么说作为自然的产物,思维必须同自然相‘适应’,而不是同它相矛盾呢!”【268】

     

    不过,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胡克下面这段话才最具有针对性,它准确地预言了“自然辩证法”的流行与“科学纳粹”的产生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必然的、因果的关系:

     

    “我们的结论是,只有在其被理解为是科学方法的同义语时,辩证方法才能宣称自己是有内涵和正确性;而既然在其传统的阐述中,辩证方法充斥着误导和错误的概念,则如果抛弃这个用语,它对清晰的思维会更有帮助。相反,保留这个用语,则会酿成一种神秘的自然哲学,为‘双重真理’教条——一种是普通的、科学的和俗世的真理,另一种则是神秘的、‘辩证的’和‘更高的’真理——铺平道路。最后,它还鼓励这样一种态度,它极易导致对科学家的监督审查、颐指气使和非法迫害。”【269】

     

    到了六十年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科莱蒂(Lucio Colletti, 1924-2001)说得更清楚了:

     

    “事实上,恩格斯如此坚持要求的东西并不能通过科学而获得,而只能通过不加批判地恢复黑格尔的旧式‘自然哲学’来获得。并且,恩格斯所追求的东西并不是要让科学(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知识形式)摆脱其中尚存的玄想成分,而是恰恰相反:把旧的形而上学重新转嫁给科学,或者,用他的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说法,让‘哲学在死后对自然科学的报复’的那个时刻的终将到来。”【270】

     

    1940年,胡克的名著《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Reason Social Myths And Democracy)一书出版,《辩证法与自然》是该书的第九章,它在六十年代就被译成中文,发表在《哲学译丛》上。【271】可是,除了译者徐崇温之外——徐崇温“批驳”胡克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在引用胡克的文字之前,加上“歪曲”、“诡辩”、“攻击”、“反动”这样的字眼,好像这就足以将对方的论证化为乌有【272-273】——,不要说“中国自然辩证法公认的祖师爷”于光远对之置若罔闻,即使是整个“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以及那个吃皇粮拿国禄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都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与胡克“论争”。

     

    好笑的是,胡克的很多观点,与一个叫陈范予的中国人几乎是不谋而合。而那个陈范予,既没有胡克那样金光闪闪的学历,也没有胡克那样高不可攀的地位。但对于这样一个人,于光远和他率领的“中国自然辩证法帮”也同样采取“无视”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于光远学派”只有一个本事,那就是自欺欺人。

     

    更好笑的是,胡克不仅早在四十年代就把后来的“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打成了哑巴,他实际上还在四十多年之后帮助方励之策反了“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的大将许良英——这是许良英的检讨:

     

    “第一个错误,即关于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评价(见文集第1卷202-203页),为了维护恩格斯著作的神圣性,对爱因斯坦和胡克作了无礼的攻击。这个注脚,1978年已经改写,并于1983年重印时刊出,批判爱因斯坦的话已删了,但正如方励之同志所指出的,仍保留着给胡克扣的政治帽子。近年来,为研究民主的理论和历史,我读了胡克的代表作《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和《美国百科全书》中他所写的词条《民主》,发觉他是一位目光锐利、有独立思想的理论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不无道理的,值得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冷静思考,而我当时,囿于政治偏见,竟失去了客观的判断能力。”【274】

     

    顺便提及一下:1948年,胡克在美国纽约大学指导的一名左翼学生毕业,这个人叫库尔茨(Paul Kurtz, 1925-2012)。库尔茨毕业后没有选择跟随胡克继续深造,而是去了哥伦比亚大学。1976年,库尔茨在美国建立了一个以“反伪”为己任的组织,取名为CSICOP,它不仅以“科学警察”自许,而且也被外界普遍视为奥威尔所说的“思想警察”。【2751988年,受于光远一伙的邀请,库尔茨率领四名打手来到中国弹压“伪科学”。【12

     

    6、中国文化人陈范予

     

    1933年,也就是在《自然辩证法》被杜畏之译成中文出版之后的第二年,一个叫陈范予的人在《大陆杂志》连发两篇长文对之进行批判。【276-277】在当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陈范予究竟何许人也。实际上,直到今天,听说过他的人也没有几个——如果不是曾与巴金等名人有过交往的话,他的身世很可能会湮灭在茫茫人海之中。

     

    陈范予,名昌标,字范宇,1901年出生于浙江的一个农民家庭,1918年,陈范予小学毕业后进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1923年毕业。在那之后,他在各地各类学校执教,从小学、农校到“劳动大学”。陈范予的朋友圈包括柔石、巴金、冯雪峰等人,他们的共同爱好是新诗,他本人的政治信仰则是无政府主义。1941年,陈范予死于肺病。【278-281

     

    本来,以其浅薄的学历和不那么显赫的资历,陈范予根本就没有资格对“经典作家”恩格斯的名著评头品足。确实,他写的那两篇文章,几乎全部都是从常识的角度来批判《自然辩证法》。例如,他根据恩格斯说“辨证法——这是唯一的适合于高级发展的思考方法以及辨证法的定律是从自然史与人类社会史中抽引出来的等言论,得出恩格斯认为辨证法既是方法又是法则这样的结论。据此,他批驳道:

     

    “现在,我们如在路上执住一个中学生,问他何谓方法,何谓法则,两者是否一物,他必能侃侃答我:譬若掷石,掷是方法,求所掷之石,用多少力,受多少空气阻力地心吸力的影响,经过多少时间,而使石抛物线地落于某点,综合这各种关系,成立一个公式是谓之抛物法则。可见方法与法则截然不同。”【276】

     

    同样,他根据主观方法于客观方法之区别,得出了“辨证法绝对不是科学方法”的结论。再看看这两段话:

     

    “马克斯主义者自己既然说辨证法是思考方法,那末思考为人类所独有的东西,在自然界中,除较高等的动物外,我们可以证明都是不能思考的。自然界既不能思考,又何能有辨证法,又何能从自然史中抽出辨证法?”

     

    “辨证法既为方法,那末与法则就不同。因为方法是一种工具,而法则或定律是用此工具所得到的结果,比喻我们造一桥梁,木是材料,斧锯与技术是工具亦曰方法,而桥之成功为其结果,架桥之力学为桥底法则。由是可以区别桥底力学与斧锯技术,判然两物。而马克斯主义者认辨证法为思考方法,即为自然法则或自然定律,是何异认桥底力学,斧锯技术为一物呢?虽则用辨证的方法以达于辨证的自然观,可有说得通的地方,(即使说通了也是一些神秘东西而已)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却始终未曾说到这一点。至于以辨证法为从自然史中抽出来的东西,而即直接认为是自然法则,那更是我们所不能懂的了。”【276】

     

    在其续篇,陈氏以这样一段话结尾:

     

    总之,一个二十世纪的人,终应当把辩证法,辩证的定律和科学方法,科学定律两者间绝对相反的地方分辨清楚,这是我以十二分诚意对于中国人,尤其是对于中国青年所抱的希望。”【277】

     

    陈文发表之后,左翼刊物《现象月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白亦民”的文章,题为《辩证法与自然科学:评陈范予先生》。不用说,这篇文章就是要“为《自然辩证法》辩护”,而其辩护的主要招术就是嘲笑陈范予这也不懂那也不懂,如说“陈先生的知识比中学生还浅薄可怜”、“陈先生不明瞭方法与法则的关系究竟如何”、“陈先生又不明瞭思考方法与辩证法究竟是怎样一回事”,等等。实际上,该文的结尾就是这样一句话:“陈先生如不懂,请再把辩证法熟读一遍。”而其自身之浅薄可笑——就其语言与逻辑来说,与七、八十年后的方粉为其主子方舟子的辩护极为相像——,从其驳斥陈范予的数有正负不是对立和矛盾”可窥一斑:

     

    “陈先生这里只说负数没有实在性,那末正数是有实在性了,它因为有实在性,负数才可以补它的不足。我们在数学上来看看负数由于怎样一种Operation而出现的。譬如陈先生有十块钱,因为买东西用去五块,我们若用数学上的公式表示出来,应该是:10元-5元=5元,陈先生原有的十元是正数(‘+被略去’),买东两用去的五元是负数,若依陈先生的意思解说,负的五元没有实在性,即是用去的五元就是没有用了,等号后仍是等于十元了,这真连初级小学生都会笑陈先生的。这样的解释,陈先生或者以为太开玩笑了,但应用到具体的实在上却是如此。”【282】

     

    显然是作者对自己的这篇文章颇为得意,或者是他人对这篇文章非常赏识,所以这篇文章在19341月又发表在《新中国杂志》上,所不同的是,该文署名改为“亦民”,文章末尾附有“(待续)”字样。【283】只不过是,白亦民的续篇至今仍未出现,倒是陈范予回敬给他的一篇长文,透露出了“白亦民”落荒而逃的原因。简言之,陈范予的答复虽然在语言上颇为恭谨,但在内容上,它却是重拳出击,至今读来令人抚掌称快——看看这段话:

     

    “老实对白先生说,在十元钱中用去五元,这被用去的五元,只可以说是‘抽出’,绝对不能说是‘对立’或‘矛盾’。除非白先生一方面想把这五元存储起来,同时又在百货公司中看中了一价值五元的货物,你一方面舍不得用去这五元,同时又爱那看中的货物,要你花这五元,在此情景中,使你的心不能自主,无所适从。这时,你如不能对这五元下一个决断,一直任它烦恼了你,使你刚跨进储蓄银行的门时,你又想转身到百货公司去了。这样,使你的神经苦痛,竟至为此发生了重大的神经错乱。这时候白先生的心理状态,才真正陷入于两重心理的对立,才真正陷入于想存五元又想花五元的矛盾中了。至于五元钱在白先生钱袋中,和五元钱在商店的钱柜中,则何对立与矛盾之有!”【284】

     

    而就是如此浅白的“辩证法”,在不知不觉间竟然成为过去八十年间堵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正门外的珠穆朗玛峰——尽管那成千上万名“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会员”每天忙忙碌碌地穿梭于门缝之间,但他们之中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敢于逾越那座高山、更不要说把它挪走了。实际上,他们连正视这座高山的勇气都没有——至今,似乎只有龚育之一个人公开提到过那场公案。【285】但是,在自家的院子里,那伙人却仍在讲授、研究这个荒谬至极的“数学辩证法”。【286-287】而无论他们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他们也回答不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除了能够用于诡辩、狡辩、自娱之外,这样的“知识”对于人类文明究竟曾经起到过什么样的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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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物丧志,不干正事

    据于光远自己说,文革期间他闲得无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无奈的闲暇”【288】——,但他却没有把那宝贵的时间用来“捍卫自然辩证法尊严”,即驳斥西方乃至中国历史上对《自然辩证法》的污蔑之词。恰恰相反,他以老顽童的心态编辑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论喝酒》。【289-291】“文革”结束后,于光远马上把“四人帮”帮刊《自然辩证法杂志》接续过来,改造成局级《自然辩证法通讯》,并且创建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不仅如此,那本《马克思恩格斯论喝酒》也被付梓发行,成为他迈向“要出一百本书”【292】人生目标的一个阶梯。终于光远一生,他也没有发表过一篇专门研究“自然辩证法”的论文,遑论一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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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亦明_:三、于光远翻译《自然辩证法》:四十年代

    三、于光远翻译《自然辩证法》:四十年代

     

    于光远在三十年代到达延安之后,干了两件对他今后的政治生涯具有深远影响的事情:第一就是参与创建“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二就是着手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通过前者,于光远才有了与毛泽东“第一次握手”的机会——他甚至“有幸和毛泽东坐在一张餐桌上”。【133, p.50】而通过后者,他则创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可以有十二分的把握断言,如果不曾翻译过《自然辩证法》这本书的话,于光远的“光”肯定不会射得那么“远”,“沪家”的“鸿”绝不会飞得那么高。最可能的结果就是,他的政治生命在1982年就已经结束——就像绝大多数“老同志”在“退居二线”之后那样。但恰恰是因为曾经翻译过《自然辩证法》,于光远才会赢得人生的第二春,即在被送入“中顾委”之后,他仍旧掌控着两个局级单位,并且继续以中国科学界的太上皇自居,并且还真的有人怕他。

     

    1、《从猿到人》

     

    据于光远的拥趸们说,“于光远同志自1936年起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93】而根据那本《于光远著作目录》,“于光远”这个名字第一次被印成铅字在报刊上出现,时间是194011月,地点是《中国青年》,文章的标题是《从猿到人过程中劳动的作用》,即他对恩格斯那篇名作的翻译。在那之前,于光远只以“胡家鸿”和“俞仲津”这两个笔名在《呼声》杂志上发表了三篇关于青年工作的文章。【294

     

    据于光远本人讲,他在19403月开始担任延安中山图书馆馆长,从4月起“开始学习做一点翻译工作,最初的目的是温习一下学过的德文,中山图书馆有阿铎拉兹基主编的马恩全集的德文版”。【133, p.66】在翻译《从猿到人过程中劳动的作用》(以下简称《从猿到人》)这篇文章之前,于光远还曾翻译过马克思写给燕妮的情诗、“校译”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而《从猿到人》则是他翻译《自然辩证法》稿件中最早问世的一篇,发表前曾由留学德国、后来专门从事马恩著作翻译工作的景林“校对”。1943年,解放社(即人民出版社的前身)出版的《社会发展史略》一书收入了于光远的这篇译文,但没有译者署名。而随着《社会发展史略》被各地新华书店大量翻印,于光远的这个译本也大量流传【295】,直到那本书在1949年被《干部必读:社会发展简史》所取代。

     

    尽管曾经大量流传,但在今天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于光远当年翻译的那篇《从猿到人》。这除了于光远对之几乎是绝口不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这篇译文在1948年左右经著名翻译家曹葆华的加工和改造,由解放社以“曹葆华、于光远译”的名义出版了单行本。据说这个版本总共出版了14次之多。【296】不算各地新华书店的翻印数,仅解放社和人民出版社在1953年之前就印行了16万册。【297】在国外,有一种说法,即在五十年代初,中国的马列主义教育“第一课”就是“从猿到人”。【298】事实是,“从猿到人”被当作第一课始于四十年代末。【299-300】据估计,在当时,有“几千万的干部、学生、工人和农民学习”这一课。【301, p.48】显然是为了“弄潮”,于光远还曾将《从猿到人》改写成《劳动创造世界》,在《中国青年》上分三期连载。【302

     

    总而言之,《从猿到人》这篇译文既是于光远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五年之后结出的第一枚硕果,也是他那长达七十余年“从事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建设”事业的起点,因此它相当于“大学问家”、“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于光远的“第一桶金”。也就是因为如此,它才最值得我们的认真分析。

     

    1)《从猿到人》简介

     

    恩格斯写作《从猿到人》是在1876年,该文的最初标题是《〈对劳工的奴役〉导言》(Die Knechtung des Arbeiters. Einleitung)。而《对劳工的奴役》则是一篇更大部头的著作《论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Über die drei Grundformen der Knechtschaft)的一部分。由于这两篇大文章都没能完成,所以恩格斯在生前并未将这篇同样未完成的“导言”发表,而是在大约十年后给它起了个《从猿到人》的标题,与其他“自然科学与辩证法”札记放到一起。【303】也就是因为与“自然辩证法”没有什么关系——苏联首席“自然辩证法”专家凯德洛夫在七十年代承认,该文与《自然辩证法》没有关系”【304】、——,所以米丁版《自然辩证法》序言中说,这篇文章是“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的过渡”、“原本是他为其他著作写的”。【305到了1985年,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于光远等译编”的《自然辩证法》【306】,民主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Walter de Gruyter出版了《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第二十六卷【307】,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把《自然辩证法》的断片残简按照其内容进行了分类——于光远将之分成十类,《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将之分为八类——,而《从猿到人》在哪个系统中都是孤家寡人、自成一类,即它与《自然辩证法》的其他部分确实没有任何关系。

     

    实际上,这篇文章不仅与“自然辩证法”无关,它与“辩证唯物主义”也没啥关系,而只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关。但终于光远一生,他也没有把这样的秘密告诉世人,尽管他肯定在七十年代就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原来,在“文革”期间出版的一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也批判了‘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错误论点,明确指出:‘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308】

     

    因为《从猿到人》的第一段话的主旨就是批判‘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错误论点所以上面这段话相当于道出了恩格斯写作该文的起因或初衷。在那之后,这一联系渐为人知。例如,在1978年出现的一本题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内容介绍》的小册子,开篇就这样写道:

     

    “关于劳动的作用问题,有些政治经济学家,如拉萨尔主义者曾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沅泉。’对于这个荒谬的论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给予有力的批驳。恩格斯在这里阐述了他和马克思的共同看法……。”【309】

     

    一年后,于光远的亲信查汝强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解说和注释》一书中,也说该文“一开始就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以及拉萨尔之流的一个错误观点: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不是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310】六年后,在署名“于光远等译编”的《自然辩证法》中,就多出了这样一条注释:“‘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是哥达纲领的第一部分的一条。”【306, p.444】据于光远独自署名的该书《后记》,注释部分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十人撰写的,“由查汝强同志最后审稿。”【306, pp.520-521又过了37年,有人根据这个注释找出了恩格斯写作此文的本意

     

    “论述劳动者被剥削、被奴役的问题,从理论上清算拉萨尔主义,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正确的纲领,引导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311】

     

    除了“与辩证法无关”之外,《从猿到人》一文还在逻辑和科学上存在着严重问题。原来,这篇文章的主旨显然是要证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可是,在文章中,恩格斯又说“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地对富兰克林关于人的定义,“制造工具的动物”,表示同意。【312】因此,到底是劳动造人,还是人造劳动,就变成了一个与“鸡与蛋孰先?”类似的问题。

     

    其次,恩格斯对人类进化过程的描述,虽然与包括达尔文本人在内的十九世纪主流科学界所持的观点——即后来所谓的“新拉马克主义”——相符,但在二十世纪之后,随之孟德尔遗传学被重新发现,以及摩尔根染色体学说被普遍接受,加之优生学运动如同洪水猛兽般地席卷欧美,而优生学的命根子就是基因决定论,死敌就是主张后天获得性可以遗传的拉马克主义——直到今天,还有些人,如方舟子,一提到拉马克主义就恨得咬牙切齿【199】——,所以拉马克主义被打成了伪科学。也就是因为反拉马克主义是当时的潮流,所以在1920年代的苏联,连那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遗传学家都敢公开指出恩格斯的这个“错误”。【313-314】也就是因为如此,在于光远1940年译文的后面,附上了一段“果林斯坦”在《自然科学新论》中的话,指出“现代生物学特别是遗传学方面的专家,认为恩格斯这种学说完全陈腐了”。【315】换句话说就是,于光远早在三、四十年代就知道“拉马克主义”是“伪科学”;但在五十年代初,他却仍旧卖力气鼓吹“拉马克主义”(米丘林-李森科主义)。【199

     

    也就是因为其来历不明,内容混乱,所以对这篇“经典”文章才会产生不计其数的“误解”、“曲解”、和“新解”——直至今日。【316-317

     

    2)于光远翻译《从猿到人》

     

    上面提到,恩格斯去世后,“自然辩证法”稿件归“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管理。伯恩斯坦只从这些残稿中选出两篇予以公开发表,其余的稿件,被他压下将近三十年。而《从猿到人》就是那篇幸免于难、并且最早得以问世的“自然辩证法”文章,1896年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新时代》上。【318】在苏联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二卷之后,《从猿到人》这篇文章的传播范围更广。在1940年于光远动笔翻译之前,这篇文章不仅有德文原文本和俄译本,而且还有日译本、汉译本、英译本。在汉译本中,最早问世的是陆一远翻译的《劳动是猿到人类的进化过程中的产物》,它发表在陆一远本人编纂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种由来说》一书中,1928年由上海春潮书局出版。1930年,由成嵩翻译的《从猿到人》一书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劳动在由猿进化到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其中的一篇。1932年,杜畏之翻译的《自然辩证法》全书得以出版,其中就有《从猿到人》。也就是说,于光远在1940年翻译《从猿到人》,他的“参考文献”足以摆满一张办公桌。

     

    实际上,据于光远自己说,他之所以立意翻译《自然辩证法》,就是因为看到了杜畏之的译本,由此产生了“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

     

    “1940年初我在延安,陈友群把他从国民党统治区带到延安的一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送给了我。这本书是神州国光社出版的,是由杜畏之根据1925年德俄对照本翻译的。1936年我在上海参加自然科学研究会时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个译本。我是在得到这本书时才知道的。翻了一下,觉得这书编得很不好,译文更加不好,简直无法读下去。正好手边有1935年亚铎拉斯基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就下决心完全抛开杜畏之的译本自己来译。每天译一点,时间长了,译出的不少。重要的部分大都已经译出了。”【319】

     

    几年后,这个故事出现了另一个版本:

     

    “接着我就翻译《自然辩证法》。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同《反杜林论》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是同一卷。我翻译这本书并没有要出版的意思,只是认为它很重要。这个学科又正是我最有兴趣的学科之一,所以就动手翻译。在翻译了一段时间之后,陈友群同志从大后方来(后来他长期担任朱德同志的秘书),他看我正在做这个翻译工作,就送给了我一本神州国光社出版的杜畏之的中译本。这个译本根据的是阿铎拉兹基之前里亚扎诺夫主编的德文本。里亚扎诺夫编得就很乱,而杜畏之译的质量实在太差了,更增加了自己对恩格斯这本书必须认真翻译的决心。”【133, pp.66-67

     

    其实,不论杜译本对于光远的影响到底是诱导剂还是推进剂,对我们来说,这个故事中最重要的信息却是,在翻译《从猿到人》之际,于光远手头确实有杜畏之译本——至于他手中是否还有成嵩译本和陆一远译本甚至英译本,我们不得而知。而这个事实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猿到人》这篇文章只有四千多德文单词,译成中文也不到一万字。因此,于光远的译文只应该比杜译本更好,而没有丝毫理由比它更差。但事实却是,那个“简直无法读下去”、“质量实在太差了”的版本,就是“于译本”而不是“杜译本”。

     

    A、“经济学家”

     

    这是于译本开篇第一句话:

     

    “经济学者们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320】

     

    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

     

    “Die Arbeit ist die Quelle alles Reichtums, sagen die politischen Ökonomen.”318

     

    显然,任何一个粗通德文之人,在翻译这段话时,都不大可能忽略这句话中的第十个单词,“politischen”——《反杜林论》的第二编就题为《政治经济学》(Politische Ökonomie)。

    于光远不是说自己在大学时就读过英文版的《反杜林论》、在延安读德文版的《反杜林论》吗?他怎么会把“政治经济学家”译成了“经济学家们”呢?而在《从猿到人》的末尾,恩格斯还曾提及“政治经济学”,但于光远却将之译了出来(“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由此推测,他将该文第一句话中的“政治”漏掉,不大可能是偶然失误。

     

    查那本被于光远贬得一钱不值的杜畏之本,这句话是“经济学者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321, p.415】同样,成嵩也将之翻译成“经济学家说,劳动为一切财富之源。”【322, p.67】与之相比,这句话却被陆一远译成“政治经济学者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323, p.59

     

    今人虽然很少听说过杜畏之这个人,但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他却是个名人:除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外,他还曾计划编译一套长达三百万字、厚达六千余页的“唯物论丛书”。【324】尽管这个计划最终没能实现,但他确曾在三十年代翻译出版了高尔基《我的大学》、《母亲》、普列汉诺夫《战斗的唯物论》、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书,因此可以算得上是一位著名俄语翻译家。据他自己交代,他翻译的底本,就是梁赞诺夫编辑的德、俄文对照本,而他的译文“以俄文为主”,只是在遇到“错误”时,才会“尽我所知道的依照德文校正”。【324

     

    前面提到,《自然辩证法》于1925年首次出版时,其形式就是德文、俄文互相印照:前页是德文,后页紧跟该页的俄文译文。而就是在俄文本中,这句话被翻译成“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325显然受其影响,1939年出版的《自然辩证法》英译本也将之译为“the economists assert.”【326, p.279】可是,到了1941年,米丁版《自然辩证法》问世。很可能是要坐实梁赞诺夫本的“俄语翻译充满了错误和歪曲”,所以这句话被改译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327】也就是因为如此,在解放社1949年出版的“曹葆华、于光远译”的《从猿到人》中,上面这句话被译成“政治经济学家们说:劳动是一切财富底源泉。”【328, p.1】据该书《译者底话》,他们的译文是根据一九三五年苏联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德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译出的,译时并曾参考过俄文译本。”众所周知,曹葆华是俄语专家,所以,他的改译只能是来自俄译本的改译。与之相比,郑易里翻译的《自然辩证法》虽然迟至1950年才出版,但因为他根据的是旧版俄译本,所以他也将那句话译为“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329, p.189

     

    问题是,既然于光远宣称自己是根据德文进行翻译,因此他的译文就应该与俄译本的失误无关。并且,于光远也不曾宣称自己懂得俄文。相反,于光远多次明确宣称自己是根据德文原文做的翻译,如说“记得每次学习讨论前,先是由我根据恩格斯的德文原著,对原译文进行校对”【330】、“我从马克思用德文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看到马克思并没有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这样的概念”【331】、“我在延安时就开始从德文版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大部分”【2】。但根据上面的分析和比较,我们大致可以断定,于光远在1940年翻译《从猿到人》时,其蓝本不可能只是恩格斯的德文原文,而是参杂了其他中文译本,最主要的当然是他后来反复贬损的杜畏之译本。而根据第一句话的翻译判断,陆一远在1928年翻译这篇文章时才确实是根据德文原文。

     

    B、“好几千万年”

     

    如果说于光远在翻译《从猿到人》开篇第一句话时只是露出其“蓝本底细”的话,那么他在翻译该文第二段第一句话时露出来的就是自己的“德文底细”:

     

    在好几千万年以前,在地质学上叫做第三纪的时代,——究竟在第三纪的那一时期现在还不能十分确定,大概是在末期——在热带某地生活着一种高度发展的似人猿。”【320】

     

    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

     

    “Vor mehreren hunderttausend Jahren, während eines noch nicht fest bestimmbaren Abschnitts jener Erdperiode, die die Geologen die tertiäre nennen, vermutlich gegen deren Ende, lebte irgendwo in der heißen Erdzone - wahrscheinlich auf einem großen, jetzt auf den Grund des Indischen Ozeans versunkenen Festlande - ein Geschlecht menschenähnlicher Affen von besonders hoher Entwicklung.”318

     

    德文“hunderttausend”词义非常简单,那就是“百个千”(或“十个万”),所以俄文1925年版和1941年版都将之译成сотен тысячелетий,而《自然辩证法》的英译本则将之直译为“hundreds of thousands”。326, p.279】实际上,连日译本都将那句短语译成“幾十萬年の昔”。【332根据1940年前后世界上最流行的知识普及书籍《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早期人类或亚人类、伪人类只有四、五十万年的历史。【333】而根据《纽约时报》,当时在全世界炒得沸沸扬扬的“北京猿人”,对其年龄估计最长也不超过一百万年。【334-335】由此可知于光远的这个翻译错得有多么离谱。

     

    查成嵩译本,此处为“在数十万年前”322, p.67】;杜畏之本为“数百万年之前”【321, p.415】;而陆一远译本则为“数千万年以前”【323, p.59】。极可能的,于光远当时的翻译策略就是在中译本中“博采众长”。所以,在1949年出版的“曹于本”中,“好几千万年”被改成好几十万年。同年,在自己署名的《劳动创造世界》一文中,于光远虽然仍旧说“经济学上说,劳动和自然结合在一起是社会上一切财富的源泉”这样的话【336】,但对于人类进化问题,他却终于改口了:“从猿进化到人经过了几十万年的时间。”【324

     

    C、“一千万年”

     

    在于译本《从猿到人》的末尾,是这样一段话:

     

    “(恩格斯原注)在这一方面的一个第一等的权威,汤姆森爵士(Sir  W. Thomson)曾经指出过自从地球冷到能够生长植物和动物以来,差不多有一千万年的光阴已经过去了。”【320】

     

    显然,在“似人猿生活在好几千万年以前”与“地球适宜生命存在的历史只有一千万年”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天知道于光远究竟是因为什么竟然对如此明显的天坑视而不见。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

     

    “Eine Autorität ersten Rangs in dieser Beziehung, Sir W. Thomson, hat berechnet, daß nicht viel mehr als hundert Millionen Jahre verflossen sein können seit der Zeit, wo die Erde soweit abgekühlt war, daß Pflanzen und Tiere auf ihr leben konnten.”318

     

    于光远即使对德文一窍不通,作为一个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他也应该看出“hundert Millionen”与“hunderttausend”的不同吧?实际上,但凡于光远的视野再开阔一丁点儿,他也能够发现“第一等的权威汤姆森爵士曾经指出”的是“100 million years”【338】,因为他不仅仅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被恩格斯认作“权威”,在1940年以前,他给出的那个数值仍旧被广泛引用。【339】实际上,《自然辩证法》的英译本就直截了当地把它搬了过来:“a hundred million years”。【326, p.285

     

    极可能的是,那个被于光远请来当校对的景林根本就没有帮于光远这个忙,这也是于光远后来请曹葆华“校对”的主要原因。果然,在九年后的“曹、于本”中,这个“一千万年”被改成“一万万年”。【328, p.9

     

    D、“微生物”

     

    实际上,上面那个注释是恩格斯为下面这句话加的:

     

    Hunderttausende von Jahren - in der Geschichte der Erde nicht mehr als eine Sekunde im Menschenleben 1 - sind sicher vergangen, ehe aus dem Rudel baumkletternder Affen eine Gesellschaft von Menschen hervorgegangen war.”318

     

    它被于光远翻译如下:

     

    “从住在树上的猿群进化到人类底社会之前,至少经历过了几十万年的光阴——这在地球的历史上只不过像我们人类生活当中一秒钟那样的短促(注)”【3320】

     

    这岂不是证明于光远不仅知道“Hunderttausende”是“十万”量级的数字,而且还知道从猿到人的时间与地球的年龄相比非常的“短促”吗?那他为什么还要一再出错呢?合理的解释就是,他对地球历史及生物进化历史茫然无知,而在此处杜畏之恰好也译为“几十万年”【321, p.421】——杜氏没有翻译那个注——,所以他乐得“从善如流”。

     

    于光远当时对生物进化历史毫无概念还有一例。在第十八段中,有这样一句话:

     

    “Denn wie die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s menschlichen Keims im Mutterleibe nur eine abgekürzte Wiederholung der millionenjährigen körperlichen Entwicklungsgeschichte unsrer tierischen Vorfahren, vom Wurm angefangen, darstellt, so die geistige Entwicklung des menschlichen Kindes eine, nur noch mehr abgekürzte, Wiederholung der intellektuellen Entwicklung derselben Vorfahren, wenigstens der späteren.”318

     

    这是于光远的译文:

     

    “假如我们说在母腹内人类怀胎发展的历史仅仅是我们动物的祖先底从微生物开始的几千万年个体发展的历史的一个缩影的话,那末童孩精神发展的历史,也不过是我们祖先——特别是比较近的祖先底智慧发展史的一个缩影而已。”【320】

     

    虽然这句话真的当得起“简直无法读下去”这个评语,但万幸的是,我们只需要关注其中最容易“读下去”的那部分即可:按照于光远,“从微生物开始”到“我们动物的祖先”的进化需要“几千万年”。这个数字不仅与于光远在文章之初所说的“似人猿”生活“在好几千万年以前”相矛盾,它还与于光远在文章末尾所说的地球上可以供动植物生长的时间仅有“一千万年的光阴”相矛盾。实际上,仅从其相应德文词汇是“millionenjährigen”这个事实出发,我们就不得不怀疑于光远当时是否真的具有德文阅读能力。后来,曹葆华不仅帮于光远把“几千万年”改成“几百万年”,他还帮助于光远把“微生物”改为“原生物”。【328, p.16

     

    其实,德文“Wurm”既不是“微生物”,也不是“原生物”,而是指一种无脊椎动物,所以成嵩将之译为“蠕虫”【322, p.82】、郑易里将之译为“虫类”【329, p.199】——陆一远和杜畏之未将之译出。事实是,不要说在《自然辩证法》这本书中不曾出现过“微生物”,在四卷本《马恩选集》、十卷本《马恩文集》中它也都不曾出现过——即使是在五十卷本《马恩全集》中,“微生物”也只出现在后人添加的注释中。【340

     

    E、“拉法叶尔”

     

    于光远当时的知识水平之低下,从他对人名的翻译中也能看出来。在第七段中,为了说明人手的灵活,恩格斯举出了三位艺术家及其成就: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塑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Raffaelsche Gemälde, Thorvaldsensche Statuen, Paganinische Musik hervorzaubern konnte)。于光远将这句话译为“拉发叶尔(Raphael)底绘画、骚尔瓦尔德孙(Thorvaldsen)底雕刻、以及巴加尼尼(Paganini)底音乐。”【320

     

    上述三人之中,丹麦雕塑家托尔瓦德森在中国鲜为人知,意大利音乐家帕格尼尼则直到五、六十年代还被某些人称为“巴加尼尼”;只有意大利画家拉斐尔,从清末民初时起就以“拉飞尔”、“拉斐尔”闻名遐迩。例如,光绪三十二年,广智书局出版了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其中就有“拉飞尔是意大利第一画家,在明中叶当西千五百五年,至今四百年矣”这样的话。【341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讲演,其中就有“对拉飞尔若鲁滨司之裸体画,决不敢有周昉秘戏图之想,盖美之超绝实际也如是”这样的话。【3421935年,蔡元培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作序,全文不到六千字,但“拉飞儿”或“拉飞尔”却总共出现了五次,这是该文的结尾:

     

    “……希望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尔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呵!”【343】

     

    蔡元培之所以会将拉飞尔与莎士比亚并列,很可能是受北大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的影响。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衡哲的《文艺复兴小史》一书,其中择要介绍了乔托、波提拆利之后的四位“大画家”,第三位就是拉斐尔:

     

    “第三位大画家便是拉斐尔(Raphael,1484-1520),他在画界中的资格及成绩,不啻剧界里的莎上比亚,因为他不但有第一等的天才,并且又是能以全力去把这个天才施用于他的艺术上的。”【344】

     

    几个月后,商务印书馆以高级中学教科书的名义出版了陈衡哲的《西洋史》,其中不仅复述了上面的话,而且还以整页的篇幅附上“拉飞尔的图画——教皇玖利第二小像”。【345

     

    陈衡哲不仅是北大聘任的第一位女教授,她还嫁给了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她还与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保持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因此是民国二、三十年代的大名人、女名人,虽然其“名望”远不及康有为、蔡元培,但是若论“名气”,则不遑多让——她的《西洋史》在一年之内就出了三版。

     

    实际上,就算“理科生”于光远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干革命,但只要他不时地浏览一下报刊杂志,他也不大可能对“拉飞尔”或“拉斐尔”一无所知。例如,《清华周刊》1931年第1期上的一篇长文就题为《关于拉飞尔(Raphal)及其作品》。【3461933年,傅雷在《艺术》杂志上开办“美术史讲座”,而关于拉斐尔,他连讲了三讲。【347

     

    退一万步说,于光远在翻译人名之时,总应该查一下辞书吧?1928年,民智书局出版的《文艺辞典》中,就把“Raphael”译为“拉斐尔”,并且还设有“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s)”、“新拉斐尔前派(Neo-P-Raphaelite)”词条。【3481933年,开华书局出版了一本《新人名辞典》,其中就把“Santi Raphael”译为“拉斐尔”。【3491939年,世界书局出版了《现代文化辞典》,其中仍旧设有“拉斐尔前派”、“新拉斐尔前派”这样的词条。【350也就是说,如果于光远在1940年还没有听说过“拉飞尔”的话,他的孤陋寡闻就有些骇人听闻了。到了1949年,曹葆华终于将“拉法叶尔”改成了“拉飞尔”。328, p.4

     

    问题是,于光远的“拉法叶尔”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于光远之前的那三个中译本中,陆一远和杜畏之都没有将那三个洋人的名字翻译成汉字,而是使用原文代替。而成嵩虽然将这三个人名都译成了中文——分别为“拉飞耳”、“托尔瓦耳僧”、“巴柬林”——,但很可能是他的原文书籍印刷质量太差,所以他附上的那三个人名的原文都有拼写错误。322, p.70也就是因为如此,于光远只能“独立自主”,结果酿成笑话。

     

    F、“简直无法读下去”

     

    显然,仅仅根据上面举出的例子,我们就可以有十二分的把握说,就《从猿到人》这篇文章而言,于光远译本的错误肯定要远远超过被他当成超越对象的杜畏之译本。而实际上,除了“错误连连”之外,于译本的更大问题是“佶屈聱牙”,也就是他嘲笑杜译本的“简直无法读下去”。这是《从猿到人》第一段话的全文:

     

    “经济学者们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它的确和自然同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给了它材料,而它把这些材料变为财富。然而它还不尽如此。它是人类生活底第一个基本条件,甚至它是这样的重要,使得我们在某种意义下必须说:劳动创造了人类。”【320】

     

    这是杜畏之翻译的这段话:

     

    “经济学者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实际上,劳动是财富的泉源,劳动得了自然所给与的材料,而后变之为财富。然而劳动的意义,实大于此无数倍。它是一切人类生活之首要的根本条件,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劳动创造了人类。”【321, p.415

     

    两相比较,二者的最大差别就是于光远使用了六个代词“它”来代指“劳动”,也就是那篇文章的“关键词”、“主题词”。所以,虽然在表面上看于光远惜墨如金,节省了六个字,但那段话却给人一种饶舌、拗口、甚至絮叨的感觉。与之相比,杜氏的译文则不仅提纲挈领,而且气势上也高出一筹。这是“曹于本”的译文:

     

    “政治经济学家们说:劳动是一切财富底源泉。其实劳动与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底源泉,自然界提供劳动以材料,而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底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的确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说: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328, p.1

     

    曹葆华不愧是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的文学翻译家,拥有点石成金的功力。而这段话的最大优点,并不是用“劳动”替换了“它”,而是结尾那两个字——“本身”。实际上,那句话的原文(Sie hat den Menschen selbst geschaffen)就含有“本身”(selbst)这个单词,所以俄文将之译为“труд создал самого человека”,英文将之译为“labour created man himself”326, p.279杜畏之没有把它译出来并不奇怪,因为成嵩、陆一远也都没有将之译出。(郑易里则将之译为劳动创造了人类自己。329, p.189)但于光远却不同:他当时的志向就是要超越“译文不好,参考价值不大”【351】、简直无法读下去翻译得很差137、“翻译得不准”【138】的杜畏之。而其结果,就是眼高手低,以百步笑五十步。

     

    实际上,于光远曾宣称自己在三十年代“学习和讨论”过“果林斯基写的《自然科学新论》”。【351】而就在那本书中,就有这样的话:

     

    “在这一点上,提出了‘人变革周围的自然,也变革了自己本身底性质’这样有名的marxism底命题。”【352】

     

    看到那个本身了吗?也就是说,于光远在到宝山漫游了一趟之后,最终却仍旧两手空空而归。

     

    后来,曹葆华的“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中的那个“类”字被人删去,变成“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53】或“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54】,因此一句走红,被中央编译局采用,变成了标准译文。【355】假如这句话是于光远“本身”翻译的,那会是他多大的“三表”资本啊!而在其一生中,于光远很可能多次与这样的“天赐良机”失之交臂。究其原因,学识不足、文笔欠佳肯定榜上有名。事实是,毛泽东在1943年年底曾要胡乔木“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而胡乔木则把成嵩的《从猿到人》交给毛泽东阅读,毛泽东看后大呼精彩,并且向刘少奇推荐。【356】假如于光远的译本再准确一些、再“精彩”一些,胡乔木可能就不会舍近求远选中成嵩本了,而于光远梦寐以求的“成为毛主席的(科学)秘书”的心愿,可能早就实现了。

     

    上面提到,于光远曾制造了一个“我们动物的祖先底从微生物开始的几千万年个体发展的历史”的笑话。看看杜畏之是如何翻译那句话的:

     

    “人类胚胎时期的进化历程,是重复了我们动物的祖先之生理进化的历程;同样的,童孩的精神演进史,亦是动物祖先之智育演进史之重演。”【321, p.428

     

    这是何等的简洁、何等的巧妙啊!虽然我们无法断定杜畏之略去千万年微生物不译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但他仅用了于光远一半的文字,就把恩格斯那句话的意思表达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说,于光远以自己的外语、汉语水平来嘲笑杜畏之,凸显其不自量力

     

    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于光远的关门弟子方舟子也是一个英语残疾人,即在听、说、读、写、译这五项技能之中,只有阅读的水平能够拿得出手,其余四项,他全部都是半拉子二五眼”——连某些重点中学的学生都不如。而就是这样一个英语混子,却偏偏喜欢冒充英语大拿,动不动就嘲笑别人的英语水平,甚至把英语当做自己打假的武器。357-360】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个门。而于光远与方舟子之所以能够一拍即合,最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是一家人”——其基因组的同源性很可能比亲生父子还要近。

     

    3)悲喜人生

     

    杜畏之之所以在新中国如同人间蒸发般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唯一原因就是他是“托派”成员——在共产党圈内,那是比“反党”、“反革命”还要可怕的罪名。这也是他翻译的《自然辩证法》在旧中国再版了五次(19321933194019461949),但在新中国却近乎禁书——于光远在1983年第一次提到他的译本时,连“杜畏之”这三个字都没有写出【351】——的唯一原因。而杜畏之的不幸,恰恰就是于光远的万幸,否则的话,他的“自然辩证法事业”极可能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夭折。

     

    其实,杜畏之虽然生于1906年【361】,即比于光远年长九岁,但在翻译《自然辩证法》时——从1930年夏到19315月【324】——,他却比翻译《从猿到人》时的于光远年轻一岁。而仅就外语水平而言,24岁的杜畏之比25岁的于光远不知要高出多少个量级。后来,在坐牢期间,他“曾用德、法、俄、英、波兰、捷克、罗马尼亚、西班牙等文字翻译科技专著及论文约50万字。”【362】在六十年代中苏论战期间,陈伯达和康生不约而同地想到正在上海蹲监狱的杜畏之,于是把他押解到北京,翻译相关材料。【363】所以,在进入21世纪后,何满子还会声情并茂地说:“对杜畏之,我可谓久慕大名”、“杜畏 之真是渊博极 了,是我 曾见到过 的学问方面最广的学者之一。”【364

     

    而于光远在杜畏之历尽“坎坷”去世之后、在自己也行将就木之际,一而再、再而三地诋毁杜氏译本,其嫉贤妒能之心态,真是令人发指。事实是,终其一生,于光远也不曾具备独立翻译《自然辩证法》的能力——他实际上连写出杜畏之那篇《译者的序》、以及杜氏在书中附加的那几个注释兼评论365】的能力都不具备。这一论断的证据,就是于光远从来就没有为自己的译本写出过一篇前言,并且,他也从来就没有为这本书添加一个注释。实际上,连《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准备、写作和出版的过程》这样的“恩普”文章,他都要请许良英为自己捉刀。一辈子码了两、三千万字的于光远,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竟然如此“虚心让贤”,除了“不能也”之外,还有其他可能的原因吗?

     

    显然是在于光远的影响下,后来的于粉们在吹捧于光远译本时,大多都要顺手打杜畏之一巴掌,如说什么杜译本在“编排次序作了根本性的更动”、“显示出很大的混乱和任意性”【366】、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杜畏之翻译的,上海神州国光社于1931年出版。译者是根据苏联1925年出版的由梁赞诺夫编辑的俄德对照本翻译的。由于译者主观地变动了俄德对照本编排次序,内容显得零乱,译文粗糙,错误较多”【367】、 1932年还出版了杜畏之翻译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尽管这些译本翻译得有些混乱,在编排次序上有些任意性……”【368连许良英都跟着说杜畏之译本“编排次序作了根本性的更动。译者主观上是想按照文章的性质来编排,可是却显示出很大混乱和任意性。”【109

     

    事实是,在其“译者的序”中,杜畏之为自己的“编排”给出了颇为合理的解释:“这本书并不是写成的有系统的著作”,而是“一些零星的札记”,所以编者根据自己的目的对之进行重新排列不仅是可以的,而且还是必须的。杜畏之认为,梁赞诺夫之所以打破恩格斯原有秩序,而是按照写作时间排列各篇,就是因为他的目的是将之作为文献,供人研究;而杜畏之之所以要翻译这本书,则是将之作为“自然哲学的绪论,把他当作用辩证法研究自然之教科书……所以把几篇有引论性质的文字及对辩证自然观作一般介绍的文字都移到前面来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有人搞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项目,对我国1949 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重要著作的中文版本进行收集整理,并作适当的版本、文本,考证研究,而《〈自然辩证法〉杜畏之译本考》就是其中一项。可是,尽管这本书厚达七百多页——它把杜译本全文收入彀中——,但却只从其中的《从猿到人》一文中挑出两段话、不足二百字“来比较杜译本与之后译本存在的区别”,从而得出了“由于杜畏之的译本删去了原书的所有编者注,所以在文本呈现过程中完整性有所欠缺”这样的结论。【369, p.47

     

    最奇的是,在那段“比较”中,所谓的“于光远等人译本”,既不是于光远1940年译本,也不是曹葆华、于光远1949年译本,而是于光远1985年译本。为什么要让关公战秦琼呢?当然是因为在前两个译本中,那个可有可无的“编者注”——“在手稿的页边上用铅笔写着加工制造”——也同样被删的无影无踪。显然,这样的“比较”就像是拿某个人的小学作业与另一个人的大学作业互相对比,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证明前者之可笑或后者之高明。实际上,在2012年的“寒战”期间,于光远的得意弟子方舟子就曾根据韩寒德一篇小学二年级作文论证高中生韩寒没有“写作的天赋”【370】——好像擅长写干屎橛文章的伪状元371】真的有资格评论别人的写作的天赋似的。

     

    显然是出于“忌讳”的原因,那套计划出一百本书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中,并没有《〈自然辩证法〉于光远1940年节译本考》这本书,而是代之以《〈自然辩证法〉曹葆华、于光远节译本考》。相应地,该书对“于光远1940年节译本”采取了“蜻蜓点水”的姿态、“自我批评”的方式,即仅仅挑出全文第一、二段文字,让1940年于译本与1949年曹于本比较,指出于光远在第一段话中漏译了“政治”、在第二段话中误译了“好几千万年”,仅此而已。【372】至于对“于本”与“杜本”进行全面比较、考察于本的所有错误及其来源、以及于本到底是不是根据德文本翻译的这些问题,该书作者可能连想都没敢想——即使想到了,她也根本不敢去“考”;即使“考”了,也是白“考”,因为那样的“通考”根本不可能被那套书的“编辑委员会”接受。你说他们耗费巨金出版那套书,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下面,就让我们把那段被《〈自然辩证法〉杜畏之译本考》的作者千挑百选出来的文字,与

    于光远1940年的译文做一下比较:

     

    杜畏之1932:“综之,动物只能利用外界的自然,只由他的自身,引起自然的变化;而人类则以其变化强迫自然界效劳于他的目的,他统治自然界。所以,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仍然是劳动。现在且莫来吹嘘人类之若何战胜自然,且看看在战争中人类力量的弱小。须知我们每一次所得的胜利,自然都有相当的报复给我们的。初时的胜利,当然能得到我们预料的结果,但是以后我们又会得意料以外的影响,把昔日所得的胜利全盘毁灭。”【369, p.45

     

    于光远1940:“总而言之,动物仅仅能够利用自然界和简单的以它自己的存在改变自然界;而人类则以改变自然界使它能为人类的目的服务来统治自然界。这便是人和其他动物最后的主要的区别。而在这一区别中起作用的还是劳动。可是我们不要太过于夸耀人类如何战胜自然。我们每一次的胜利,自然都给了我们一个报复。在第一条战线我们得到了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条,第三条战线上我们却得到完全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常常把那第一个结果又完全推翻了。”【320】

     

    可以肯定地说,要把外文翻译得像杜畏之那样,其先决条件就是读懂原文。而要译成于光远那样,你并不需要读懂原文,你需要的只是一本词典——或者一份其他人的译文。而笔者之所以要把上面这句话拿出来做比较,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凸显恩格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

     

    “恩格斯的自然观与马克思的不同。诸如客体化、肯定、再利用和异化等概念,马克思一生都在努力解决,但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却找不到。恩格斯主要关心的不是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而是发现外部世界的本质、它的基本物质和规律。他对自然的分析充其量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373】

     

    “对于马克思来说,‘人永远是主语’,自然是谓语;相反,对于恩格斯和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者来说,自然是主动的主语,人是谓语——是具有自主性的自然的玩偶或附庸。”【374】

     

    而研究了一辈子“自然辩证法”、当了半辈子“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于光远,就是假装看不到这样的关节点,即使它被无数“西马”们反复指出,他都要假装看不见、听不着。你说他研究“自然辩证法”,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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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长征第一步

    翻译恩格斯的《从猿到人》是于光远长达七十多年“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起点,也是他的“劳动”结出的第一颗果实。虽然在他之前该文已至少有三个汉译本,但于光远的译文仍旧犯下众多匪夷所思的错误。上图为该文在《中国青年》上的首尾两页,关键错误用红色标记。

     

    2、《著作大纲》

     

    于光远在晚年列举自己的“主要学术贡献”时,第一条就是“我在延安时就开始从德文版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大部分,并陆续在延安报刊上发表。未译完的部分后来经曹葆华、谢宁等同志从俄文译完,整理校译后集结成书,于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2】而根据《于光远著作目录》,于光远在延安时期只“陆续发表”了两篇《自然辩证法》译文,第一篇就是上面分析过的从猿到人,另一篇则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著作大纲》,19411227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这篇文章虽然较前文晚发表了13个月,并且全文只有五百多字,其中以短语为主,完整的句子很少,但我们从中还是能够看出不少问题。

     

    1)“极的(Poclarcn)对立命题”

     

    首先需要指出的就是,于光远在1941年仍旧“的地”不分,随便乱用,如“不自觉的实行了”、“主要地法则”。“的地”不分虽然在今天看来并不算是什么大事,但恰如俗话所说,言之无文,行也不远。也就是因为如此,《人民日报》曾专门发表文章,讲解的、底、地三字的用法》。【375】确实,读者一旦发现译者的中文都不过关,肯定会怀疑他的外文水平;而在读了译文不解其意之后,肯定会更看不起那个译者。而于光远在发表了这篇译文之后,突然中止了其他译稿的发表,并且在几年之后请曹葆华帮忙加工,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收到了这方面的反馈,否则的话,“爱表现”的于光远不大可能会突然间毫无缘由地停止“表现”。

     

    其次,于光远在当时不仅对德文相当生疏青涩,他对“辩证法”也不大熟悉。简言之,这个“大纲”总共分为十一条,这是第三条的原文:

     

    “3. Dialektik als Wissenschaft des Gesamtzusammenhangs. Hauptgesetze: Umschlag von Quantität und Qualität - Gegenseitiges Durchdringen der polaren Gegensätze und Ineinander-Umschlagen, wenn auf die Spitze getrieben - Entwicklung durch den Widerspruch oder Negation der Negation - Spirale Form der Entwicklung.”113, s.307

     

    上面这段话,虽然只有36个单词、5个短语,但它却涉及“辩证法”的核心内容,即所谓的“三大规律”。这是于光远1941年的译文:

     

    “(三)作为总的联系的科学的辩证法。主要地法则:量与质的转变——极的(Poclarcn)对立命题的相互渗透和当它们走向极端时的互相转变——经过矛盾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的形式。”【376】

     

    假如当时的于光远对辩证法稍有了解的话,他就会明白,所谓“极的(Poclarcn)对立命题的相互渗透”,就是在三十年代喊得震天价响的“对立的统一”或“对立统一”。例如,早在1935年,李达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客观世界中,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377】两年后,在另一篇长达两万余言的文章中,李达以这样一句话开篇:“对立统一的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的法则,与否定之否定的法则,是辩证法的三个根本法则。”【378】又过了两年,李达在一篇题为《唯物辩证法三原则的关系》的文章中,将第一节的标题写为《当作辩证法核心看的对立统一法则》。【379

     

    与李达一样,当时的另一位“马普”大家艾思奇不仅在自己翻译的书中将辩证法的三大定律之首的那个定律译为“对立统一”【380】,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在标题中就直接使用“对立统一”这个称呼。【381-382与之相应,胡绳的一篇文章也题为《资本论中的辩证法:矛盾的统一,对立及其展开》。【383

     

    所以说,于光远之所以把那个短语翻译得那么蹩脚、那么生硬——颇像是一个外国人在牙牙学说汉语——,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他当时对辩证法完全就是懵懵懂懂。更让人百思莫解的是,据于光远自己说,他在清华大学“啃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的英译本”时就接触到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并且还曾因为“有几个同学认为这本肤浅’‘简单’‘庸俗 而“同他们辩论”。【384】【385, p.48】可以有相当的把握说,和于光远的其他“党史回忆”一样,上面这个回忆也是经过“辩证加工”的——更可能的史实是,于光远当时就是因为“有几个同学认为这本肤浅’‘简单’‘庸俗”而不肯阅读《大众哲学》,结果导致他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这与方舟子在中科大期间因为忙于冒充诗人而荒废了学业,结果数年后“着丝粒外行地称为中心粒”【386】完全就是异曲同工。

     

    其实,就算洋学校毕业的于光远不看中土版马克思主义报刊书籍,只要他通读过《自然辩证法》或《反杜林论》的德文原文的话,他也不大可能不知道“polaren”的含义,因为这个单词及其不同变形在这两本书中总共出现了四十多次——仅“polaren Gegensätze”这个词组就出现了七次。这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说的一句话:

     

    “Es sind aber grade die als unversöhnlich und unlösbar vorgestellten polaren Gegensätze, die gewaltsam fixierten Grenzlinien und Klassenunterschiede, die der modernen theoretischen Naturwissenschaft ihren beschränkt-metaphysischen Charakter gegeben haben.”113, s.14

     

    这是钱铁如在1930年的翻译:

     

    “但是,那被人看做不可调和的两极的对抗,勉强规定的界限和分类,对于近代理论的自然科学恰给了一种狭隘的并形而上学的性质。”【387, p.17

     

    这是吴亮平在1938年的翻译:

     

    “正是那种以前认为不能和合不能解决的两极性的对立,正是那种强制规定的不动的界限与分类标记,正是它们,使近代理论的自然科学带着狭隘的形而上学的性质。”【388, p.52

     

    这是杜畏之1932年的翻译:

     

    “正是这些貌似不能调协不能解决的极端矛盾,正是这些强制划定的类之界限与类之差异使现代的理论自然科学得到了狭隘的玄学性质。”【321, p.167

     

    在《反杜林论》的正文中,有一句话含有两个“polaren Gegensätze”:

     

    “Wahrheit und Irrtum, wie alle sich in polaren Gegensätzen bewegenden Denk­bestimmungen, haben absolute Gültigkeit eben nur für ein äußerst beschränktes Gebiet; wie wir das eben gesehn haben, und wie auch Herr Dühring wissen würde, bei einiger Bekanntschaft mit den ersten Elementen der Dialektik, die grade von der Unzulänglichkeit aller polaren Gegensätze handeln.”113, s.84

     

    这是钱铁如的翻译:

     

    “真理和误谬,与一切从事着两极的对抗之思惟规定同样,只对于极端被限定的范围,才有绝对的适用性。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一点,就是杜林格君,只要他知道那研究一切两极的对抗之不充分性的辩证法之初步,也是知道的。”【387, p.141

     

    这是吴亮平的翻译:

     

    “真理及错误,和一切表现于两极对立间的逻辑范畴一样,都是在非常狭隘领域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这点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杜林先生稍知辩证法的初步与最初前提(它们正是指示一切两极对立的不充分),那末他也应该如道我们一在上述狭隘领域之外应用真理与错误的对立,那末它就成为相对的了,所以也就不适于精密的科学的表现方法。”【388, p.107

     

    也就是说,不论对其他文字的翻译有多少差异,但对“polaren Gegensätze”的翻译却几乎完全一样,那就是“两极的对抗”或“两极对立”。

     

    于光远曾一再说,自己在清华大学就曾“认真阅读了”、“啃”过《反杜林论》。【385, p.38, p.48】不仅如此,在延安期间,在动手翻译《自然辩证法》之前,于光远还曾根据德文版《马恩全集》“校译”过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133, p.66】天知道于光远当时是怎么“读”、怎么“啃”、怎么“校译”的。我们知道的是,不论是钱铁如,还是吴亮平,他们的翻译都相当准确,因为中央编译局后来大致就是那么翻译的。【389, p.16, p.99】恰恰相反,我没有发现任何人,于光远本人除外,将那个词组译为“极的对立命题”。

     

    其实,即使是在杜畏之的《自然辩证法》译本中,“polaren Gegensätze”也大都译为“两极对立,如将“daß alle polaren Gegensätze überhaupt bedingt sind durch das wechselnde Spiel der beiden entgegengesetzten Pole aufeinander”译为“一切极端的对立都由对立的两极之相互动作所造成”【321, p.345】、将“Wenn aber auch die Unzulässigkeit solcher Annahmen schon aus der dialektischen Natur des polaren Gegensatzes folgt”译为“从两极对立的辩证性中已经可以证明这两种情形都是不可假设的”【321, p.346】。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于光远的译文总共只有70个汉字,但其中,“的”字出现了11次,因此读起来非常地吃力。看看经过曹葆华加工的译文:

     

    “三、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地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物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所引起的发展,或否定之否定,——发展的螺旋的形式。”【390, p.1

     

    这是中央编译局七十年代的译文:

     

    “3. 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389, p.753

     

    2)“惰性(Irteia

     

    恩格斯《著作大纲》的第五条是“Aperçus über die einzelnen Wissenschaften und deren dialektischen Inhalt”,于光远将之译为“(五)关于个别的诸科学部门和它们的辩证法的内容的概要”;该条下面列有五款,其第三款是“2. Mechanik des Himmels - jetzt aufgelöst in einen Prozeß .- Mechanik: Ausgegangen von der Inertia, die nur der negative Ausdruck ; der Unzerstörbarkeit der Bewegung ist”,这是于光远的译文:

     

    “二、天体的力学——现在消解在一个过程当中了。力学:已经从仅仅是运动的不可毁灭性的消极的表现惰性(Irteia)当中走出来了。”【376】

     

    把“天体力学”译成“天体的力学”固然不能算错,但就像是把“生物化学”译成“生物的化学”一样,它却凸显译者的“外行”。事实是,德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赖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 1891-1953)在1930年出版了《原子与宇宙》(Atom und Kosmos)一书,其中的第五章就题为“Die Mechanik des Himmels”。它在两年后被英译为“Celestial Mechanics”【391】,在五年后被汉译为“天体力学”。【3921936年,也就是于光远从清华大学毕业那一年,《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介绍一种新的天体力学》。【393】很难想象于光远在1941年以前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天体力学”。

     

    好笑的是,一个甲子后,于光远的关门弟子方舟子也搞出了一个类似的笑话——这是美国哈佛大学吴柏林博士在《中华读书报》上抽他的那张“不要脸”:

     

    “方舟子还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式,指说别人的‘常识性错误’,但恰恰是在自己写的这一段短短的‘常识’文字中,竟有3个错误:一是把SRY基因在Y染色体上的位置搞错了(应在短臂近端粒处),并且还把‘着丝粒’外行地称为‘中心粒’;二是忘记了经典的‘沃尔夫管’和‘缪勒管’在性别分化早期‘此消彼长’的现象;三是把早期性别决定和性别分化中,首先是从男胚开始的,说成是‘女性更为基本的’。”【386】

     

    方舟子在中国科技大学学习的专业是“细胞生物学”,他在美国期间“受过分子遗传学的专业训练,曾经做过多年的分子遗传学方面的前沿研究”【394】,而他所犯的那几个低级错误,相当于告诉世人,他的那些学历和资历,不论真假,全都是“混” 出来的——彻头彻尾的“科学混子”。

     

    本来,如果于光远搞出来的笑话仅仅是天体的力学的话,世人对他的物理学根底仍旧会感到神秘莫测,因为马失前蹄、百密一疏之事时有发生——或许那只是偶然的失误,不能被用作得出某种结论的证据。可是,好像是专门为了消除这方面的疑虑似的,于光远把自己的根底完全暴露在了后半部分的译文中:

     

    “力学:已经从仅仅是运动的不可毁灭性的消极的表现惰性(Irteia)当中走出来了。”

     

    这是在曹葆华修改之后的译文:

     

    “力学:它的出发点是惯性,而惯性只是运动不灭的反面表现”。【390, p.1

     

    显然,于光远的“Irteia”是英文“Inertia”的误拼或误排,就像“Poclarcn”是“polaren”的误拼或误排一样。事实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八十年后的今天,“Inertia”的意思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惯性”——牛顿力学三大定律的第一定律就称为“惯性定律”(Law of inertia)。而“惰性”的英文是“Inert”,它虽然与“Inertia”存在着词源学关系,但在科学上,二者却有明显不同:“惰性”一般是指一种元素或物质的化学性质,即不易与其他元素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而“惯性”则是指一个物体的运动状态,即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它会一直保持原有速度。这是由《科学美国人》主编比奇(Frederick Converse Beach, 1848-1918)主编的《美国大百科全书》中的一段话:

     

    Inertia是开普勒引入的一个术语,表示物质的性质是如此‘inert’以致当它处于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时,它会一直保持这种状态,除非来自外部物体以某种方式作用于它。”【395】

     

    这是商务印书馆1920年出版的《汉译密尔根盖尔物理学》中讲解“奈端运动定律NEWTON'S LAW OF MOTION”第一定律:惯性Inertia”:

     

    “当一六八六年有奈端者。藉寻常宙宇之观察。研究力与运动之关系。由其结果。立三大定律。其一曰。物体苟无外力加之以变其位置。则静者必恒静。而动者必循直线以守等均运动。”【396】

     

    这是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 1920-1992)在1959年讲解“Inertia”一词的来历:

     

    “古希腊人十分重视人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把一件事情做好,他就不是一个完人。在后来的文明中,这一观念或多或少地保存在inert这个词汇当中,它来自拉丁语否定词头in和表示技艺的词汇art。一个没有技艺的人缺乏生命之灵光,因此就是行尸走肉。所以,inert被用于指那些死气沉沉、呆滞迟缓、沉重笨拙、毫无反应、抵抗变化的人或者物。到了1687年,英国数学家牛顿提出了关于运动的三大定律,第一定律说:‘处于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的物体,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将一直保持其原有状态。’也就是说,一块静止的石头,将永远保持静止,除非受到外力的作用。这似乎强调了物体的inertness,将它升华为自然定律。也就是因为如此,牛顿第一定律又叫惯性定律(principle of inertia)。”【397】

     

    也就是因为“惰性”与“惯性”的含义不同,所以,几乎没有人能够搞懂于光远那个句子到底是什么意思。最奇的是,好像是怕德国人不认识“Inertia”这个单词似的,恩格斯还特意给它附上一个德文单词,“Trägheit”。这是德国1865年出版的一本教科书中对它的解释:

     

    “物体所表现出的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不变的趋势,这种性质称为惯性。”【398】

     

    在《自然辩证法》正文中,作为一个单词,“Trägheit”还出现过一次:

     

    “Von ein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in der Kette sich vollziehenden Energie­umsetzungen ist nun erst ganz ausnahmsweise bei diesen Versuchen die Rede. Viele sind gemacht, ehe das Gesetz von der Äquivalenz der Bewegung naturwissenschaftlich anerkannt war, schleppen sich aber gewohnheitsmäßig unkontrolliert und unabgeschlossen aus einem Handbuch ins andre fort. Wenn man gesagt hat: die Elektrizität hat keine Trägheit (was ungefähr soviel Sinn hat wie: die Geschwindigkeit hat kein spezifisches Gewicht), so kann man dies von der Elektrizitätslehre keineswegs behaupten.”113, s.434

     

    这是那个被于光远多次嘲笑的杜畏之的翻译:

     

    “在这些试验中注意到电池中所发生的能之转变者只是少数的例外。许多试验好像是已经承认运动等量率,但他们并未经证实,只依照惯性而流行于教科书中。电没有惰性(这句话的意思也好像‘速度没有比重’一语的意思)这句论断是正确的,但是在说到关于电的学说时却不能说没有惰性了。”【321, p.525

     

    杜畏之之所以一会儿“惯性”、一会儿“惰性”,乃是因为在梁赞诺夫的俄文版中,德文单词“gewohnheitsmäßig”(习惯)被译为“инерции”,而“Trägheit”则被译为“инерцией”。【399, с.351】这两个俄文单词虽然词性不同,但词义却相近甚至可以说相同,所以杜畏之难免会有些懵圈——郑易里将前者译为“惰力”,后者译为“惰性”。【329, p.175】在1941年问世的俄文新版《自然辩证法》中,上面那段话略有修改,“gewohnheitsmäßig”被译为“традиции”(传统),而“Trägheit”却一如其旧。【400, с.124-125】(注:梁赞诺夫版《自然辩证法》没有收入《著作大纲》,但米丁版却收入了,该文将“inertia”译为“инерция”.400,  с.1】)所以,在曹葆华、于光远、谢宁1955年译本中,它仍旧被译为“惰性”:

     

    “在这些实验中,除了少数例外,都没有注意到电池中所发生的能能量变化。其中许多都是在自然科学承认运动等量率以前做的,它们没有经过验证,还不完整,却按照传统从一本教科书搬到另一本教科书中。如果在从前说,电没有惰性(这个说法和速度没有比重的说法具有相近的意义),那末,关于电的学说现在已经无论如何不能这样说了。”【390, p.127

     

    这个“惰性”属于误译的一个证据,来自曹于谢译本“本身”: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虽然只使用“Trägheit”两次,但他却使用与之相关的 Trägheitsmittelpunkt”一词七次。这个单词均被曹葆华等译为“惯性中心”。【390, pp.77-78

     

    这是中央编译局1971年版本对上面那段话的翻译:

     

    “在这些实验中,注意到电池中发生能量转化的只是特殊的例外。其中许多都是在自然科学承认运动等价定律以前做的,它们没有经过检验,也不完整,却按照传统从一本教科书搬到另一本教科书中。如果从前人们说,电没有惯性(这个说法和速度没有比重的说法具有相近的意义),那末,关于电的学说现在无论如何不能这样说了。”【389, p.498

     

    同样,在该版本中,“著作大纲”中的那个短语被译成“力学:出发点是惯性,而惯性只是运动不灭的反面表现。”389, p.357

     

    于光远后来曾反复说,中央编译局1971版《自然辩证法》“基本上”就是根据曹葆华等1955年版译本,“作了一些校订,但不多”【306, p.519】;或“略作校订”。【401-402】或许编译局1971年译本真的如于光远所说,但上面这个由“惰性”到“惯性”的改正,却比“很多”个无关痛痒的改正,如于光远对这个版本所作的那些“改正”(下详),都更具分量。

     

    20230427_12.png

    原形毕露

    1941年12月27日,于光远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二篇《自然辩证法》译文,全文不足六百字,没有几个完整的句子。但于光远仍旧能够在其中暴露出自己对科学和哲学的无知(黄色标记)。截图来源:【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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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亦明_:四、于光远翻译《自然辩证法》:五十年代

    四、于光远翻译《自然辩证法》:五十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于光远的本行变成了“革普”,即普及革命知识。所以,他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籍,距离“自然辩证法”越来越远。不仅如此,凡是发表《自然辩证法》的译文,署名均是曹葆华在前,于光远居后。因为于光远宣称他根据德文翻译《自然辩证法》在先、曹葆华根据俄文对他的稿子进行修改补充在后,则曹葆华后来居上只可能有一个原因,即他将于光远的那些译文“点石成铁”或“点石成金”了。可惜的是,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两篇稿子之外,于光远的其余译稿都不曾单独发表过。

     

    曹葆华、于光远在1950年发表的《自然辩证法》译文一览表

    署名

    标题

    刊名

    卷、期、页码

    曹葆华、于光远

    〈自然辩证法〉导言(上)

    中国青年

    19503027-32

    曹葆华、于光远

    〈自然辩证法〉导言(下)

    中国青年

    19503110-13

    曹葆华、于光远

    辩证法

    中国青年

    1950325-8

    曹葆华、于光远

    〈反杜林〉旧序

    中国青年

    1950387-10

    曹葆华、于光远

    关于生物学(上)

    新建设

    1950356-58

    曹葆华、于光远

    关于生物学(下)

    新建设

    1950464-67,28

     

    曹葆华与于光远联名出版的书籍,第一本就是前面提到的《从猿到人》,第二本是解放社1950年出版的《“自然辩证法”导言》。它们都相当于“小册子”,即较长文章的单行本。到了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他们二人署名的真正的书,题为《辩证法与自然科学》。【404】根据该书“译者底话”,书的内容“是恩格斯所著《自然辩证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译者翻译“根据德文本并参看过俄文本和英文本。”也就是说,这是《自然辩证法》的一个节译本。因为于光远本人很少提及这本书,所以它后来对“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有趣的是,在那之前17年,陈范予也将自己的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也叫《辩证法与自然科学》。【405

     

    1、一个好汉两个帮

     

    1952-1954年间,于光远没有发表一篇与自然辩证法有关的文章。到了1955年,于光远长达十五年的《自然辩证法》翻译工作终于结出正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曹葆华、于光远、谢宁三人署名的译著《自然辩证法》,它在半个世纪后被于光远“认证”为“建国后第一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译本”。【133, p.67而与1932年问世的杜畏之译本、1950年问世的郑易里译本相比,“曹葆华等译本”的最突出特点并不是译者人数成众,而是在正文前面的那篇《“自然辩证法”俄文本序言》,它最早发表于1951年,署名是曹葆华和谢宁。【108】这说明,在1955年之前,曹、谢二人曾独自翻译《自然辩证法》。

     

    1983年,也就是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的书,其中有一篇文章题为《总把明珠细细琢——回忆曹葆华同志的翻译工作情况》,作者是严友强、曹忠侃——后者是曹葆华的儿子。这是作者透露的曹葆华翻译《自然辩证法》时的情形:

     

    “《自然辩证法》根据德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旧国际版)译出,译时逐字逐句对照过俄文本,个别地方还参考过英译本。序言、附注是按俄译本译出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在延安就开始翻译,译稿的一部分过去曾经分册陆续出版过,前后历经十余年,直到1954年才最后全部译完该书。……他还搜集同一著作的不同译本,反复比较译者们对同一句子的不同译法,吸取各家之长。他不是自视孤高,而是多方向人请教。如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时,他曾请教过几位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何成钧同志对自然科学的概念、定律采用流行的科学名词表达方面曾提出过宝贵的意见。”【406】

     

    在同一本书中,也有于光远的一篇文章,专门讲自己翻译《自然辩证法》的过程,而下面这句话,透露的信息最重要:“一九四一年我去陕甘宁边区做经济调查研究工作。经过整风审干,以及工作的多次变动,这部书只译出了大部分便停译了”。【351】也就是说,于光远翻译《自然辩证法》,满打满算,不足两年。而曹葆华和谢宁翻译《自然辩证法》,则前前后后长达六、七年——从1948年曹葆华为于光远修改《从猿到人》算起。因此推测,曹葆华和谢宁极可能是对《自然辩证法》进行了全面的翻译,而不是像于光远所说,仅仅是“加工和整理”、“补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做过翻译工作的人都清楚,对别人的译稿——尤其是那些不堪卒读的译稿——进行“加工和整理”,比“白手起家”、“从头做起”要困难得多、多得多。对于这一点,艾思奇曾深有体会地说,那么做“费事极了”,而原因极简单:“单单的翻译不过只看着原著,逐字逐句地翻下来,校正的工作却要兼看译稿和原著。”【407

     

    其实,通观上面提到的那两篇文章,最让人不解的就是曹葆华在翻译《自然辩证法》时要请教“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何成钧同志”。因为何成钧乃是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的毕业生,是于光远的清华同系学弟,他与同是清华校友但毕业年代更早、专业不同的曹葆华几乎没有什么交集。不仅如此,在翻译《自然辩证法》那几年,曹葆华与于光远同在中宣部工作。如果曹葆华在翻译上遇到了科学问题,尤其是物理学问题,他岂不应该首先向于光远请教吗?他干嘛要舍近求远呢?对于这个问题,最合理的答案就是:或者于光远帮不上忙,或者曹葆华根本就不信任于光远,因为他的译文漏洞太多、太大。

     

    前面提到,于光远极少提及那本在1951年出版的《辩证法与自然科学》:我能够找到的唯一例子,就是他作于1983年的《我和自然辩证法》一文;该文长达万言,但不要说谢宁,于光远连曹葆华这仨字儿都不曾提及。【408】也就是因为如此,于光远的老跟班申振钰在一篇长文中大谈于光远根据德文翻译《自然辩证法》之时,对曹葆华也是只字不提。【409】实际上,在“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的那几份帮刊——《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与无神论》——中,曹葆华就像是根本不曾存在过似的。而于光远之所以对《辩证法与自然科学》三缄其口,因为它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它的内容就是于光远所说的“我的译稿”的全部;因此,《自然辩证法》的其余部分——除了《从猿到人》和《著作大纲》——,都是曹、谢二人独立翻译的。只有如此解释,才能够充分说明曹葆华“后来居上”这个不同寻常的现象。

     

    实际上,1955年译本的最大破绽就是其版权页上面的那几个德文单词:“辩证法”的德文单词“DIALEKTIK”竟然少了一个字母,被拼成“DIALETIK”。在三名译者之中,只有于光远是“根据德文”做的翻译,他怎么连这么大的漏洞都没有发现呢?无独有偶。五十八年后,于光远的弟子方舟子疯狂攒书捞金,而在他“审”的儿童读物《走进奇妙的物理化学世界》这本书的封面上,就明晃晃地印着“Step into wonderful world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这样能把马腿蹩折的英文。【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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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孪生祖孙

    于光远号称自己从1940年起就根据德文翻译《自然辩证法》,直到1954年左右才在曹葆华和谢宁的帮助之下完成全部翻译,译稿于1955年正式出版。与之相比,杜畏之在三十年代一个人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译成了这本书,而22岁的吴亮平在1930年仅仅用了三个月就译成《反杜林论》。【411】更可笑的是,在这本由俄文翻译家曹葆华领衔的译著的版权页上,“自然辩证法”的德文书名竟然出现了拼写错误,即将“DIALEKTIK”中的第一个K拼丢了。58年后,2013年,于光远的关门弟子、他指定的科学纳粹接班人方舟子“审”译的一本儿童读物在封面上也出现了类似的低级英文错误。而就像于光远总是要炫耀自己根据德文翻译《自然辩证法》一样,方舟子也总是炫耀自己的英文功底十分了得,所以他才会恬不知耻地动不动就给别人“布置(英文)作业”【412】、“改改英文作业”【413】、“批改英译汉作业”【414】。

     

    2、三份好处一人当

     

    虽然排名第二,但于光远却是《自然辩证法》1955年译本的最大受益者。1956年,于光远把“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强行塞进“国家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之中,并且顺势“主持”了其中的“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规划【43】,并且强行将这个标题改为“自然辩证法”【47】。在那之后,“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便一直死死地掌握在于光远的手中。【415-416】同年,于光远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它曾得到毛泽东的关注,因此导致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在六十年代的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417-418】据曾经参与“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规划的许良英后来透露,那个规划中关于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规划就是“在八年之内就五十个题目写出一百篇论文”【419】,因此其实质就是一伙从来没有搞过科学研究的“哲学家”给科学家打鸡血,逼他们“大跃进”。

     

    不仅如此,于光远还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设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在北京大学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申振钰把它吹成“(于光远)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了《自然和自然发展史》的课程。”【409】所有这些,都为他退居二线之后的梅开二度、兴风作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于光远赚得盆满钵满相比,曹葆华在1955年以后与自然辩证法完全绝缘—— “自50年代后期,曹葆华同志不再担负任何领导职务,他埋头书斋,专心译述,主要翻译介绍无产阶级文艺理论。”【406】也就是因为如此,才会有人呼吁 “别忘了翻译家曹葆华。”【420】而那个谢宁更是与世无争、默默无闻,即使是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也查不到她的生平信息。

     

    事实是,在于光远的两册《朋友和朋友们的书》中,没有一篇是专门回忆曹葆华的——连顺便提及他的次数都屈指可数。这就叫“此时无声胜有声”、“沉默是金”。也就是因为如此,于光远的拥趸们才会在当事人都已逝去的今天恬不知耻地说这样的话:

     

    “1955年,由于光远主持的《自然辩证法》新译本在人民出版社出版”。【301, p.48

     

    显然,在其徒子徒孙们看来,凡是有其主子参与的事情,其事必定由其主子来“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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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亦明_:五、于光远翻译《自然辩证法》:七、八十年代

    五、于光远翻译《自然辩证法》:七、八十年代

     

    前面提到,197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署名的《自然辩证法》单行本,该文本还被收入当年出版的《马恩全集》第20卷。而就是这个译本,成了于光远将“曹葆华等译本”变成”于光远等译编本”的跳板。后来的历史表明,“于光远等译编本”——该书版权页上写着“198410月第1版”,但它真正问世却是在19853月【421】——就是于光远屁股底下那把“中国自然辩证法公认的祖师爷”太师椅——没有这个译本,于光远的那个“祖师爷”身份就怎么看都有“篡位”、“僭越”之嫌。

     

    那末,“曹葆华等译本”到底是怎么变成“于光远等译编本”的呢?

     

    据于光远自己说,中央编译局1971年《自然辩证法》译本问世时,他正在宁夏的干校。而在看过那个新译本之后,他“觉得应该重新校译一下”,只是因为“没有德文原著”,所以暂时作罢:

     

    “一九七二年国庆节前我终于被‘解放’了。在离北京三年多之后,允许我回北京探亲,我也就呆在北京没有回宁夏去。这时候重新校译这本书的条件完全具备,于是从一九七三年起,我一方面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全部翻阅了一遍,把其中涉及自然科学理论方面的论述全部作了摘录,另一方面开始抽时间陆陆续续地校译,前后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把全书校译了一遍,自己觉得比一九五四年的版本和一九七一年的译本都好,改正了一些译得不准确的地方,文字也更顺畅了些。可是在‘四人帮’还在横行的年代,我不能抱出书的希望,校译好之后就好好地保存在那里。在这期间我还和一些同志合作对马恩著作中有关自然辩证法的论述(除了《自然辩证法》一书之外)作了详尽的摘录,印出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有关自然辩证法与自然科学》五个分册,近五十万字。”【351】

     

    也就是说,那个在1985年问世的“《自然辩证法》第五个中译本”是于光远在1973年前后“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校译了一遍”的;并且,他本人对校译结果也相当满意。问题是,在四十年代,刚刚走出校门不久、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于光远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才搞出了两篇质量低劣的译文;而在三十年后,也就是年近花甲、德文很可能早已忘光了的时候,他却仅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全书校译”的任务——这不奇怪吗?另一个让人不解的问题是,既然于光远可以“在‘四人帮’还在横行的年代”让《马克思、恩格斯论有关自然辩证法与自然科学》“印出”,他怎么却不能把那本“比一九五四年的版本和一九七一年的译本都好”的《自然辩证法》也“印出”,而是耐心地等待了十多年?

     

    上面这两个疑问,其实有一个相同的答案,而给出这个答案之人,就是于光远本人——这是他在“于光远等译编本”的“后记”中说的话:

     

    “平时翻阅通常大家使用的这个译本时,我觉得译文还存在一些缺陷,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动手校译和重编。在1973年到1974年之间,我才有可能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根据1962年狄茨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二十卷所载原文,对以前的译文从头到尾重新校译了一遍,每页都有不少改动。1977年我请范岱年、陈步同志再对照德文本和英译本帮助我把这个校正稿又仔细校了一遍。经过这样的校译,译文有了较大的改进,表述得更准确了些,也减少了一些译得不太恰当的地方。”【306, p.519

     

    也就是说,于光远当时之所以“不能抱出书的希望”,其真实原因并不是“‘四人帮’还在横行”,而是他对自己的“校译”没有信心,所以他才会在三年后请人对他的“校译稿”继续“校译”,并且还要用“英译本”与之对照——这与他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请曹葆华代劳完全就是前车后辙、一脉相承。看看范岱年是怎么说的:

     

    “刚开始他亲自参加,还把王玖兴(留学瑞士的哲学家)等老专家请来,一起逐句讨论,一字一句地校。粉碎‘四人帮’后,他又忙了起来,就让我和陈步完成全书的校译,由查汝强负责重新编辑,由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全部同志负责写注释,由许良英写‘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准备、写作和出版的过程’,由梁成瑞等编索引。”【14】

     

    在五十年代初,于光远请人帮这样的忙,还需要自己掏腰包付劳务费。【422】但是,到了七八十年代,“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全部同志”已经全都变成了“于光远编书组”的成员了;并且,无论他们付出多少劳动,他们的报酬都是一个字:“等”。按照方舟子打假吴国盛的路数,世人似乎应该像方舟子那样尖着嗓子问道:“利用主编的权力抢占署名,不知是否算得上是一种腐败否”【423

     

    根据于光远本人当时的宣传,“新译本”有两大特点、五小特点;两大特点的第一点是,它由于光远本人从头到尾校订一遍,外加范岱年、陈进又校订一遍,因此“译文有较大改进,提高了准确性和可读性”;第二点是,以前的译本沿用俄译本的编排顺序,即先将恩格斯的残稿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较为完整的“论文”,第二类是篇幅较小的札记、笔记,然后再按其中的内容进行归纳整理。而“新译本”则打破了这一模式,“把论文和札记合编在一起,基本上符合恩格斯的计划草案编排顺序,并增加必要的标题,各篇分别编上号码,以便查阅。”【401也就是因为有于光远本人定调,所以其他人在捧场之时也都随着他这么吆喝,如说什么“质量有所提高”、“译文更加准确”、“新编译本正文部分改变了以前沿用俄译本的编排次序,根据内容重新作了编排”、“编辑工作有所创新,等等。【424-425实际上,到了九十年代,这个译本还被中央编译局马恩室认证为“迄今内容最完备的中译本” 。【426】下面,就让我们从“校译”和“编排”这两个方面对这个“于光远等译编本”略作分析。

     

    1、“表述得更准确了些”

     

    尽管于光远说自己的“新译本”对旧译本“每页都有不少改动,但终其一生,于光远也不曾说出自己到底“改动”了以前译本中的哪些“译得不准确的地方”。好在我们已经对那些旧译本有所了解,所以我的校对就以它们为蓝本。

     

    1)《著作大纲》

     

    “于光远等译编本”正文第一页就是《总计划草案》,其内容就是于光远在194112月发表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著作大纲》。如上所述,这篇“文章”总共分为11条,全文不到六百字。经核对,较1971年中央编译局译本,于光远的新译本对其中的6条,共11处,做了改动:

     

    第二条改动了三处:把“自黑格尔以来德国理论发展的进程”中的第一个“的”字删去;把“回到辩证法是不自觉的”中的“复”字删去;把“因而是充满矛盾的和缓慢的”中的“充满”改为“自相”。

     

    第五条改动了四处:把“关于各门科学及其辩证内容的简要叙述中的“简要叙述”改为“Aperçus概要”外加注释:“评注,(简要的)叙述”;把“数学的无限出现在现实中”改为“数学的无限真正地出现”;把人名“劳施米特”改为“洛喜米特”;把“能”改为“能”。

     

    第八条改动一处:把“原生的灵魂”改为“原生粒的灵魂”。

     

    第九条和第十条各改动一处:即⑨⑩把人名“微耳和”改为“魏尔肖”。

     

    第十一条改动一处:把“达尔文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学说”中的“政治学”改为“政治”。

     

    于光远的上述改译,大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可以名之为“穷极无聊型”,即其修改与译文的“信达雅”完全无关,而只与于光远本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关,如他在这里删去一个“的”字、在那里删去一个“学”字、把“能量”删改为“能”,都是一些可有可无、无关痛痒、谁也评不出优劣的“校译”。

     

    于光远的第二类“校译”可以命名为“唯物辩证型”,即在前几个译本中打转转,搞“否定之否定”这类游戏。例如,第个修改,其原型是于光远1941年翻译的“回转”,曹葆华在1955年本中将之改为“回复到”,编译局1971年译本对此没有改动,而于光远的1985年本则将“复”删去,改为“回到”。

     

    同样,于光远的第个修改,即把“内容的简要叙述”先是改为“内容的Aperçus概要”,然后再在注释中将之解释为“评注,(简要的)叙述”,也是无事生非、画蛇添足。原来,在1941年,于光远将之译为“内容的概要”,这大致不错。但曹葆华在1955年本中却将之改为“内容的aperçus(参考、札记)”;编译局1971年译本将之改为“内容的简要叙述”,它基本上“回复到”了于光远1941年的“内容的概要”。可是,在1973年间,于光远似乎觉得曹葆华这种先列出洋文、然后再给洋文加注释的方式更上档次,所以他就跟着照猫画虎。事实是,曹葆华当年之所以会那么做,是因为他是在照译俄文版(“Aperçus [соображения, заметки]”)。400, с.1于光远既然一再宣称自己是根据德文进行校译,他有什么理由也这么做呢?

     

    于光远的第三类“校译”可以命名为“弄巧成拙型”,因为他的修改根本就不是什么“改正”,而是“改歪”、“改邪”、“改错”。例如,他的第个修改“充满矛盾”,本来是曹葆华对于光远1941年译本中“充满着矛盾”的修改,编译局1971年译本保留了这个改动。可是,在1985年译本中,它却变成了“自相矛盾”。为什么说这是“弄巧成拙”呢?因为该句的德文原文是“Rückkehr zur Dialektik vollzieht sich unbewußt, daher widerspruchsvoll und langsam113,p.307,其俄文译文是“Возврат к диалектике совершается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 поэтому противоречиво и медленно400, с.1,它们之中都没有“自相矛盾”的含义。而众所周知,“矛盾”分为事物间的冲突和事物内的对立,“自相矛盾”的突出表现就是前后不一、出尔反尔、不能自洽。恩格斯说“德国理论(科学)……回复到(黑格尔)辩证法”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人们对之不难理解,因为按照“恩格斯主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在本质上就是“对立的”。但是,说这个过程是“自相矛盾的”,却让人摸不着头脑——除非某种“德国理论”曾经否认辩证法的合理性,然后又悄悄地回到辩证法。但事实是,这种情况并不存在,至少恩格斯本人没有发现并予以指出。既然如此,于光远到底根据什么做出这个修改的呢?

     

    上面这些例子都说明,于光远在1973年前后修订《自然辩证法》,不大可能是如他所说的,是根据德文原文来“校译”中文译文,而更可能是像他在四十年代那样,以现有中译本为主,搞“中译中”,从中“择优录用”。实际上,于光远后来自己就把这个秘密泄露了出来,说他的“校译”是“从1972年”——即他手中尚没有德文版《马恩全集》之时——开始的,并且“是在书上用很小很小的字改上去,每一页改动的地方都不少,大部分属于修辞性质的”。【402】谁都知道,“修辞性质的”修改根本就不需要核对原文,所以他才可能“在书上用很小很小的字改上去”。

     

    其实,无论当时于光远手中是否有《自然辩证法》的德文本,那本书对于他的“校译”都没啥作用。之所以这么说,就是根据于光远的第个修改,即把“数学的无限出现在现实中”改为“数学的无限真正地出现”。这句话的原文(“Das Mathematisch-Unendliche wirklich vorkommend”)并不是一个句子,而是一个短语,意为“现实中发生的数学无限”,意即恩格斯要在那部分举出相关的 实例——它实际上就是正文中那篇题为《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上的无限之原型》(Über die Urbilder des Mathematisch-Unendlichen Welt)的札记。在1941年,于光远将大纲中的那个短语译为“数学上的无限是现实地发生出来的东西”,虽然把短语改成了句子,并且读上去有些拖泥带水,但以“信”这个标准来衡量,它是说是过得去的,因为它至少不会让读者产生误解。而曹葆华在1955年译本中将之译为“数学的无限在现实界中的地位”就显得有些无中生有,因为连俄文(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ое бесконечное имеет место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都没有“地位”那样的意思。显然是这个缘故,1971年编译局本将之改为“数学的无限出现在现实中”。而于光远在1973年前后将之改为“数学的无限真正地出现”,就是彻头彻尾的弄巧成拙、画蛇添足,因为恩格斯的本意是说,数学的无限有两种存在,即它既存在于人的意识中,又存在于现实世界——作为唯物主义者和“自然辩证法家”,恩格斯当然是要将之解释为前者来自后者,而“大纲”中的那句话就是在强调“数学的无限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可是,于光远的“真正地出现”则把这层意思完全抹杀了,因为在头脑中的存在也是“真正地存在”。毫无疑问,于光远在做出这个“校译”时,根本就没有将之与《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上的无限之原型》联系起来,而是孤立、静止、片面、绝对地——即“形而上学”地——对待那个短语。

     

    于光远的第四类“校译”就是对人名和专业术语的修改,可以称之为“自作主张型”。本来,对于这类问题,于光远既不是专家,又学无所长,所以他最好的选择就是“藏拙”、“守愚”,也就是“一如其旧”。可是,好像是非要彰显自己高人一筹似地,他竟然做出四项修改。其中,那个“Loschmidt”本来就不是什么名人,其德语发音与“劳施米特”又非常接近,因此完全没有改动的必要。实际上,在1941年,于光远就将之译为“劳许密德”,是曹葆华在1955年本中将之改为“劳施米特”的,编译局1971年译本采纳了这个译名。而于光远却在1973年将之改为“洛喜米特”。事实是,与于光远动手“校译”几乎同时,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新华社编辑的 《德语姓名译名手册》,其中虽然没有“Loschmidt”,但却有“Losch”(译为“洛施”)和“Schmid”(译为“施密德”)、“Schmidt”(译为“施密特”)。【427】也就是说,于光远的“喜”字没有任何根据:它既不符合德语发音,也不合中文译名惯例。也就是因为改得不伦不类,所以那个在《中国哲学年鉴》上吹捧于光远的“艾理”,都没敢拿它当作“不仅改正了一些译得不恰当的地方,而且译文的表达也更精确了”的例子,而是跳过它,拿于光远把“微耳和”改作“魏尔肖”当例子。【428

     

    事实是,与“Loschmidt”的默默无闻、鲜为人知相比,德国生物学家“Virchow”在中国可谓鼎鼎大名,早在三十年代就被译为“微耳和”。【429-434】实际上,尽管人民卫生出版社在1963年以“魏尔哨”的译名出版了他的《细胞病理学》一书——很可能是因为“微耳和”在五十年代遭到批判——,但世人根本就没有搭理这个花哨的译名,所以在七、八十年代出版的《辞海》中,都将他称为“微耳和”【435-436】,连于光远当时任主编的《自然辩证法通讯》都以《如何评价微耳和细胞病理学?》为题发表文章【437】。

     

    问题是,于光远为什么一意孤行,非要把约定俗成的“微耳和”译为“魏尔肖”?原来,在1941年,很可能是受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的影响,于光远把“微耳和”译为“维尔霍夫”;是曹葆华将之改为“微耳和”的,编译局1971年本保留了这个更改。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班学员傅杰青——他很可能是极少数受过正规医学训练的“自然辩证法家”——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恢复微耳和的本来面目——〈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两书中关于微耳和论述译文的商榷》,其中就批评了1955年曹于谢译本“干脆加进去许多译者自己的意思”。【438】于光远显然看到了那篇文章,所以他才会把该文指出的那些文字如“我们就可以看到”、“空洞”、“作者”从相关句子中去掉【439】,但他却将傅杰青说了无数次的“微耳和”改为“魏尔肖”——天知道他出于什么心理。

     

    于光远不仅在翻译洋人姓名时标新立异,他在翻译科学术语时也是如此。例如,他“校译”的第例就是把“原生体的灵魂”改为“原生粒的灵魂”。这个词组的原文是“Die Plastidulseele”,俄文翻译是“Душа пластидулы”,并且特别加注给予解释:

     

    海克尔将活体血浆中的最小粒子称为生命血浆,根据他的说法,每一个粒子都是结构非常复杂的蛋白质分子,并具有一些基本的‘灵魂’”【440】

     

    于光远在1941年对上面这个信息显然一无所知,所以他将那个单词译为“原始有机物的灵魂”。14年后,曹葆华将它改为“原生体的灵魂”,并且加了一个注:

     

    “赫克尔把活的原形质的细微质点叫作原生体(Plastidul),按照他的学说,其中的每一个质点都是结构极其复杂的蛋白质分子,并且具有某种初步的‘灵魂’。”【390, p.269

     

    1971年出版的编译局本沿用了曹葆华的翻译,只是将注释扩增了:

     

    “原生体是恩·海克尔对活的原生质的细微粒子的称呼,按照他的学说,其中每一个粒子都是结构极其复杂的蛋白质分子,并且具有某种初级‘灵魂’。

     

    “关于‘原生体的灵魂’、关于初级活体中潜在着意识、关于意识和它的物质基质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是1877年9月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会上辩论的题目,恩·海克尔、卡·耐格里和鲁·微耳和(在9月18、20和22日的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都非常注意这个问题。海克尔的小册子《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中专门有一章用来维护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回答微耳和的攻击。”【389, p.754

     

    也就是说,无论是曹葆华,还是中央编译局,他们在将Die Plastidulseele”译为“原生体的灵魂”时,都知道那个所谓的“原生体”是一种“细微质点”或“细微颗粒”,但他们都没有将之译为“原生粒”。为什么呢?可能的原因至少有二:第一,如果不看注释,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没有一个生物学家知道“原生粒”是个什么东西,而“原生体”则没有这个问题,因为“粒”相当于一种具有特定结构的物质,而“体”的范围要宽泛、抽象得多;第二,在生物学之外,“原生粒”这个名称已被占用,如上海科技出版社1966年出版的《固体表面化学》一书就把primary particles”译为“原生粒”。【441】显然,当时的于光远根本就不曾考虑过这些情况,所以他才会非要将之改为“原生粒”。其实,对这种昙花一现的名词概念——尤其是哲学家头脑中随时闪现的奇思异想——,最最稳妥的翻译原则就是“保守”,最最忌讳的方式就是“创新”,因为读者永远都无法跟得上某些人胡思乱想的步伐。而于光远却非要那么做不可。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他要搞出“新译本”——不推陈,怎么出新?

     

    需要顺便提及的是,据于光远自己说,他的“新译本”之所以“新”的“五小理由”之一就是“改写和增添了许多注释条目”。【401】而中央编译局1971年本中的这两段关于“原生粒”的注释,就被于光远收入了自己的“新译本”中,只不过是把“原生体”改为“原生粒,把原生质改为原形质、把微耳和改为魏尔肖,而已。306, p.378如上所述,在新译本中,还有一条关于《哥达纲领批判》的注释,它来自文革期间的一本小册子。天知道在该书的419条注释——比中央编译局1971年版多出一百多条,比《马恩全集》第二版译本多出二百多条——中,有几条是“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的独立自主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在“大跃进”期间,中国人民大学一个研究生班的学生,只花了四十天就完成了一部厚达三十八万字的自然辩证法注释初稿。【442所以说,于光远把抄来的注释也当作自己译本的一大特色,就是滥竽充数。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著作大纲》校改源流


    1941年于光远

    本【320

    1955年曹葆华等本【404

    1971年中央编译局本【389

    1985年于光远

    等本【306

    2014年编译局本【443

    1

    黑格尔以来在德国理论上的发展的行程

    自黑格尔以来德国理论发展的进程

    自黑格尔以来德国理论发展的进程

    自黑格尔以来德国理论发展的进程

    黑格尔以来德国理论发展进程

    2

    转向辩证法是不自觉的实行了

    到辩证法是不自觉的

    到辩证法是不自觉的

    回到辩证法是不自觉的

    回到辩证法是不自觉的

    3

    因此是充满着矛盾的和缓慢的

    因而也是充满矛盾的和缓慢的

    因而是充满矛盾的和缓慢的

    因而是自相矛盾的和缓慢的

    因而是充满矛盾的和缓慢的

    4

    内容的概要

    内容的aperçus(参考、札记)

    内容的简要叙述

    内容的Aperçus概要

    ① 评注,(简要的)叙述。

    内容的概要

    5

    数学上的无限是现实地发生出来的东西

    数学的无限在现实界中的地位

    数学的无限出现在现实中

    数学的无限真正地出现

    数学上的无限是实际存在的

    6

    劳许密德

    劳施米特

    劳施米特

    洛喜米特

    洛施密特

    7

    8

    原始有机物

    原生

    原生

    原生粒

    原生粒

    9

    维尔霍夫

    微耳和

    微耳和

    魏尔肖

    微耳和

    10

    维尔霍夫

    微耳和

    微耳和

    魏尔肖

    微耳和

    11

    达尔文学派的政治与社会学说

    达尔文主义的政治和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学说

    达尔文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学说

    达尔文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学说

    达尔文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学说

     

    2)《从猿到人》

     

    也许有人会这样质疑道:“于老说,自己的新译本‘每页都有不少改动’,而你在上面仅分析了其中的两页,不足全书正文的百分之一,因此有可能失之片面,甚至可能断章取义,故意找于老的茬儿。”

     

    既然如此,我们就再分析一下于光远新译本对《从猿到人》这篇文章第一段话的“校译”——这是其全文: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物料,劳动把物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是如此。它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06, p.295

     

    在中央编译局1971年译本中,这段话是: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89, p.509

     

    两相相比,于光远做了七处改动:第一,在第二句话中插入一个逗号;第二,把“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改为“劳动加上自然界”;第三、第四,两次把“材料”改为“物料”;第五,把“整个人类生活”改为“一切人类生活”;第六,把“以致”改为“以至”;第七,把“不得不说”改为“必须说”。

     

    这七项更改,有哪一项是必须的、必要的吗?实际上,和他对《大纲》的“校译”一样,这些改动之中,很多都是“改歪”、“改邪”、“改错”,而不是“改正”。

     

    首先,在1999年出版的《辞海》和2005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根本就没有“物料”这个词;只是在2012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物料”出现了,而其释义是“物品和材料。生产领域特指最终产品之外的,在生产过程中所需的一切材料”【32, p.1385】;而“材料”则是“可以直接制作成成品的东西”【32, p.118】。一般说来,自然界只能向人类提供“(原)材料”,而不能向人类提供“生产过程中所需的”中间“材料”。所以,于光远的这个修改,何止是“画蛇添足”,他简直就是又给那条长腿的眼镜蛇插上了一对能飞的翅膀。也就是因为如此,《马恩全集》第二版没有采纳于光远的这个“创新”,而是一如其旧,使用“材料”一词。【443, p.759

     

    其次,于光远把“整个人类生活”改成“一切人类生活”,也不伦不类。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一切”不仅有“全部”这个含义,而且还有“各种”这个含义。因此,说“一切人类生活”,就相当于把不可数名词“生活”变成了可数名词“生活”,把抽象的“生活”变成了具体的、繁琐的、日常的、世俗的“生活”,即把烧柴、煮饭、打酱油也都包括了进去。如果马克思也像于光远那样形象、具体、形而下地思维的话,不要说《资本论》第二、三卷,他连第一卷都无法完成。

     

    最后,“不得不”与“必须”并不是同义词:前者不是词,而是一个短语词组,表示某种客观原因所导致的唯一选择;而“必须”的词义要广泛得多。【444-445】具体到恩格斯的这句话,它表示由于劳动的重要性极大,因此作者只能得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个结论——它是客观因素导致的,而不是作者的主观臆断。而将“不得不”改为“必须”,就将这层意思模糊甚至抹煞了。陆一远将之译为“我们可以断然说”【323, p.59】,可以说是颇得“müssen”这个德文单词之神韵——杜特后来将它译为“have to”【326, p.279】。但很可能是受俄文单词“должны”的影响,成嵩、杜畏之、郑易里分别将之译为“充义至尽……也未尝不可”【322, p.67】、“甚至我们可以说”【321, p.415】、“我们甚至可以在某一种意义上说”【329, p.189】。于光远在1940年将之译为“使得我们在某种意义下必须说”【320】,曹葆华在1949年和1955年将之改为“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说”【328, p.1】【390, p.137页)。是中央编译局1971年本将之改为“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306, p.509】,算得上是“仨字卌年得,一吟泪双流”。而于光远在1973年的“校译”,就是回到了1949年曹葆华的改动,只不过他把“以致”改成“以至”,而已。

     

    实际上,“以致”和“以至”虽然含义略有不同,但却是近义词,所以于光远根本就没有改动的必要——即使非要从它们之中做出选择,“以致”也要远远优于“以至”。实际上,《马恩全集》第二版就继续使用“以致”。【443, p.759

     

    3)“物料交换”

     

    上面提到,在《从猿到人》那一部分,于光远把“材料”改为“物料”。其实,那不是于光远的唯二“物料”。在他的“新译本”中,“物料”这个名词出现了十多次,可是,在包含《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的《马恩全集》第一版第二十卷、第二版第二十六卷中,物料这个名词却一次都不曾出现过——由此可知于光远是多么的特立独行。而在那十多个“物料”中,下面这句话中的“物料”最为奇特:

     

    “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本质契机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的物料交换,而且这种物料交换一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結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306, p.284

     

    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

     

    “Leben ist die Daseinsweise der Eiweißkörper, deren wesentliches Moment im fortwährenden Stoffwechsel mit der äußeren sie umgebenden Natur besteht und die mit dem Aufhören dieses Stoffwechsels auch aufhört und die Zersetzung des Eiweißes herbeiführt.”113, s.559-560

     

    这句话总共只有34个单词,其中的“Stoffwechsel”含义虽然非常复杂,但与其对应的中文却非常简单,那就是“新陈代谢”。例如,在1935年出版的《生物学大观》中这样写道:

     

    “由是我们对于那由外界摄入体内再由体内向外排出的物质变化,及势力的不断的推移,统称之为‘新陈代谢’1”。(注1:Metabolism (Stoffwechsel))【446】

     

    而在1951年出版的《新内科学》中则有这样的文字:

     

    “物质代谢(或称新陈代谢MetabolismStoffwechselUmsatz)乃为体内营异化作用Dissimilation及同化作用Assimilation之化学机转之总称。”【447】

     

    也就是说,虽然“新陈代谢”包括“物料交换”,但却远不止于“物料交换”,因为经过“交换”的那些“物料”还要参与“同化”(合成)与“异化”(分解)过程。

     

    看看郑易里是怎么翻译那段话的:

     

    “生命是蛋白质的存在形态它的根本契机就是它和它周围的自然界之不断的新陈代谢,这种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就跟着停止,蛋白质也就分解了。”【329, p.350

     

    这是曹葆华等1955年译本的翻译:

     

    “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重要因素是在于与其周围的外部自然界不断的新陈代謝,而且这种新陈代谢如果停止,生命也就随之停止,結果便是蛋白质的解体。”【404, p.256

     

    这是中央编译局1971年译本的相应文字:

     

    “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的新陈代谢,而且这种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389, p.646

     

    这是中央编译局2014年译本的相应文字:

     

    “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本质要素就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的新陈代谢,这种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443, p.747

     

    事实是,“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句话,在《反杜林论》中也出现过:

     

    “Leben ist die Daseinsweise der Eiweißkörper, und diese Daseinsweise besteht wesentlich in der beständigen Selbsterneuerung der chemischen Bestandteile dieser Körper.”113, s.75

     

    其中的“Selbsterneuerung”译成英文就是“self-renewal”,所以它被吴亮平译为“自我更新”:

     

    “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这种存在的形式,实质上就是在于把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的构成要素,作经常的自我更新。”【388, p.94

     

    而钱铁如的译文与之大同小异:

     

    “生命就是蛋白物的存在方法,而这存在方法,本质上,是存在于该物体的化学构成要素之不断的更新上的。”【387, p.126

     

    也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所谓的“Stoffwechsel”与“物料交换”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而与“同化”过程近乎同义。

     

    那么,于光远的这个笑话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多次借用“Stoffwechsel”这个词来代指物质交换

     

    “又‘资本论’许多地方使用‘物质变换’(Stoffwechsel)一词,同样,也是借用动物学上的术语。但动物学上一向把它译为新陈代谢,这个译语照原意来使用是不妥的,所以我们姑且用物质变换(物质的交替)一词。”【448】

     

    极可能的,经济学家于光远把经济学家马克思对动物学术语的理解用来理解哲学家恩格斯对生物学的叙述了。

     

    实际上,于光远的那句译文的最大破绽并不是“物料交换”,而且“本质契机”,它们显然来自郑易里的“根本契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难会有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把德文词汇“Moment”——其含义是“决定性因素”(ausschlaggebender Umstand)——译为“契机”,因为这么译的结果就是“不知所云”。所以,上面那些译文都将之译为“重要因素”、“基本因素”、“本质要素”,或 “实质上”、“本质上”。

     

    其实,在郑易里那句译文中,最大亮点就是对“Eiweißkörper”的翻译——“蛋白质”。因为连恩格斯自己都承认,那个名词很笨拙(Der Name ist ungeschickt),它的另一个词汇是“Proteinsubstanzen”,也就是英文“protein substances”的德文化。【113, s.76】所以,英国共产党著名翻译家伯恩斯(Bernard Emile Vivian Burns, 1889-1972)将之英译为“albuminous substances”或“protein substances”。【449

     

    同样,钱铁如将之译为“蛋白物”也比“蛋白体”好,因为一般来说,“体”是有三维结构的物质,而“物”和“质”则没有这层约束。所以,“蛋白体”这个译名自从出现,就让人莫名其妙至今——没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东。【450-454】既然于光远在那个无关痛痒的“原生粒”的译名上那么计较,他岂不应该在关乎“生命的存在形式”的“蛋白体”的翻译上更加推敲再三、权衡再四?

     

    总而言之,在七、八十年代,于光远既不熟悉德文,也不熟悉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如《反杜林论》,否则的话,他无论如何都不大可能搞出这些笑话。换句话说就是,于光远在七十年代对《自然辩证法》的“校译”仍旧是“中译中”,而不是如他所说,是根据德文本——当然,这并不排除他偶尔翻翻德文版《马恩全集》的可能性。

     

    4)“运动的基本形式”

     

    2015年,也就是在于光远去世两年后,《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谈谈〈自然辩证法〉的最新译本》,其中举例证明那个《自然辩证法》的“最新译本”,即《马恩全集》第二版第二十六卷本,“经过集体努力,新版译文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例如,在《运动的基本形式》这篇论文一开始,恩格斯就阐明什么叫‘运动’。过去的所有译本都把这段话译为:

     

    “‘运动,就其被理解为存在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这一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囊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起直到思维。’

     

    “这句话常被引用。我们核对了原文,此处译文没有准确反映恩格斯的原意,与原文貌合神离。原译文在‘存在方式’前面少译了‘物质的’这个重要定语,结果‘存在方式’不知是指什么的‘存在方式’,是物质的‘存在方式’,还是非物质的东西的‘存在方式’? 现在改为:

     

    “‘运动,就它被理解为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的固有属性这一最一般的意义来说,涵盖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直到思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 卷第589 页)”。【455】

     

    这是该文所说的“过去的所有译本”的相关译文:

     

    1932年杜畏之译本:

     

    “运动一字就其本来的字义说来,就是物质之存在的能力,物质之内在的属性;他可以包括宇宙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与过程,自最简单的地位移动起到思想止。”【321, p.341

     

    1950年郑易里译本:

     

    “就字面上最普遍的意义说,运动就是物质存在的方式,是物质内在的属性[性质],包括宇宙中发生的由简单的位置变动到思惟为止的一切变化和一切过程。”【329, p.63

     

    1955年曹葆华等译本:

     

    “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物质的固有属性,它包括宇宙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简单的位置变动起直到思惟止。”【404, p.46

     

    1971年中央编译局译本:

     

    “运动,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移动起直到思维。”【389, p.408

     

    1985年于光远等译本:

     

    “运动,就它一般的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方式,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起直到思维。”【306, p.124

     

    看到了吗?在1955年以前那三个译本中,都说明了“存在方式”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因为在《自然辩证法》问世那年,俄国人就是那么翻译的:“理解为物质的一种存在方式”(понимаемое как способ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материи)。【399, с.2311941年俄文版的译文虽然略有改动,但“物质”仍旧是关键词:“理解为物质的一种存在形式”(понимаемое как форма бытия материи)。【400, с.46】只有编译局1971年本和于光远1985年本把“物质”搞没了。既然于光远在1973年前后是根据德文原文“校译”编译局1971年译本,他有什么理由不把那个“没有准确反映恩格斯的原意,与原文貌合神离”的译文改正过来呢? 如果连如此“常被引用”的语录中的关键性失误他都没能发现,他的译本怎么可能会“表达得更准确了些”呢?

     

    总而言之,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竟然找不出于光远“校译”中有一条是“必须的、不得不”的,更不要说是妙手回春的、画龙点睛的。而他之所以非要做出那些可有可无、无关痛痒的修改,即使是出于最善意的猜测,我们也只能说是“为改而改”——为把“曹葆华等”改成“于光远等”。

     

    2、“编辑工作有所创新

     

    据于光远自己讲,他译编的《自然辩证法》的最大特色,除了“校译”之外,就在于“编排”。根据1986年出版的《中国普通图书著录规则图释》,“著作方式”有24种之多,但其中偏偏就没有“译编”这一方式。【456】而之所以会如此,很可能是因为,与“编写”、“编译”相比,“编排”不过就是把别人书中的章节段落进行重新排列组合而已,这样的工作通常没有什么学术含量,算不上是什么学术劳动,因此无法单独出书。

     

    如上所述,在生前,恩格斯本人将那些手稿分为四类,并且还写有“著作大纲”。而梁赞诺夫因为那些手稿都不是完整的稿件,因此将它们全部拆开,然后按照年代顺序重新排列。梁赞诺夫的做法遭到后人——尤其是米丁——的强烈批评。而“米丁版”的做法就是将那些稿件分为“计划大纲”(Наброски плана)、“文章”(Статьи)、“笔记和片段”(Заметки и фрагменты)三大类,第三类再分成“科学史”(Из истории науки)、“自然科学与哲学”(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е и философия)、“辩证法”(Диалектика)、“”物质的运动形式。 科学分类(Формы движения материи.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наук)、“数学”(Математика)、“力学与天文学”(Механика и астрономия)、“物理学”(Физика)、“化学”(Химия)、“生物学”(Биология)九小类。这个体系就是曹葆华等1955年版和中央编译局1971年版所采用的体系(因为根据的是俄文1935年版,郑易里1950年版与之略有差异。)而于光远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他打破了“文章”与“笔记和片段”的界限,把所有文稿都进行统一归类。

     

    毫无疑问,米丁等人在四十年代对《自然辩证法》手稿的编排进行“体系创新”时,肯定曾考虑过“于光远方案”,因为那是一种本能的、方便的选择。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那么做,显然出于很多考虑,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较为完整的文章表示恩格斯较为完整、成熟的想法,而那些札记、笔记,则是他头脑随时冒出的思想火花,就像李贺的“诗囊”装的并不是完整的诗歌,而是偶然得到的妙语佳句一样。对于这些半成品“物料”,普通读者从中不仅得不到什么“指导”,恰恰相反,他们只能得到一头雾水。所以,把文章与札记分开,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读者。实际上,恩格斯本人就将那些较为完整的文章与其他札记分开,单独归入第三束。

     

    不过,最好笑的是,据于光远自己说,“这样重新改编的设想是查汝强同志提出的,也就请他负责这项工作。”也就是说,如果那个“编排”真的具有什么重大意义的话,那第一功臣也是查汝强,因此这个新“译编本”也因此应该署为“于光远、查汝强等译编”。事实是,查汝强不仅在1980年以前主编过《〈《自然辩证法》导言〉解说和注释》、《〈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解说和注释》这类小册子,他还在1980-1985年之间撰写了大量与自然辩证法密切相关的文章,如《从哲学角度谈谈生物学的未来》、《哲学和自然科学结合是哲学发展的必需》、《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四大成就丰富了辩证自然观》、《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再谈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马克思和自然辩证法》等——与之相比,终于光远一生,他也没有写出一篇正儿八经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论文(下详)。可是,于光远却放过查汝强不用,而是请许良英为这个“新译本”撰写了那篇似序非序、似跋非跋、似导读非导读、似评论非评论的“四不像”:《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准备、写作和出版的过程》,连该文在书中的位置都摆放得那么不伦不类——它被与《〈自然辩证法〉手稿的分束》和《〈自然辩证法〉成稿年表》一起排在正文之后、《注释和索引》之前,真是煞费苦心。

     

    与“于光远等译编本”在中国北京问世的同时,第二版《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十六卷也在德国柏林问世。这两本书的共同特点就是把《自然辩证法》的稿件按照其内容进行了分类——于光远将之分成十类,《考证版》将之分为八类。而于光远本所多出的两类,一个是把“认识自然的辩证法。认识论和辩证逻辑”与“自然界的辩证法。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分开,自成第五类;而在考证版中,《认识》(Erkennen)只是《辩证法作为科学》(Dialektik als Wissenschaft)中的一个亚类。于光远本多出的另一类就是第十类《〈自然辩证法〉准备材料》,其下的三篇札记“考证版”都没有收录。至于各类之中,于光远本将《〈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上帝在信仰他的自然科学家那里所得到的待遇》归入第二类《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而考证版则将它们归入第三类《黑格尔以来的理论发展进程。哲学和自然科学》(Gang der theoretischen Entwicklung seit Hegel. Philosophie und Naturwissenschaft);于光远本将《Causae finales〔目的因〕和Causae efficientes〔作用因〕》和《海克尔〈人类起源学〉》归入第三类,但考证版却将它们放在第六类《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Dialektischer Inhalt der Wissenschaften之中。此类差异颇多,不值赘叙。

     

    实际上,于光远本在编排方面的最大特色,就是编者在第三、四、五、六类中给每小类附加的标题,它们既不存在于恩格斯的原稿之中,也不存在于《自然辩证法》的其他各种版本之中,因此相当于“于光远等译编本”的最大特色。这些小标题既相当于每一小类的“内容提要”,也相当于该类内容对今后科学研究的“指导价值”所在,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第三类中的第二亚类的小标题:《自然科学家得受哲学的支配》——这实际上相当于恩格斯受于光远所迫,向于光远颁发了一份委任状和授权令:

     

    “特任命于光远同志继续担任中国科学界的党代表、总政委,有权把所有他理解不了的自然现象打成‘戏法’,把所有研究那些现象的科学打成‘伪科学’——钦此。”

     

    3、买椟还珠

     

    在那篇关于于光远《自然辩证法》新译本学术座谈会的报道中,有这样一句话:

     

    “于光远及有关同志在出国访问中曾花费了不少精力,查阅了国外的大量有关资料,拍回了缩微胶卷,选择了最重要的资料”。【425】

     

    而据龚育之的夫人孙小礼说,“在改编过程中,他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研究所获得恩格斯这部手稿的微缩胶卷,对这些手稿进行了查阅。”【457】经查核,于光远访问荷兰是在1979年年底。【458】也就是说,从搞到“这部手稿的微缩胶卷”,到这本书的正式出版,于光远至少有五年的时间。假如于光远真的以这个“镇会之宝”【29】为基准进行“校译”的话,则其新译本的权威性几乎让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因为根据胡适的校勘学理论,“校勘学的最可靠的依据全在最古的底本。”【459】而对于《自然辩证法》来说,不要说俄文翻译本,即使是德文排印本,其权威性也要低于恩格斯的手稿照片。可惜的是,于光远对于那个宝藏的态度,与好龙的叶公几乎一模一样。

     

    于光远去世后,其秘书、其女儿、其弟子、其门生编纂了一本纪念文集,其中有一篇题为《于光远自然辩证法研究让我难以忘怀的几件事》,作者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个韩增禄。据他说,自己是文革后“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班”的学员,学习期间要作一篇论文,所以他就根据那份手稿对《自然辩证法》的中译本进行了一番比较,其中的最大发现就是,“1955年、1971 年出版的两个中译本的版权页上,《自然辩证法》的德文书名,都缺一个字母(DIALEKTIK DER NATUR 印成了DIALETIK DER NATUR) ”【29(注:我没有在1971年《自然辩证法》中译本单行本的版权页上看到德文书名,在全集本中也没有看到。)

     

    最好笑的是,“新译本”问世后,韩增禄不仅收到了于光远赠送的新书,而且还收到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来信,要求他为新译本提出“意见”。这位老兄显然对“意见”二字没有做出“辩证”的理解,而是“形而上学”地以为那真的是在邀请他给“于老”挑错,所以他当真地研究了一番,结果“把几年来研读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缩微胶卷影印件的成果和对该译本中存在问题的意见,缩写成了一万多字的稿子。”两个月后,“新译本研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韩增禄又上交了四千多字。这是于光远在第二次会议上的表态:

     

    “看来,一个人不管是资格有多老,学问有多大,对某个问题一旦不再研究了,就没有发言权了。”【29】

     

    不仅如此,于光远还表态说:韩增禄同志写的这个意见,可以发表。可是,直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韩增禄的于学研究成果到底是什么内容。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于光远的拥趸们知道对于老的意见必须辩证地理解,所以韩增禄在于老去世后说,后来,我的这个稿子虽然没有人给发表,重要的是于光远同志已经看到了,我心已足矣。29】话虽如此说,但内心的不平却是掩饰不住的。果然,在给于老提意见之后不久,韩增禄加入了围剿左派查汝强的阵营,不仅反对思辨地从原则出发再去构造出各式各样不结果实的庞大的理论体系460】,还主张诚心诚意地、行之有效地搞好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联盟在这样一个联盟中充当一个适合于自己的角色。【461】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建议,都不对于老的心思。所以,这位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颇有研究的“自然辩证法家”,转行研究《周易》和“风水”去了。【462-464】换句话说就是,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内,研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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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亦明_:六、“祖师爷”考

    六、“祖师爷”考

     

    毫无疑问,“于光远等译编本”的出版,对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是一件头等大事。所以,这个局级单位在1985年先后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中国社科院马列所”联手,召开了两次座谈会,给自己的“祖师爷”捧场。不言而喻,参加座谈的人全都应该按照祖师爷定下的调子说些场面话。但意想不到的是,除了那个不识趣的韩增禄之外,还有人在会上发出了这样的不和谐音:

     

    “座谈会上,有的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提到出版马列著作要搞序言的精神,认为应该为此书写一篇序言,把此书的内容、意义、背景、地位讲一讲,便于读者阅读。”【425】

     

    原来,在1963年,毛泽东曾提出过这样的意见:要为那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注解的字数可以超过正文的字数。【465】两年后,毛泽东又对陈伯达等人说,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每部著作都要写我们的序言,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来写。【466】毫无疑问,对于这些旨意,于光远即使没能亲耳聆听,他也一定会通过其他渠道达到“耳熟能详”的程度。可是,一直紧跟毛泽东的于光远,却对毛泽东一生中发出的与自己关系最为密切的“最高指示”置若罔闻。换句话说就是,在“《自然辩证法》新译本”的正文之前,是一片光秃秃、白茫茫、寸草不生、荒无人烟的“真干净”旷野,既没有序言,也没有引言,更没有介绍。于光远后来以该“新译本”是“试编本”为由将之搪塞过去。【402】但谁都明白,即使那个“试编本”真的有朝一日变成“定编本”,于光远的序文仍旧会付诸阙如,因为能否写一篇像样的序文,与被序之书的完美程度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梁赞诺夫序就是明证。

     

    1、知不易

     

    实际上,早在1955年,也就是在“曹葆华等”译本出版之际,研究《自然辩证法》已达十五年之久的于光远就应该为它写一篇序言,除了介绍此书的内容、意义、背景、地位之外,还要讲一讲恩格斯的预言到底兑现了几成、当时的读者应该如何利用这本书来指导自己的科研实践。如前所述,于光远在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但他当时手中并没有一件当得起这个身份的学术作品。【422】而一篇沉甸甸厚实实的《〈自然辩证法〉序》却足以奠定他的“中国自然辩证法之祖师爷”地位。可惜的是,于光远不仅在1955年没能完成这个任务,他在三十年后出版新译本之际仍旧没有完成,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十分的遗憾和十二分的不解:“厚积”了三、四十年之后——其中的“文革”期间他几乎是完全赋闲,所以他才会闲得编辑《马克思恩格斯论喝酒》。而1982年以后,于光远变成中顾委中最年轻的“老同志”,他无官一身轻,连在社科院的任职都只剩下吃空饷的“顾问”头衔,但于光远对自己手中的那件无价之宝仍旧无话可说。

     

    如上所述,早在问世之初,《自然辩证法》正文之前就有梁赞诺夫亲自撰写的长篇序言,它奠定了梁赞诺夫的“全世界自然辩证法公认的祖师爷”地位。同样,在1941年新版《自然辩证法》之中,也有“联共(布)中央直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署名的序言——它被曹葆华、于光远等人顺手拿来,当作1955年译本的“代序”。尽管上面这两篇序言似乎已经把对该书应该说的话都说得差不多了,但与“于光远等译编本”同年问世的《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十六卷仍旧发表了一篇超长“导言”(Einleitung)【467】,外加“编者附言”(Editorische Hinweise)【111】,和一篇类似跋语的考证文章,《创造与传统》(Entstehung und Überlieferung)【468】。与之相比,“于光远等译编本”显得相当寒酸,不仅前言位置一片空白,即使是《后记》,也短得不能再短。而许良英那篇“四不像”,如前所述,就其内容而言,除了对胡克的批判之外,基本上没有超过梁赞诺夫的序。

     

    实际上,连杜畏之都在自己的译本之前写了一篇“译者的序”。不仅如此,他还在书尾附上了一篇长达四万余言的论文,题为《辩证法与相对论》——其目的,就是要证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确实“是辩证唯物论在自然领域中之最深入的一次侦察。”看看他的这段话:

     

    “没有绝对的运动,一切运动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静止,一切静止都是相对的。没有运动便没有静止,没有静止也不会有运动,运动和静止是紧相关联的。不像牛顿及一般玄学的思想家所想像的那样毫无瓜葛的两个对立物。这一个矛盾之两端违背了非辩证家的意志,联在一起,打成一片,溶为一物了,玄学家以为他们是不相连的,不相入的,可以相失的,现在知道不然了。对立之互相融合——这不是水清见底的辩证的结论吗?”【321, p.601

     

    在于光远的一生中,可曾写出过如此“辩证”的话吗?与只在河南大学学习了半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了三年——所学专业显然不会是自然科学专业——的杜畏之相比,清华大学物理系科班毕业生、毕业论文专门研究相对论、该论文还曾被爱因斯坦本人亲自审阅【2】【385, p.13】【469】的于光远岂不是当时全中国最适合写作“辩证法与相对论”这类文章的那个人吗?可是,终其一生,于光远既没有发表过《〈自然辩证法〉序》这样的综述性文章,也没有发表过《辩证法与相对论》这样的专论性文章。

     

    事实是,在四十年代,连只念过六年私塾的徐特立都能够总结出“从牛顿的力学、光学中看来,他的成功是由于具备了两个基本工具:第一个基本工具是数学,第二个基本工具是当时发达了的工厂手工业,天文、航海运输的经验。”【470】而一生都在书本中生活的于光远最最仇恨的东西就是“经验”、“经验主义”。

     

    到了六十年代,一个名叫林万和人还撰写了一篇长文,其中大部分篇幅用于讨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的体系和结构问题”。【471】一个没有翻译过《自然辩证法》的人都能够长篇大论地讨论该书的体系和结构问题,但一个专门翻译并且“编排”《自然辩证法》之人却对之一言不发,这不奇怪吗?

     

    总而言之,如果非要给“中国自然辩证法”找个“祖师爷的话,那这个人首先应该是杜畏之,而不是于光远。而“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之所以会演变成“中国科学纳粹”以及“方舟科邪教”的总后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根子不正——所谓的“上梁不正下梁歪”。最最好笑的是,许良英那篇“四不像”的结尾部分这样写道:

     

    “自然辩证法跟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本身是科学的。科学是让人研究的,而不是要让人供奉起来膜拜的。它来源于实践,并且随时受着实践的检验。它不是僵化的教条和空洞的说教,而是实际的行动的指南。它是要使人扩大眼界,活跃思想,而不是要使人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它是自然科学的前哨和后卫,并且要不断从自然科学中吸取养料,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109】

     

    在今天,这段话无论怎么看都像是在讥讽于光远,因为他就是要把《自然辩证法》当作“僵化的教条和空洞的说教”,“使人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而坚决不去研究它,拒不“从自然科学中吸取养料”去发展它。

     

    2、行更难

     

    实际上,根据于光远的亲兵嫡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编辑的《自然辩证法参考资料目录索引(1949-1978)》一书,在1949-1978那三十年间,于光远只发表了如下“自然辩证法参考资料”文章:

     

    于光远:《外间世界、高级神经活动与心理现象》,《哲学研究》1956年5期

    于光远:《人在变革自然界中的能动作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8年3期

    于光远:《开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学术月刊》1958年6期

    于光远:《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改造科学研究方法》,《红旗》1965年9期

    于光远:《谈谈“科学种田”与“民主种田”》,《光明日报》1978年5月14日

     

    也就是说,祖师爷于光远的任务只是号召别人去“开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五年内编出三本自然辩证法方面的论文集”【472】、探讨“自然界的规律性”、发掘“辩证唯物主义诸范畴在各种自然现象中的体现”——这是他主持制订的“十二年规划”所规定的任务——,而他本人则主要负责玩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喝酒的“理论”。难怪连他会以“发起家”自诩。【473

     

    实际上,于光远的嫡系亲兵极大地美化了自己的祖师爷——在知网上查到的结果更是惨不忍睹:在1980年以前,于光远只发表了一篇以“辩证法”为主题的文章,即《开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在那之后的三十多年,于光远发表的辩证法文章也仅有17篇,大约每两年一篇。但实际上,在那18篇文章中,除了《要灵学,还是要自然辩证法?》之外,没有一篇可以算得上“学术论文”,它们大多都是不着边际、信口开河般的高谈阔论——所谓的“讲话”(见下表)。

     

    “中国自然辩证法公认的祖师爷”、“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总舵主

    于光远一生中发表的以“辩证法”为主题的全部文章

    在“中国知网”搜索“作者:于光远”+“主题:辩证法”,系统给出27条结果,其中7条是完全相同的重复收录,2条是重复发表。

    [01]于光远:《开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召开的自然辩证法座谈会上的讲话》,《学术月刊1958(6):55-62.

    [02]于光远:《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1):5-6.

    [03]于光远:《一九五六年在青岛遗传学会上的两次讲话》,《中国科技史料1980(1):12-21+75.

    [04]于光远:《要灵学还是要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通讯1982(1):8-15.

    [05]于光远:《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特色之一——重视人工自然的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5):1-3.

    [06]于光远:《临床过程与临床医生的思维——在全国第二届医学辩证法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医学与哲学1983(12):2-4.

    [07]于光远:《能源农业及有关能源的某些自然辩证法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1):6-12.

    [08]于光远:《理想的规划 规划的理想》,《财经问题研究1984(4):4-13.

    [09]于光远:《关于地、市、县三级干部的知识结构问题》,《河北学刊1984(5):52-60.

    [10]于光远:《编辑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的几个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1985(1):1-6.

    [11]于光远:《为〈自然辩证法〉新译本出版讲几句话》,《读书1985(7):3-5.

    [12]于光远:《为〈自然辩证法〉新译本出版讲几句话》,《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3):1-2.

    [13]于光远:《〈自然辩证法辞典〉条目举例》,《自然辩证法研究1989(6):35-42.

    [14]于光远:《当代哲学界的一个学派》,《自然辩证法研究1990(3):60-62.

    [15]于光远:《〈自然辩证法辞典〉条目举例——》,《自然辩证法研究1990(4):54-61.

    [16]于光远:《纪念查汝强》,《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4):65.

    [17]于光远:《自然》,《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10):12-19+42.

    [18]于光远:《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1992:10.

    [19]于光远:《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6):53-60.

    [20]于光远:《毛泽东和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12):51-54.

     

    实际上,在那些文章中,最最让人瞠目结舌的就是于光远为一部想象中的《自然辩证法辞典》撰写的条目:《农业》、《食物》、《饲料》、《水》、《自然》。也就是说,在于光远的心目中,“自然辩证法”不仅仅是个可以囊括万物的“大口袋”,它实际上还是一张铺天盖地般的大炕席,能够席卷一切、包容万物。这听上去虽然像是笑话,但看上去却是骨感十足的事实:科学文化人田松就说,“中国的自然辩证法是一个很大的学科,比科学史大多了,能大到一千倍。”【45, p.177所以“中国青年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的带头人吴国盛后来建议那些“自然辩证法家”们改行搞科学史。(同上。)好在那些人大都是万金油,抹到那里都能沾得上、贴得牢。据范岱年讲,在“改革开放以后”,那些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等领域“重新焕发了活力,开展了许多开创性和奠基性研究工作,形成了优良的学术传统”的“老一辈学者”,只有这么几个人:“许良英、赵中立、范岱年、侯德彭等,”而已。【474】换句话说就是,于光远对于“科学哲学”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

     

    前面提到,苏联首席“自然辩证法”专家凯德洛夫从1925年起就开始研究《自然辩证法》,他在1952年出版了《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该书两年后再版。【4751973年,这本书在扩充了近一倍之后重新出版。【476】从1952年到1973年,不正是于光远奠定其“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祖师爷”地位的那段时光吗?为什么他两手空空,而在“自然辩证法学派”都不存在的苏联,凯德洛夫却能够“硕果”不断?实际上,凯德洛夫不仅专门研究《自然辩证法》,他还著有《恩格斯与自然科学的辩证法》【477】,还曾著有《怎样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478】。据于光远自己讲,《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两本启蒙教材之一。【479】但就像是吃了一辈子《自然辩证法》的老本但却对之毫无研究一样,于光远对那本以“唯批”闻名的“名著”也是没有任何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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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俄非“祖师爷”凯德洛夫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研究”

    在1947-1973年间,苏联科学哲学家凯德洛夫出版了至少三本关于恩格斯及其自然辩证法的专著,并且主编了一本相关教科书。

     

    实际上,不要说与苏联人凯德洛夫相比,即使与他的手下龚育之相比,于光远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也相形见绌。还是根据那本《自然辩证法参考资料目录索引(1949-1978)》,龚育之在1956-1965这十年间发表了以下20篇论文:

     

    《自然界各种运和科学分类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6年

    《开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6日

    《哲学自然科学工作者究竟有什么影响?》,《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7年4期

    《关于"化学中元素概念的演"一书》,《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7年4期

    《历史唯物主与科学工作的改革》,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8年3期

    《关于牛"第一推"》,《新建设》1958年11期

    《论自然界物形式的相互关系》,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9年3期

    《关于社会阶级对自然科学的影响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9年8期

    《对"科学而科学"思潮的一些史考察》,新建设》1959年9期

    《自然科学的展与生的关系》,旗》1959年12期

    《现代唯物主科学与唯心主科学斗争》,《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0年1期

    《自然科学与世界观》,《月报》1961年9月号

    《关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汇报》1962年6月3日

    《关于认识中的肯定否定问题》,报》1962年6月号

    《对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一点意见》,《人民日1962年9月9日

    《认识曲折发展的一种形式——试论燃素热质说等自然科学前期史上的相对错误的学说》,汇报》1963年1月11、12日

    《关于物理学家秦斯的哲学》,《哲学研究》1963年5期

    《马克思主者关于科学实验述〈草稿〉》,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4年1期

    《试论科学实验》,《旗》1965年1期

    《关于物的无限可分性》,旗》1965年9期

     

    除此之外,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在1961年出版了龚育之的《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一书。仅看标题,并且将之与于光远后来发表的那些自然辩证法文章的标题进行比较,就算你对自然辩证法一无所知,你也能明白这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因为他们探讨的问题,一个像是初等代数那么浅白,另一个却像是高等数学那么深奥。显然是与此有关,在八十年代,于光远是中国社科院的政治经济学博导,而龚育之则是自然辩证法博导。最好笑的是,在帮刊《自然辩证法研究》上,有《龚育之对自然辩证法等学科的贡献》【480】这样的文章,但却没有《于光远对自然辩证法等学科的贡献》这样的文章——相应的文章是龚育之的夫人孙小礼撰写的《长功夫、大功夫、硬功夫和苦功夫:于光远与自然辩证法》,其中讲的主要是于光远对“自然辩证法事业”的“贡献”;并且,在那篇长达万余字的文章中,孙小礼没有举出一篇于光远研究自然辩证法的代表作。457】所以说,虽然龚育之在表面上对于光远毕恭毕敬,甘拉第二小提琴;但在内心,他肯定对于光远心怀不屑,所以他才会在私下里让“他离开马克思主义就没饭吃了”【481】这样的话脱口而出。也就是说,在龚育之看来,于光远之所以会张口闭口“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为了“噉饭”——就像方舟子张口闭口“科学”一样。

     

    实际上,看不起于光远之人不大可能仅仅是龚育之。1964年,毛泽东就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一文召见于光远和周培源发表谈话,结果导致“于光远他们就大做文章”。【482】最终,这篇文章在《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但在文章之前,有一篇气势恢宏的编者按语:

     

    “世界是无限的。世界是充满着矛盾的。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统一。没有一个事物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事物是不可分的。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483】

     

    关于那个按语的作者,龚育之一直比较谦虚,没有说是自己起草的,而是说“我们”。【484-485】而于光远则极少谈论那件事,即使谈论,也不提其作者是谁这码事儿。【418】倒是何祚庥说,“龚育之根据毛泽东的几次讲话,包括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议上的讲话,起草了一个《红旗》杂志《编者按》,并最后由于光远定稿。”【486】那样的文字——在当时,它就被视为“最高指示”【487;即使在今天,仍有人以为那是“毛主席……亲自写的”【488-489——,于光远大概搔破脑皮也写不出来,所以他相当于起了一个大早,但却连晚集都没有赶上。八十天后,《红旗》杂志第九期在“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这个大标题之下发表了六篇文章,龚育之的文章题为《关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而于光远的文章却题为《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改进科学研究方法》。你若是毛泽东,你会怎么看这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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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竿见影、相形见绌

    为了迎合毛泽东对“无限可分”、“一分为二”哲学思想的痴迷,于光远一手挑起了1965年的“坂田昌一热”。1965年6曰1日出版的第六期《红旗》杂志全文发表了坂田昌一《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并且附加长篇编者按语。虽然该按语出自龚育之之手,当时不知内情的读者却几乎一致认为那是毛泽东的手笔。1965年8月21日出版的第九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六篇关于“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的文章,它们的作者都是参与其事的人,龚育之的文章哲学气味十足,题为《关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而于光远的文章则明显“形而下”,题为《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改进科学研究方法》。后来的“实践”表明,毛泽东当时的着眼点根本就不是什么“科学研究”。注意:那六篇文章的总标题是《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而不是《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

     

    其实,于光远的那篇学术论文,《要灵学,还是要自然辩证法?》——它被其拥趸精选《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六篇典范文献之三301, pp.231-245——,是一个更大的笑话。不言而喻,那篇文章的主旨就是“反伪”,并且是运用“自然辩证法”来反伪。而于光远的主要招数,也不过就是先把“人体特异功能”打成“灵学”,然后用恩格斯的《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这篇文章当作核武器——对于光远来说,它不仅是“从根本上破除伪科学的理论武器”,而且还是“重振自然辩证法雄风”的鼓风机【19】——,对它狂轰滥炸。于光远当然不会告诉自己的读者这个秘密:与《从猿到人》一样,《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根本就不是“自然辩证法”文章,而是恩格斯在“反杜林”时撰写的一篇未曾发表的文章,它之所以出现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之中,唯一原因就是恩格斯找不到它的可去之处。实际上,恩格斯对这篇文章在“自然辩证法”中的地位都搞不定,所以他才会先是把它放到第二捆中、然后又把它挪进第三捆。【490】也就是说,于光远最最借重的两篇《自然辩证法》文章,恰恰就是《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与“自然辩证法”距离最远、甚至可以说与之毫不相干的文章。

     

    更好笑的是,恩格斯那篇文章的标题是“Die Naturforschung in der Geisterwelt”,俄文译为“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е в мире духов”,英文译为“Natural Science and the Spirit World”,中文则大同小异:杜畏之将之译为《精神世界中之自然科学》【321, p.437,郑易里将之译为《精神世界中的自然科学》【329, p.40,而曹葆华、于光远、谢宁则将之译为《精神世界中的自然科学》【404, p.29。可是,到了196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央编译局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那篇文章被译为《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在“反伪”之初,于光远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翻译的巨大意义,所以他在对“伪科学”唠唠叨叨搞他拿手的“哲学评论”时,仍旧沿用“精神世界这个翻译。【491】但很快,于光远就从“神灵世界”中获得了灵感,于是一口咬定“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就是灵学的一个变种;灵学是一门伪科学”。【492】顺理成章地,他把自己的译名扔进垃圾桶,而改用中央编译局的译名。如果你还记得于光远在“反对四人帮”、“为企业家说话”时所使用的招数之一就是曲解“经典作家”的文字的话,你就会明白,于光远这是前车后辙,惯性使然——所谓的“故伎”。同样,于光远的关门弟子方舟子“反伪”的利器之一也是在外文翻译上捣鬼,如在前文中已经介绍过的“另类医学”、“非常态遗传”。【199】而一个以“学者”自居之人之所以要搞这种下三滥“戏法”,只有一个可能的原因,那就是,他们无法通过光明正大的、堂堂正正的、规规矩矩的“科学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3、中国特色

     

    据龚育之的夫人孙小礼说,1996年,在庆祝于光远从事学术工作六十周年时,我得知他在自然辩证法方面的文章经初步汇集就有228!”【457】尽管这个数字很可能真的如孙小礼所说,“即使是专业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也是一辈子难以企及的!”,但就其质量来讲,则其中没有一篇能够“企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事实是,于光远几乎从来不提“西方马克思主义”,遑论对他们“诬蔑”恩格斯及自然辩证法的观点予以驳斥。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卢卡奇写的东西……文字很不好懂”。【240】实际上,根据读秀数据库,从1988年到2022年,中国高等院校总共出产了250篇标题中含有“卢卡奇”三字的硕士学位论文,其中第一篇就题为《卢卡奇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试评〈历史和阶段意识〉》。【493】如果连数以百计的本科毕业生都能够研究卢卡奇,而在中国社会科学界首屈一指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博导、院士却说自己读不懂卢卡奇的文章,这不奇怪吗?

     

    1980年,于光远曾到意大利访问。有一天,一个意大利中学生给于光远等人当导游。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个故事:

     

    “我问他的岁数,知道他才17岁,正在中学学文科,还要学习一年才毕业。为了了解意大利中学的教育程度和他本人都学过些什么,我便问他,在中学他们是否学习过哲学史。他告诉我,他们学校有这样一门课程,从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学起,一直学到当代的意大利和欧洲的哲学。我想到,意大利曾经是法西斯魔王墨索里尼统治的地方,想起了尼采,想起了尼采的《扎拉斯图如是说》、《善恶的彼岸》……。于是我问他:


    “‘你们学习过尼采吗?’

     

    “‘学了。’他说。


    “‘那么尼采的哲学该是墨索里尼、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基础了?’我脱口说了这一句。

    “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说:‘不能简单地这么说。尼采是主张“超人”哲学,认为世界上有什么“超人”,“超人”创造历史,可以奴役群众。墨索里尼、希特勒当然喜欢他。但是法西斯是一种反动的政治思潮,而尼采哲学里并没有那样的政治内容。’”【494】

     

    假如那位意大利中学生知道向他提问的人是“中国的亚里士多德”的话,他一定会为自己的无知感到万分惭愧。

     

    所谓“尼采的哲学是墨索里尼、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基础”这一说法,源于三十年代的苏联。例如,1939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42卷的“尼采”词条第一句话就把他定性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新兴帝国主义时期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派最直言不讳的思想家之一,革命无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死敌。”【495】该词条的正文提到“法西斯”三次、“纳粹”两次。可是,“自从五十年代中叶以来,经罗斯(Richard Roos)、施莱西塔(Karl Schlechta)、蒙梯纳里(Mazzino Montinari)等人的考证,已经查明,尼采的妹妹伊利莎白·福尔斯特—尼采在出版尼采遗著时多有篡改, 在解释尼采思想时故作歪曲, 为纳粹利用尼采哲学提供了方便。”【496】所以,到了七十年代,不仅在美国很难找到关于尼采的负面评论【497】,连苏联人也已经放弃了自己先前的观点。在1974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8卷中,“尼采”词条的第一段话变成“德国哲学家、非理性主义和唯意志论的代表人物、诗人。曾就读于波恩大学和莱比锡大学。186979 年任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尼采创作活动于 1889 年因精神疾病而中断”【498】该词条通篇只提到“法西斯”一次:“尼采主义也被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家所利用”【499】显然,在向意大利中学生提问之时,于光远的“知识”还停留在三、四十年代。

     

    最好笑的是,在“五十年代中叶”以前,将尼采“纳粹化”最卖力气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卢卡奇——在1934-1952年间,每隔九年他就发表一篇将尼采哲学与法西斯主义联系到一起的文章。【497】【500-501也就是说,尽管于光远以读不懂卢卡奇为由回避卢卡奇对恩格斯的批评,但卢卡奇却通过自己的其他言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于光远。或许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死后报复”。谁说自然辩证法不灵验?

     

    如上所述,在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之中,最受后人诟病的那本书就是《自然辩证法》。且不说“修正主义”祖师爷伯恩斯坦,也不说“西马”祖师爷卢卡奇,只说苏联的一位名叫萨莫伊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Филиппович Самойлов, 1867-1930)的生理学家。19265月,萨莫伊洛夫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自然辩证法与自然科学》。这是该文的最后一句话:

     

    “如果你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辩证法可以更快地达到目标,则你们明天就会发现,没有一个科学家不信奉辩证法。”【502】

     

    至今,全世界的“你们”——即主张科学家必须接受“自然辩证法”的指导的那些人——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于接受这个挑战。而在萨莫洛夫之后七年,一个名叫陈范予的中国人也提前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大门前竖立了一座珠穆朗玛峰。如上所述,对于陈范予的那些不恭之词,从祖师爷于光远到他的成千上万名徒子徒孙,全都装聋作哑,不置一词。只有在讲述“中国自然辩证法史”时,龚育之才不得不写上这么几笔:

     

    “三十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论战是由张东荪等人挑起的, 他们摆开阵势, 组合力量, 从各方面向正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唯物辩证法进行批判。参与论战的, 在政治和思想背景上情况十分复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论战中批判各种错误思潮, 在理论上取得很多成绩。这场论战也涉及自然辩证法。一九三三年五月和六月, 陈范予发表题为《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的连载文章(上海《大陆》月刊), 自称‘根据自然科学的立场’ , 根本否定辩证法在自然界存在, 进而否定‘辩证法本身’和‘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同年八月, ‘社联’成员主办的上海《现象》月刊发表白亦民的《辩证法与自然科学——评陈范予先生》, 对陈文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反驳。这篇文章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上海《新中国》月刊重登时, 注明‘待续’, 但续文未见发表。而陈范予却在一九三四年三、四月又写了《自然辩证法再批判》, 发表于《新社会科学》季刊, 这个杂志是南京正中书局发行的。”【285】

     

    到了四十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 1909-1997)出版了一本马克思传记,其中这样评价恩格斯:

     

    “恩格斯是一位多才博览之人,他通过勤奋获得了相关主题的一些基础知识,但他对这些主题的探讨并没有什么亮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试图证明两个负数的乘积为正数的数学规则受黑格尔三大定律支配的野心,使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感到异常尴尬,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承受着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捍卫一种古怪的观点,它从来就不曾出现在马克思本人的任何作品之中。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物理学和数学,就像笛卡尔物理学一样,在一场伟大的智力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奇特而孤立的飞地,具有古玩的而不是科学的兴趣。更重要的是,恩格斯版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虽然忠实地发展了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或唯心主义史学的攻击,但它比马克思关于这个主题的大部分著作,尤其是他早年的著作中,要更机械论和粗暴的决定论得多。”【503】

     

    到了八十年代,胡克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在他的《辩证法与自然》发表后,他本人受到了欧洲马克思主义者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等人的批评。胡克于是将那些人请到纽约座谈:

     

    “我记得我们一再要求霍克海默尔和波洛克澄清他们关于辩证法含义的啰嗦且含混描述。在两次座谈中, 霍克海默尔在大部分时间成为研究所的代言人, 马尔库塞则一言不发。我一再请求无论在什么领域, 举出一个在科学上为真而在辩证法上为误的陈述, 或举出一个在辩证法上为误而在科学上为真的陈述, 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504】

     

    也就是说,在胡克看来,对于那些坚信自然辩证法的人来说,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证明辩证法比科学具有优越性,否则的话,人们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学习什么劳什子“自然辩证法”?而作为“中国自然辩证法公认的祖师爷”,于光远难道可以推卸回答这个问题的责任吗?可是,终其一生,他都假装这个问题并不存在。

     

    2010年到2016年,山东大学出现了三篇专门研究于光远的硕士论文,它们分别研究于光远的学术生涯、马克思主义观、自然辩证法思想。下面这段话是对于光远在“中国自然辩证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的总结:

     

    “于光远作为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的创始人,对于学科思想的发展有许多创造性的贡献。他指出中国的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主要对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进行研究,但从中国自然辩证法发展需要出发,又可以将学科的研究范围进行扩展,科学和哲学在不断发展,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理应相应的发展丰富;中国的自然辩证法学科特别重视对‘人工的自然’和‘社会的自然’的研究,倡导不同学科之间、学科工作者之间的联盟,特别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重视以学科的发展和学术成果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于光远从自然辩证法的角度来反对伪科学,通过系统地研究伪科学,揭穿伪科学,最终反对伪科学。这些都为学科理论的发展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对中国自然辩证法思想的进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505】

     

    不论怎么理解,这段话都在说明这样一个意思:于光远在理论上对自然辩证法本身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实际上,作为一个“创始人”,于光远首先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证明“自然辩证法”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哪怕仅仅是一个“组成部分”也好——;其次,他应该证明恩格斯的那些论断对当今科学研究到底具有怎样的价值或意义;第三,他还应该举出哪怕是一个例子来证明,运用自然辩证法确实能够推动和促进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放着这三件事不去做,而是侈谈什么“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是科学”、“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无异于痴人说梦。而事实是,于光远在这三个方面的成绩单完全是一片空白。

     

    4、左右逢源

     

    实际上,于光远不仅对远在欧洲的“西马”、早在民国时代的陈范予双目紧闭,他对自己麾下的将士们也无法管束。

     

    如上所述,1985年春,北京大学自然辩证法硕士学位研究生吴国盛起草了一篇《青年自然辩证法宣言》,将“中国自然辩证法”贬得一钱不值。好像是要给吴国盛的观点提供佐证似的,刚刚创刊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刊登了一份“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考题选”,其中的第一道题是:

     

    “简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关于‘两个提升’的思想。”【506】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顶尖教育机构还在通过检验考生能否背诵十九世纪的一个自然哲学家的某些论断来选拔、培养高级人材。这不就是所谓的焚琴煮鹤教育吗?

     

    更好笑的是,紧接着上面那期,《自然辩证法研究》又刊登了一份“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试题选编”,其中的第一道题是: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标准是不确定的,这就与______划清了界限;实践标准又是确定的,这又与______根本不同。”

     

    如此不要脸的考题,把辩证法的本质暴露得清清楚楚:它对于任何问题都可以给出两种截然不同、完全相反的答案;更要命的是,这两种截然不同、完全相反的答案全都是正确答案;并且,如果仅仅给出一个答案,那就不符合辩证法。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不会自扇耳光、自食其言的话,你就永远都理解不了辩证法,遑论自然辩证法。所以,中国苏联问题专家金雁说:什么叫辩证法呢?俄国老百姓都知道它的确切含义是人嘴两张皮,说什么都有理508】而吴国盛所说的极其可悲,大概就在这里。

     

    据吴国盛那份“宣言”的注释,该文“原拟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未就”据《自然辩证法通讯》当时的常务副主编范岱年说,“于光远给我们《通讯》的一个指示,就是不许登鼓吹特异功能的文章,若登他就不兼主编了。”【14而吴国盛的文章“未就”的原因,到底是因为范副主编收到了于光远的密令,还是因为有其他原因,我们无从得知。我们确切地知道的是,虽然“祖师爷”没有公开训斥吴国盛,但吴国盛却是第一个惨遭祖师爷的狗腿子方舟子“打假”的“科学文化人”。【358

     

    到了1986年,“青年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们几乎到了集体造反的地步。这年夏初,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顶级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刘兵等人的文章,《对查汝强同志两篇文章中一些自然科学问题的商榷》。【509】几乎同时,《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了仲维光的《是自然辩证法,还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对查汝强同志两篇文章的质疑》。【510】谁都知道,那些年轻人的背后是许良英和方励之,而查汝强的身边是何祚庥,背后则是于光远。

     

    查汝强虽然不是于光远的嫡系弟子,但他对于光远的作用,却远远超过他亲手培养出来的任何一位弟子——说他是于光远的“左膀右臂”很可能低估了他的身价。据范岱年说,查汝强是“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中见过波普尔本人的唯一一人;并且,他还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责国际交流部的最早负责人。【511不仅如此,查汝强对于光远忠心耿耿,反右期间曾因为害怕遭到于光远的冷眼而与右派妻子毅然离婚;直到去世前,他还公开承认自己“后半生的学术研究生活”是于光远“开始”的。【512】而“青年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之所以要对查汝强群起而攻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老查是坚持马克思的基本哲学观点的,并且为这样的观点写作”——对此,于光远在几年后承认,“我是赞成他的这种基本观点的。”【513】可在当时,他却既没有向查汝强伸出援手,也没有站出来亲自捍卫“恩格斯尊严”或“自然辩证法尊严”。

     

    于光远之所以置身事外,当然可以解释为他在摆“祖师爷”的谱,或者意在鼓励公开辩论,自由争鸣——就像方舟子在某些时候,如受害人打上门来时,谎称他自己“不过是提供了个争论平台”【514】、“新语丝只是提供一个争论的平台”【515】一样。但同样的,它也可以解释为他对那场辩论插不上嘴,或者不愿意让世人知道他与“左棍”们站在同一条战壕中这个事实。实际上,恰恰就是因为把自己隐藏得很深,所以美国人莱曼·米勒(Lyman Miller, 1944-)才会把他列为自然辩证法学派中“多元论者”(Pluralists)——意即“改革派”、“自由派”、“开放派”、“开明派”——的始祖,与许良英、方励之、吴国盛同属一系,与胡乔木、查汝强、何祚庥这些“一元论者”(Monists)——即“保守派”、“守旧派”、“极左派”、“毛派”——相对立。【516】显然,这位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当了十多年分析师的中国问题专家被中国的大玩学家玩得懵了圈。也难怪《纽约时报》会造谣说于光远之所以没有当上中宣部长是因为他“太自由”。【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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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里看花,随心所欲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米勒(Harold Lyman Miller, 1944-,变性之后改名 Alice Lyman Miller)曾在中央情报局任职长达16年,并且曾在霍普金斯大学、海军研究生院任教。1996年,他的专著《后毛时代中国的科学与异端》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书中,米勒把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分为两大系统,而于光远就是“多元论派”——它是“改革开放、民主自由”的代名词——的鼻祖,其后代分别为第二代许良英、范岱年,第三代方励之、董光璧、金吾伦,第四代李醒民、金观涛,第五代吴国盛。与“多元论派”对立的那个系统叫作“一元论派”,意即“专制保守”、“愚昧教条”,其代表人物为胡乔木、钱学森、何祚庥、查汝强。米勒当然不会告诉世人,尽管于光远在口头上对“左棍”恨之入骨,但终其一生,他都是何祚庥和查汝强的最强大靠山,而与许良英、方励之等人保持着最大的距离。事实是,为了利用政治权力迫害吴国盛,于光远的狗腿子方舟子曾妄图利用米勒的这本书书名中的“dissent”一词把吴国盛打成“持异议者”、“持不同政见者”。【518】

     

    确实,在当时,连几年前被他请来撰写那篇“四不像”的许良英也反了:

     

    “此外,还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不少同志还没有完全从本本主义解放出来,多多少少还受着唯书、唯上、唯权的真理观这条精神锁链的束缚。在自然辩证法领域中,他们把《自然辩证法》当作《圣经》,书中每一个论点都被视为真理,看不见100年来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的巨大发展。……恩格斯的《自然辨证法》,无疑是一部论述自然科学的历史和哲学问题的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处处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但对照一下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仔细检验起来,不难发现,书中不仅有些论点在今天已经过时了,而且还有不少地方,即使在当时也不符合那个时代的科学水平。”【47】

     

    据许良英为该文写的“题记”,这篇文章是他在19863月为论文集《自然辩证法往何处去?》而写的;该文集因为反自由化斗争而被迫拆版,主要原因就是这篇文章。而据吴国盛的《80年代自然辩证法界争论备忘录》,《自然辩证法往何处去?》共有12篇文章,其作者除了许良英外,还有李醒民、刘兵、董光壁、韩增禄、吴国盛、陈恒六、范岱年、梁志学等人。【519】仅看这些人,你就会明白他们要把“自然辩证法”引向“何处”了。

     

    实际上,这个刚刚“完全从本本主义解放出来”的许良英,几年前曾痛骂自己的偶像爱因斯坦,因为他没有给予《自然辩证法》高度评价:

     

    “爱因斯坦囿于资产阶级的偏见,根本不理解《自然辩证法》这部辉煌文献的深刻内容和伟大意义,结果作出了完全错误的评论。……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的任何污蔑,当然无损于《自然辩证法》所揭示的真理的光芒,同时也丝毫抹煞不了这部伟大的著作对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伟大指导意义;真正‘可笑的’,恰恰是爱因斯坦的无知和他的顽固的资产阶级偏见,是反共小丑胡克之流的卑劣的用心!”【520】

     

    与沉痛反思的许良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于光远及其铁杆跟班龚育之和何祚庥:他们何止是拒绝反思,他们的拿手把戏就是坚决无视,也就是完全无视那些对能够将“自然辩证法”证伪的言论、文章、和著作。为什么一个“学派”的祖师爷,对于学派内一名重量级成员的大逆不道会像是一个入定的老僧一般静若死水呢?假如他一直就是一位平和的长者的话,合理的解释当然是“不屑理会”、“任其自然”。但是,如果这个祖师爷的作风一贯霸道的话,那么合理的解释就是“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而事实恰恰是,于光远的作风,至少在他的“学派”之内,是相当的霸道——这是他的得意弟子孙慕天充满敬意地讲述的一个故事: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成都锦江宾馆开工作会议。大会发言由于师主持,当时‘人体特异功能’闹得正欢,四川又刚刚出了个唐雨‘耳朵认字’,轰动全国。会上北大一位姓叶的中年教师,登台介绍他们对‘人体特异功能’的实验。不料,他刚刚讲了几旬,于师就厉声说:‘你不要讲了。’这位叶先生反问:‘为什么?’于师说:‘我们这个会不容许宣传伪科学!’叶大声说:‘您没有参与科学实验,怎么能说是伪科学呢?’于师说:‘我不用看,搞自然辩证法的不知道什么是经验论?’会场下面秩序大乱,有人大喊:‘光远同志,百家争鸣嘛,让人家说话!’于师也提高声音说:‘你下去,要不你就出去,我这里就是不给你发言权!’接着于师就推荐大家重读恩格斯的《神灵世界的自然科学》,说识别伪科学只能靠科学理性,不能靠经验,这是自然辩证法的ABC。忘记了这一点,就不配当自然辩证法工作者。”【521】

     

    唐雨‘耳朵认字’是《四川日报》1979311日报道的;同年526日,于光远在辽宁发表的一个长篇讲话中说,“不久前我到四川去”。【522】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思想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523】并且,据于光远后来反复炫耀,邓小平的那篇讲话——它后来被称为“中国解放思想的宣言书”【524】——,是他主持起草的。【525-526把这几个史实与孙慕天讲述的那个故事放到一起来看,我们就会得出“于光远完全可以说一套、做一套,并且对之泰然自若”这样的结论。

     

    最奇的是,在那个题为《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科学态度指导我们的一切行动》的“辽宁讲话”中,于光远说了这样一番话:

     

    “科学从来不是停留在一点上的,自然科学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也是如此。总之,科学之为科学,决不是要求人们去盲目相信;决不要求人们向它膜拜。……宗教作为宗教,就不要求人们去研究它,不要求人们用科学方法去研究它的教义,而是要求人们去相信这门宗教,向宗教中的神去进行膜拜。……法律要求人们用对待法律的态度去对待它,这就是服从它,遵守它,执行它。”【522】

     

    这番话显然是许良英那篇“四不像”结尾的发挥,它后来还被于光远简化为“宗教要求对它膜拜,法律要求对它服从,科学要求对它研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拒绝人们对它膜拜或服从,只要求人们真正研究它。”【101, p.82范岱年据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学院里、书斋里的学说,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说,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学说,是要深入中国社会、深入各个领域的学说。”【14俗话说,听其言,观其行。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侈谈什么辩证法!

     

    事实是,在那篇长达两万余字的“辽宁讲话”中,“辩证法”只出现了一次,但“经验”却出现了十六次。前面提到,一辈子在书本中打转转的于光远最恨的就是“经验”和“经验主义”。而他在1979年之所以把“辩证法”撇在一边,大谈“经验”,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摸石头过河,就是彻头彻尾的“经验主义”。于光远在当时是以邓小平幕后高参的身份在全国各地鼓吹“改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他怎么可能反对“经验主义”呢?但是,在自家的菜园子里,于光远却敢于高声大嗓地说“识别伪科学只能靠科学理性,不能靠经验”——你说他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学说”?

     

    尽管于光远曾经幻想编纂一部《自然辩证法辞典》,并且还为那本辞典撰写了许多词条,但他最不可能撰写的那个词条就是“经验”——实际上,在《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确实没有“经验这个词条。按照正常人的理解,没有的东西大多都不重要;但是,对于辩证法家来说,一个东西之所以不存在,恰恰说明它非常重要。事实是,对于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来说,经验(或经验论经验主义”——它与实践几乎完全吻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因为它是理论教条的死敌。实际上,恩格斯、列宁之所以看不起科学家——“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就出自列宁的笔下——,就是因为在他们的眼中,科学家搞的都是经验科学,他们不善于根据自己的经验数据,总结出高屋建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而于光远一伙完完全全地继承了这个传统,所以他才会让搞自然辩证法的不知道什么是经验论?这句话脱口而出。明白为什么于光远一伙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命题那么不适了吗?实际上,连何祚庥都批评那本由于光远建议编辑出版的《自然辩证法讲义》“在方法论的叙述中一个较重要的缺陷是,缺少专门的一章来探讨实践作为检验自然科学理论的标准的问题”。【527】而在于光远眼中,它并不是缺陷,而是优点,因为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他还怎么凭借一本《自然辩证法》来统治中国的科学界?

     

    5、科邪教父

     

    1980年,在恩格斯诞辰160周年纪念会的开幕词中,于光远一边把恩格斯尊为“人类历史上最博学多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之一”,一面对外国学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的特色过分地加以夸大,甚至把他们对立起来”的观点表示“不能同意”。【528】毫无疑问,在于光远的口中,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来对待’”,并不是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要对之进行研究、验证、修改、充实、提高,而是要把它当作绝对真理。因为他早在五十年代就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真正科学的哲学”【529】、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万能的科学”【530】这样的话。可以肯定地说,于光远说自己是“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101, p.106,不仅完全是真心话,而且他还一直坚信自己的真心话。

     

    事实是,在中国,这个“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更像是于光远的私生子,因为毛泽东本人几乎从来都不提“自然辩证法”:在八卷本《毛泽东文集》中,“自然辩证法”这个词组只出现了1次,即在1963年提到《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这本杂志【11】;而在被于光远、龚育之、何祚庥等人视为自然辩证法最辉煌的1965年——许良英说是“一种类似‘大跃进’的‘大好形势’”【47】——,《红旗》杂志第9期在“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这个大标题下发表了6篇文章,包括于光远和龚育之的文章,但“自然辩证法”这5个字除了作为恩格斯的书名出现了三次之外,再就一次都没有出现过。也就是因为如此,不论是于光远的《毛泽东和自然辩证法》【418】,还是任何其他人的类似文章【531-534】,都拿不出一条相关的“毛主席语录”。这无疑是最让“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感到尴尬和难堪的事情——当然,“尴尬和难堪”对于“辩证法家”们不是事情。

     

    按照吴国盛的说法,“自然辩证法”这五个字至少包含三层含义:理论、事业、学科。【31】作为一种理论,于光远对于自然辩证法的贡献不要说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前苏联的那些理论家们无法相提并论,即使是与其手下的那些后起之秀们相比都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如果把“中国自然辩证法”看作是一项“事业”的话, 于光远无疑是一位成功者:他靠一己之力,凭空在中国建造出了一个有成千上万名从业人员——据许良英说,在八十年代前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就有会员上万名【47】;据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朱训在2008年说,“目前,全国有3000多名自然辩证法专业教师从事教学工作,有几十万名硕士研究生、数万名博士研究生学习自然辩证法课程”【535】——的职场、一个能够在中国社会呼风唤雨,兴风作浪的“局级单位”——于光远的跟班和信徒申振钰在“缅怀于光远先生”之时,就十分识趣地把他称为“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409】确实,没有于光远开创的“事业”,这些人到哪儿去吃饭都成了问题——他们能不“缅怀”吗?

     

    那么,将自然辩证法当作一门“学科”、一个“学派”来看待,于光远的成绩如何呢?答曰:他是一个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失败者。之所以这么说就是,从方法论而言,这个“学科”连中国几千年前就已经存在的以寻章摘句、引经据典为特征的“汉学”、“儒学”都不如,因为“寻章摘句、引经据典”的逻辑前提就是要言之有据,将论点建立在证据之上。而“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则根本就不讲证据——实际上,他们连“论证”的工作都不屑于去做。2011年,在乌克兰基辅召开了一个题为“科学与实践”的研讨会,有人在会上这样指责前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

     

    “熟悉苏联哲学史的人都会从‘另一种观点’中认出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的每一个发现都被宣布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新证实,但即使是哲学家也很难举出实例来说明辩证法到底在哪门特定科学中帮助解决了哪些特定问题。”【536】

     

    实际上,这个“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特点”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的最大特点。确实,就其捕风捉影、画地为牢、抱团取暖、自得其乐这些“特色”而言,“中国自然辩证法”与“红学”和“鲁学”颇为相似。假如“中国自然辩证法”真的和红学、鲁学完全一样——靠敲死人的棺材板子讨饭吃——的话,那也就罢了。事实是,于光远创建这个“学科”、这个“学派”的目的自始至终都是既要以“最高科学”自命,又要给“自然科学”当指导员、教导员、政治委员、党委书记。而他的这个自信,又是基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言中的这样一句话:

     

    “黑格尔体系是最终的、最完美的哲学形式,因为它被当作为一门高于所有其他科学的特殊科学。”【537】

     

    这句话在《反杜林论》的最初版本中并不存在,所以在吴亮平和钱铁如翻译的《反杜林论》中根本就找不到它。那么,它到底是哪来的呢?大约,它来自恩格斯的草稿,后来被以注释的形式发表在后来版本中。【389, p.26】但对于于光远之流来说,这句被恩格斯抛弃的片言只语的“价值”却“高于”恩格斯的千言万语,因为它既把哲学定性为“科学”,又把哲学置于“所有其他科学”之上。说穿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最大价值,或者说最大的“可利用价值”,就是它为一些粗知科学皮毛甚至对科学一无所知的党棍、政客提供了“领导科学”的“合法”依据——用于光远自己的话说就是:“它是党领导科学工作的一个科学基础。”【408】实际上,直到2018年,“自然科学家得受哲学的支配”仍旧是“自然辩证法学家”对《自然辩证法》的标准解读。【538】因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是这么说的:

     

    “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389, p.552】

     

    当然,在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的心中和脑中,恩格斯所说的“哲学”必须是“自然辩证法”。

     

    事实是,曾高呼“科技领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539】的“四人帮”之所以会将其科学理论刊物定名为《自然辩证法杂志》,其原因与于光远所说完全一样,因为按照姚文元,“我们的自然科学理论指什么?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指自然辩证法。”【540】而于光远在筹建《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之时,他的主要理由就是《自然辩证法杂志》的停刊;并且,他意向中的编辑班底来源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主要来源,就是《自然辩证法杂志》那帮人。【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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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瓶老酒,金蝉脱壳

    “四人帮”的“帮刊”《自然辩证法杂志》在1976年停刊,于光远在1977年要求创办《自然辩证法通讯》。该刊在1978年开始“试刊”,1979年正式“创刊”,其编辑队伍几乎就是《自然辩证法杂志》的原班人马,连其封面都形神俱似。只不过是,该刊在1980年9月以后改版,由范岱年代替李宝恒任常务副主编。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之后,《自然辩证法通讯》并没有“认祖归宗”,而是与之渐行渐远,保持了相对独立。据范岱年说,“我对文章的要求比较高,不大喜欢那些重复自然辩证法教条的东西,很多大学自然辩证法教师的文章在这里发不出来。他们就找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丘亮辉,说我们得另外搞一个杂志。于是,他们于1985 年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14】也就是因为如此,这份刊物的声誉一直不错,到了方舟子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发表“论文”之际,已经有“《自然辩证法研究》更象‘通讯’,而《自然辩证法通讯》更象‘研究’”这样的口碑。【542】1996年7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署名文章揭露北京大学副校长陈章良剽窃案。【543】对此,方舟子曾专门撰文予以反驳,并且经年累月地为陈章良辩护。【544-546】

     

    总而言之,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种东西叫做“伪科学”的话,那么它的最典型标本——没有“之一”——就是“中国自然辩证法”;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官方伪科学组织”的话,那它的样板——不但没有“之一”,连“之二”、“之三”都没有——就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假如没有这个“学科”、这个“学派”、这个“组织”的存在,或者它们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只能会更好,而绝无更差的丝毫可能——它们只存在于中国的某个特殊时代、并且即使在中国,它们的存在也遭世人侧目这样的事实本身就是这一论断的铁证。换句话说就是:于光远是“中国伪科学学派”的开山鼻祖。可笑的是,这样一个人后来竟然被中国的媒体吹捧成“中国反对伪科学的第一人”。那么,这个“自然变戏法”到底是怎么“玩”的呢?

     

    文革末期,有人在《动物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自然科学在阶级斗争中发展——纪念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写作一百周年》的文章。【547】这个标题在问世之后不久就变成了一个笑话。但是,它实际上却道出了“自然辩证法”的真谛:它就是一个“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个人恩怨斗争——的产物。所以《自然辩证法杂志》又被称为 “一个战斗着的刊物”。【548】也就是因为如此,于光远才会高喊:“同伪科学至少还要斗一百年”!也就是为了要永远地“斗”下去,他才会把一个网络混子捧为“科学斗士”,并且指认他为自己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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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亦明_:七、方舟子与“自然辩证法”

    七、方舟子与“自然辩证法”

     

    前面提到,在被于光远指定为接班人之后还不到十年,方舟子就通过“新盗”一篇攻击“自然辩证法”的文章来表达自己对“自然辩证法”的不屑。【39】实际上,为了诋毁“自然辩证法”,方舟子还在新语丝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爱因斯坦直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胡说八道,疯人之作”》的文章。【549】而在那之前,方舟子曾说过自己在大学时代就曾读过《爱因斯坦文集》,到了后来,他不仅不需要阅读该文集的中译本,他还能从许良英的中译本中发现误译这样的话。【550】也就是说,方舟子之所以要发表那篇借爱因斯坦的嘴来大骂恩格斯的文章,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要蓄意诋毁“自然辩证法”。【551】实际上,那也是方舟子“打假”时所使用的惯伎:通过“新盗”来挑起话题,然后通过发表“革命群众来信来访”来诱导徒众搞群攻死咬。问题是,方舟子为什么要在2008年挖自己的老恩公于光远的祖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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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桑骂槐、欺师灭祖

    2008年7月30日傍晚,一个自称“超级大蠢驴”的百度贴吧用户在“文科吧”中发了个帖子,题为《爱因斯坦对〈自然辩证法〉的批评》内容是引述“《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202页”中的一段话:“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把恩格斯的一部关于自然科学内容的手稿交给我,托付我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我的意见如下: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完全就是胡说八道、疯人之作。可是,我可以这样设想:如果考虑到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思想的意义是一个有趣的文献,那是可以勉强出版的。”【552】与原文核对,该帖子对爱因斯坦的话做了两处恶意篡改(黄色标记),最主要的就是把原话的“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改为“这部手稿的内容完全就是胡说八道、疯人之作”、“可以勉强出版”。11月5日,即在亲手挑起对“自然辩证法”的攻击【39】之后六天,方舟子又在新语丝上发表了署名“常春藤”的文章,题为《爱因斯坦直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胡说八道,疯人之作”》。这篇文章马上就在新语丝读书论坛上遭到“质疑”【553】,而那个“常春藤”则在拖延了整整一周之后才发文道歉,宣称自己是受到“超级大蠢驴”的那个帖子的误导。【551】考虑到方舟子的一贯作案伎俩,即在打击某个目标之前,一般先在网上挖陷阱、埋地雷,则那场闹剧很有可能是方舟子一手策划的。

     

    1、“人与狗”的辩证法

     

    方舟子虽然号称自己“在学术上,我更喜欢探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问题”【554】,但我早就指出,他的那点儿“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知识,几乎全部都是他大学期间直接或间接通过“自然辩证法”获得的。【555】实际上,方舟子之所以在九十年代屡次向中国科学纳粹主动投怀送抱,其思想根源也是“自然辩证法”,因为按照一个方粉的说法,“恩格斯是十九世纪末的司马南”。【556】而谁都知道,不学无术的“胡同串子”司马南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成为“名人”,唯一原因就是他投奔了于光远,为他的“反伪”冲锋陷阵,不惜流血牺牲;而他之所以如此,唯一的原因就是,一文不名的他,当时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是给于光远当走狗,或者是当一条谁都能踢两脚的癞皮狗、落水狗、丧家狗、夹尾巴狗——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么做条汉子,要么当条狗”。【557】司马南在1990年前后的困境,恰恰就是方舟子在1995年所面临的困境,而他做出的选择也与司马南一模一样,那就是当于光远的走狗、斗犬、打手。

     

    尽管方舟子对于光远算得上是死心塌地,但他对于光远的精神命脉“自然辩证法”却从一开始就存有二心。这是因为,虽然爱因斯坦不曾直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胡说八道,疯人之作’”,但他对《自然辩证法》没有给出好评却是铁一般的事实。不仅如此,方舟子的最高人生目标就是“成名”,而他“成名”的策略就是“立足美国战中华”。作战必然需要武器,而方舟子当时手中只有两杆大枪:一是“美国”,二是“科学”,它们都与“自然辩证法”水火不容。首先,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不要说“自然辩证法”没有任何信誉,连“科学哲学”都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所以“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家的作用,就像鸟类学对于鸟的作用一样”【558】这句名言才会不胫走红。其次,“自然辩证法”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成势”,就是因为它被宣称拥有“指导科学研究”的功力。而方舟子既然要靠“科学”闯天下——他后来自称,科学的“火炬”是他从美国的一个实验室“传到了中国”的【559】——,他就必须把“科学”树立为绝对权威。也就是因为如此,方舟子才会动不动就装神弄鬼地振振有词,像是念咒一般叨咕什么“脑中有科学”【560-561】、“没有科学是万万不能的”【562-564】。换句话说就是,第一代科学纳粹的目的是要利用“自然辩证法”来统治科学界,而第二代科学纳粹的目标则是要让“(方氏)科学”统治整个人类社会——用方舟科邪教首席理论家孙文俊的说法就是:

     

    “即便在道德观和价值观上因先天差异很难统一,我们可以努力在世界观上统一到——科学!”【565】

     

    也就是说,立志在中国当美国打手的方舟子,从一开始就与“自然辩证法”结成了生死冤家,所以他才敢在2001年在新语丝上发表那篇署名“文学锋”的《从爱因斯坦不欣赏〈自然辩证法〉说起》——该文的主旨就是根据“西马”的理论来极力贬低甚至彻底否定《自然辩证法》,说它“本身存在着理论缺陷”、“变成了既非哲学又非科学的两不象”【566】文学锋的这篇文章似乎起因于许良英与何祚庥的内斗,而他要给何祚庥助拳。因为在那之前,此人还曾匿名发表文章吹捧何祚庥的烂书《从元气学说到粒子物理》“为物理学史的写法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在科学与哲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新的桥梁”。【567】而在当时,于光远或者没有发现那篇文章,或者即使发现了也无能为力,因为除了方舟子之外,他后继无人,所以他只能忍气吞声——至少方舟子的“反伪”是在继承自己的事业。

     

    2、包装骗子

     

    那么,为什么方舟子在2001年之后、2008年之前没再触于光远的软肋呢?

     

    原来,方舟子在世纪之交选择“毅然回国”闯荡江湖,最大的资本就是“美国博士”头衔,最短的短板就是“无业游民”——这是方舟子自己供认的【568】——这个身份。也就是因为如此,那些极力推销方舟子的“科学文化人”才会忙不迭地要把他包装成“科普作家”。在当时的中国,“科普作家”这个身份虽然高于“无业游民”,但因为太过小儿科而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更没有学术地位,所以方舟子才会别别扭扭一直不肯把那件白大褂披在身上,至多只承认自己是“高级科普作家”。【569

     

    俗话说,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在当时的中国,最值钱的头衔就是“教授”,而含金量最高的“教授”就是“北大教授”。所以,科学文化人决定送给方舟子一个“北大哲学系(兼职)教授”的头衔,供他在中国社会闯荡。而当“北大教授”的最低门槛也必须是发表过相关学术论文。据方舟子在2000年自己讲,在那之前,他只在中国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即1999年发表在《文史知识》上的《〈木兰诗〉种种》。【570】方舟子本人对那篇“论文”极为得意,所以在过去二十多年间他就像是得瑟自己的“语文状元”头衔一般抓住任何机会得瑟那篇“论文”【571-572】,显然不知道《文史知识》乃是一种知识普及刊物,“旨在宏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少年进行道德、精神方面的素质教育”【573】,因此几乎没有人拿自己在该刊上发表的文章当作晋升教授的凭借。而不论《〈木兰诗〉种种》到底能否算是学术论文,它都是一篇铁板钉钉的赝品,因其全文都抄自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木兰文献大观》这本书,该书的编者是马俊华、苏丽湘。(详细论证稍后推出。)

     

    为了给方舟子戴上“北大教授”的桂冠,“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来了个总动员,由其帮刊《自然辩证法研究》编辑部主任马惠娣——也就是那个于光远、龚育之的神秘女弟子【574】——亲自担任“责编”,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方舟子炮制出来的一篇“论文”。【575】这直接导致一个人化名“扁舟子”发出这样的质问:

     

    “为什么方如此没有学术品位的论文何以能够在国内很有名气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这样的专业杂志上发表?”【540】

     

    据这位“扁舟子”透露,“据说,该杂志现在很少能够发表自由投稿,大都接受熟人推荐的稿子。”果然,“科学文化人”之一刘华杰十年后承认,方舟子的稿子是他送给马惠娣的。【576刘华杰显然一直没有搞明白,方舟子之所以会把稿子交给他,而不是直接投给那份帮刊,肯定是于光远或者马惠娣的背后授意,其目的,就是要让他以为方舟子与他们没有背后的交易。也就是说,专门搞“学术打假”的方舟子,不仅专门搞学术造假,他还专门在学术造假的贼窝子发表“学术论文”。实际上,科学文化人早就怀疑方舟子的那篇论文是偷来的赃物,而我本人也可以有十二分的把握断言,它确实是一件赝品。只不过是,因为至今尚未找到失主,所以按照“方学”的超高、超严标准,它目前还没有被列入已经收录了一百多篇方氏赃物的《方舟子抄袭剽窃数据库》中。

     

    最奇的是,在“反震”那个“扁舟子”之际,方舟子本人还透露出了下面这个信息:

     

    “在《溃疡》座谈会上,马女士通知我,《自然辩证法研究》登出了我批评颜青山的文章,这是很令人赞赏的。只要敢于刊登澄清、批评的文章,登过低水平的论文也就不要紧”【577】

     

    果然,三个月后,方舟子的第二篇论文诞生了。【578】也就是说,于光远的亲信马惠娣不仅是方舟子论文的接生婆,她还是方舟子论文的代孕妇。据马惠娣自己说,《自然辩证法研究》是“中国学术界最权威的哲学刊物之一”,而该刊主编就是她本人。【579】这样一来,我们不禁要问:一个“主编”为什么要如此作践自己的刊物?对于这个问题,最直接、最简单、最合理的答案就是,她的祖师爷给她下达了旨意。

     

    事实是,就是在这第二篇论文中,方舟子的那个恬不知耻的王家学会译名在中国正规学术刊物上首次亮相。显然是以为有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在背后给自己撑腰,方舟子曾打算将英语单词“royal”的汉译全部由皇家改为王家。【580】只是因为没人搭理这个跨国氓流,他才不得不作罢。但方舟子本人却一直坚持使用王家这个译名,只是在被崔永元气得丧心病狂之时,他才会流露出自己的潜意识,让英国皇家学会脱口而出:

     

    “请问崔永元,英国皇家学会害死了多少条人命,该不该把英国皇家学会院士都杀死”【581】

     

    “王家”这个译名对于方学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它直接导致了方舟子是英语残疾人这个秘密的大暴露。原来,在2005年,方舟子与何祚庥接受水电势力的贿赂,假借“院士考察团”的名义巡视云南怒江流域,期间对环保人士大打出手,结果遭到《纽约时报》的不点名批评。【582】对于方舟子这个“立足美国战中华”的跨洋骗子来说,《纽约时报》的重要性不要说远远超过《自然辩证法研究》,它还超过《人民日报》,所以该报那篇文章中的22个不软不硬的单词,“Two prominent scholars toured the Nu - on a trip sponsored by dam developers - and attracted wide public attention by attacking the environmentalists”,对他来说就是当头一棒,不仅让他在自己的教徒面前颜面尽失,还让他在自己的主子面前也抬不起头来。为了找回面子,方舟子就以“a royal reader of the New York Times”的身份给该报写信自辩。可是,尽管在那之前他曾冒充了十多年的“英语大师”,但他知道自己的英语根底的深浅,而用洋泾浜英语给洋人写信,就相当于一个展翅开屏的孔雀把自己的臭屁股亮给别人看。于是,他把自己的草稿公布了出来让众教徒给自己“改英文作业”,由此爆出“皇家读者”这个天大的笑话。【583】你说这个不学无术的马主编到底造了多大的孽?其实,尽管从整体上说“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是个伪科学组织,但要从中找出几个饱学之士却并非难事。天知道于光远为什么非要任用一个四六不懂的“休闲学家”来掌控这个“学派”的机关刊物的印把子。

     

    3、保护骗子

     

    实际上,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自然辩证法研究》肯定会成为方舟子的“责任田”、“自留地”,“打架逗士”方舟子也会因此成为他梦寐以求的“科学哲学家”、“科学历史学家”——最不济也得是一个“高级科普作家”。因为按照他的说法,自己的另一篇“论文”,题为《基因之为理论建构和物质实体》,也发表在该刊之上。【584】据该文的新语丝版本的“篇首注”,该文“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期。因为参考文献按规定不能超过10篇,所以有关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文献均未注”。可是,不仅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期”上找不到这篇文章,即使翻遍那以后出版的全部《自然辩证法研究》,你也找不到署名方舟子的任何文章。显然,方舟子的第三篇“论文”在即将出生之际被“(马)主编”或“(于)总裁”阉杀了。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方舟子“第二篇论文”得内容就是“打假”一个叫颜青山的人,他当时的身份是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的一名教师兼在职博士学位研究生。而就是这个颜青山,在2001年年底向《自然辩证法研究》投递了一篇稿子,它在11个月后以《孟德尔定律、达尔文进化论与现代生物学规范——兼答方舟子“达尔文、孟德尔以及科学发表方式”一文》为题发表。颜文虽然题为“兼答方舟子”,但实际上却是“主答方舟子”,因为该文的第一句话就剑指方舟子:

     

    “方舟子‘达尔文、孟德尔以及科学发表的方式’一文对拙文‘从科学普及的角度看“孟德尔之谜”’的修正有多处误解,而对拙文的引用也很随意,因而其‘修正’也就具有太多的‘独白’意味。”【585】

     

    简言之,在那篇文章中,颜青山虽然语气很软,但其内功却相当硬,也就是从逻辑上和实证上——它们是刘华杰当时所宣扬的“科学精神的核心内容”【586】、方舟子所宣扬的“我们必须为科学精神增添”的“新的内涵”【587】——把方舟子摆着“科学霸主”的面孔、咬着铁齿钢牙喷出来的那些吐沫星子,全都怼了回去。谁都知道,和特朗普一样,方舟子也有一个“绝不认输”的秉性,即使被人打得鼻孔穿血、满地找牙,他都会摆出一副刚刚大获全胜的架势。实际上,当一年前惨遭吴柏林在《中华读书报》上抽脸之后,方舟子仍旧不依不饶地叫骂个不休。【588】可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在被颜青山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抽脸之后,方舟子却完全没了脾气——他实际上连放个响屁的胆量都没了。而在那之前,他对颜青山叫骂了至少八次。由此可知他受到的内伤到底有多重。换句话说就是,就算马惠娣和于光远对方、颜二人辩论的内容一无所知,但仅凭常识和“理性”——他是于光远“治学方法”的根本【589】——,任何人都能够看出孰是孰非、谁正谁邪。也就是说,马惠娣为了讨好二代主子而屁颠儿屁颠儿地抢发他的掐架帖子,结果弄巧成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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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于撕、死于撕,厮撕不息

    为了让方舟子放开手脚给自己当打手,于光远一伙在2000年前后急于给方舟子制造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头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于光远指令自己的手下、《自然辩证法研究》名义上的“编辑部主任”、实际上的“主编”马惠娣帮助方舟子制造论文,于是方舟子的一篇学术赝品《还原主义和整体主义述评》就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11期的第1页上。该文显示,它的责任编辑是马惠娣,它的作者是个美国无业游民,因为他的通讯地址是美国加州的一个邮政信箱。最让人咂舌的是,该文虽然是那期杂志的头条,但却是那期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收稿日期最晚的一篇,收稿日期是2000年9月12日。而在同一期杂志上,还发表了颜青山的一篇“从科学普及的角度看‘孟德尔之谜’”的文章,该文注明作者是“讲师,遗传学硕士,伦理学在职博士生。”【590】一般来说,方舟子在主子面前有强烈的炫耀欲望,而对于同行,他怀有先天的妒恨心理。所以,当他看到一个他瞧不上眼的“土硕士”不仅敢于染指自己的“科普”领域,而且还进犯自己的势力范围生物学,于是对颜青山大打出手,显然是要向主子“摆显”自己的能耐。而马惠娣则把方舟子的两篇“掐架”帖子捡了起来,凑成方舟子的第二篇“论文”,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11期上。在当时,方舟子还向《自然辩证法研究》投递了另一篇稿子,预计发表在该刊2002年第1期上。但万万没有想到,颜青山在那之前投书该刊,驳斥方舟子对自己的攻击,而方舟子对之显然无力反抗。所以,方舟子的第三篇“论文”胎死腹中。在那之后,方舟子再也没有在正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任何“论文”,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总而言之,最晚不过20021月,于光远一伙就已经知道了方舟子的“四科子”——科学骗子、科学痞子、科学混子、科学棍子——中的“混子”、“棍子”本质。而到了2003年,上海社科联主办的《探索与争鸣》杂志连续三期发表野鹤的《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把方舟子的“骗子”、“痞子”嘴脸刻画得纤毫毕现。【591-593】至此,中国科学纳粹们想要假装天真无知都不可能了,因为方舟子被野鹤气得“便血,被救护车送到宣武医院急救”。【594】显然,那些“老头”们即使不亲身到医院探访,他们也会亲自致电慰问。最好笑的是,据野鹤揭露,方舟子当时还曾跪求“中宣部”向自己伸出援手。(同上。)除了于光远、龚育之、何祚庥这几个人之外,那个“中宣部”还能是谁呢?

     

    可是,所有这些都没能阻止中国科学纳粹对方舟子的“支持”。实际上,到了2005年,何祚庥还撰文为自己“总是支持方舟子”公开辩护。【5952006419日,龚育之在中国科协“两科联盟”的一个会议发表“讲话”,其中六次提到方舟子、三次提到新语丝,并且点那个正在被方舟子率领网络暴徒围攻的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的名,宣称“已经有平面的正规的媒体(比如《人民日报》)介入”,而他本人则“总是拭目以待,谨慎乐观”。【596】龚育之的这个讲话稿第二天就被方舟子发表在新语丝——考虑到中美12小时时差,应该就是当天,比它出现在反伪帮帮刊《科学与无神论》上早了一、两个月。【597】实际上,龚育之的话音还没有落地,人民网就“受中国科协委托”,“邀请……方舟子谈《从清华大学开除刘辉看我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必然性》”。【598】毫无疑问,那个中国科协就是中国科协两科联盟委员会,就像三年前的那个中宣部就是中宣部科学处旧部一样。方舟子当时虽然红得发紫,同时在中国报刊上开设四、五个专栏,但受到人民网的邀请也是一件能够让他高兴得鼻孔流血的大喜事,因为在他的眼中,除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CCTV之外,其余媒体都是“小报”。总之,中国科学纳粹与中国科邪教教主狗扯羊皮不弃不离,即使是从最善意的角度出发、往最好的方向理解,也只能说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事业,而那个事业与科学、真伪没有半分钱的关系。

     

    4、行骗不止

     

    除了遭到颜青山的反弹之外,《自然辩证法研究》紧急撤销方舟子的第三篇“论文”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发现了方舟子行骗的证据——它的线索就在方文的第一段话之中:

     

    “我在1999年一篇展望文章中曾经预测,21世纪将会是一个‘基因化’的世纪。随着生物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基因’现在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个名词,进入了日常词汇。‘基因’一语在日常使用中的含义显然不会与学术上的含义一致,人们在使用它时也往往不明了其确切的意思。事实上,即使在学术界,生物学家和生物哲学家们目前对基因的定义也未能达成共识,争论不休,在2000年还出了本探讨基因概念的论文集(P.J.Beurton et al (ed.), 2000)。对基因这一概念的历史演变和现状,已有过详细的综述(P. Portin, 1993)。这里我们只对基因概念在理论建构(theoretical construct)和物质实体(material entity)两方面的演变,做一评价”【584】

     

    前面提到,那篇被方舟子反复炫耀的“论文”,《〈木兰诗〉种种》,乃是抄袭之作,抄袭的对象就是《木兰文献大观》,那本书实际上应该叫作“木兰诗文献汇编大全”。也就是因为捧着这样的“百衲本”,无知无畏、无才无学、不学无术的方舟子才会显得那么博雅宏通。而《基因之为理论建构和物质实体》这篇文章也是方舟子如法炮制的,只不过他抄袭的对象变成了“探讨基因概念的论文集(P.J.Beurton et al (ed.), 2000”。

     

    本来,按照惯例,我在给出这样的结论之前,应该发表一篇详尽的考证文章,就像我在论证他抄袭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599】、抄袭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显清【600】、抄袭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博士后普尔【601】、抄袭美国“反伪斗士”谢尔默【602】时那样。但撰写那样的文章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而我因无暇旁顾而压下未写的此类文章,至少还有两篇。【603】好在“方舟子是人类历史上头号文贼”在今天已经成为共识,所以,我此时仅提供一个方舟子所说的“铁证”——即“技术性错误”【604-605】——来支撑我的结论。方舟子如果不服,他有权动用“方法”,对我“打假”、甚至使出杀手锏,提起“刑事诉讼”。

     

    简言之,在那篇文章的末尾,方舟子列出了十篇参考文献,其中的第六篇是:

     

    Muller, H.J. 1947. The gene.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Series B 135, 1-37.

     

    谁都知道,英国皇家学会——方舟子在“打假”颜青山时将之称为“英国王家学会”【578】——的全称是“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为了省事,它一般被称为“The Royal Society”或“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也就是说,如果非要带上“London”这个单词的话,那么这个“学会”,不论是“王家”还是“皇家”,就一定要带上介词“of”,否则就搞不懂那几个单词之间的关系了。而方舟子上面那条参考文献,恰恰就把那个不可须臾离异的介词弄丢了。由于方舟子的参考文献几乎全部都是通过copy/paste”这样的手段弄来的,所以他才会嘲笑别人在抄袭时“不是copy/paste,而是自己打一遍,好多单词都打错了”【606】,所以,他的这个失误只有一个可能原因,那就是他的源头、上家出现了相同的错误。果然,在前面提到的那本书的第347页,有一条参考文献与方舟子的参考文献完全相同——除了在“135”之后的标点符号:方舟子使用的是逗号,而那篇文章的作者,以色列人Raphael Falk,使用的是冒号。熟悉方舟子作案技巧的人都知道,它是方文贼为了掩盖抄袭痕迹而刻意制造的差别差异。【607

     

    好笑的是,方舟子虽然善于制造“差别”,但他却有眼无珠。原来,那篇文章是发表在《伦敦皇家学会报告》的第134卷上,天知道那个以色列人Falk是怎么搞的,竟然把它写成了“135”。而这个只有一个阿拉伯数字的“差别”,对于方舟子来说不啻一个天坑,因为他永远都无法从中爬出来。

     

    如果有谁对一个大名鼎鼎的美国博士竟然能够在一条参考文献中制造出两条“抄袭铁证”而感到无法理解的话,那说明他对这个“四科子”、“三文男”——“文盲、文贼、文痞”【599】——、太不了解。事实是,缪勒的那篇文章是他在“朝圣基金会讲座”上的讲演稿,因为那个讲座的名气太大,所以那篇文章的正式标题并不是简简单单的“The Gene”这两个单词,而是要加上一个前缀“Pilgrim Trust Lecture”——在那个“王家学会”的网站上,那篇文章的标题就是那么写的;在美国最主要的文献库之一JSTOR上,这篇文章也是那么记录的。你看这个牛皮哄哄的美国水博士在他根本看不起的中土大唐到底闹出了多少笑话?

     

    总而言之,方舟子的第三篇“自然辩证法论文”之所以会在即将问世之际惨遭阉杀,除了是因为颜青山的“反打假”之外,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他的抄袭剽窃被人发现。而方舟子在匆匆将那篇文章在新语丝上发表、并且宣称该文“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期”时,极可能已经得知了该文的命运,但他就是要故意撒谎,既是要得瑟自己又在“中国学术界最权威的哲学刊物之一”上面发表论文了,又是要发泄自己的仇恨——这个仇恨在六年后大爆发,就是要赶在于光远辞世之前告诉他:老于,你惹着我方舟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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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贼盗文

    2000年前后,为了骗取“北京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这个头衔,方舟子与《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社联手炮制“论文”。他的第三篇“论文”题为《基因之为理论建构和物质实体》,抄自他在文中开列的第一篇文献,即“探讨基因概念的论文集(P.J.Beurton et al (ed.), 2000)”。虽然方舟子抄袭的证据多如牛毛,但最直截了当的证据却是他开列的第六篇参考文献,其中含有三个关键错误:第一,将刊物的名称写错(漏掉介词of);第二,将刊物的卷号写错(把“134”写成“135”);第三,将文章的标题写错(漏掉前缀“Pilgrim Trust Lecture”)。而这三个错误,全都出现在那本“论文集”第347页中的一条参考文献中。上图左、中二图显示发表那篇文献的杂志扉页和正文第一页,右图上半部为“探讨基因概念的论文集(P.J.Beurton et al (ed.), 2000)”第347页中的一条参考文献,下半部为方舟子为《基因之为理论建构和物质实体》一文开列的第六条参考文献(来自新语丝网站),红色标记显示其中的三个完全相同的错误,也就是方舟子本人所说的“抄袭铁证”。

     

    方舟子与自然辩证法的故事还有很多,但我只能在此适可而止了。顺便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我的长年打假,方舟子几乎从来都是逆来顺受,没有一丝斗士的风采。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自己就是一个文贼,天生就是挨打的命,所以他才会嘲笑我“愚蠢到连南卡罗来那大学威尔士人文大楼的IP都不知道掩蔽”。【608】也就是说,方舟子每次上网都怀揣着“老鼠过街”、“掩耳盗铃”这样的贼人心理。在这个秘密被我戳破之后——其中的警句就是:“方奇才,亦明兄教你一条逻辑:只有老鼠上街才能挨打,正常人士上街通常会平安无事,所以他们不用化妆。亦明兄还要告诉方奇才一个秘密:除了做贼以外,人类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609】——,方舟子又找出了一条新理由为自己勇当缩头乌龟遮羞:

     

    “亦明(葛莘)多年来天天在网上指控我科普文章都是抄的,我要是都去回应,还干不干正事了?”【610】

     

    一个打着“打假斗士”旗号、披着“打假斗士”战袍天天在网上寻隙滋事的无业游民,除了“打”、“斗”之外,他还能有什么“正事”呢?而方舟子的这个理由,不仅暴露出了自己的“打假”的心理,他还把自己的老恩公“反伪”的心理也暴露了出来。在九十年代,也就是在于光远一伙最为猖狂的那段时间,他们几乎天天要高喊几声“捍卫科学尊严”口号。可是,谁都知道,他们从来就不曾顾及自己的“尊严”、自己学科的“尊严”、自己老祖宗的“尊严”,即证明自己“指导科学”的合理性,以及“自然辩证法”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而他们之所以要把“反伪”、“捍卫科学尊严”当作自己的“主业”、自己的“正事”,就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告诉世人,我们很忙,无暇捍卫恩格斯的尊严,无暇捍卫“自然辩证法”的尊严,也无暇捍卫我们自己的尊严。所以说,于光远和方舟子这一对隔代人能够凑到一起,并且一拍即合,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就像渣滓与磁铁必然聚到一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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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亦明_:参考文献及注释

    参考文献及注释

    【1】亦明:《科邪教父于光远之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万维读者网教育学术论坛,2022年09月18日07:38:07。

    【2】于光远:《我的学术自传》,见中国社会科学网荣誉学部委员专页,2013年9月9日11:15。

    【3】教育部:《关于开设自然辩证法方面课程的意见》,(81)教高一字014号。

    【4】于光远:《坚持科学态度——对当前我国〈周易〉研究的一个恳切希望》,《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1期1-5页。

    【5】会议秘书组:《全国〈反杜林论〉哲学问题讨论会简述》,《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1期104-107页。[注:该研究会在1988年改名为“中国恩格斯思想研究会”(马云鹏、陈贵言:《全国〈反杜林论〉学术研究概观》,《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4期70-74页),1992年改名为“中国恩格斯研究会”、1994年才被民政局批准为全国一级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中国哲学年鉴 1996》,哲学研究杂志社1997年版265页)、2002年更名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简介》,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6】“Марксистам, забывшим это, можно посоветовать обратиться к первому тому «Капитала» Маркса и к «Анти-Дюрингу» Энгельса.”(见:Ленин, И.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VIII.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2. с.350.)

    【7】“Наиболее ясно и подробно изложены их взгляды в сочинениях Энгельса: «Людвиг Фейербах» и «Опровержение Дюринга», которые - подобн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у Манифесту»; - являются настольной книгой всякого сознательного рабочего.”(见:Ленин, И.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XII.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4. с.55. )

    【8】“polemical encyclopedia of Marxism.”(见:Trotsky, L. The young Lenin. Translated by Max Eastma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d Company, Inc., 1972. p.200. )

    【9】“«Анти-Дюринг»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явился подлинн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ей марксизма.”(见:Институт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при ЦК КПСС.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Маркс,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20.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1. с.v-xxii. )

    【10】王晓林:《简析〈反杜林论〉对毛泽东哲学思维的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7年3期63-74页。

    【11】在诸夏怀斯社编辑的二十卷本《斯大林全集》(电子版)中,没有“自然辩证法”这个词组;在五卷本《毛泽东选集》中,没有“自然辩证法”这个词组;在八卷本《毛泽东文集》中,毛泽东只提到“自然辩证法”一次,即在1963年说,“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曾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51页。)

    【12】亦明:《司马南在世纪末的两次悬赏骗局》,万维读者网教育学术论坛,2020年10月24日12:52:02。

    【13】亦明:《向中央纪委实名举报: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涉嫌受贿》,中国学术评价网,2014年8月14日。

    【14】熊卫民:《于光远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范岱年先生访谈录》,《科学文化评论》2015年2期95-110页。

    【15】陈丽凤:《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1921-200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347页。

    【16】于光远:《psi和它的变种:人体特异功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2期31-45页。

    【17】“旷世奇骗”、“绝代文贼”、“歹毒恶棍”是我对方舟子的定性。(见亦明:《〈方舟子抄袭剽窃年谱版〉序》,中国学术评价网,2011年3月3日。)截至到2023年4月1日,在新语丝网站共有署名“方舟子”的网页2805个;其中,含有“骗”字的网页有816个,含有“骗子”的网页有336个,分别占总数的29%和12%。

    【18】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官方网站:《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发布时间: 2016-09-23。

    【19】于光远:《反对伪科学八条》,《同舟共济》1999年9期1页.

    【20】庞薇:《“中日自然辩证法发展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1期12,40页。

    【21】星河:《重振雄风 始于足下——“首届全国自然辩证法学术发展年会”评述》,《哲学研究》2002年2期77-78页。

    【22】方舟子妻:《苟活着》,新语丝2010年10月14日新到资料。

    【23】据恩格斯说,马克思生前曾多次否认自己是某种“马克思主义者”。例见: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382-387页;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80-82页;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430-434页。

    【24】“Es gibt Gebiete, auf denen Engels kein völlig genauer Interpret von Marx gewesen sein dürfte.”(见:Bernstein, E. Wie ist wissenschaftlicher Sozialismus möglich? Berlin, Verlag der Socialistischen Monatshefte, 1901. s.11. )

    【25】“daß auch Marx und Engels zu ihrer Zeit Revisionisten waren , daß sie die größten Revisionisten waren , welche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kennt.”(见:Bernstein, E.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Stuttgart: J. H. W. Dietz, nachf., 1921. s.28. )

    【26】Митин, М.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й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Часть 1.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Москва: Партий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ГИЗ-СОЦЭКГИЗ, 1934. 该书第四章《唯物辩证法的规律》第一节《对立统一规律》第一句话就引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2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08年发布,70-71页。[注: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83年公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中,哲学类下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现代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自然辩证法十个学科(见《北京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简介》,航空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603页);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0年公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哲学门下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东方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九个学科(见《中国教育年鉴  1991》,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196页);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1997年公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哲学类下设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八个学科(见教育部高教司编:《中国大学教师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222页)。]

    【28】吴国盛:《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三十年》,《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1期20-26页。

    【29】韩增禄:《于光远自然辩证法研究让我难以忘怀的几件事》,见:胡冀燕、于小东、刘世定、韩钢主编:《改革的黄金年华——我们眼中的于光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316-320页。

    【30】韩增禄:《怎样理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研究》1987年1期15-27页。

    【31】吴国盛:《试谈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3年4期1-4页。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33】齐翔延、刘与任、胡冀燕、刘世定:《实践•探索•开拓•发展——于光远传略》,见《经济日报》主编:《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 1》,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462-517页。

    【34】于光远:《在江西省考察过程中的思考》,《江西社会科学》1985年6期3-6页。

    【35】陈强:《我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发展规律研究》,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摘要。

    【36】方励之:《给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一封信》,见方励之:《哲學是物理學的工具》,新未来出版社1989年版129-131页。

    【37】吴国盛:《青年自然辩证法宣言》,见豆瓣小组,2008-12-07 10:27:57。

    【38】陈建新:《我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困境和出路》,《云南社会科学》1992年1期32-36,24页。

    【39】杨树森:《自然辩证法能指导科学研究吗?》,新语丝2008年10月30日新到资料。

    【40】亦明:《没羞没臊的张功耀——中医黑方粉系列之一》,中国学术评价网,2012年5月8日。

    【41】张功耀:《自然辩证法工作者要理直气壮地研究社会问题》,《第三届全国科技哲学专家专题论坛“在为国服务中发展自然辩证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25-33页。

    【42】孙慕天:《有所作为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记于光远先生》,《民主与科学》2011年4期45-48页。

    【43】《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十二年(1956—1967)研究规划草案》,《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6年1期1-6页。

    【44】于光远:《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年1期5-6页。

    【45】田松:《科学史的起跳板》,三联书店2019年版。

    【46】《对自然辩证法研究规划草案和一些说明书的意见》,《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7年1期24-32页。

    【47】许良英:《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三十年的风风雨雨》,见新浪许良英和王来棣先生_504的博客,2011-09-22 13:31:06。

    【48】“Und da finden wir im Anfang der Geschichte aller Kulturvölker nicht den „großen Grundherrn‟, den uns Herr Dühring hier unterschiebt mit seiner gewöhnlichen Taschenspielermanier, die er „natürliche Dialektik‟ nennt……”.(见:Engels, F.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Philosophie, politische Ökonomie, Sozialismus. Leipzig: Druck und Verlag der Genossenschafts-Buchdruckerei, 1878. s.149. )
     
    【49】Dühring, E. C. Natürliche Dialektik, neue logische Grundlegungen der Wissenschaft und Philosophie. Berlin: E.S. Mittler und Sohn, 1865.

    【50】“Unter der letzteren Folgerung wird nun entweder verstanden, daß es nur diese Dialektik sei, welche das Kunststück eines falschen Scheines vormache.”(见:Hegel, G. W. F. Wissenschaft der Logik. Zweiter Band. Nürnberg: Johann Leonhard Schrag, 1816. s.382. )

    【51】“диалектика понимается как кунштюк”.(见:Лен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IX.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9. с.281. )

    【52】艾思奇:《哲学讲话:不是变戏法》,《读书生活》1935年2期27-29页。

    【53】艾思奇:《大众哲学》,读书出版社1938年版116页。

    【54】“Сталин обошел молчанием закон отрицания отрицания.”(见:Кедров, Б. М. Единство диалектики, логики и теории познания.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с.12.)

    【55】王元化:《理论建设与观念更新》,1989年2月10日《人民日报》第5版。

    【56】“eine der vorzüglichsten erkenntnistheoretischen Arbeiten aus der letzten Hälfte des Jahrhunderts”、“Und doch ist es sicherlich das beste aller Dühringschen Werke , sowohl was die Form als den Inhalt betrifft”.(见:Høffding, H. Geschichte der neueren Philosophie: eine Darstellung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von dem Ende der Renaissance bis zu unseren Tagen. Zweiter Band. Leipzig: O. R. Reisland, 1896. s.616. )

    【57】“Das schätzbare Buch von Dühring („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Principien der Mechanik‟, Berlin 1873) hat auf meine Gedanken”.(见:Mach, E. Die Mechanik in ihrer Entwicklung: Historisch-Kritisch dargestellt. Leipzig: F. A. Brockhaus, 1883. s.vii. )

    【58】Gay, J. The Blind Prometheus of German Social Science: Eugen Dühring as Philosopher, Economist, and Controversial Social Critic. Dissertation zur Erlangung des Grads eines Doktors 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der Universität Erfurt. 2012.

    【59】“daß Dühring ein großer Philosoph ist”、“Er hat nämlich eine „Natürliche Dialektik‟ geschrieben gegen Hegels „unnatürliche‟”.(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32. Berlin: Dietz Verlag, 1974. s.18. )

    【60】“ein sehr vorlauter, schnoddriger Knabe”、“gegen die Hegelsche”. (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32. Berlin: Dietz Verlag, 1974. s.538. )

    【61】Vollgraf, C-E. 1993.Nochmals zur Kommentierung in der zweiten MEGA. Fallstudien. In: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1993. s.69-81.)

    【62】“daß das Steifen auf den Namen „materialistisch“ mehr in politischen wie in wissenschaftlichen Gründen wurzelt”.(见:Bernstein, E.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Stuttgart: J. H. W. Dietz, nachf., 1899. s.45.)

    【63】赵绍鸿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199页。

    【64】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版249-252页。

    【65】“hohe Intelligenz”.(见:Mehring, F. Karl Marx: Geschichte seines Lebens. Leipzig, Leipziger Buchdruckerei Aktiengesellschaft, 1923. s.91. )

    【66】陶铸编写:《恩格斯故事》,通俗文化出版社1950年版3页。

    【67】毛泽东:《我的一点意义》,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114-115页。

    【68】斯夫:《毛泽东批语〈我的一点意见〉的前前后后》,《党史博览》2004年10期11-14页。

    【69】“die das Elend der Arbeiterbevölkerung in diesem früh industrialisierten und damals in der Blüte des kapitalistischen Aufschwungs stehenden Tal seiner Seele einprägte”.(见:Mayer, G. Friedrich Engels: Eine Biographie. Erster Band. Berlin: Verlag von Julius Springer, 1920. s,13.)

    【70】“da alles erwiesene Data sind, die ich von Augen- und Ohrenzeugen habe”.(见:Mayer, G. (ed.) Friedrich Engels Schriften der Frühzeit: Aufsätze, Korrespondenzen, Briefe, Dichtungen aus den Jahren 1838–1844 nebst einigen Karikaturen und einem unbekannten Jugendbildnis des Verfassers.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20. s.57.)

    【71】恩格斯:《乌培河谷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493-518页。

    【72】《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745-748页。

    【73】Engels, F. 1843. Progress of Social Reform on the Continent. The New Moral World 5(19):145-146.

    【74】“All persecutions and prohibitions have proved ineffectual, and will ever do so; the Germans are a philosophical nation, and will not, cannot abandon Communism, as soon as it is founded upon sound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chiefly if it is derived as an unavoidable conclusion from their own philosophy. And this is the part we have to perform now. Our party has to prove that either all the philosophical efforts of the German nation, from Kant to Hegel, have been useless — worse than useless; or, that they must end in Communism; that the Germans must either reject their great philosophers, whose names they hold up as the glory of their nation, or that they must adopt Communism.”(见:Engels, F. 1843. Progress of Social Reform on the Continent. No. II.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The New Moral World 5(21):161-162.)

    【75】“подчеркивавшие «стремптелЬнЫй успех» коммунизма среди образованных классов Германии”.(见:Рязанов, Д.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марксизма.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23. с.105-106.)

    【76】“Если верить Энгельсу, то он и Маркс, чуть не до 1847 г., стояли совершенно в стороне от рабочего движения”.(见:Рязанов, Д.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марксизма.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23. с.79.)

    【77】“отзывается раздражительно или непочтительно о «народе» или «рабочих»”.(见:Рязанов, Д. Предисловие редактора.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XXI.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9.)

    【78】“The English member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did not know him at all. The other members knew him just as little. Only among the German comrades were there some who remembered him, but even tliere lie had to work hard to win a position for himself. For to most members he was a rich man, a Manchester manufacturer, who, it was said, had twenty-five years previous written a good book in German about the English workers. Having mingled for about twenty years in an almost exclusively bourgeois, environment, among stockmarket wolves and industrial hawks, Engels, who was always noted for his decorous behaviour, acquired even more fastidious manners.”(见:Riazanov, D. B.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London, UK.: Martin Lawrence,1927. pp.202-203.)

    【79】“Du weißt, daß alles 1. bei mir spät kommt und 2. ich immer in Deinen Fußtapfen nachfolge.”(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30. Berlin: Dietz Verlag, 1974. s.418.)

    【80】“Nothing in Friedrich Engels' ancestry or upbringing foreshadowed the future revolutionary”、“The enthusiasm of Engels' father for business was only matched by his attachment to the church, and young Friedrich's early life was shaped by a struggle against both”.(见:McLellan, D. Friedrich Engels. Hassocks, UK.: Harvester Press, 1977. pp.15-16.)

    【81】肖灼基:《恩格斯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7-8页。

    【82】翟迎春:《恩格斯的青少年时代》,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4页。

    【83】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伊丽莎白•恩格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689-691页。

    【84】斯捷潘诺娃著,中央编译局译:《恩格斯传》,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4页。

    【85】Kautsky, K. Frederick Engels: His Life, His Work and His Writings. Chicago, IL.: Charles H. Kerr & Company, Publishers, 1899.

    【86】“It was Kautsky, perhaps more than Engels himself,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elaboration and propagation of the corpus of accepted socialist theory which came to be seen as 'orthodox' Marxism”.(见:Howard, M. C. and King, J. 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London, UK.: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75. p.69.)

    【87】“it is Kautsky who is Engels's most direct successor”.(见:McLellan, D. 1994. Review of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Friedrich Engels: A Reinterpretation by J. D. Hunley.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09(434):1304.)

    【88】“Obgleich mir das Glück zuteil wurde , zu ENGELS ' vertrautesten Freunden im letzten Jahrzent seines Lebens zu zählen , habe ich doch über seine Jugendzeit fast nichts erfahren”.(见:Kautsky, K. Gustav Mayers Engels-Biographie.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Neunter Jahrgang. Leipzig: Verlag von C. L. Hirschfeld, 1921. s.342-355.)

    【89】“Такой же строгой цензуре подвергнуты все письма Энгельса и после 1845 г., поскольку в них речь идет об отце. Бернштейн тщательно вычеркивает все резкие отзывы непочтительного сына”.(见:Рязанов,  Д. Предисловие редактора.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XXI.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9.)

    【90】“Энгельс родился в 1820 году в г. Бармене, в Рейнской провинции прусского королевства. Отец его был фабрикантом. В 1838 году Энгельс семейными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ми был вынужден, не кончив гимназии, поступить в приказчики одного бременского торгового дома. Занятия купеческим делом не помешали Энгельсу работать над своим научным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образованием. Еще гимназистом возненавидел он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и произвол чиновников. Занятия философией повели его дальше. В то время в немец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господствовало учение Гегеля, и Энгельс сделался его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ем.”(见:Ленин, И.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V.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6. с.4.)

    【91】“Нельзя понять марксизм и нельзя цельно изложить его, не считаясь со всеми сочинениями Энгельса.”(见:Ленин, И.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V.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6. с.505.)

    【92】“Engels made a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Marxist thought than did Marx, and the system ought in justice, therefore, to be called Engelsism rather than Marxism”.(见:Hyde, D. 1952. The Real Answer to Communism. Blackfriars 33(383):67-73.)

    【93】“Engels' most distinctive contribution to Marxism was his systematization of a would-be scientific Marxist ‘philosophy.’ ”(见:McLellan, D. Friedrich Engels. Hassocks, UK.: Harvester Press, 1977. p.79.)

    【94】“Anti-Duhring was very popular and the chapters from it reprinted as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were translated into more languages than any other socialist work including The Communist Manifesto.”(见:McLellan, D. Friedrich Engels. Hassocks, UK.: Harvester Press, 1977. p.69.)

    【95】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发言》,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607-651页。

    【96】“Bernstein und alle andern haber immer bewiesen , daß Engels in seinen letzten Jahren ein Opportunis geworden ist”.(见:Protokoll Des 5. Kongresses: Fünften Kongres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Band I. Verlag Carl Hoym Nachf, 1924. s.943.)

    【97】Marcuse, H. Soviet Marxism: A Critical Analysis.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98】Lichtheim. G. Marxism: 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 New York, NY.: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Inc., 1961.

    【99】Schmidt, A.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Translated from German to English Ben Fowkes. London, UK.: NLB., 1971.

    【100】Levine, N. The Tragic Deception: Marx Contra Engels. Oxford, UK.: Clio Books, 1975.

    【101】于光远:《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见于光远:《碎思录》,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

    【102】恩格斯:《致马克思(1873年5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82-86页。

    【103】Рязанов, Д. В. Предисловие редактора. Архив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 Книга вторая.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5. c.ix-xxxii.

    【104】Rjazanov, D. Friedrich Engels, Dialektik und Natur: Einführung des Herausgebers. Marx-Engels-Archiv. II Band. Marx-Engels-Archiv-Verlagsgesellschaft, Frankfurt, A. M. 1927. s.117-149.)

    【105】“30 мая 1973 г. исполняется 100 лет с того дня, когда у Энгельса родились замысел и план его будущей «Диалектики природы» и когда он впервые приступил к работе над нею.”(见:Кедров, Б.М. О «Диалектике природы» Энгельса.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73. c.4.)

    【106】刘则渊:《伟大构思的一天——兼谈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最初构思〈自然辩证法〉的两个文献的先后问题》,《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85年4期31-39页。

    【107】恩格斯:《致马克思(1876年5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18-20页。

    【108】曹葆华、谢宁:《“自然辩证法”俄文本序言》,《科学通报》1951年11期1199-1205页。

    【109】许良英:《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准备、写作和出版的过程》,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359-371页。

    【110】查汝强:《自然辩证法》,见《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770-772页。

    【111】Griese, A. et al. Editorische Hinweise.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Band 26. Berlin: Dietz Verlag,1985. s.59-72.

    【112】Griese, A. und Pawelzig, G. 1995. Friedrich Engels' "Dialektik der Natur": eine vergleichende Studie zur Editionsgeschichte. MEGA-Studien 1995(1): 33-60.

    【113】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0. Berlin: Dietz Verlag, 1975.

    【11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是恩格斯在1884 年3 月底至5月底这两个月内写成的。”(见:恩格斯著,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81页。)

    【115】“‘英间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是弗•恩格斯在1844年9月至1845年3 月间在巴门写成的。”(见恩格斯着,中共中央编译局译:《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编者注》。)

    【116】“恩格斯写《反杜林论》,用了两年的时间——从1876年5月底开始到1878年7月初止。” (见:恩格斯著,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348页。)

    【117】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76年11月20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208-210页。

    【118】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6年10月7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193-196页。

    【119】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著,易廷镇、侯焕良译:《恩格斯传》,三联书店1980年版380页。

    【120】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1885年6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324-326页。

    【121】霍华德、金著,顾海良等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13页。

    【122】“Dieselben Umstände erklären, daß auch äußerlich, in der literarischen Form, der zweite und dritte Band nicht so vollendet sind, nicht so von Geist blitzen und funkeln wie der erste Band”.(见:Mehring, F. Karl Marx: Geschichte seines Lebens. Leipziger: Bchdruckerei A. G., 1918. s.378.)

    【123】“но все же вариацию Энгельса”.(见:Рязанов, Д. Б. Институт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 при ЦИ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24. c.43.)

    【12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课教学大纲:〈自然辩证法概论〉编写说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125】马惠娣:《〈自然辩证法〉与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于光远》,中国休闲研究网站,2021年4月15日。

    【126】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4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70-76页。

    【127】“Oder man kann auch mit einem ganz anderen Bilde sagen: der erste Band zeigt uns das Herz des sozialen Organismus, wo der belebende Saft erzeugt wird, der zweite und dritte Band zeigen die Blutzirkulation und Ernährung des Ganzen bis an die äußersten Hautzellen”.(见:Mehring, F. Karl Marx: Geschichte seines Lebens. Leipziger: Bchdruckerei A. G., 1918. s.384.)

    【128】“знатока учения Маркса и Энгельса”.(见:Смирнова, В. А. Первый директор Института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 Д. Б. Рязан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89(9):71-84.)

    【129】“бесспорно ученейшего человека нашей партии”.(见: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Радек, К., Троцкий, Д. Силуэты: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ортрет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91. с.296.)

    【130】佐佐木力著,李梁译:《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构思辨析——未完的研究课题》,《自然辩证法通讯》2013年4期108-119,128页。

    【131】Рязанов, Д. Б. Институт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 при ЦИ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4. c.44.

    【132】里雅沙诺夫:《〈自然辩证法〉序》,见恩格斯著,杜畏之译:《自然辩证法》,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17-79页。

    【133】于光远:《我的编年故事:1939-1945(抗战胜利前在延安)》,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134】《梁赞诺夫和他的〈马克思主义史概论〉》,《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20期24-26页。

    【135】董光璧:《究竟什么是自然辨证法?》,《自然辩证法研究》1986年4期56-61页。

    【136】“Однако это издание было выполнено неудовлетворительно. Расшифровка рукописи Энгельса была сделана крайне небрежно,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чего ряд мест был совершенно искажен. Русский перевод изобиловал ошибками и искажениями. Наконец, расположение составных частей «Диалектики природы» было дано в таком хаотическом беспорядке, что это очень затрудняло чтение и изучение это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Энгельса.”(见:Институт Маркса - Энгельса - Ленина при ЦК ВКП(б).  Предисло́вие. Энгельс, Ф. Диалектика природы. Москва: ОГИЗ-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41.)

    【137】于光远:《告别济泽》,见于光远:《朋友和朋友们的书  2》,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07-115页。

    【138】于光远:《告别济泽》,见方实、杨兆麟主编:《永远的怀念 温济泽纪念文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版10-23页。

    【139】“Und hier gibt es nun einmal keinen andern Aus- weg, keine Möglichkeit, zur Klarneit zu gelangen, als die umkenr, in einer oder der andern Form, vom metaphysischen zum dialektischen Denken.”(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0. Berlin: Dietz Verlag, 1975. s.332.)

    【140】“daß es in der Natur, in letzter Instanz, dialektisch und nicht metaphysisch hergeht”.(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0. Berlin: Dietz Verlag, 1975. s.607.)

    【141】“Die Philosophie rächt sich posthum an der Naturwissenschaft dafür, daß diese sie verlassen hat”.(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0. Berlin: Dietz Verlag, 1975. s.476.)

    【142】Максимов, А. 1936. Философия 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е за пять лет.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 1936(1):46-65.

    【143】于光远、龚育之、查汝强:《自然辩证法》,见《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2页。

    【144】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alle. Stuttgart: J. H. W. Dietz Nachf, 1902.

    【145】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Friedrich Engels und Karl Marx. J. H. W. Dietz Nachf, 1913.

    【146】Смирнова, В. А. Первый директор Института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 Д. Б. Рязан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89(9):71-84.

    【147】Rojahn, J. 1996. 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 Rja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MEGA-Studien 1996(1): 3-65.

    【148】“при экзамене на аттестат зрелости Маркс по математике и физике обнаружил только удовлетворительные успехи”.[注:德文原文是"mittelmäßige",意为“平庸”。]引文来源:【103】

    【149】“Хотя ему много приходится говорить о физике но свойствах атома, Маркс нигде не выходит за пределы чистофилософских рассуждений”.【103】

    【150】“Übrigens iſt der Darwin, den ich jeßt gerade leſe, ganz famos”.[注:在伯恩斯坦与倍倍尔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中,那封信被注明是“undatiert. (ende November) 1859.”(未注明日期。 大约在1859年11月下旬。)(Engels, F., Marx, K., Bernstein, E., Bebel, A.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Friedrich Engels und Karl Marx: 1844-1883. Zweiter Band. Stuttgart: J. H. W. Dietz nachf, 1919. s.364.)但后来的文集将之系于1859年12月11或12日。(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9. Berlin: Dietz Verlag, 1978. s.524.)]

    【151】“Mit dem Darwin, den ich wieder angesehen, amüsiert mich, daß er sagt, er wende die „Malthussche" Theorie aüch auf Pflanzen und Tiere an, als ob bei Herrn Malthus der Witz nicht darin bestände, daß sie nicht auf Pflanzen und Tiere, sondern nur auf Menschen - mit der geometrischen Progression - angewandt wird im Gegensatz zu Pflanzen und Tieren. Es ist merkwürdig, wie Darwin unter Bestien und Pflanzen seine englische Gesellschaft mit ihrer Teilung der Arbeit, Konkurrenz, Aufschluß neuer Märkte, „Erfindungen" und Malthusschem „Kampf ums Dasein" wiedererkennt. Es ist Hobbes' 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5, und es erinnert an Hegel in der „Phänomenologie", wo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als „geistiges Tierreich", während bei Darwin das Tierreich als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figuriert.”【104】

    【152】“Мы только-что видели, как Маркс повторяет отзыв Энгельса, теперь мы имеем соображения Маркса, которые Энгельс после повторяет буквально.”【103】

    【153】“Весьма вероятно, что уже в это время у Энгельса,—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или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Маркса,— возникла мысль подвергнуть критике взгляды Бюхнера, чтобы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ить им свою точку зрения.”【103】

    【154】“Только в 1873 г. Энгельс получ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иступить более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к изучению вопроса о диалектике в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и. Счаст-Тивая случайность доставила нам весьма важное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Маркс уехал в Манчестер, чтобы отдохнуть у Шорлеммера, и вот 30 мая 1873 г. Энгельс спешит поделиться с друзьями теми мыслями, которые пришли ему в голову по вопросу о диалектике в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и:”【103】

    【155】从1924年年初,苏联哲学界的头面人物德波林就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上点卢卡奇的名,指认他是“否认自然辩证法”的黑格尔主义者中的代表人物(“которые в качество гегельянцев отрицают диалектику в природе” 、“мы имеем в виду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Г. Лукача”.见:Деборин, А. М. Ленин — воинствующий материалист.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 1924(1):10-28),并且撰写长篇文章对之进行批判(Деборин, А. М. Г. Лукач и его критика марксизма.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 1924(6-7): 49-69)。同年,权威的《布尔什维克》杂志也发表文章,批评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批评的要点之一就是说他和卢卡奇一样,否认自然辩证法(“Корш тем самым становится на точкѵ зрения Лукача, что в природе диалектики нет”.见:Н. К. Н. Корш. Марксизм и философия. Большевик 1924(7-8):117-119)。还是在这一年,在梁赞诺夫参加了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Г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 Зиновьев, 1883-1936)在开幕词中就点卢卡奇、科尔施等人的名,说他们是修正主义者: “Wenn der ungarische Genosse G. Lukacs dasselbe auf philosophischem und soziologischem Gebiete tut, werden wir es auch nicht dulden . Ich habe einen Brief des Genossen Rudas, eines Führers der Fraktion, zu der Lukacs gehört, erhalten. Er erklärt, daß er die Absicht hatte, gegen den Revisionisten Lukacs aufzutreten. Als die Fraktion ihm das verbot, ist er aus ihr ausgetreten, weil er den Marxismus nicht verwässern lassen will. Bravo, Rudas ! Wir haben eine gleiche Strömung in der deutschen Partei. Genosse Gráziadei ist Professor, Korsch ist auch Professor (Zwischenruf: Lukacs ist ebenfalls Professor! ) . Wenn noch einige solche Professoren kommen und ihre marxistischen Theorien verzapfen, dann wird es schlimm um die Sache bestellt sein. Einen solchen theoretischen Revisionismus können wir in unser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nicht ungestraft dulden.”(见:Protokoll Des 5. Kongresses: Fünften Kongres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Band I. Verlag Carl Hoym Nachf, 1924. s.53.)

    【156】“что в неменьшей стеиени заметны в «Капитале» следы указанного мною «поворота» к Гегелю и уснленного интереса к вонросам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103】

    【157】“Ich habe nicht, wie Sie von sich behaupten, die philosophischen Systeme von Sokrates und Pythagoras bis auf Schopenhauer, Feuerbach, Lassalle und Marx geprüft – wobei ich bemerken will, daß es den beiden letzteren nie eingefallen ist, ein philosophisches System aufzustellen, sie haben Praktischeres getan”.(见:Wilhelm Hohoff, W. u. Bebel, A. Christentum und Sozialismus: Eine religiöse Polemik zwischen Herrn Kaplan Hohoff in Hüffe und August Bebel. Berlin: Verlag der Expedition des Vorwärts, 1898. s.7.)

    【158】Beiser, F. C. After Hegel: German Philosophy, 1840-1900. Princeton, NJ.: 2014. Chapter 1.

    【159】“Die vulgarisierenden Hausierer, die in den fünfziger Jahren in Deutschland in Materialismus machten”.(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1. Berlin: Dietz Verlag, 1962. s.280.)

    【160】“Das Fragment mit der Uberschrift „Büchner" wurde vor allen anderen Teilen der „Dialektik der Natur" geschrieben; es eröffnet die erste Notiz des 1. Konvoluts des Manuskripts von Engels. Das Fragment ist offenbar der Entwurf einer von Engels geplanten Arbeit gegen Ludwig Büchner als den Vertreter des Vulgärmaterialismus und des Sozialdarwinismüs. Nach dem Inhalt des Fragments und nach den Randbemerkungen in dem Engels gehörenden Exemplar von Ludwig Büchners Schrift „Der Mensch und seine Stellung in der Natur...”(2.Aufl., Leipzig 1872) zu urteilen, beabsichtigte Engels, vor allem dieses Buch einer Kritik zu unterziehen. Die lakonische Bemerkung Wilhelm Liebknechts: „Quant ä, Büchner: wams druff!" in einem Brief vom 8. Februar 1873 an Engels erlaubt anzunehmen,daß Engels unmittelbar zuvor Liebknecht seinen Plan mitgeteilt hatte. Hieraus kann man schließen, daß dieses Fragment Anfang 1873 geschrieben wurde.”(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0. Berlin: Dietz Verlag, 1975. s.666.)

    【161】“Man könnte sie laufen lassen und ihrem nicht unlöblichen, wenn auch engen Beruf überlassen, dem deutschen Philister Atheismus etc. beizubringen, aber 1. das Schimpfen auf die Philosophie (Stellen anzuführen)*, die trotz alledem den Ruhm Deutschlands bildet, und 2= die Anmaßung, die Naturtheorien auf die Gesellschaft anzuwenden und den Sozialismus zu reformieren. So zwingen sie uns zur Notiznahme.”(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0. Berlin: Dietz Verlag, 1975. s.472.)

    【162】“Engels' materialism was, in fact, quite close to that of Buchner or Haeckel, since they all espoused a developmental rather than static materialism. …… The real contention between Engels and the scientific materialists concerned the mode of development, since Engels insisted that Hegel's dialectic, if stripped of its idealism, could account for development in nature. The scientific materialists had nothing but contempt for Hegel.”(见:Weikart, R. Socialist Darwinism: Evolution in German Socialist Thought from Marx to Bernstein. San Francisco, CA.: International Scholars Publications, 1999. p.56.)

    【163】“geschichtlichen Prozess ausschliesst”.(见:Marx, K.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Hamburg: O. Meissner, 1867. s.357.)

    【164】“Neubelebung durch Modewerden des Darwinismus, den diese Herrn gleich pachteten”.(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0. Berlin: Dietz Verlag, 1975. s.472.)

    【165】“Vor allen Dingen wird Darwin vorgeworfen, daß er die Malthussche Bevölkerungstheorie aus der Ökonomie in die Naturwissenschaft übertrage, daß er in den Vorstellungen des Tierzüchters befangen sei, daß er mit dem Kampf ums Dasein unwissenschaftliche Halbpoesie treibe, und daß der ganze Darwinismus, nach Abzug des von Lamarck Entlehnten, ein Stück gegen die Humanität gekehrte Brutalität sei.”(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0. Berlin: Dietz Verlag, 1975. s.62.)


    【166】“Wie groß auch der Bock sein mag, den Darwin geschossen, indem er in seiner Naivetät die Malthussche Lehre so unbesehn akzeptierte, so sieht doch jeder auf den ersten Blick, daß man keine Malthus-Brille braucht, um den Kampf ums Dasein in der Natur wahrzunehmen - den Widerspruch zwischen der zahllosen Menge von Keimen, die die Natur verschwenderisch erzeugt, und der geringen Anzahl von ihnen, die überhaupt zur Reife kommen können; einen Widerspruch, der sich in der Tat größtenteils in einem - stellenweise äußerst grausamen - Kampf ums Dasein löst. Und wie das Gesetz des Arbeitslohns seine Geltung behalten hat, auch nachdem die malthusianischen Argumente längst verschollen sind, auf die Ricardo es stützte -, so kann der Kampf ums Dasein in der Natur ebenfalls stattfinden, auch ohne irgendeine malthusianische Interpretation.”(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0. Berlin: Dietz Verlag, 1975. s.64.)

    【167】“Bis auf Darwin betonten grade die Leute, die jetzt überall nur Kampf ums Dasein sehn (Vogt, Büchner, Moleschott u.a.), grade das Zusammenwirken der organischen Natur, wie das Pflanzenreich dem Tierreich Sauerstoff und Nahrung liefert”.(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34. Berlin: Dietz Verlag, 1966. s.169.)

    【168】“die dritte große Entdeckung”.(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34. Berlin: Dietz Verlag, 1966. s.468.)

    【169】“Engels' account of human evolution relied heavily on the Lamarckian theory of the 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incorporated elements from environmental theories of evolution stemming from Buchner and other German scientific materialists”.(见:Weikart, R. Socialist Darwinism: Evolution in German Socialist Thought from Marx to Bernstein. San Francisco, CA.: International Scholars Publications, 1999. p.72.)

    【170】“escribió engels la dialéctica de la naturaleza?”(见:Ruiz G., R. 1991. ¿marx y engels críticos de darwin? ¿escribió engels la "dialéctica de la naturaleza"? Boletín de Antropología Americana 23:119-136.)

    【171】“Das Machwerk von Büchner hat sofern Interesse für mich, als darin die meisten deutschen Forschungen im Gebiet des Darwinismus - Prof. Jäger (Wien) und Prof. Haeckel - zitiert werden. Danach ist die Zelle als Urform aufgegeben, dagegen formlose, aber kontraktile Eiweißklümpchen als starting pomt. Diese Hypothese später bestätigt durch die Fünde in Kanada (später auch in Bayern und some other places). Die Urform muß natürlich bis zu einem Punkt herunter verfolgt werden, wo sie chemisch fabrizierbar ist. Und dem scheint man auf dem Sprung.”(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32. Berlin: Dietz Verlag, 1974. s.206.)

    【172】“Das Ding übertrifft an Plattheit alles Dagewesene. So schlecht er ist, ist doch der Teil, der über die Natur handelt, noch bei weitem der beste. Hier ist doch noch ein verkümmerter Rest dialektischer Wendungen”.(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34. Berlin: Dietz Verlag, 1966. s.27.)

    【173】程广云:《形而上学终结与科学一体化——重估〈自然辩证法〉在哲学史和科学史上的价值》,《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6期152-159页。

    【174】Büchner, L. Prefeace to the Fifteenth Edition. In Force and Matter. London, UK.: Asher and Co., 1884.

    【175】“German Lucretius”、“The Bible of Materialism”.(见:Beiser, F. C. After Hegel: German Philosophy, 1840-1900. Princeton, NJ.: 2014. pp.70-77.)

    【176】“Hochgeehrter Herr, Wenn ich, Ihnen durchaus fremd, mir erlaube, mich persönlich an Sie zu wenden und zwar in einer persönlichen, wenn auch zugleich wissenschaftlichen Angelegenheit, so entschuldigen Sie das mit dem Vertrauen, welches ich in Sie als Mann der Wissenschaft und Parteimann setze.”(见: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31. Berlin: Dietz Verlag, 1965. s.544.)

    【177】Stekloff, G. M. 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London, UK.: Martin Lawrence, 1928. p.99.

    【178】巴赫、戈尔曼、库尼娜著,杭州大学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第一国际》,三联书店1980年版109、112页。

    【179】“Der große Büchner hat mir seine „Sechs Vorlesungen etc. über die Darwinsche Theorie etc." geschickt. Das Buch war noch nicht heraus, als ich bei Kugelmann war. Und Er (B) schickt mir jetzt schon die zweite Ausgabe! Die Art, wie solche Bücher gemacht werden, ist nice. B z.B. sagt (und jeder, der den Langeschen Quark gelesen hat, weiß es auch ohnedem), daß sein chapter über die materialistische Philosophie zumeist aus besagtem Lange abgeschrieben ist. Und dieser selbe Büchner sieht mitleidig auf Aristoteles herab, den er offenbar nur von Hörensagen kennt! Was mich aber ganz und gar amüsiert hat, ist folgende Stelle, bei Gelegenheit des Werks von Cabanis (1798): „Man glaubt beinahe Karl Vogt zu hören, wenn man (bei Cabanis) Aussprüche wie die folgenden liest: ,Das Gehirn ist zum Denken bestimmt, wie der Magen zur Verdauung oder die Leber zur Abscheidung der Galle aus dem Blut‛ usw.‟ Büchner glaubt offenbar, daß Cabanis den K. Vogt abgeschrieben hat. Den umgekehrten Prozeß auch nur zu vermuten, geht über die kritische Begabung des p. p. Büchner hinaus. Den Cabanis selbst scheint er erst aus Lange kennengelernt zu haben! Ce sont des savants serieux!”(见: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32. Berlin: Dietz Verlag, 1974. s.202-203.)

    【180】“Was die in den beiden legten Vorträgen enthaltene kurze Uebersicht der Geschichte der materialistischen Philosophie anbelangt, so habe ich mich,  da es mir leider an Zeit zu eigenem Quellenstudium bei der Mehrzahl der erwähnten Schriftsteller gebrach , hauptsächlich an F. A. Lange: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u . s . w . (Iserlohn , 1866) , sowie an H. Hettner's allgemein bekannte Litteraturgeschichte des 18ten Jahrhunderts und einige andere Werke gehalten.”(见:Büchner, L. Sechs Vorlesungen über die Darwin'sche…. Leipzig: T. Thomas, 1868.)

    【181】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16. Berlin: Dietz Verlag, 1962. s.221-225, s.312-313.

    【182】“Es ist sehr wahrscheinlich , daß Engels bereits zu dieser Zeit selbständig oder von Marx beeinflußt den Gedanken faßte , die Anschauungen Büchners einer Kritik zu unterziehen , ihnen von seinem Standpunkt gegenüberzutreten.”【104】

    【183】“Ludwig Büchner’s book Kraft und Stoff (Force and Matter), in particular, appeared in numerous editions and was widely read, especially in petty 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 circles. This also explains to some extent the extremely intense campaign which Marx and Engels conducted against ‘vulgar materialism’.”(见:Schnädelbach, H. Philosophy in Germany, 1831-1933.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96.)

    【184】张云飞:《从创作史看〈自然辩证法〉内容编排的文献依据》,《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11期12-18页。

    【185】谭顺:《资本论:历史、理论与现实》,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30页。

    【186】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политэкономии.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 1943(7/8):56-78.

    【187】张作竹:《论辩证法的自然性: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辩护》,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188】徐驰:《“自然辩证法”辩护》,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189】陈俊波:《系统论视域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争议与辩护》,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190】孙彦梅:《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合法性》,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191】“Einige Zeit nach Engels' Tode übertrug der damalige Vorstand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dem Mitglied der Partei und angesehenen Gelehrten Dr. Leo Arons die Aufgabe, die nachgelassenen mathematischen und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Manuskripte von Marx und Engels daraufhin zu prüfen, welche von ihnen zur Veröffentlichung geeignet seien. Arons kam zu diesem Zweck nach London und hat die sämtlichen betreffenden Manuskripte, die sich damals noch zum größten Teil in Verwahrung von Eleanor Marx - Aveling, zum anderen Teil bei Frau Luise Freiberger-Kautsky - eine der Haupterben von Engels - befanden , sorgfältig durchgeprüft. Sein Gutachten ist aber, wie er mir erzählte, durchgängig verneinend ausgefallen. Die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oder naturphilosophischen Arbeiten seien überholt, ein mathematisches Manuskript von Marx die Arbeit eines Schülers. An der Sachkunde von Arons war nicht zu zweifeln, und die Aufrichtigkeit dieses prachtvollen Menschen, der nun leider auch zu den Toten gehört, stand ebenfalls außer Frage; infolgedessen wurde seitens der Partei von einer gesonderten Herausgabe dieser Arbeiten damals Abstand genommen.”【104】

    【192】“Gelegentlich ist mir aber der Gedanke aufgetaucht, ob nicht doch gerade mit Bezug auf die naturphilosophischen Arbeiten von Engels Arons' Urteil dadurch ungünstig beeinflußt war, daß dieser, wie mir bekannt, sehr strenger Empiriker war und solche der Dialektik generell ablehnend gegenüberstehen. Diesen Gedanken habe ich auch dann Herrn Rjazanov gegenüber geäußert, als ich im Frühjahr dieses Jahres mit ihm über die Manuskripte sprach. Bald danach habe ich alsdann, um mir Gewißheit darüber zu verschaffen, den als Mensch wie als Denker gleich großen Albert Einstein unter Darlegung der Umstände gebeten, über das Manuskript „Dialektik der Natur“ ein Urteil abzugeben.”【104】

    【193】“Herr Eduard Bernstein hat mir ein Manuskript von Engels,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Inhaltes, übergeben, mit dem Auftrage , darüber meine Ansicht auszusprechen, ob dieses Manuskript gedruckt werden solle. Meine Ansicht ist folgende: Wenn dieses Manuskript von einem Autor herrührt , der als historische Persönlichkeit nicht interessierte, würde ich zu einer Drucklegung nicht raten denn der Inhalt ist weder vom Standpunkt der heutigen Physik noch auch für die Geschichte der Physik von besonderem Interesse. Dagegen kann ich mir denken, daß diese Schrift für eine Publikation insofern in Betracht käme, als sie einen interessanten Beitrag für die Beleuchtung von Engels’ geistiger Bersönlichkeit bildet.”【104】[注:上面的引文,在其他版本中略有不同。(见:Dialektik der Natur (1873-1882): Entstehung und Überlieferung.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 Abt. 1. Band 26. Berlin: De Gruyter, 1985. s.569-607;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ume 14: The Berlin Years: Writings & Correspondence, April 1923–May 192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414.)]

    【194】“Отзыв Эйнштеiiна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о его научноіі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сти, но мы не знаем, какие именно рукописи он имет в руках. Вероятно, ману Бернштейін, как это видно из его письма, передал Эйнштейну только ту связку, в которой под общим названием «Диалектика природы»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большой манускрипт об электричестве и магнетизме, имеющий теперь только чист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103】

    【195】“It seems that in 1924 Einstein was invited to evaluate certain scientific manuscripts of Engels, and that he expressed doubt as to their value for printing at that time. Rjazanov feels, however, that this dictum may not ce conclusive; first, because it was submitted to him by Edward Bernstein, who probably had the manuscripts in a confused state, and partly because he can not be sure that Einstein had an opportunity to examine all of them.”(见:Anonymous. 1928. Review of Marx-Engels Archiv, Zeitschrift des Marx-Engels Instituts in Moskau. Herausgegeben von D. Rjazanov. Band II.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3(4):871–872.)

    【196】Struik, D. J. 1934. Review of Dialektik der Natur by Friedrich Engels. Philosophy of Science 1(1):122-123.

    【197】Кедров, Б.М. О «Диалектике природы» Энгельса.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73. c.110, 112, 115.

    【198】“Когда появилась угроза, что преступ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энгельсовскому философскому наследству выплывет наружу и может быть предано огласке, изрядно перетрусивший Бернштейн решил прибегнуть к новому ходу с целью обезопасить себя от будущих обвинений. Он, разумеется, отлично понимал, что его ссылки на мнение мало кому известного Аронса не смогут оправдать в глазах широкой прогрессивн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и всего мира факт утаивания в течение 30 лет интереснейших мыслей Энгельса…….И Бернштейн решил прикрыться авторитетом Альберта Эйнштейна. Бернштейн рассуждал, по всей видимости, так. Эйнштейна, как всякого большого ученого, должны интересовать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науки, а не те, которые стояли перед ней более 40 лет назад. Если, к тому же, подобрать такой материал для посылки Эйнштейну на отзыв, который мог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устареть после 1895 г., то можно не сомневаться, что от Эйнштейна придет отрицательный отзыв.”(见:Кедров, Б.М. О «Диалектике природы» Энгельса.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73. c.112-113.)

    【199】亦明:《科邪教父于光远之四:“主持”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万维读者网教育学术论坛,2022年7月24日07:20:45。

    【200】“Bernstein showed the manuscript, or part of it, to Einstein”.(见:Sheehan, H.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 Critical History. Volume One: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Inc., 1985. p.30.)

    【201】Hook, S. Reason, Social Myths and Democracy. The John Day Company, 1940. pp.224-226.

    【202】“Sehr geherter Professor Hook: Eduard Bernstein hat mir das ganze Manuskript zür Verfügung gestellt und meine Meinungsäusserung bezog sich auf das ganze Manuskript. Ich bin fest davon überzeugt, das Engels selbst es lacherlich finden würde wenn er sehen könnte, das seinem bescheidener Versuch nach so langer Zeit so grosse Wichtigkeit beigelegt wird. Mit ausgezeichneter Hochachtung, A. Einstein”.(见:Hook, S. Reason, Social Myths and Democracy. The John Day Company, 1940. p.226.)

    【203】胡克:《辩证法与自然》,《哲学译丛》1964年7期44-70页。

    【204】胡克著,金克、徐崇温译:《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05】工:《凯德洛夫分析化学元素与天体间的类比关系》,《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8年1期71页。

    【206】申振钰:《凯德洛夫的自然科学哲学思想评述》,《科学•经济•社会》1988年2期97-101页。

    【207】申振钰:《凯德洛夫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世界科学》1988年3期57-58页。

    【208】赵红州、蒋国华:《凯德洛夫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汇流》,《自然辩证法研究》1989年4期10-19页。

    【209】鲍鸥:《凯德洛夫思想的当代价值》,《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年2期23-29,110页。

    【210】鲍鸥:《凯德洛夫与中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年1期61-67页。

    【211】“Die große Täuschung der Hegelschen Dialektik ist , daß sie nie ganz im Unrecht ist. Sie schielt nach Wahrheit wie ein Irrlicht nach Erleuchtung. Sie widerspricht sich nicht, weil ja nach ihr jedes Ding seinen Widerspruch in sich trägt. Ist es ein Widerspruch, die Gewalt dahin zu setzen, wo eben noch die Ökonomie saß? Oh nein, denn die Gewalt ist ja selbst „eine ökonomische Potenz“.”(见:Bernstein, E.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Stuttgart: J. H. W. Dietz, nachf., 1899. s.35.)

    【212】“Die logischen Purzelbäume des Hegelianismus schillern radikal und geistreich. Wie das Irrlicht, zeigt er uns in unbestimmten Umrissen jenseitige Prospekte. Sobald wir aber ins Vertrauen auf ihn unseren Weg wählen, werden wir regelmäßig im Sumpfe landen. Was Marx und Engels Großes geleistet haben, haben sie nicht vermöge der Hegelschen Dialektik, sondern trotz ihrer geleistet. Wenn sie andererseits an dem gröbsten Fehler des Blanquismus achtlos vorbeigegangen sind, so ist das in erster Linie dem Hegelschen Beisatz in der eigenen Theorie geschuldet.”(见:Bernstein, E.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Stuttgart: J. H. W. Dietz, nachf., 1899. s.36.)

    【213】“Es bleibt mir nun noch übrig, die von Schelling wohl absichtlich verschwiegenen Konsequenzen hieraus zu ziehen und für den großen Toten in die Schranken zu treten.”(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41. Berlin: Dietz Verlag, 1967. s.167.)

    【214】“Hegel ist der Mann, der eine neue Ära des Bewußtseins erschloß, indem er die alte vollendete.”(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41. Berlin: Dietz Verlag, 1967. s.219.)

    【215】“diese materialistische Dialektik, die seit Jahren unser bestes Arbeitsmittel und unsere schärfste Waffe war”.(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1. Berlin: Dietz Verlag, 1962. s.293.)

    【216】“Marx und ich waren wohl ziemlich die einzigen, die aus der deutschen idealistischen Philosophie die bewußte Dialektik in die materialistische Auffassung der Natur und Geschichte hinübergerettet hatten.”(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0. Berlin: Dietz Verlag, 1975. s.10.)

    【217】“Man muß sie umstülpen”.(见:Marx, K. Nachwort zur zweiten Auflage.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3. Berlin: Dietz Verlag, 1962. s.18-22.)

    【218】“Der communistelnde Junghegelianer Marx ist nun innerhalb des seit jenen vierziger Jahren verflossenen Menschenalters zur alten Hegeljungfer geworden”(见:Dühring, E. 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und des Socialismus. Leipzig: Fues's Verlag, 1879. s.488.)

    【219】“In Brauns „Archiv für soziale Gesetzgebung‟, VII, Heft 4, gibt Werner Sombart eine in ihrer Gesamtheit vortreffliche Darstellung der Umrisse des Marxschen Systems. Es ist das erstemal, daß ein deutscher Universitätsprofessor es fertigbringt, im ganzen und großen in Marx' Schriften das zu sehn, was Marx wirklich gesagt hat”.(见:Marx, K. Nachwort zur zweiten Auflage.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5. Berlin: Dietz Verlag, 1964. s.903.)

    【220】“daß Marx und Engels in dieser Weise die Grundmauern ihres Systems mit den Quadern der hegelschen formalistischen Dialektik bauten”、“Marx und Engels waren wie alle Hegelianer verteufelt schlechte Erkenntnißkritiker”.(见:Sombart, W. 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 ein Blatt 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Berlin: Häring, 1895. s.12,13.)

    【221】“Und so vollendet sich die Umwandlung des Hegelichen Gedankenganges bei Marx in den wirklich prometheischen Geistesfunken, mit dem fortab das Dunkel der Geschichte erhellt wurde, in dem Hervortritt der gesellschaftlichen Arbeit an Stelle der geheim nisvollen Evolution des Weltgeistes”.(见:Adler, M. Marx als Denker: zum 25. Todesjahre von Karl Marx.  Berlin: Buchhandlung Vorwärts, 1908. s.32-33.)

    【222】“Als echter Schüler Hegels”.(见:Mehring, F.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Erster Theil. Stuttgart: J. H. W. Dietz Nachf, 1897. s.242.)

    【223】“Man muß sie umstülpen”.(见:Marx, K. Nachwort zur zweiten Auflage.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3. Berlin: Dietz Verlag, 1962. s.18-22.)

    【224】Mehring, F. Karl Marx: Geschichte seines Lebens. Leipziger: Bchdruckerei A. G., 1918. s.131.

    【225】“der rechte Erbe ……namentlich eines Hegel”.(见:Mehring, F. Karl Marx: Geschichte seines Lebens. Leipziger: Bchdruckerei A. G., 1918. s.237.)

    【226】“Beim Nachforschen, woher Marx den ersten Gedanken zu seiner Proletariattheorie erhalten, hat man sicherlich diese erst in den Zusätzen zu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 hinzugekommene Erklärung übersehen, von welcher nicht anzunehmen ist, daß sie dem begeisterten Hegelianer unbekannt geblieben sei”、“Der Marx, der sich in seinen wichtigsten Entwicklungsjahren so ganz seinem Hegel hingegeben und dem die Philosophie überhaupt nur aus Hegel bestand, so daß er, wenn er später in seinem Leben auf irgend ein neues originelles System stieß, sofort unbewußt Hegel als Maßstab benutzte”、“und schließlich der Marx, dessen „Bekehrung“ sich in eine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kundgab, war, wie wir annehmen können, so mit Hegel durchtränkt, daß er auch dann Hegelianer gewesen ist, wenn er es selbst nicht wußte”(见:Helander, S. Marx und Hegel: Eine Kritische Studie über Sozialdemokratische Weltanschauung. Jena: Gustav Fischer, 1922. s.8, 15-16.)

    【227】艾思奇:《论黑格尔哲学的“颠倒”》,《新中华》1935年21期19-24页。

    【228】“Was bleibt aber vom Marxismus übrig, wenn man ihm die Dialektik nimmt, die sein „bestes Arbeitsmittel“ und „seine schärfste Waffe“ war?”(见:Kautsky, K. 1899. Bernstein und die Dialektik. Die Neue Zeit XVII. Jahrgang, II. Band., Nr.37, s.36–50.)

    【229】“Если Бернштейн прав в своих критических попытках, то можно задать вопрос: что же останется от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воззрений наших учителей? Что останется от социализма? И поистине пришлось бы ответить: немногое! Или вернее: решительно ничего!”(见:№ 1. Г. В. ПЛЕХАНОВ — К. КАУТСКОМУ, Женева, 20 мая 1898.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Г.В. Плеханова. Сборник 5. Борьба с философским ревизионизмом.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38. c.260-261.)

    【230】“Бернштейн не родоначальник. Ревизионизм не убит.”(见:Ленин, И.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XII.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4. с.441.)

    【231】彭树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32】“Что ревизионист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ачинают свою измену марксизму с нелепых нападок на диалектику”.(见:Аксельрод, Л. Ответ на «Наши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А. Деборина. Красная Новь 1927(5):136-163.)

    【233】“А упуская ее из виду, мы делаем марксизм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м, уродливым, мертвым, мы вынимаем из него его душу живу, мы подрываем его коренные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ания — диалектику, учение о всестороннем и полном противореч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见:Ленин, И.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XI.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4. с.138.)

    【234】“Orthodoxie in Fragen des Marxismus bezieht sich vielmehr ausschließlich auf die Methode.”(见:Lukács, G.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Studien über marxistische Dialektik. Berlin: Der Malik-Verlag, 1923. s.13.)

    【235】“hat in die Diskussionen über die dialektische Methode viel Verworrenheit gebracht”、“Denn ob man die ­ für das Weiterwirken der Theorie ausschlaggebenden - Ausführungen von Engels im »Antidühring« kritisiert, sie für unvollständig, vielleicht sogar für unzureichend, oder für klassisch hält, es muß doch zugegeben werden, daß in ihnen gerade dieses Moment fehlt.”(见:Lukács, G.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Studien über marxistische Dialektik. Berlin: Der Malik-Verlag, 1923. s.15.)

    【236】“Diese Beschränkung der Methode auf die historisch-soziale Wirklichkeit, ist sehr wichtig. Die Mißverständnisse, die aus der Engelsschen Darstellung der Dialektik entstehen, beruhen wesentlich darauf, daß Engels — dem falschen Beispiel Hegels folgend — die dialektische Methode auch auf die Erkenntnis der Natur ausdehnt. Wo doch die entscheidenden Bestimmungen der Dialektik: Wechselwirkung von Subjekt und Objekt, Einheit von Theorie und Praxis, geschichtliche Veränderung des Substrats der Kategorien als Grundlage ihrer Veränderung im Denken etc. in der Naturerkenntnis nicht vorhanden sind. Für eine ausführliche Auseinandersetzung dieser Fragen fehlt hier leider jede Möglichkeit.”(见:Lukács, G.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Studien über marxistische Dialektik. Berlin: Der Malik-Verlag, 1923. s.17.)[注:上述内容在其1919年发表的匈牙利文原文中并不存在。(见:Lukács, G. Mi az ortodox marxizmus, Forradalomban: cikkek, tanulmányok, 1918-1919. Budapest: Magvető, 1987. 133-141.)]

    【237】“Dieses revolutionäre Prinzip der Hegeischen Dialektik wurde - unbeschadet aller konservativen Inhalte Hegels - vielfach vor Marx erkannt, ohne daß sich aus dieser Erkenntnis eine revolutionäre Wissenschaft hätte entwickeln können. Nur bei Marx ist die Hegeische Dialektik, nach Herzens Worten, wirklich eine »Algebra der Revolution« geworden. Sie ist es aber nicht einfach durch die materialistische Umkehrung geworden. Vielmehr konnte in und durch diese Umkehrung das revolutionäre Prinzip der Hegelschen Dialektik nur darum zum Vorschein kommen, weil das Wesen der Methode, der Gesichtspunkt der Totalität, die Betrachtung aller Teilerscheinungen als Momente des Ganzen, des dialektischen Prozesses, der als Einheit von Gedanken und Geschichte gefaßt ist, aufrecht erhalten wurde.”(见:Lukács, G.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Studien über marxistische Dialektik. Berlin: Der Malik-Verlag, 1923. s.39-40.)

    【238】“Ich wenigstens, soweit ich in »der Lage bin, mich dieser Jahre zu entsinnen, finde in meiner damaligen Gedankenwelt simultane Tendenzen der Aneignung des Marxismus und politischen Aktivierung auf der einen Seite und einer ständigen Intensivierung rein idealistisch ethischer Fragestellungen auf der anderen.”(见:Lukács, G. Vorwort.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 GmbH, 1968. s.11-41.)

    【239】“Wir dürfen die große grundsätzliche Bedeutung dieser marxistischen Einstellung zur Philosophie auch nicht dadurch verwischen, daß wir diesen ganzen Streit als bloßen Wortstreit auffassen, indem wir etwa sagen, M. und E. hätten bestimmte, auch in der materialistischen Umformung der HEGELschen Dialektik sachlich aufrechterhaltene Prinzipien der theoretischen Erkenntnis, die nach der HEGELschen Terminologie gerade „das Philosophische an Wissenschaften“ ausmachen, nun bloß nicht mehr mit diesem Namen bezeichnet.”(见:Korsch, K.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Elfter Jahrgang. Leipzig: Verlag von C. L. Hirschfeld, 1925. s.52-121.)

    【240】于光远:《周扬和我(中)》,《广州文艺》1997年4期4-7页。

    【241】于光远:《再说陈伯达》《天涯》1998年5期86-89页。

    【242】在八十年代初,于光远曾数次提到黑格尔,如在1981年的一次“讲话”中,于光远说:“黑格尔在《小逻辑》这本书里说过一句话,马克思很欣赏,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中,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曾先后两次引用。黑格尔的原话我不去念它,意思是说,理性有多么强大,就有多么狡猾。理性,就是意志,翻成我们唯物主义的语言,就是人的智慧。”(于光远:《谈谈统计的一些问题——1981年5月27日在第二次全国统计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见:中国统计学会、《统计研究》编辑部:《统计研究》第4辑,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1-18页。)同年,在一篇读书笔记中,于光远写道:“黑格尔这段话是:‘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间接活动,这种间接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的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转引自《资本论》第一卷第203页脚注2) 贺麟同志则将这段话译成:‘理性是有机巧的,同时也是有威力的。理性的机巧,一般讲来,表现在一种利用工具的活动里。这种理性的活动一方面让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本性,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削弱,而它自己并不直接干预其过程。’(见贺麟译本《小逻辑》1980年2月第二版第394页)两段译文的意思有一些出入,我手边没有德文《小逻辑》原著,还没有来得及研究何种译法更符合黑格尔本意。”(于光远:《马克思论全面发展生产力——读〈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的一个笔记》,《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1981年1期1-8页。)另见:于光远:《关于人的智慧问题》,1981年9月19日《光明日报》。

    【243】Dunayevskaya, R.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From Hegel to Sartre, and from Marx to Mao.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73. Chapter 3. The Shock of Recognition and the Philosophic Ambivalence of Lenin.

    【244】“Нельзя вполне понять «Капитала» Мса и особ его I главы, не проштудировав и не поняв всей Логики Гегеля. След, никто из марксистов не понял Маса ½ века спустя!!”(见:Лен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IX.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9. с.198.)

    【245】Trotsky, L. LENIN, VLADIMIR ILYICH ULYANOV. The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A Dictionary of Arts, Sciences, Literature & General Information. London, UK.: Enclycopædia Britannica, 1926. pp.697-701.

    【246】“Этим комментарием мы старались показать выдуманность и вздорность ходячих приемов либерально-народнической полемики. Рассуждения на тему, что марксизм связывается с гегельянством, с верой в триады, в абстрактные, не требующие проверки фактами, догмы и схемы, в обязательность для каждой страны пройти через фазу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и т. п., —оказываются пустой болтовней.”(见:Ленин, И.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II.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этюды и статьи 1894-1899 гг.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3. с.60.)

    【247】“Тридцать лет спустя, в послесловии ко второму изданию первого тома „Капитала‟, Маркс так же ясно и отчетливо противополагает сво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гегелевскому, т. -е. самому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му, самому развитому идеализму”.(见:Ленин, И.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X.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и эмпириокритицизм.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3. с.285.)

    【248】“в этом самом идеалистич [еском] произведении Гегеля всего меньше идеализма, всего больше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见:Лен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IX.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9. с.300.)

    【249】“Умный идеализм ближе к умному материализму, чем глупы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见:Лен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XII.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30. с.223.)

    【250】Levine, N. Dialogue within the Dialectic. London, UK.: George Allen & Unwin, 1984. Chapter 5. Hegelianized Leninism.

    【251】“An Ambivalent, Secretive Hegelianism”.(见:Anderson, K. 1995.  Lenin's Encounter with Hegel after Eighty Years: A Critical Assessment. Science & Society 59(3):298-319.)

    【252】Anderson, K. Lenin, Hegel, and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Study. Urbana an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5. p.98.

    【253】“Замечательно, что вся глава об абсолютной идее... почти не содержит специфически идеализма, а главным своим предметом имеет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见:Лен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IX.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9. с.301.)

    【254】“По поводу же главы об «абсолютной идее» Ленин выражается еще более определенно, подчеркивая, что в ней нет ничего специфически ид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见:Деборин, А.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Лен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IX.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9. с.3-19.)

    【255】“что диалектика Гегеля, как она есть, есть диалектика Маркса”.(见: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философии марксизма: Доклад А. М. Деборина; Прения по докладу и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1929. с.92-93.)

    【256】“Marx in particular had made close studies of Hegel whose influence never left him”.(见:McLellan, D.  The Young Hegelians and Karl Marx. London, UK.: MacMillan & Co., Ltd., 1969. p.95.)

    【257】“Der letztere Gesichtspunkte führt zu der bereits hervorgehobenen Feststellung vom unmittelbaren Anknüpfen Marxens an Hegel”.(见:Lukács, G. Vorwort.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 GmbH, 1968. s.11-41.)

    【258】Вазюлин, В. А. Логика «Капитала»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68.

    【259】“Vergleichen Sie einmal die Entwicklung bei Marx von der Ware zum Kapital mit der bei Hegel vom Sein zum Wesen, und Sie haben eine ganz gute Parallele”.(见:Marx, K. Nachwort zur zweiten Auflage.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38. Berlin: Dietz Verlag, 1979. s.204.)

    【260】“В «Капитале» применена к одной науке логика, диалектика и теория познания не надо 3-х слов: это одно и то же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 взявшего все ценное у Гегеля и двинувшего сие ценное вперед”.(见:В. И. Лен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здание 5. том 29.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9. с.301.)

    【261】“weil ja bekanntlich nach einer sehr weit verbreiteten Lesart gerade der ältere E. im Gegensatz zu seinem philosophischeren Freunde M. einer durchaus naturalistisch-materialistischen Weltanschauung verfallen sein soll.”(见:Korsch, K.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Elfter Jahrgang. Leipzig: Verlag von C. L. Hirschfeld, 1925. s.52-121.)

    【262】“In so doing Engels failed to develop the important sociolog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Marx's doctrine of the 'fetishism of commodities'”.(见:Hook, S. 1931. 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 The Symposium 2(3):325-367.)

    【263】“The indisputable fact that they were minds of different order would make that unlikely ”.(见:Hook, S. 1931. 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 The Symposium 2(3):325-367.)

    【264】“Communist without dogma”.(见:Zoltan, T. The Frankfurt School: The Critical Theories of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New York, NY.: Schacken Books, 1977. p.12.)

    【265】“In terms of present-day values, Engels subsidized Marx and his family to the extent of over £ 100,000.”(见:McLellan, D. Friedrich Engels. Hassocks, UK.: Harvester Press, 1977. p.95.)

    【266】Hook, S. 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 London, UK.: Victor Gollancz Ltd., 1933. p.116, 157.

    【267】“It is clear, then, that one important sense of the term dialectic makes it a constitutive principle in everything, a pervasive ontological character of anything that is or may be conceived. Therefore, once we have acquired genuine knowledge of any situation we can show that it conforms to the laws of dialectic. But at this point we are confronted by a difficulty. Engels emphatically maintains in defending Marx against Duhring that the former "does not dream of attempting to prove"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and decline by the laws of dialectic. "On the contrary: after he has historically proved that in fact the process has already in part occurred and in part must occur, he characterizes it in addition as a process which develops according to a definite dialectical law" (op. cit. p. 136). In other words, the process of proof need not be dialectical. At best the dialectic is one of a number of modes of proof even when the subject matter under investigation is historical. It cannot be true, then, that all thinking - even all valid thinking - is dialectical any more than the fact that I can translate all languages into English establishes the latter a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Nor can it now be argued that the universal constitutive character of dialectic is demonstrated by the fact that knowledge of anything can be acquired only by employing the dialectic method, for there are at least some things which can be known non-dialectically. The question remains whether and to what extent the dialectic as a method of proof and as a method of discovery is different from non-dialectical methods, and in what situations its application leads to greater truth than other available methods.”(见:Hook, S. 1937. Dialectic and Nature. Marxist Quarterly 1(2):253-284.)

    【268】“If all existence is self-contradictory and, as Engels holds, all correct thinking is an image or reflection of things, then consistency would be an unfailing sign of falsity. The sciences, which regard consistency as at least a necessary condition of truth, could not take a step. If all existence is self-contradictory, then Engels is hardly entitled to say that thought which is a product of nature must "correspond" with it instead of contradicting it.”(见:Hook, S. 1937. Dialectic and Nature. Marxist Quarterly 1(2):253-284.)

    【269】“We conclude, then, that the dialectic method can claim to have meaning and validity only when it is understood to be synonymous with scientific method; that since in its traditional formulation it is burdened with many misleading and mistaken conceptions, it would be more conducive to clear thinking if the phrase were dropped; that its retention engenders a mystical philosophy of nature, prepares the way for a doctrine of "two truths," one ordinary, scientific and profane, the other, esoteric, "dialectical" and "higher"; and finally that it encourages an attitude which easily leads to censorship, dictation, and persecution of scientists.”(见:Hook, S. 1937. Dialectic and Nature. Marxist Quarterly 1(2):253-284.)

    【270】“La verità è che ciò che Engels con tanta insistenza chiedeva, poteva essergli concesso non dalla scienza ma solo da una restaurazione acritica della vecchia " filosofia della natura" di Hegel; e che ciò che in fondo egli auspicava, era non già l'eman­cipazione sempre più piena della scienza (cioè dell'unica forma di conoscenza di cui disponiamo) da qualsiasi superstite ipoteca speculativa, ma l'opposto: una prevaricazione della vecchia metafisica sulla scienza o - come suona una sua espressione assai grave - l'avvento del momento in cui "la filosofia compie una vendetta postuma contro la scienza".”(见:Colletti, L. Il marxismo e Hegel. Bari: Editori Laterza, 1969. p.207.)

    【271】胡克:《辩证法与自然》,《哲学译丛》1964年7期44-70页。

    【272】胡文耕、徐崇温:《〈辩证法与自然〉译者按》,《哲学译丛》1964年7期44-45页。

    【273】徐崇温:《保卫唯物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27-29页。

    【274】许良英:《〈爱因斯坦文集〉中为什么会有这些错误?》,原载1988 年8 月28 日《科技日报》,见《科學・民主・理性——許良英文集(1977-1999)》,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182-185页。

    【275】Anonymous. Thought Police? The Economist July 30, 1988. p.83.

    【276】陈范予:《辨证法与自然科学》,《大陆杂志》1933年11期75-87页。

    【277】陈范予:《辨证法与自然科学(续)》,《大陆杂志》1933年12期65-73页。

    【278】陈宝青、汤纲:《陈范予传——一个文化工作者的战斗历程》,《诸暨史志》1986年2期30-34页。

    【279】陈宝青:《陈范予》,见平民、民生校史编写组编:《平民教育之光:泉州平民中学、民生农校校史汇编》,出版信息不详,65-67页。

    【280】潘丹:《一个歌颂生命的文化战士——记教育家、科学家、文化战士陈范予》,见潘丹编著:《诸暨•先生》,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167-188页。

    【281】李树德:《巴金与陈范予》,见氏著《那些朋友,那些书:忆巴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48-59页。

    【282】白亦民:《辩证法与自然科学:评陈范予先生》,《现象月刊》1933年6期61-79页。

    【283】亦民:《辩证法与自然科学:评陈范予先生》,《新中国杂志》1933年2期1-12页。

    【284】陈范予:《自然辩证法再批判》,《新社会科学》1934年4期46-56页。

    【285】龚育之:《中国自然辩证法史(一)》,《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1期8-14页。

    【286】司春林:《人类对数的认识的发展》,《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2期31-45页;

    【287】范秀山:《数学辩证法》,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103-105页。

    【288】于光远:《酒啦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12页。

    【289】于光远:《〈马克思恩格斯论喝酒〉新版序言》,《书城杂志》1996年3期12-13页。

    【290】于光远:《敬告海内外出版界和酒界》,《书城杂志》1996年3期13-15页。

    【291】于光远评注:《马克思恩格斯书信中涉酒文字》,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92】赵李红:《采访人物:于光远》,见氏著:《未公开的采访手记》,团结出版社2010年版159-165页。

    【293】刘士定、胡敬萍:《于光远学术思想讨论会召开》,《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年1期301-302页。

    【294】《于光远著作目录》编辑组:《于光远著作目录(1937-1986)》,无出版信息,3页。

    【295】见:《社会发展史略》,中原新华书店1948年版56-70页;东北新华书店辽东总分店1949年版1-14页;浙江新华书店1949年版46-60页。

    【296】张远航:《经典追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1899-1949)》,中央编译出版社2020年版295页。

    【297】甘霞:《〈自然辩证法〉曹葆华、于光远节译本考》,辽宁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24-29页。

    【298】Schmalzer, S. The Very First Lesson: Teaching about Human Evolution in 1950s China. in Dilemmas of Victory. Jeremy Brown and Paul Pickowicz. (ed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232-255.

    【299】胡庆均:《关于“从猿到人”》,1949年7月20日《人民日报》第4版。

    【300】竹均:《燕大政治课程委员会 举办从猿到人展览》,1949年12月8日《人民日报》第3版。

    【301】乔瑞金、闫宏秀:《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

    【302】于光远:《劳动创造世界》,《中国青年》1949年11期11页、12期14页、13期13-14页。

    【303】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二卷对该文的注释:“Ad p .89. In der ersten Fassung war der Aufsatz betitelt: «Die drei Grundformen der Knechtschaft». Der Anfang lautete: «Die Arbeit ist die Quelle alles Reichtums, sagen die politischen Oekonomen. Sie ist dies, aber sie ist noch unendlich mehr. Sie ist die erste Grundbedingung alles menschlichen Lebens. Ja, sie hat sogar in gewisser Begrenzung den Menschen selbst geschaffen». Später änderte Engels den Titel um in «Die Knechtung des Arbeiters». Den jetzt gegebenen Titel hat Engels auf dem Umschlag des Pakets geschrieben, das dieses Fragment mit anderen unter der gemeinsamen Bezeichnung «Naturforschung und Dialektik» enthält.”(见:Архив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 КНИГА ВТОРАЯ.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5. с.408.)

    【304】“Статья «Роль труда в процессе превращения обезьяны в человека» была написана им еще в 1876 г. тоже вне связи с «Диалектикой природы»”.(见:Кедров, Б.М. О «Диалектике природы» Энгельса.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73. c.21.)

    【305】“Переход от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к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 наукам”、“которые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 были им написаны для друг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见:Институт Маркса - Энгельса - Ленина при ЦК ВКП (б).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Диалектике природы» Энгельса. Энгельса, Ф. Диалектике природы. Москва: ОГИЗ-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41.с .v-xv.)

    【306】恩格斯著,于光远等译编:《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该书于次年3月问世。)

    【307】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Band 26. Berlin: De Gruyter, 1985.

    【308】《〈哥达纲领批判〉浅说》编写组编:《〈哥达纲领批判〉浅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26页。

    【309】工程兵政治部宣传部翻印:《〈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内容介绍》,1978年。无其他出版信息。3页。

    【310】查汝强:《〈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解说和注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25页。

    【311】甘霞:《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的写作缘由——基于与〈哥达纲领批判〉的比较》,《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2年4期65-71页。

    【312】“Der Gebrauch und die Schöpfung von Arbeitsmitteln, obgleich im Keim schon gewissen Tierarten eigen, charakterisieren den spezifisch menschlichen Arbeitsprozeß, und Franklin definiert daher den Menschen als "a toolmaking animal", ein Werkzeuge fabrizierendes Tier”.(见:Marx, K.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Hamburg: O. Meissner, 1867. s.144.)

    【313】Дучинский, Ф. Б. М. Завадовский: Дарвинизм и марксизм.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 1926(7/8):232-235.

    【314】Гредескул, Н. От обезьяны к человеку.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 1927(2/3):146-177.

    【315】见《中国青年》1940年第3卷第1期24页。

    【316】黄湛、李海涛:《“劳动创造了人”:对恩格斯原创思想的误读和曲解》,《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6期134-143,176页。

    【317】王南湜:《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新解——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的阐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5期41-52页。

    【318】Engels, F. 1896. Der Antheil der Arbeit an der Menschwerdung des Affen. Die neue Zeit: Revue des geistigen und öffentlichen Lebens 2(44):545-554.

    【319】于光远:《〈自然辩证法〉的译本是在友人共同努力下完成的 》,见于光远:《朋友和朋友们的书 2》,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91-93页。

    【320】恩格斯著,于光远译:《从猿到人过程中劳动的作用》,《中国青年》1940年第3卷第1期13-24页。

    【321】恩格斯著,杜畏之译:《自然辩证法》,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

    【322】成嵩:《从猿到人》,泰东图书局1930年版。

    【323】恩格斯遗著,陆一远译:《马克思主义的人种由来说》,春潮书局1928年版。

    【324】杜畏之:《译者的序》,见恩格斯著,杜畏之译:《自然辩证法》,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1-16页。

    【325】“Труд— источник всякого богатства, утверждают экономисты.”(见:Архив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 КНИГА ВТОРАЯ.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5. с.89.)

    【326】Engels, F. Dialectics of Nature. Translated by Clemens Dutt. London, UK.: Lawrence and Wishart, Ltd., 1940.

    【327】“Труд — источник всякого богатства, утверждают политико- экономы”.(见:Энгельс, Ф. Диалектика природы. Москва: ОГИЗ-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41. с.134.)

    【328】恩格斯著,曹葆华、于光远译:《从猿到人》,解放社1949年版。

    【329】恩格斯著,郑易里译:《自然辩证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

    【330】于光远:《科学的光辉在延安闪耀》,1981年7月8日《光明日报》第4版。

    【331】于光远:《何思敬二三事》,见杭州市余杭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何思敬》,2002年版内部资料,105-108页。

    【332】《猿の人間化の過程に於ける労働の役割》,見る:ソ同盟共産党中央委員会編纂,プロ科ソヴェート同盟研究會譯:《辯證法講座第二編:生産力論》,白揚社昭和7,16~29ページ。

    【333】“While these early men or ‘sub-men’ or ‘pseudo-men’ of the Eoliths were running about Europe four or five hundred thousand years ago”.(见:Wells, H. G. The Enlarged and Revised Outline of History. Volume 1. Ancient History. New York, NY.: Triangle Books, 1940. p.70.)

    【334】Robertson, D. PEKIN MAN WIDENS EVOLUTION CLUES: Find Is One of Possibly Many Missing Links, Expert Holds After Analyzing Skull Data. New York Times, July 19, 1936. p.N1, p.N2.

    【335】Anonymous. RACES' EVOLUTION SEEN AS PARALLEL: Groups Occupied Areas Where Descendants Now Are Found Half Million Years Ago. New York Times, July 26, 1936. p.N1, p.N8.

    【336】于光远:《劳动创造世界(上)》,《中国青年》1949年11期11页。

    【337】于光远:《劳动创造世界(中)》,《中国青年》1949年12期14页。

    【338】Thomson, W.1862. On the Secular Cooling of the Earth.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23(1):157-169.

    【339】Poulton, E. B. 1937. The 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History of Evolutionary Thought as Recorded in Meetings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Report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1937:1-24.

    【340】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0卷789、811、820页,第31卷下册714页,第35卷558页。

    【341】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广智书局光绪三十二年版34页。

    【342】蔡孑民:《以美育代宗教说》,《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6期1-5页。

    【343】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344】陈衡哲:《文艺复兴小史》, 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38页。

    【345】陈衡哲:《西洋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31-32页。

    【346】E. M. Cyr著,孙成译述:《关于拉飞尔(Raphal)及其作品》,《清华周刊》1931年1期25-38页。

    【347】傅雷:《美术史讲座第九讲:拉斐尔(一)——La Belle Jardiniere》,《艺术》1933年1期95-98页;傅雷:《美术史讲座第十讲:拉斐尔(二)——La Vierge de Saint Sixte》,《艺术》1933年1期99-101页;傅雷:《美术史讲座第十一讲:拉斐尔——梵諦剛宮壁畫──聖體爭辨》,《艺术》1933年2期70-75页。

    【348】孙俍工编:《文艺辞典》, 民智书店1928年版290、345、781页。

    【349】何景文编:《新人名辞典》, 开华书局1933年版140页。

    【350】世界辞典编译社:《现代文化辞典 》, 世界书局1939年版209、521页。

    【351】于光远:《我所知道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的中译本》,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68-172页。

    【352】果林斯坦著,廖稚鸣等译:《自然科学新论》,辛垦书店1934年版305页。

    【353】《学习社会发展史问题解答》上册, 山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2页。

    【354】贾同彪译:《劳动卫生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51年版1页。

    【355】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译:《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1页。

    【356】贺开秦编:《学者毛泽东》,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23-24页。

    【357】亦明:《英语是方舟子打人的暗器》,中国学术评价网,2021年11月16日。

    【358】亦明:《方舟子棒打吴国盛始末》,中国学术评价网,2021年11月16日。

    【359】亦明:《方舟子刘兵恩怨始末》,中国学术评价网,2021年11月16日。

    【360】亦明:《方舟子棒打刘华杰始末》,中国学术评价网,2021年11月16日。

    【361】杜畏之:《和永城县党史有关的一点材料》,见中共永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编:《中共永城县党史资料选编》第1册,1988年版,10-13页。

    【362】阎树梅:《精通多国文字的杜畏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永城县委员会永城县炎黄文化研究会编:《永城文史资料》,1995年7月,43-44页。

    【363】吴基民:《“托派”杜畏之的坎坷人生》,《世纪》2004年1期13-16页。

    【364】何满子:《追怀大众书店旧事并及杜畏之》,《世纪》2004 年1期17 页。

    【365】例见杜畏之译《自然辩证法》,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119、206、212、228、280-282、340、354-355、394-396、413、454页。

    【366】李达顺、陈有进:《新校重编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评介》,《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年1期76-78,42页。

    【367】张文玲主编:《中华之最大典》,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

    【368】张善信:《科学与哲学联姻的结晶:自然辩证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88-89页。

    【369】张秀琴:《〈自然辩证法〉杜畏之译本考》,辽宁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370】方舟子:《“天才”韩寒的写作能力》,新语丝2012年1月27日新到资料。

    【371】亦明:《文史畸才方舟子》,中国学术评价网,2010年12月8日。

    【372】甘霞:《〈自然辩证法〉曹葆华、于光远节译本考》,辽宁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49-53页。

    【373】“Friedrich Engels' view of nature was at variance with Marx's interpretation. Concepts like objectification, affirmation, reappropriation and alienation, with which Marx wrestled throughout his life, are not found in Engels' work. Rather than deal with the interdependence of man and nature, Engels was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discovering the essence of the external world, its fundamental substance and laws. The best description of his analysis of nature is metaphysical materialism.”(见:Levine, N. 1972. Marxism and Engelsism: Two Differing Views of History. The Maryland Historian 3(2):137-155.)

    【374】“For Marx ‘Man is always the subject’ and nature the predicate; for Engels and the Socialist Darwinists, by contrast, nature is the active subject and man the predicate - the plaything or appendage of an autonomous nature.”(见:Ball, T. 1979.  Marx and Darwin: A Reconsideration. Political Theory 7(4):469-483.)

    【375】四维:《“的、底、地”三字的用法》,1949年1月4日《人民日报》第4版。

    【376】于光远:《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著作大纲》,原载1941年12月27日《解放日报》,见:《延安大学学报》1984年校史资料特辑210页。

    【377】李达:《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法学专刊》1935年5期1-22页。

    【378】李达:《唯物辩证法的几个法则》,《法学专刊》1937年7期157-187页。

    【379】李达:《唯物辩证法三原则的关系》,《读书月报》1939年4期11-13页。

    【380】米定、拉里察维基等著,艾思奇、郑易里译:《新哲学大纲》, 北平国际文化社1936年版229页。

    【381】艾思奇:《哲学讲话:什么是唯物辩证法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对立物之统一法则)》,《青年文化》1936年4期30-32页。

    【382】艾思奇:《论对立的统一》,《中国文化》1940年5期23-29页。

    【383】胡绳:《“资本论”中的辩证法:矛盾的统一,对立及其展开》,《读书月报》1940年2期22-27页。

    【384】于光远:《艾思奇与〈大众哲学〉》,2000年10月11日《中华读书报》。

    【385】于光远:于光远:《我的编年故事:1935-1939 (抗战前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大象出版社1998年版。

    【386】吴柏林:《究竟谁“虚妄”——驳方舟子〈虚妄的“人体革命”〉》,2000年11月15日《中华读书报》。

    【387】恩格斯著,钱铁如译:《反杜林格论》上册,昆仑书店1930年12月版。

    【388】恩格斯著,吴理屏译:《反杜林论》,生活书店1938年初版,三联书店1950年重排版。[注:吴理屏(吴亮平、吴黎平)1938年版译本是第二版,该书第一版于1930年问世,可惜笔者没有找到。]

    【389】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390】恩格斯著,曹葆华、于光远、谢宁译:《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391】Reichenbach, H. Atom and Cosmos. Translatrd by Edward S. Allen. London, UK.: Allen & Unwin, 1932. p.74.

    【392】赖兴巴赫著,陈狱生译:《原子及宇宙》, 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59页。

    【393】李晓舫:《介绍一种新的天体力学——质量变化之力学》,《科学》1936年6期494-499页。

    【394】方舟子:《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答沈树〈质疑《别怕,不是要转你的基因》〉》,新语丝2004年12月30日新到资料。

    【395】“Inertia, a term introduced by Kepler to signify that property of matter in virtue of which it is «inert,» so that when a body is at rest, or in a state of uniform motion in a straight line, it preserves its state of rest or of uniform rectilinear motion, unless some agency external to the body acts upon it in such a way as to modify that state.”(见: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Volume 9. New York, NY.: Americana Company, 1904. 无页码。)

    【396】屠坤华编译:《汉译密尔根盖尔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版30页。

    【397】“The ancient Greeks, more than any people who ever lived, had a profound appreciation of talent, both physical and mental. A person without the ability to do something well, without the possession of some art, was not a complete man. Later civilizations have inherited a little of this feeling and it still shows up in our word inert, which comes from the Latin ‘in-’ (not) and ‘ars’ (art). A person who has ‘no art’ merely vegetates; he lacks an essential spark of life. And so the word is applied to anything without life, anything that is sluggish, heavy, unresponsive, resistant to change, and so on. In 1687, the English mathematician Isaac Newton presented the world with three simple Laws of Motion on which all modern mechanics is based. The first law is this: ‘Every body persists in a state of rest or of uniform motion in a straight line unless compelled by external force to change that state.’ This means that a brick resting on a board would rest there through all eternity unless it were pushed or pulled and made to move. Left to itself, it would never move. This seems to stress the inertness of matter; it raises inertness to the state of a natural law. For this reason, Newton's First Law is called the principle of inertia.”(见:Asimov, I. Words of Science, and the History Behind Them. Cambridge, MA.: The Riverside Press, 1959. p.122.)

    【398】“Die Körper zeigen nun ein Bestreben , den Zustand , in welchem sie sich gerade befinden , unverändert beizu behalten , und diese Eigenschaft bezeichnet man mit dem Namen des Beharrungsvermögens oder der Trägheit .”(见:Schoedler, F. Das Buch der Natur, die Lehren der Physik, Astronomie, Chemie, Mineralogie, Geologie, Botanik, Physiologie und Zoologie umfassend. Braunschweig: F. Vieweg, 1865. s.7.)

    【399】Архив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 КНИГА ВТОРАЯ.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25.

    【400】Энгельс, Ф. Диалектика природы. Москва: ОГИЗ-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41.
     
    【401】王一心、陈有进:《一卷编成慰我情——〈自然辩证法〉新译本出版之际访于光远同志》,1985年4月19日《北京日报》第3版。

    【402】于光远:《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新译本》,见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中国出版年鉴  1986》,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10-11页。

    【403】陕西省高等院校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延安大学分会编:《陕甘宁边区自然辩证法研究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125-126页。

    【404】恩格斯著,曹葆华、于光远译:《辩证法与自然科学》,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

    【405】陈范予:《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现代科学社出版部1934年版。

    【406】严友强、曹忠侃:《总把明珠细细琢——回忆曹葆华同志的翻译工作情况》,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45-151页。

    【407】艾思奇:《谈翻译》,《语文》1937年1期15-18页。

    【408】于光远:《代序:我和自然辩证法——一九六六年前我在这方面经历的回忆》,见: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辩证法研究资料编辑组编:《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历史与现状》,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

    【409】申振钰:《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缅怀于光远先生》,《科学与无神论》2014年1期52-57页。

    【410】亦明:《方舟子2013年十大要闻:二、老偷惯骗,戕害少年》,中国学术评价网,2014年1月3日。

    【411】吴黎平:《〈反杜林论〉中译本五十年》,1982年5月12日《文汇报》。

    【412】方舟子:《先给吴柏林博士布置两道作业》,新语丝2000年11月17日新到资料。

    【413】方舟子:《给“专读英文文献”的汪丁丁教授改改英文作业》,新语丝2002年8月4日新到资料。

    【414】方舟子:《也来给清华大学刘兵教授批改英译汉作业——也来看看刘兵教授的英语水平》,新语丝2003年7月15日新到资料。

    【415】于光远:《制订和实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历史和今后的设想》,见于光远《论社会科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32-170页。

    【416】丘亮辉:《“12年科学远景规划”与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建制化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年10期2页。

    【417】龚育之:《毛泽东与自然科学》,《毛泽东思想研究》1986年3期6-16页。

    【418】于光远:《毛泽东和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年12期51-54页。

    【419】许良英:《关于方法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哲学研究》1980年6期20-23页。

    【420】马增林:《代序:别忘了诗人、翻译家曹葆华》,见陈晓春、陈俐主编:《诗人 、翻译家 曹葆华(史料•评论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

    【421】《〈自然辩证法〉第五个中译本出版》,1985年3月30日《人民日报》第3版。

    【422】亦明:《科邪教父于光远之一:发迹》,万维读者网教育学术论坛,2022年07月12日11:50:18。

    【423】方舟子:《吴国盛乱译〈哥白尼革命〉举例》,新语丝读书论坛,2003-02-17 21:38:52。

    【424】高:《〈自然辩证法〉新编译本即将出版》,《哲学研究》1984年10期59页。

    【425】长福:《〈自然辩证法〉新译本学术座谈会在京召开》,《马克思主义研究》1985年4期308页。

    【426】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共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学说集要》,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32页。

    【427】辛华编:《德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149、 216页。

    【428】艾理:《新书选介:自然辩证法,恩格斯著,于光远等译编》,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中国哲学年鉴 198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209-210页。

    【429】威廉二世原著,魏易译:《德皇威廉二世少年生活自传》,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12页。

    【430】何景文编:《新人名辞典》,开华书局1933年版306页。

    【431】汤姆生著,胡明复等译:《科学大纲 5》,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12页。

    【432】桑戴克著,冯雄译:《世界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636页。

    【433】庐特维喜编,伍光建译:《俾斯麦》,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319-322页。

    【434】程瀚章编:《生理卫生学》,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5页。

    【435】《辞海•生物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9、38页。

    【436】《辞海•医药卫生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25页。

    【437】桂林医专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如何评价微耳和细胞病理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年2期33-37页。

    【438】傅杰青:《恢复微耳和的本来面目——〈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两书中关于微耳和论述译文的商榷》,《中华医史杂志》1982年1-2期58-61页。

    【439】试比较:“试把化学家们(绍莱美尔例外,他懂得黑格尔)和微耳和的‘细胞病理学’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最终不得不用一般的空洞词句来掩盖作者的这种束手无策。”(曹葆华等译:《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168页);“把化学家们(肖莱马例外,他懂得黑格尔)和魏尔肖的《细胞病理学》进行对照,在那里最终不得不用一般的空话来掩盖这束手无策。”(于光远等译编:《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66页。)

    【440】“Пластидулами Геккель называл мельчайшие частицы живой плазмы, каждая из которых, по его учению,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ю белковую молекулу весьма сложного строения и обладает некоторой элементарной «душой».” Энгельс, Ф. Диалектика природы. Москва: ОГИЗ-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41. с.257.

    【441】格雷格著,胡为柏译:《固体表面化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6年版224页。

    【442】姜丕玉:《鏖戰四十天完成“自然辯证法”註释初稿》,《自然辩证法通讯》1960年2期71页。

    【443】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444】余琼:《“必须”与“不得不”的不对称辨析:基于《毛泽东选集》中“必须”与“不得不”的用例》,《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1年7期56-58页。

    【445】郭珊珊、沈敏:《“不得不”与“必须”的多角度辨析——兼谈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辨词”环节》,《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8年2期60-64页。

    【446】石川光春著,林崇智译:《生物学大观》,慈勤女子中学校出版委员会1935年版2页。

    【447】李省吾等编译:《新内科学》第2卷,黄河出版社1951年版469页。

    【448】河上肇著,仲民译:《“资本论”入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320页。

    【449】Engels, F. Anti-Dühring: Herr Eugen Dühring's Revolution in Science. Translated by Emile Burns. N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5. p.94.

    【450】韩贻仁:《蛋白体小考》,《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6期41-44页。

    【451】邵靖宇:《蛋白体——何所指?》,《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6期44-46页。

    【452】刘厚芬、蔡耀垣:《是蛋白体,还是核酸体?》,《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6期46-49页。

    【453】周纯:《历史地看“蛋白体”定义》,《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1982年7月10日第2版。

    【454】傅杰青:《恩格斯著作中“蛋白体”的原意》,《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年1期52-55页。

    【455】顾锦屏:《谈谈〈自然辩证法〉的最新译本》,《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11期3-5页。

    【456】李纪有、刘苏雅编:《中文普通图书著录规则图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1986年增刊136-137页。

    【457】孙小礼:《长功夫、大功夫、硬功夫和苦功夫:于光远与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年9期6-13页。

    【458】黄安森主编:《国际共主主义运动史大事记第2卷:1949-1983》,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238-239页。

    【459】胡适:《校勘学方法论: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国学季刊》1934年3期97-110页。

    【460】韩增禄:《评查汝强同志的“答辩”——兼论有机细胞和细胞学说的科学发现》,《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年6期64-69,71页。

    【461】韩增禄:《怎样理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研究》1987年1期15-27页。

    【462】韩增禄:《“以动者尚其变”——周易精蕴的方法论价值》,《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年12期52-58页。

    【463】韩增禄:《风水学说新解》,《今日中国》1996年12期50-51页。

    【464】韩增禄:《用风水为北京号脉》,《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1期80-86页。

    【465】逄先知:《毛泽东读马列著作》,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18-34页。

    【46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542页。

    【467】Einleitung.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 Abt. 1. Band 26. Berlin: De Gruyter, 1985. s.17-58.

    【468】Dialektik der Natur (1873-1882): Entstehung und Überlieferung.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 Abt. 1. Band 26. Berlin: De Gruyter, 1985. s.569-607

    【469】山东电视台:《老马嘶风——于光远》,2004年10月2日首播。

    【470】徐特立:《对牛顿应有的认识》,原载1943年1月1日《解放日报》,见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283-288页。

    【471】林万和:《关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几个问题(下)》,《教学与研究》1962年1期34-47页。

    【472】耕:《上海哲学界关于自然辩证法的五年规划》,《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8年2期44页。

    【473】于光远:《我的格言和箴言》,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165页。

    【474】范岱年:《建国后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早期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1期2页。

    【475】Кедров, Б. 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и Ф. Энгельса «Диалектика природы».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2.

    【476】Кедров, Б.М. О «Диалектике природы» Энгельса.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73.

    【477】Кедров, Б.М. Энгельс и диалектика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0.

    【478】Кедров, Б.М.Как изучать книгу В. И. Ленина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и эмпириокритицизм».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3.

    【479】于光远:《我的编年故事 :1915-1935年( 20岁以前)》,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6年版104页。

    【480】李惠国:《龚育之对自然辩证法等学科的贡献》,《自然辩证法研究》2022年4期12-16页。

    【481】刘梦溪:《事事严谨如仪——纪念老友龚育之》,见本书编写组编:《怀念龚育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171-178页。另见:刘梦溪:《于光远的几件轶事》,见胡冀燕、于小东、刘世定、韩钢主编:《改革的黄金年华——我们眼中的于光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166-167页。

    【482】范岱年口述,熊卫民访问整理:《行走在革命、科学与哲学的边缘》,湖南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152页。

    【483】匿名:《坂田昌一〈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编者按》,《红旗》1965年6期19-20页。

    【484】龚育之:《毛泽东与自然科学》,《毛泽东思想研究》1986年3期6-16页.

    【485】龚育之:《走过来的路》,《湖南社会科学》1988年试刊号54-63页。

    【486】何祚庥:《从元气学说到粒子物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37页。

    【487】葛能全:《钱三强年谱》,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186页。

    【488】裘伟廷编著:《另类科学传奇•怪诞理论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100页。

    【489】林可济:《毛泽东辩证法思想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范例——从“毛粒子”说起》,见福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98-113页。

    【490】“впоследствии по какой-то причине Энгельс перенес эту последнюю статью из 2-й связки в 3-ю”(见:Кедров Б.М. О «Диалектике природы» Энгельса.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73. c.30.)

    【491】于光远:《对两年多“耳朵识字”宣传的哲学评论》,《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2期1-12页。

    【492】于光远:《要灵学,还是要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通讯》1982年1期8-15页。

    【493】初秀英:《卢卡奇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试评〈历史和阶段意识〉》,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8.

    【494】于光远:《我认识这样一位意大利青年 》,1983年7月29日《人民日报》第8版。

    【495】“НИЦШЕ (Nietzsche), Фридрих (1844-1900), немецкий философ-идеалист, один из наиболее откровенных идеологов помещичье-буржуазной реакции периода складывавшегося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ярый враг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демократии и социализма.”(见: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ом 42.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39. c.177.)

    【496】周国平:《略论尼采哲学》,《哲学研究》1986年6期18-26页。

    【497】“In recent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negative views of Nietzsche are both rare and atypical.”(见:Dannhauser, W. J. Nietzsche's View of Socrat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p.22.)

    【498】“НИЦШЕ (Nietzsche) Фридрих (15.10.1844, Рёккен, около Лютцена, Саксония,- 25.8.1900, Веймар), немецкий философ,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иррационализма и волюнтаризма, поэт. Учился в Боннском и Лейпцигском ун-тах. В 1869-79 проф. классич. филологии Базельского ун-та. Твор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Н. оборвалась в 1889 в связи с душевной болезнью.(见: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ом 18.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74. c.37.)

    【499】“ницшеанство использовали и идеологи немецкого фашизма.”

    【500】Ottmann, H. 1984. Anti-Lukács: Eine Kritik der Nietzsche-Kritik von Georg Lukács. Nietzsche-Studien 13(1):570–586.

    【501】谭渊:《尼采神话的兴衰:“尼采档案”对尼采接受史影响研究》,《德国研究》2009年2期64-70页。

    【502】“Докажите иа доле, что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 ведет скорее к цели,—завтра же вы не найдете ни одного естествокяштателя не диалектика.”(见:Самойлов, А.Ф. Диалектика природы 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е.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 1926(4-5):61-81.)

    【503】“Engels was a versatile and well-read man, and had, by sheer industry, acquired some rudimentary knowledge of these subjects, but his discussions of them are not illuminating. In particular the over-ambitious attempt to discover the working of the triad of the Hegelian dialectic in the mathematical rule by which the product of two negative quantities is positive, has proved a source of much embarrassment to later Marxists, who have found themselves saddled with the impossible task of defending an eccentric view not entailed by anything that Marx himself had ever asserted at any rate in his published writings. Marxist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of our own day are subjects which, like Cartesian physics, forms a peculiar and isolated enclav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great intellecual movement, of antiquarian rather than scientific interest. More important, Engels's version of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while it faithfully develops Marx's attack on liberal or idealist historiography, is far more mechanistic and crudely determinist than most of Marx's writings on the subject, especially in his early years. ”(见:Berlin, I.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London,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251.)

    【504】“As I recall we kept on demanding clarification of the wordy and vague accounts Horkheimer and Pollack were giving us of the meaning of dialectics. Most of the time Horkheimer carried the ball for the Institute at both meetings. Marcuse said nothing. I kept on asking for an illustration from any field of a statement that was scientifically true but dialectically false or one that was dialectically false but scientifically true. None was ever produced.”(见:Hook, S. 1980.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Addendum. Survey 25(3):177-178.)

    【505】徐晨歌:《于光远自然辩证法思想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54页。

    【506】《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考题选》,《自然辩证法研究》1985年2期68-69页。

    【507】《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试题选编》,《自然辩证法研究》1985年3期63-64页。

    【508】金雁:《“辩证法”的“妙用”》,爱思想网站,2018-07-14 22:29:45。

    【509】刘兵、王作跃、熊伟、陈恒六、仲维光:《对查汝强同志两篇文章中一些自然科学问题的商榷》,《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3期20-25页。

    【510】仲维光:《是自然辩证法,还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对查汝强同志两篇文章的质疑》,《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3期70-76页。

    【511】熊卫民:《范岱年访谈录:科学哲学家群星闪耀时》,知识分子的财新博客,2017年9月5日。

    【512】《查汝强同志学术自传》,《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4期68-71页。

    【513】于光远:《纪念查汝强》,《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4期65页。

    【514】方舟子:《答于建嵘〈写给杂种方舟子的信〉》,新语丝2005年10月14日新到资料。

    【515】方舟子:《张耀杰的“超限战法”》,新语丝2005年10月21日新到资料。

    【516】Miller, H. L. Science and Dissent in Post-Mao China: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 1996. pp.197-198.

    【517】Anonymous. Peking Names Propaganda Chief. New York Time, Mar. 8, 1980. p.2.

    【518】方舟子:《吴国盛教授“学术”之研究》,新语丝2003年1月22日新到资料。

    【519】吴国盛:《80年代自然辩证法界争论备忘录》,吴国盛的新浪博客,2008-06-2517:21:03。

    【520】许良英、范岱年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202-203页。[注:尽管这本文集署名的译者是两个人,但许良英后来承认这个注语是他写的。]

    【521】孙慕天:《有所作为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记于光远先生》,《民主与科学》2011年4期45-48页。

    【522】于光远:《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科学态度指导我们的一切行动》,《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1979年5期1-36页。

    【523】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83年7月1日《人民日报》第1版。

    【524】李向前:《中国解放思想的“宣言书”是如何出来的?》,2013年11月8日《南方都市报》。

    【525】《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谈邓小平著名讲话的起草过程》,《中国市场》1998年12期4-5页。

    【526】于光远:《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财经》2008年1期142-144页。

    【527】何祚庥:《推荐〈自然辩证法讲义〉》,1982年1月5日《人民日报》第5版。

    【528】于光远:《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来对待”》,1980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

    【529】于光远:《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为什么我們一定要学习它》,《哲学研究》1956年2期101-121页。

    【530】于光远:《学会和隐藏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学习》1955年7期37-38页。

    【531】欧阳绪清、蒲祖河:《论毛泽东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湖湘论坛》 1993年4期9-13页。

    【532】冯元均:《毛泽东在自然辩证法领域所作的贡献》,《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年4期369-374页。

    【533】李云枢:《毛泽东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工业技术经济》 1993年5期1-3页。

    【534】孙金华:《论毛泽东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1期12-17页。

    【535】朱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开创自然辩证法研究事业新局面》,《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年3期1-7页。

    【536】“Всякий, знакомый с историей совет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узнает в «другой точке зрения»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овет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всякое открытие в област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объявляется новым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м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го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 однако даже философы затрудняются назвать случаи, когда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 помог решить какую-то конкретную проблему конкретной науки.”(见:Игнатович, В. Несколько замечаний о дискуссии между «механистами» и «деборинцами». Марксизм та сучасність: радянська філософія - вчора, сьогодні, завтра: Матеріали ІІІ Міжнародної науково-практичної конференції (15 грудня 2011 р., м. Київ). Уклад.: Новіков Б.В. Київ: НТУУ "КПІ", 2011. ϲ.107-112.)

    【537】“Das Hegeische System war die letzte, vollendetste Form der Philosophie, insofern diese als besondre, allen andren Wissenschaften überlegne besondre Wissenschaft vorgestellt wird.”(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0. Berlin: Dietz Verlag, 1975. s.23.)[注:这句话的官方翻译是:“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389, p.26】]

    【538】肖广岭:《〈自然辩证法〉导读》,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31-32页。

    【539】袁任平:《科技领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自然辩证法杂志》1976年2期1-6页。

    【540】转引自:祝兰:《文化大革命十年的自然辩证法》,见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辩证法研究资料编辑组编:《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历史与现状》,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119-135页。

    【541】李昌、于光远、钱三强:《关于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的请示报告》,1977年10月19日。见《中国科学院年报 1977-1978》120页。

    【542】扁船儿:《方舟子何以能够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论文?》,原始出处不详,见新语丝2001年8月6日新到资料。

    【543】李佩珊、薛攀皋:《是英文问题,还是科学道德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4期74-80页。

    【544】方舟子:《为什么不把陈章良立此存照?》,新语丝2000年12月17日新到资料。

    【545】方舟子:《“中国学术打假第一人”的“学术规范”》,新语丝2002年1月16日新到资料。

    【546】穆小琳:《方舟子:我为什么痛击学术腐败》,《三月风》2004年3期13-15页。

    【547】卢继传:《自然科学在阶级斗争中发展——纪念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写作一百周年》,《动物学报》1976年3期231-236页。

    【548】长虹:《一个战斗着的刊物——〈自然辩证法杂志〉一至十期读后》,《文艺评论丛刊》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337-350页。

    【549】常春藤:《爱因斯坦直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胡说八道,疯人之作”》,新语丝2008年11月5日新到资料。

    【550】方舟子:《因求真而可敬》,原载2006年1月4日《中国青年报》,见新语丝2006年1月5日新到资料。

    【551】该匿名作者后来承认自己的谣言来自百度贴吧的一个名叫“超级大蠢驴”的人在2008-07-31 19:00发的一个帖子。(见:常春藤:《“无出版价值”是爱因斯坦对《自然辩证法》(手稿)评价的核心——向指出我文章差错的网友致谢》,新语丝2008年11月12日新到资料。)

    【552】超级大蠢驴:《爱因斯坦对〈自然辩证法〉的批评》,百度贴吧 “文科吧”,2008-07-31 19:00。

    【553】lgvu:《爱因斯坦啥时说过〈自然辩证法〉是“胡说八道、疯人之作”?》,新语丝读书论坛,2008-11-05 17:08:31。

    【554】刘菊花:《网络奇才方舟子》,新语丝2001年7月28日新到资料。

    【555】亦明:《方舟子与〈中国青年报〉邪恶同盟的终结:八、方舟子懂“科学史”吗?(之二)》,中国学术评价网,2011年12月8日。

    【556】唐吉珂德:《恩格斯是十九世纪末的司马南——也谈〈自然辩证法〉》,新语丝2008年11月6日新到资料。

    【557】徐列:《司马南:要么做条汉子,要么当条狗》,原载1999年11月5日《南方周末》,见《南方周末》新千年文丛编委会编:《新文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05-214页。

    【558】“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s as useful to scientists as ornithology is to birds”.(见:Blinkhorn, S. 2000. Funny, I Thought This Was Science. Nature 408(6808):26-27.)

    【559】“Now it gas become my job to help the Chinese public to understand science, so the torch, ignited in an American lab, has been passed to China.”(见:方舟子的推特,1:01 AM • Jun 4, 2017。)

    【560】方舟子:《心中有道义,脑中有科学》,新语丝2008年1月1日新到资料。

    【561】方舟子:《心中有道义,脑中有科学》,原载2010年9月1日《中国青年报》,见新语丝2010年9月1日新到资料。

    【562】李海鹏:《方舟子:哪怕天下人误解我》,原载2005年11月10日《南方周末》,见新语丝2005年11月10日新到资料。

    【563】方舟子:《没有科学是万万不能的》,原载2006年12月20日《中国青年报》,见新语丝2006年12月20日新到资料。

    【564】方舟子:《我的“迷茫”:科学为何在中国没有市场》,新语丝2007年5月10日新到资料。

    【565】孙文俊:《科学主义理想国》,科学公园网站,2012年7月23日。

    【566】文学锋:《从爱因斯坦不欣赏〈自然辩证法〉说起》,新语丝2001年5月5日新到资料。

    【567】匿名:《伟大的猜测与荒唐的胡说》,2000年4月26 日《中华读书报》。该文的缩写版后来署名文学锋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发表。文学锋:《物理学史的哲学表述——读何祚庥的〈从元气学说到粒子物理〉》,《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10期69,71页。

    【568】“让我这个无业游民做了个过渡。”方舟子:《关于中国科大的现状和未来》,新语丝2000年1月31日新到资料。

    【569】详见亦明:《科唬作家方舟子》第八章《方舟子为转基因骗人》第一节《“科普作家方舟子”考》。

    【570】刘华杰:《生物化学家•诗人•网民——网上访科学/人文两栖学人方舟子》,原载2000年2月21日《科学时报》,见新语丝2001年2月9日新到资料。

    【571】方舟子:《〈江山无限——方舟子历史随笔〉勘误之二》,新语丝2004年6月10日新到资料。

    【572】方舟子:《“互文”的泛滥》,新语丝2017年3月20日新到资料。

    【573】孙国霞、高静、孙慧荣主编:《图书馆文化集萃》,哈尔滨地图出版社2006年版261-262页。

    【574】亦明:《科邪教父于光远之三:“指导”科学规划》,万维读者网教育学术论坛,2022年07月16日09:54:04。

    【575】方舟子:《还原主义和整体主义述评》,《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11期1-3,22页。

    【576】刘华杰:《我和方是民(方舟子)的那点事》,刘华杰科学网的博客,2010-10-29 22:11。

    【577】方舟子:《答“扁船儿”〈方舟子何以能够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论文?〉》,见新语丝2001年8月6日新到资料。

    【578】方舟子:《达尔文、孟德尔以及科学发表方式——兼及颜青山〈从科学普及的角度看“孟德尔之谜”〉一文》,《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11期52-55页。

    【579】Ma Huidi. My Life. Feminist Theory Website, 1998.

    【580】方舟子:《“皇马”其实是“王马”——一些常见的名词误译》,新语丝2003年8月1日新到资料。

    【581】方舟子:《崔永元究竟想要杀死多少人?》,新语丝2008年10月30日新到资料。

    【582】亦明:《方舟子与怒江“争坝”事件》,中国学术评价网,2012年12月1日。

    【583】亦明:《方舟子与〈纽约时报〉:“皇家读者”事件始末》,中国学术评价网,2011年2月23日。

    【584】方舟子:《基因之为理论建构和物质实体》,新语丝2002年1月28日新到资料。

    【585】颜青山:《孟德尔定律、达尔文进化论与现代生物学规范——兼答方舟子“达尔文、孟德尔以及科学发表方式”一文》,《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11期40-43,52页。

    【586】刘华杰:《科学=逻辑+实证》,2001年1月24日《中华读书报》。

    【587】方舟子:《什么是科学的怀疑精神》,原载2003年10月23日《南方周末》,见新语丝2003年10月25日新到资料。

    【588】详见亦明:《科唬作家方舟子》第五章《从“人体革命”到革“核酸营养品”的命》。)

    【589】于光远:《靠理性的智慧——于光远治学方法》,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

    【590】颜青山:《从科学普及的角度看“孟德尔之谜”——纪念孟德尔定律重新发现100年》,《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11期46-50页。

    【591】野鹤:《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一)——令人生疑的反腐英雄》,《探索与争鸣》2003年3期14-16页。

    【592】野鹤:《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二)——洋奴气十足的绝对真理观》,《探索与争鸣》2003年4期18-21页。

    【593】野鹤:《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三)——为辩而辩的偏执狂》,《探索与争鸣》2003年5期21-24页。

    【594】详见亦明:《打架斗士方舟子之野鹤篇》,中国学术评价网,2010年12月8日。

    【595】何祚庥:《为什么我总是支持方舟子》,原载2005年11月26日《青年时报》,见新语丝2005年11月27日新到资料。

    【596】龚育之:《学术不端:从自然科学想到社会科学(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九日在两科联盟会议上的发言)》,新语丝2006年4月20日新到资料。

    【597】龚育之:《学术不端:从自然科学想到社会科学》,《科学与无神论》2006年3期14-15页。

    【598】《从清华大学开除刘辉看我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必然性》,人民网2006年4月21日。

    【599】亦明:《方舟子在1997年抄袭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万维读者网教育学术论坛,2021年08月19日11:33:57。

    【600】亦明:《方舟子在1997年抄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显清》,万维读者网教育学术论坛,2021年11月12日07:37:37。

    【601】亦明:《方舟子在2009年抄袭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博士后贝吉•普尔》,万维读者网教育学术论坛,2020年05月28日09:29:27。

    【602】亦明:《方舟子在2008年抄袭美国“反伪斗士”迈克尔•谢尔默》,万维读者网教育学术论坛,2020年07月14日08:29:18。

    【603】1、《方舟子在1997年抄袭蒋星煜》;2、《方舟子的唯一“论文”〈木兰诗种种〉是抄袭之作》。

    【604】方舟子:《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新语丝》1999年4期;亦见《书屋》1999年5期19-27页。

    【605】方舟子:《多维新闻网剽窃的铁证》,新语丝2000年4月10日新到资料。

    【606】方舟子:《以“科学”和“爱国”的名义——学术腐败在中国》,新语丝2001年11月19日新到资料。

    【607】方舟子:《对“方舟子抄袭颖河”一事再说几句》,新语丝2007年2月3日新到资料。

    【608】方舟子:《植物所首席造谣员和反科学文化人联手造谣》,新语丝2010年1月8日新到资料。

    【609】亦明:《网络畸才的奇文——评方舟子对亦明的第二次正式反击》,虹桥科教论坛,2010-01-11 07:09:52。

    【610】见方舟子的新浪微博,2011-2-25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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