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发迹：从弄堂到中央

亦明

【提要】

对于中国的知识界、学术界和科学界来说，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的最大景观之一就是以“打假”、“反伪”为其招牌的方舟子的陡然窜起：他从一个默默无闻一文不名的海外盲流，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中国某些人追捧和吹捧的大红人，风头鼎盛之际，完全可以做到如他老婆刘菊花所说的“以一己之力”呼风唤雨、左右中国的舆论。方舟子的突然蹿红有很多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投靠了于光远、继承了于光远的“反伪”大业，因此被于光远指定为“反伪帮”的第二代帮主。所谓的“反伪帮”，就是世纪之交在中国社会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科学纳粹”。本文是拙著《科邪教父于光远》一书的第一章，而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挖出、揭示中国科学纳粹的起家历史。

【细目】

一、第一张网

二、第一桶金

三、第一贵人

四、延安旧事

五、走进中宣部

六、领导中科院

七、提携老恩师

八、荣登进士榜

九、参考文献

我早就指出“打假斗士方舟子颇有‘老头缘’”这一怪异现象。【1】确实，从出道之日起，方舟子就一直被一帮老头儿簇拥着，而在那些“老头儿”中，对方舟子一生影响最大的老头有两个，一个是于光远，另一个就是于光远的一个狗腿子何祚庥。也就是说，于光远是方舟子的终极老恩公，没有他，无才无德不学无术的方舟子根本就成不了气候。那么，于光远又是谁呢？

据于光远自己说，他在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1939年奔赴延安。【2】【3】【4】【5】但在现实中，于光远的革命征程并不像是他叙述得那么平坦和平淡：他真正踏上人生的坦途，是在1948年进入中宣部，他在那里任职一直到文革前。文革爆发后，中宣部被毛泽东称为“阎王殿”【6】；而于光远虽然不是阎王殿里的阎王爷，但他却是一个手握生杀大权的判官，并且还是一个“大判官”。【7】在当时，可能连于光远本人都没有想到，恰恰就是这个“大判官”生涯，最终让他“进化”成了中国的“科邪教父”。

一、第一张网

于光远1915年出生于上海，本名叫郁钟正，父亲曾在北洋政府当过短暂的小吏，后来长期无业；母亲为了维持生计，曾当过“小儿推拿大夫”。据于光远说，他小时，家里的固定收入只有十来元的房租。【8】1937年，于光远入党后，党组织每个月付给他的生活费就是十元。【2, p.83】

穷则思变

于光远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大家族，“当年的辉煌家业，曾在那个时代几乎垄断了半个上海滩”，后因私通小刀会遭到清政府的处罚，家道开始衰败。【5】但直到于光远幼年时，其祖母仍在常年吸食鸦片，其父亲的第一份工作是袁世凯的十三太保之一唐在礼帮忙找到的。不仅如此，于家拥有自己的房产，除了自住，尚有房租收入。于光远感到“贫困”，当是在其父亲因患病而失业之后，但即使那样，根据于光远的叙述，他家的经济状况在当时的中国也应该高于绝大多数家庭。左图为于光远的父母，右图为于光远出生地今上海顾家弄。（图片来源：【5】【8】。）

1932年，于光远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34年转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继续学习，直到1936年毕业。对于自己能够插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这件事，于光远当作一生的最大骄傲之一——就像方舟子在1985年高考时，获得了福建省语文单项并列第一是他一生的最大骄傲一样——，曾一再告诉世人，这样的事情在他之前不曾发生过，在他之后也没再发生。【9, p.33】【10, p.143】【11】其实，于光远当年所谓的“考”，不过就是回答了吴有训提出的几个问题；而那几个问题，按照于光远自己的说法，又都是被于光远“循循善诱”出来的：

“第一个向我提出的问题比较浅。我发现他对究竟打算提出什么问题在考我，似乎事先没作好准备，于是我就想出一个办法，设法使他按照我的希望和要求继续提问题。即在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中有意诱导他提出我准备回答的第二个问题。他果真提出我想要他提的问题。于是我在回答第二个问题中，又有意诱导我准备回答的第三个问题。他又果真提出我想要他提出的问题……如此，整个口试几乎完全是按照我的意图进行的。这样，我的回答当然比较完满，他也满意，或者说很满意。”【12】

在于光远的学术和反伪生涯中，清华大学颁发的毕业证书是于光远的第一资本和第一亮点，所以他在自我介绍时，第一句话一般是先说自己生于1915年，第二句话就说自己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3】【14】【15】其实，于光远虽然名义上在清华大学学习了两年，但他用于学业上的心思，满打满算，可能连一年都不到，因为他自己就说，“经过1934年到1935年的第一个学年，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便决心从事革命。”【2, p.13】现在看来，于光远“决心从事革命”是真，但那个决心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是否有关系、有什么关系，那就只有天知地知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他的一生中，于光远不仅不曾向日寇打过一枪、砍过一刀，实际上我们至今也没有从他的两、三千万字的著述之中，发现一篇专门宣传抗日的文章。确实，即使是在毕业之际给钱三强的留言中，他也只说自己要“干革命”：

“你出国深造钻研科学，我在国内干革命工作，等你学成回国，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你用你学得的知识为革命服务。”【16】

很可能是因为热衷于“干革命”，于光远在清华大学学习一年后，还没能与自己的同学打成一片：

“从1935年9月开学到12月三个月中，我一方面想投身革命，但不知道怎么‘投’法。这时我同许许多多清华同学成了朋友，大都是在‘一二·九’运动后认识的。” 【2, p.13】

事实是，于光远不仅在清华大学赚到了前半辈子“干革命”的本钱，他还赚到了后半辈子“反对伪科学”的本钱，因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证书”，就是他“反伪”的最大资本——没有它，于光远不大可能有胆量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与名震中外的“大科学家”钱学森死磕。而于光远的这个资本，又和他“干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原来，因为“干革命”，于光远与1935年考进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李昌（1914-2010）结为挚友，李昌后来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在八十年代，这两个人不仅曾联手“反伪”，而且还曾联手大搞“自然辩证法”。而在1936年，因为热衷于“干革命”，于光远曾打算辍学，只是在“听了李昌的话”之后，他才放弃了这个打算——这是多年后于光远追述李昌对他的忠告：

“来日方长，你不必把当前工作做得多一点少一点看得这么重，而且大家都留在学校中工作也不是我们的方向。我们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到更广阔的社会中去。毕业了有社会职业作掩护开展工作，正是我们革命利益之所在。”【17】

俗话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而李昌的这句话，让于光远受用了一辈子。

除了李昌之外，在于光远后来反伪生涯中曾起到重要作用的清华人还有两个：一个是同班同学钱三强，另一个是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周培源，这两个人后来都在中国科学界举足轻重：钱三强（1913-1992）是中国的奥本海默，奠定、组织了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曾任中科院副院长；而周培源（1902-1993）从六十年代起就是中国的首席红色科学家，曾任中国科协主席、北京大学校长。这是于光远讲述自己的毕业论文：

“有时我也想到自己在大学是学理论物理学的，我的毕业论文是跟周培源老师做的，题目是关于广义相对论的。在选这个题目着手写那篇论文时，是在‘一二·九’运动之前。那时我虽然已经有了要参加革命运动的认识，但是，还在幻想自己既做一个革命家同时也做一名‘大物理学家’。‘一二·九’运动后，明白同时兼顾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在1936年暑期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时，也就不得不停止做一个‘大物理学家’的梦。论文是完成了，但对写成的那篇论文我自己也不满意。论文写到最后，未知数有四个，而方程式只有三个，需要在物理方面作一个新的假定。这种假定定得好，才有真正的意义。而我所作出的那个假定并不好，结果那篇论文成了是为了取得毕业资格而写的东西，算不了真正的科学著作。”【18】

因为同班同学中有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的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人；同系学长中还有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所以于光远后来曾无数次提及自己在清华的学业，并对自己当初放弃科学、投身革命流露出了一丝若隐若现的悔意：“如果在六十多年前我不和他一起逐渐走上革命道路，最后放弃原先的理想，而一直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我所能取得的成就是否会比现在大一些”？【19】（另见：【2, pp. 78-80】【20】【21】【22】）虽然这个问题看上去像是一个无解的“天问”，但它的答案却异常简单。那就是：即使时光能够倒流，于光远在物理学上也不可能有多大作为。

原来，据钱三强说，当时他们班有十名学生，但只有于光远一人学理论物理，其余的都专攻实验物理。【23】也就是说，即使于光远当年真的专攻物理学，他要取得与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彭桓武等人相似的成就也绝非易事。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于光远晚年讲的这个故事：

“1935-1936年控制论的创始人美国学者Wiener和分析权威法国人Hadamada到清华大学数学系讲学。由于那时我已是本科四年级学生，学校认为能够请到这么高的数学家来讲学非常不易，因此让我也去听课。这时华罗庚也坐在同一个小教室里。他听了大概大有教益，而我由于水平太低，听懂的微乎其微。”【24】

这当然不是于光远的自谦，因为于光远自己就说，“我这个人有一些优点，但是谦虚不在其内。”【25】而谁都知道，理论物理学玩儿的就是数学，数学不好，就相当于自己的裤兜之中根本就没有参与那个游戏的本钱。事实是，雅克·阿达马（Jacques Solomon Hadamard,1865-1963）当年访华讲学，乃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相关报道都称他为“哈达玛”。【26】【27】【28】【29】而于光远不仅把他的名字拼错了，而且还错得不伦不类，成了“阿达玛达”——颇像其关门弟子方舟子把其“祸得”的那个“Maddox奖”口译为“马道死奖”、笔译为“麦克多斯奖”【30】——，由此可知，他距离数学实在太远了。（关于于光远的数学根底，后文还有详细分析。）与之相比，阅读红色书籍却要容易得多。所以，“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认认真真看了《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的书……在这半年中我从头到尾读了这两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9, p.220】

其次，于光远的思维缺乏严密的逻辑性——他虽然有时说自己“逻辑思维能力强”【9, p.141】，但有时也承认，他的文章在逻辑性方面只能达到“尚可”的程度【31】。而他的清华老友韦君宜则说：

“于光远写文章有个特点，就是热情磅礴地讴歌己所是，无所畏惧地抨击己所非。”【32】

这32个字，实际上就是“自以为是”的“扩写”。与之相比，于光远的晚辈柳红也说，于光远的思维方式是“散漫的、跳跃的”。【33】大体来说，于光远的思维方式属于唯象思维，他自己就说，“一个人思考问题总要有对象。脑子这部机器运转进行加工活动，就总要有原材料。”【34】而理论物理学可以说是所有科学之中逻辑性、抽象性最强的学科，因此它与于光远的头脑先天就不兼容。

实际上，于光远对“逻辑”的理解，似乎仅限于“概念清楚”这一条；而这个观念很可能来自恩格斯，因为他曾说过辩证的思维“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这样的话。【35】实际上，于光远做到“概念清楚”的“治学方法”也仅限于“咬文嚼字”——而已。【36】【37】也就是因为如此，在八十年代中顾委召集的“帮助于光远”的生活会上，薛暮桥、许涤新两位经济学家就从经济学概念中的问题和治学态度方面对于光远提出了批评。【38】

第三，于光远将自己的名字从“郁钟正”改为于光远、“胡家鸿”，说明他对于名望有着非常强烈的追求——于光远后来对此根本就不加掩饰，所以才会坦然承认自己是“二表人才”，“一是爱表现，二是爱受表扬”。【25】不仅如此，于光远还曾这样形容自己的性格：“我好动，喜欢社交，关心外在世界，关心人，我对人对事都热心，属于热情奔放和外露的那种人。”【9, p.140】因此，很难想象他会真的有坐在寒窗之下、冷板凳之上刻苦钻研的毅力，以及默默无闻、久居人下的耐心。实际上，理论物理学的黄金年代是二十世纪初的三四十年，在那之后，不要说它在中国不热，在世界其他地方它也只是少数名人的俱乐部，连他的导师周培源都搞不到门票。而与周培源相比，于光远在物理系上的造诣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第四，于光远引以为傲的治学方法——“咬文嚼字”、“抠字眼”、“旁征博引”【39, p.62】——，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浅尝辄止、见异思迁的“治学”特点，即缺乏向纵深发展的动机和动力。

最后，于光远在学术上不可能取得多大成就，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缺乏追求真理的决心和勇气——对他来说，服从权威、服从领袖、迷信教条，更为简单易行、并且安全可靠。据于光远自己说，他有一个“学聪明日记”，那是“在第一次听毛泽东演讲之后”做出的决定：

“我觉得在毛泽东的演讲里讲了许多聪明话，毛泽东是个聪明人，我要学做毛泽东那样的聪明人，就要记住和体会他的聪明话。当然聪明人不会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因此可以记这样一本学聪明日记。每天我看到谁做了一件聪明事，说了一句聪明话，就琢磨一番，把它记下来。当然从另一面我也要把每天看到的谁做了一件蠢事，说了一句蠢话记下来。”【40, p.27】

所以说，放弃学业，投身革命，对于于光远来说，应该算是最“聪明”的选择。确实，据于光远自己说，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他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那个班只有他一个人跑去参加。【2, pp.20-21】【41】更奇的是，在当时，于光远与中共没有任何联系。【2, p.4】也就是说，于光远放弃学业、参加革命，完全是“自发”的，因此可以说是出于“本能”。

与有荣焉

于光远最喜欢向人炫耀的就是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毕业生合影，因为他（前排右一）曾与钱三强（后排左一）、何泽慧（前排右二）、王大珩（前排左一）等人同框。（图片来源：【1】。）

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部分师生合影

一排：王大珩（左三）、钱三强（左五）二排左起：周培源、赵忠尧、叶企孙、任之恭、吴有训。当时的于光远很可能正在“干革命”，所以错过了合影的机会。（图片来源：【42】【43】。）

二、第一桶金

前面提到，于光远自己承认，“我同许许多多清华同学成了朋友，大都是在‘一二·九’运动后认识的。”事实是，参加“一二·九”是于光远从清华大学赚到的第一桶金，其分量之重，要远远超过“清华大学毕业证书”。也就是因为如此，有人一眼就看出于光远有“一二·九情结”。【44】看看于光远自己是怎么说的：

“在以往的那些年中，关于‘一二·九’，我写过好几篇文章，演讲的次数就更多了。抗战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我做过多次演讲。……建国后，我给青年们做这方面的演讲就更多了，几乎每逢‘一二·九’纪念日来临的时候，总有人要我去演讲——当然在文革中的那几年和最近几年是例外。”【2, p.3】

也就是因为“参加一二·九”是其人生的转折点，所以他的“编年故事”第一卷一定要截止到“大学前三年”，而不是到他在清华毕业，因为他就是要把“一二·九运动”放在第二卷的开篇，而不是第一卷的末尾。同样，尽管于光远早在1939年8月就曾聆听过毛泽东的讲话，但他却偏要把毛泽东四个月后在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认证为自己“第一次听毛泽东演讲”。【40, p.27】

其实，在“一二·九”那一天，请愿抗议、示威游行的主战场是北平城内，而清华和燕京大学的游行队伍因为被关在西直门外，根本就没能进城。也就是因为如此，当“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综述“一二·九”当天的事件经过时，只用一句话就把“城外事件”一笔带过：

“城外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队伍，因军警关闭了城门而未能进城，在西直门外等处进行了抗日救亡宣传，并和军警进行了斗争。”【45, p.6】

同样，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班”编撰的《一二九运动史要》中，作者花费了大约七千字叙述当天的经过，其中，关于城外的活动，着墨仅有一千余字。【46】

实际上，按照陈伯达的说法，“比一二九是更表现了大规模的、可歌可泣的惨烈巷战行动”，发生在1935年12月16日，即“一二·九”的一周之后。【47】连李昌后来也说，“一二九仅数千人，至一二一六的示威中就达到一两万人之数。”【48】事实是，清华大学“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蒋南翔和姚依林在回忆“一二·九”时，都对“一二·九”当天发生的事情语焉不详，显然是觉得无话可说——蒋南翔说了半句话：“十二月九日的爱国游行，受到凶暴的大刀、水龙的镇压……”【49】；姚依林说了两句话：“‘一二九'当天，参加的学校比较少，北大还没有拉起队伍。当游行队伍经过沙滩时，北大的同学才去敲钟。”【50】这两个人都把回忆的重点放在12月16日那一天。但是，在“一二一六”那一天，于光远显然没有走出校门，倒是后来被他说成是“在清华时是不问政治的学生”的钱三强参加了那次活动：

“那天一大早，钱三强站到了清华游行队伍的前列，和一千多人昂首向北平城行进，他和大家一起高呼口号：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挽救危亡，共赴国难！游行队伍先来到西直门，结果城门紧闭不开。钱三强和队伍一起从西直门又转到阜成门，城门同样堵住了前进的路，队伍再由阜成门到达西便门，面对紧闭的城门，游行队伍并没有中途而返，尽管大家受到寒冷和饥饿的夹击，又辗转行进体力消耗很大，但爱国热情仍然高涨，抱定了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于是决定用身体冲开西便门的城门。在轮番冲击城门时，钱三强毫不畏缩，冲开城门后在与军警发生冲突中，他的衣服被撕破了，腿被碰伤流血了……”。【51】

那么，早已立志“干革命”的于光远为什么没有参加“一二一六”大游行呢？虽然他本人从来就没有对此做出公开说明，但史料表明，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在“一二九”之后曾连续发布两份通告，要学生们“安心上课”。【52】也许梅校长的苦口婆心发生了作用。

一往情深

上图为《大众生活》1935年第一卷第六期的封面和封底，于光远似乎没有见过这份杂志的封面照片，所以他这样回忆道：“有一位与我同一个学期转入清华三年级的同学陆璀（我在上海大夏大学的考场同她见过面）站在土墩上，用硬纸皮做成的喇叭筒在群众大会上演讲时，就有人拍摄了一张照片（在照片上只能看到她的背影，但可以看到许多听她演讲的人的头像），这张照片后来在许多报刊上登出，成为反映‘一二·九’这个历史性运动的有代表性的照片。我以为在陆璀身边的十来个穿着长袍围着围巾的男同学中可能有一个是我，当然也可能不是，因为穿那样衣服的人不少。”【2, pp.19-20】于光远对自己旷课、旷考参加游行的原因语焉不详，只说“这一天我参加游行，没有一个人通知我一块儿去。那天在清华请愿游行队伍里的人，我一个也不熟。同班的同学除了我之外似乎都没有去。……那天，陆璀也许是我最注意的一个人，这是因为那天她表现得很突出。”（同上，20-21页。）1951年前后，36岁的于光远与年龄仅及自己一半的中学生孙历生（1934-1968）结婚，后者相貌酷似陆璀（1914-2015）。

问题是，为什么“一二·九”对于光远那么重要呢？这是他的解释：

“1939年毛泽东、刘少奇对这件事都有重要的论述。1939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时，他们都发表了文章。在文章中把‘一二·九’运动与红军长征北上胜利到达陕甘宁并提，并且把它们视作中国革命从低潮走向高潮的分界线。毛泽东和刘少奇把‘一二·九’运动评价得这么高，是出乎我意料的。同时也庆幸自己参加了这个运动，的确有一种光荣感。……我曾自己问自己，如果那天我舍不得耽误系里一天的课程，不去西直门，以后我会怎样呢？”【2, pp.21-22】

事实是，在“1939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时”，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没有发表文章。刘少奇当时正在华中地区领导中共中央中原局【53】——他第一次公开正面评价“一二·九”运动是在1944年。【54】而在那之前，刘少奇曾多次撰文批评“一二九”运动后出现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其标志就是他们的“抬棺游行”行为。【55】

不错，毛泽东确曾出席1939年的纪念大会，并且讲了话，但那份讲稿的首次发表却是在四十多年之后。事实是，在那篇讲演稿中，毛泽东不仅“把‘一二·九’运动与红军长征北上胜利到达陕甘宁并提”，他还把“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并提：

“有些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就是说，前者不及后者的政治意义伟大。这对不对呢？不对。我们认为这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象的。有些人以为学生运动没有力量，但是事实怎样呢？广大学生群众的五四运动，推动‘六三’全国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反帝和反卖国政府的斗争，发展成为全民族的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末，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56】

在1939年，对于来自国统区的“进步青年”来说，“红军长征北上胜利到达陕甘宁运动”与“五四运动”根本就无法相提并论，因此上面这段话对于“一二九”的参加者来说，应该更贴心、更暖心、更合心。既然如此，于光远为什么对这段话一字不提呢？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最早把“一二九”与“五四”相提并论之人就是王明——这是他在“一二九”爆发的当天写的诗：

“示威响应党宣言，救国忠诚可格天。五四精神重抖擞，未来永远属青年。”【57】

确实，在1939年的那次纪念大会上，风头最健的人物有两个：一位是当时已经成为“一二·九”运动化身的李昌；另一位则是王明。李昌讲话的要点有两个：第一就是“‘一二九’是自发的”，即不是由中共北平地下党策划、组织的；第二就是“当时学生能正确地认识民主权利的重要，并且善于适当地争取爱国自由，善于在青年队伍中发扬高度的民主主义的精神”。实际上，在当时，李昌那“气吞山河”的架势根本就不是什么“呼之欲出”，而是“喷薄而出”：

“在今天，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四年来中国一切大事变都是与‘一二九’有联系的，特别是四年来的中国青年运动更与‘一二九’不可分离。‘一二九’为神圣的民族抗战做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它是抗战的序幕。它也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新阶段，并且给以后青年运动奠定了广泛发展的基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一二九’写了辉煌灿烂的一页。” 【48】

王明的讲话，不仅和毛泽东一样，也把“一二·九”捧上了天，他还归纳出“一二·九”的三点意义：

“第一，‘一二九’又一次表现了中国知识青年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一二九’运动是中国知识青年，在‘五四’运动后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又一次伟大贡献。第二，‘一二九’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全中华民族的团结。……第三，‘一二九’运动创造了大批新的很好的青年革命干部。”【58】

而就是在论述第三点意义时，王明把李昌推为“最近几十年中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知识分子干部”中的“第五代”的第一人。王明讲话完毕之后，“全场大鼓掌，高呼口号：‘实现王明先生的指示！……’。”（同上。）可以想象，那个领头呼喊口号之人，就是李昌；而跟着他呼喊口号的那些人之中，肯定就有刚到延安不久的于光远。好笑的是，46年后，当李昌在回忆当时的场景时，他只说“主席讲完了以后，大家高呼口号，气氛很热烈”，而没有提“王明同志讲完后”大家都干了什么，气氛如何。【59】而于光远在回忆那次纪念大会时，对毛泽东将“一二九”与“五四”相提并论绝口不提，凸显其“投鼠忌器”、“噤若寒蝉”的恐惧心理——即使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他也没能从那个阴影中走出来。

按照于光远的说法，“在我参加到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中来的时候，划时代的遵义会议已经开过，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已经确立，那时他的威望在我这样的青年党员心目中是绝对的。”【40, p.24】可是，李昌的讲话稿，发表在1939年12月5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二卷第二期上，排在第二位（第一篇是吴玉章的《青年与民主运动》）；王明的发言稿，发表在1940年1月15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二卷第三期上，排在首位。而毛泽东的发言稿，如上所述，直到1985年才首次正式发表。更为诡异的是，“一二九”四周年纪念大会整整一年之后，李昌再次发表纪念文章，其中对毛泽东一字不提，但却两次引用王明的话，并且把王明一年前总结出的一二九运动的“三个重大的意义”拿出来当作全文的立足点、出发点。【60】显然，李昌这个“知识青年”、“中国革命运动”的第五代领袖当时根本就没有把“土包子”毛泽东放在眼里，尽管毛泽东对他不薄，曾邀请他出席自己的婚宴【61, p.82】；他当时心中的偶像只有一个，那就是那个能说会道、能言善辩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王明。所以当时在延安有人批评他搞“先锋主义”、搞“第二党”、闹“独立性”。【61, p.96】

第二党、第三派

 “一二·九”运动造就了中共党内继以毛泽东为首的“土派”和以王明为首的“洋派”之后的第三大派系，可以称为“土生洋派”，即后来的“团派”。由于他们大都受过高等教育，信仰“德赛先生”，所以他们在中共党内属于清流，被国内自由派媒体及海外媒体视为“改革派”。但他们之中的极少数人，如于光远，最终发展成“中国科学纳粹”的祖师爷；而显然是出于个人友谊，加上其教育背景，李昌、钱三强等人对于光远的“反伪”、“反钱”活动都表示支持、至少从不反对。“土生洋派”的核心人物李锐也认为，他们那帮人是中共党内“更具理想主义色彩和独立人格”的“第三类”。【62】李锐没有说出的另一个事实是，他们那帮人更“抱团”。据李昌的夫人冯兰瑞说，在七十年代后期，她每天早上要去于光远的家“搭他的车上班”。【63】1980年，冯兰瑞被任命为马列所副所长、党委书记，“在所长于光远领导下”。【64】（图片来源：【61】。）

所谓“先锋主义”和“第二党”，都是指共青团与共产党因为在工作上“未能分开”而产生的一些历史矛盾。【65】1925年1月，中共中央公开指责少年共产团“不免仍呈第二党的形式。”【66】1927年陈独秀倒台后，共青团中一些人颇有舍我其谁的架势，不服党的领导，结果被少共国际驻中国代表阿布阔夫指认犯有“先锋主义”错误，其实质就是“和党闹独立性，削弱党的领导”。【67, pp.100-101】1927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的通告，指出“这种先锋主义倾向的结果，可以走到形成第二党的危险！”【68】

“一二·九”运动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全国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宣布“我们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变为抗日救国青年团”，即只要认同抗日即可加入，不再需要信仰共产主义。【45, pp.32-34】进入1936年以后，先是东北，接着是华北，各地的共青团组织被纷纷解散。1936年8月9日，张闻天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根据国际的意见及我们的经验，C.Y.是应该取消的。像C.Y.现在这样的组织，结果会变成秘密的狭隘的第二党的组织。”【69】1936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其中规定，“国民党区域内原有第二党式的共产青年团团员，都应该依照各地的具体环境与需要，去参加一切现在青年群众的、 合法的与公开的组织”、“苏区与红军中的青年团，必须把教育、训练青年成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使全苏区的青年，成为全中国广大青年的模范。”【70】

总而言之，说李昌一伙搞“先锋主义”、搞“第二党”、闹“独立性”，并非空穴来风。

三、第一贵人

据于光远说，他与李昌结识，始于1936年1月开始的“南下”活动，当时他与李昌同为“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三团的先遣队队员，李昌就是那个先遣队的队长，而那个先遣队曾被英文报纸《北平时事日报》拍照报道。【2, p.23】多年之后，于光远找到了那份报纸，并将那张照片附在《我的编年故事》第二卷中。于光远没有说的是，那篇报道就把他们称为“四学生先锋队” （Vanguard of Four Students）。不到一个月，“南下扩大宣传团”就变成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后加上“中华”两字），而李昌则从小队长、大队长、区队长，北平总队总队长，一路飙升成为全国的总队长。【61, pp.382-383】至于于光远，他可以说是跟着李昌一路小跑：先是建立“民先”的广州支队【2, p.61】；接着到广西向李宗仁、白崇禧募捐【2, pp.67-68】；再返回北平到“民先”总部工作【2, p.75】，可以说李昌往哪里指，于光远就往哪里跑；而不论于光远跑到哪儿，他都有李昌罩着。据于光远后来透露，李昌之所以要把于光远召回北平，目的之一就是“要我在北平解决党籍问题。”果然，“一到北平，黄秋耘就来找我谈话，说：‘组织决定要吸收你入党，你有什么意见？’”【17】

还是在李昌的指引下， 于光远后来又从保定跑到石家庄、太原，然后跑到武汉。而就是在武汉，于光远爬到了自己人生的巅峰。按照于光远最初的说法，他“去武汉是北方局刘少奇同志派遣的。”【71】可是，于光远后来又说，“我跟刘少奇同志直接接触，是1947年在平山，他做中央工委书记的时候。”【72】实际上，在2000年之前，于光远曾发表过至少两篇文章，追忆“少奇同志与我”的“紧密接触”，但他都没有提到刘少奇当年是如何派他去武汉的。【73】恰恰相反，他在其他场合透露出来的信息显示，那个签发派遣令之人，就是李昌：

 “1938年8月下旬，民先总队部总队长李昌从沦陷区来到太原……李昌到太原后不久,告诉我他将离开民先总队部去北方局组织部工作…… 9月中旬的一天，党组织找我谈话，告诉我北方局决定要我去武汉，在武汉建立民先总队部武汉办事处”。【2, p.124】

实际上，在当时，连“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蒋南翔到武汉都要“经李昌同意”【74】，所以，于光远对他受李昌派遣去武汉这个事实遮遮掩掩，就难免让人生疑。确实，就是在武汉，于光远受到了王明的提拔，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做了一个多月的青委书记。”【71】（注：于光远后来说：“1938年1月到3月，我当了两个多月的长江局青委书记。”【2, p.142】）那是于光远一生中担任过的最高职务，论级别，至少是一个“正部级”——于光远后来最高的官阶，也不过是国家科委的副主任——，所以，在于光远死后拖了半个多月才发布的讣告中，一定要有这样的话：“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中央长江局青委书记。”【75】而恰恰就是在武汉，于光远与李昌又站到了一起：

“三青团成立后，王明形成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在我们党领导下有广大的青年，也有力量比较强一点的青年团体，但是各地的名称不一样，在陕甘宁和陕西叫西北青年救国会（简称西青救），在武汉叫青年救国团，在广东叫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当然，民先还是历史最久、影响最大、拥有的地方队部最多、队员凝聚力量最强的一个组织。王明考虑，国民党的青年团体集中（有三青团这样的团体），我们分散，我们处在不利地位。为了与三青团抗衡，与国民党的青年团体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于是就想积极发展民先队，在全国所有的地方建立民先队。原有的团体可以保留，但其中成员大多数应该加入民先队，这样，有一个强大的民先队就可以与三青团抗衡。长江局讨论了王明的这个建议，会议是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二楼会议室召开的，参加者有长江局的委员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与我们青委的成员宋一平、李昌、黄华和我。会议召开的时间我记得是在7月下旬。会上，长江局的负责人没有什么争论，我们青委的同志也都表示拥护，就通过了这个建议。会后由青委起草文件，经过凯丰修改，长江局其他的负责人看过，作为正式文件下达。文件搞好，开始下达这个决定的时间，我的回忆是8月份的事情。”【71】

而据蒋南翔的回忆，“王明形成这样一个观点”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受到了李昌的影响：

“大约在1938年7月间，党内有过一次争论。民先总队长李昌强调民先的作用，要用民先来统一全国的青年组织。王明不太了解国内情况，以为一二九运动是民先领导的，主张发展民先解散青救。针对国民党正在搞三青团，王明要以民先与之对抗。对此，我和杨学诚等不赞成。民先在一二九运动中确有作用，我们也是民先的发起人，但是当年在北平学生中体现党的领导的是中共北平市委学委。尽管一二九运动开始是自发的、公开的、合法的，但学委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体现出来了。学委领导着大中学校、民先和学联，黄诚是学联党团书记，李昌是民先的负责人，中学有一个支部（书记孙敬文），大学由学委直接领导。在王明召集的长江局青年干部会议上，我发言表示不同意，认为青年人的组织应该多种多样，青年救国团在武汉有基础，民先在北平有点红了，如果搞全国性的民先，当局会不会让其合法？王明听了很不高兴。”【75】

本来，于光远和蒋南翔的说法不仅没有直接矛盾之处，它们实际上还互相补充。可是，进入21世纪后，于光远却出面驳斥蒋南翔的说法：

“我看了这段话觉得南翔对情况了解得不确切。那时南翔不是长江局青委委员，他对长江局作出这个决定的过程了解得不对。依我所知，要民先在全国范围大发展，把湖北青年救国团、广东青抗先改为民先队这主张是王明自己提出来的。他的理由是那时国民党成立了三青团，陈诚担任三青团的团长，准备大发展。王明认为国民党有了一个统一的三青团，而我们没有。民先有许多地方不积极发展。青年救国团、青抗先等都是地方性组织，王明认为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青年组织在与三青团对抗中或在与三青团讲统一战线时，都会处在不利的地位。党需要在公开领导下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青年团体，他认为把民先发展成为一个组织是最为合适的。王明从来没有讲到对‘一二・九’中民先的作用与学委作用作比较的问题。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说过，甚至我也没有听到李昌有过这样的议论。因为把一个群众团体的作用和党组织作用相比较，本身就是不讲逻辑的，南翔所讲王明不太了解情况等等就是他的推测，而不是事实。长江局在作出这个决定时曾经召开了一次长江局委员的会议，长江局的委员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四个长江局委员也是四个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76】

于光远之所以要等待十年之后才出面批驳蒋南翔的说法，据他自己说，是因为他“意外收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清华大学编辑的《蒋南翔文集》”。（同上。）如果原因真的如此，则我们就不能不为于光远的孤陋寡闻感到十二分惊诧，因为蒋南翔的那篇文章与于光远的文章是一前一后发表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中。不过，更让我们莫名惊诧的是，于光远显然没有意识到，他所说的那一大套，不仅构不成对蒋南翔说法的否定，反倒暴露出了自己的强词夺理：他提出的理由，全都是“没听说”：没听说王明“讲到对‘一二・九’中民先的作用与学委作用作比较的问题”；没听说“李昌有过这样的议论”。没听说能算是证据吗？显然是因为理屈词穷，于光远还搬出了一个“把一个群众团体的作用和党组织作用相比较，本身就是不讲逻辑的”的理由。而实际上，于光远的那句话本身就没有什么“逻辑”可言，因为“李昌强调民先的作用，要用民先来统一全国的青年组织”完全可能是在其他场合表达出来的，所以，蒋南翔是否是长江局青委委员，是否参加了长江局作出这个决定的那个会议，都不重要。

实际上，按照于光远自己的说法，在长江局青委改组后，蒋南翔虽然“不再参加长江局青委”，但他却成了“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因此“在工作上他们同长江局青委还是有联系的。”【71】而据接替于光远担任长江局青委书记的宋一平说，当时与他“经常联系的”人有十多个，蒋南翔排在第一位。【77】难怪专门研究“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牟文鹏博士会说“‘民先’和‘全国学联’的很多成员都是重合的，在组织的活动上也有交叉”这样的话。【78】

好笑的是，《李昌传》的作者不仅照录于光远的文章为李昌“辩诬”，他还拿黄华的一段话当作蒋南翔的话不可信的证据。但黄华并没有否认于光远所说的，即他在那次长江局会议上同意了王明的主张；他与宋一平及李昌给中央上书，极可能是在会后，因为“民先”在那次会议之后不久就被蒋介石政府取缔了。【79】果然，按照宋一平的回忆，那次长江局会议的起因是“国民党要解散武汉青年救国团、民先队、蚁社等3个进步的青年团体”；并且，他与黄华、李昌上书中央是在“会后”。【80】这明显是倒因为果，而《李昌传》的作者对此肯定心知肚明。

其实，即使于光远说一万句，也不如当事人李昌出面说一句顶用。可是，直到2010年去世，李昌也没有对蒋南翔的说法做出任何回应——这也是《李昌传》的作者要照录于光远的文章的唯一原因。其实，衡之以李昌与“民先”和王明的关系、对他们的态度，蒋南翔的说法比于光远的说法要更可信。据于光远说，王明之所以要用“民先”统一全国进步青年，原因之一就是“党中央决定把CY（共青团）归入党内”【2, p.147】，即将之撤销；而在中共党内，主张恢复共青团最力之人，非李昌莫属——所以，当中共中央在1949年决定恢复共青团之后，毛泽东才会对李昌说：“你们胜利了。”【61, p.167】总而言之，于光远之所以会不自量力地“驳斥”蒋南翔，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为老友李昌站台。而他之所以要如此，就是在他的一生中，李昌一直在保护他、支持他，即使在他差点儿被开除出党的1986年，仍是如此。【38】换句话说就是，对于光远来说，“革命友谊”的分量比“事实真相”要重得多——多得多。

实际上，在于光远的“党史回忆”中，类似这样的系统偏差数不胜数。例如，在“忆蒋南翔”之际，于光远还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同事这一段相处得是很好的。有许多看法是一致，比如一次我和他在昙花岭听王明演讲回来，走在一路，两人就议论开。南翔说，王明演讲，用语华丽，中学生听了很满意，可是我们这样的人听了就觉得太浅薄了。我也很同意他的看法。”【76】

几年后，于光远又说：

“我在武昌昙花林听过王明的一次演讲，有人说他很会讲话，我听了不以为然。记得当时听完演讲从会场出来后，我同蒋南翔走在一路，我们议论说王明演讲很讲究词藻，也许中学生听了觉得很好，但是我们这样的干部听过之后，觉得除了词藻之外，没有多少东西。那是1938年的事情。”【40, p.26】

且不说那个“妄议中央”之人到底是谁，只说其中的逻辑：于光远一直对自己的“笔头不硬”而自惭形秽，所以他才会对凯丰给蒋南翔的讲演稿“开头的地方加了一段当时流行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词，使这个报告又生色不少”这件轶事津津乐道【2, p.142】【71】【76】，并且对“一二九”运动时清华大学《告全国民众书》中的那句名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到底是不是陈伯达写的而耿耿于怀【76】【81】【82】。一个对“文采”如此歆羡不已之人，怎么反而会因为“王明演讲很讲究词藻”对他产生蔑视之情呢？事实是，王明不仅口才了得，他的文才也相当不俗，由他亲笔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且不论其内容和历史意义如何——有人说“《八一宣言》，唱出了时代的强音，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呼之欲出”【83】——，仅就文采而言，就立马使清华的那篇《告全国民众书》看上去太小儿科。看看这段话：

“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族！？”【84】

这样的文采，难怪连有“巨笔”之称的胡秋原都赞之曰：“字字千钧”。【85】据吴玉章说，当他把这份宣言出示给流亡在莫斯科的国民政府抗日将领方振武后，对方“大感动，潜到美国去宣传。”【86】事实是，连写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句话的蒋南翔也深受其影响，不仅当时曾“秘密地组织进步同学学习，并在深夜里把《八一宣言》张贴在学校的布告栏上，还写成标语，组织同学秘密地贴到清华园车站和附近的农村里。”【87】半个世纪之后，蒋南翔仍旧高声大嗓地这么说：

“‘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前，中共《八一宣言》业已传到北平。《八一宣言》明确提出，‘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 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一二·九’运动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正是根据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的要求。”【88】

实际上，王明最大的本事，既不是口若悬河，也不是笔下生花，而是他对马列著作熟悉到了能够“倒背如流”的程度：

“个子不高的王明身体壮实，举止敏捷而干练，他一边讲课一边踱步，还喜欢用大幅度的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其间还夹着一连串的英语、俄语和不知道什么语，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掉书袋’、‘玩噱头’，同学们完全听不懂，只好先做个记号，等下课后再问——整堂课除了王明的讲课声，就只能听到笔尖擦过本子的‘沙沙’声了。下课了，大家纷纷围上去，问不明白的问题。对同学的询问，王明不屑一顾地挥挥手：‘这些问题我就不细讲了，你们回去查原著。第一个问题见第几卷第几页第几段第几行，第二个问题见第几卷第几页第几段第几行……’大家中午回去一看，果然分毫不差，学员们便对这位来自共产国际的校长心悦诚服了。王明的威信也自然在学员中树立了起来。”【89】

而那些对王明表示“心悦诚服”之人，几乎全部都是像于光远那样的“知识青年”：

“在当时只要听说王明要在女大作报告，其他院校的知识青年成群结队地跑来旁听。尽管往返儿十里路段，他们乐此不疲。”【90, p.169】

难怪康生会说“如果不搞整风运动，毛主席几乎不敢来中央党校作报告”这样的话。【90, p.170】

据于光远在1995年说：

“我是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的工作方法或工作内容之一便是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虽然勉强能读懂原著，但非常吃力，非常之慢，只能在对译文有疑问时，查字典仔细地去推敲琢磨，平时就完全通过中译本去领会原著的意思。”【91】

这样一个人，在见到王明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权威时，其本能反应竟然不是“自叹弗如”、“五体投地”，而是“不以为然”——这未免太违背人性。且不说王明当时是于光远的顶头上司，即使是对同级甚至下级做出这样的反应，都不可思议。所以说，于光远在21世纪追忆自己在1938年前后认为王明的讲演“除了词藻之外，没有多少东西”，根本就不是可信与否的问题，而是他是否编造、篡改历史的问题。

其实，仅从于光远的大哥大李昌直到1941年还在紧紧跟随王明这一点来看，于光远在1938年没有任何可能——他连一分钱的本钱都没有——看不起王明。按照龚育之的说法，在中宣部讨生活，就是在“一个个政治风暴、政治漩涡”中打转转、笼罩在“恐惧”、“绝望”之中。【92】而于光远却像是一个弄潮儿一般，处变不惊，临危不乱，并且每每能够站到潮头之上笑傲江湖，这得需要多么强大的政治本能啊？事实是，有人就说，于光远之所以能够“始终处在中心位置并拥有学术上绝对话语权”，“首要”原因就是 “不仅政治上可靠，而且学术上也能积极紧跟毛泽东”。【93】

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于光远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么先知先觉的话，他就要解释一下这个无法解释的事实：一直身居要津的他，为什么至死都没能弄个中央委员当当？与之相比，早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李昌就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23年后更增补为中央委员。【94】据于光远说，李昌之所以能够在八大上成为中央候补委员，是因为刘少奇以李昌是“一二九运动后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总队长”让他成为候选人的。【95】与之相比，于光远在八大时是江苏组的副组长，并且还曾代表科学界做了大会发言。【96】据他自己在1996年说，“在我入党之后，除了党的七大外，已经开过的所有在党的历史上开得很好的代表大会都出席或者列席。”【95】可是，他却至死都没有当上中央委员，连“候补”的资格都没有捞到。所以说，在毛泽东时代，于光远的仕途就是在天花板之下走钢丝：那层天花板他永远也捅不破，但他也确实从来都没有从那根钢丝绳上摔下来。

在邓小平时代，于光远本来是有机会更上一层楼的。据《纽约时报》报道，胡耀邦升任总书记之后，很多知识分子——显然都是他的拥趸——期望于光远能够接替胡耀邦坐上中宣部部长的宝座。但是，邓小平以他“太自由”（too liberal）为由没有提拔他。【97】在那之后，就像邓力群向左狂奔一样，于光远向右一路狂奔，至少两次差点儿被开除出党——他一手提拔上来的苏绍智（1923-2019）则没有那么“幸运”，先是在1987年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两年后被彻底开除出党。从这一点来看，科邪纳粹在中国的出现，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如果于光远在1986年或1989年被褫夺党籍，他就丧失了在中国大陆兴风作浪的任何可能；但是，即使被开除出党，于光远的“反伪”决心也不会有丝毫动摇——恰恰相反，“伪科学”必将是他死死掐住的唯一软柿子。

事实是，尽管关于“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旧是中共党史上的一大悬案，但它与《八一宣言》的关系却没有什么争论，所以王明在“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当天就说那是“响应党宣言”，而毛泽东更是把它当作“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一论点的第一论据。实际上，尽管李昌一直坚持“一二·九”的“自发”说，但他却承认，《八一宣言》是“一二·九”的“思想前导”。【60】而姚依林更是一再说：“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八一宣言》”、“《八一宣言》中提出了统一战线思想，我们受到它的很大影响。”【50】确实，在王明指令共青团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之后，北平、天津的学生马上成立“平津学生联合会”，接着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一切都显示他们与“王明路线”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换句话说就是，不论是组织路线还是思想路线，包括于光远在内的“一二九帮”都是王明系统的人，而于光远之所以要屡次三番地主动与后者“划清界限”，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因为后者是中共党内“路线斗争”的失败者。实际上，与王明的瓜葛很可能是于光远在毛泽东时代一直没能大踏步地“进步”的主要原因。但恰恰就是因为在官僚系统内遭遇瓶颈，于光远才会走上亦官亦学的道路，最终成为“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的掌门教父。古人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所以龚育之认为，于光远“退下来以后的第三个时期”是他“一生经历中更重要、更富于成果的时期。”【98】“更重要”是肯定的，因为那是于光远一生中唯一一次可以一手遮天、完全控制一个“局级单位”（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时期”；至于是不是“更富于成果”，则肯定要由后人说了算。

与之相比，李昌在1953年被外派到哈尔滨任哈工大校长，颇有“流放”的意味——在毛泽东去世前，他也一直没能飞黄腾达。但李昌的组织能力特强，结果竟然在哈工大变成了神一般的人物——在哈工大，老一辈的教职员工对他几乎全都是先翘大拇指，然后再缅怀他的光辉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