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不懂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

为什么中国人不懂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以胡适为例 纵观近现代中国知识界对西方哲学的接受与反思，常有一种普遍而深刻的隔阂：对西方形而上学的真正理解和融入，始终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国最早全面接触和介绍西方哲学的学者之一。然而，即便是胡适这样“新思想”旗手，也在面对西方形而上学时表现出一种“似懂非懂”的尴尬。 胡适的思想，深受实用主义哲学（特别是杜威）的影响。他推崇经验、科学、民主，强调思想解放和社会改良。在此意义上，胡适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思想界的现代化和理性化。但当他谈及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尤其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人的体系性思考时，却显示出一种“外在化”的理解——将形而上学当作一种“高深玄想”或“无用空谈”。 胡适对形而上学的态度，某种程度上正反映了更广泛的中国文化底色。自古以来，中国思想偏重经验理性与实践智慧。《易经》中的“变易”思想、儒家对“礼”的重视，道家的“道法自然”……都更多是一种合乎日常的世界观和行动哲学，而非从存在本体及其第一原理入手的系统性思考。于是，当面对西方哲学那种自柏拉图以来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体系，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会“水土不服”。 胡适虽然阅读过西方哲学经典，甚至在哈佛接触了柏格森、詹姆斯、杜威，但他的学术旨趣集中于“整理国故”“打破旧思想”，他对形而上学的理解多停留在“形上学是不可知论和唯理论的争执”，而未能真正领会其作为对“存在之所以然”的追问。更重要的是，他未能认识到形而上学并不仅仅是抽象的哲理讨论，更是一种贯穿科学、伦理、历史与文化视野的根基性思维方式。 --- 形而上学在哲学中的重要位置 为什么形而上学在哲学中始终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这是因为形而上学并不仅仅是“空洞”的概念游戏，而是对存在本身、世界的终极根基以及知识可能性的全面追问。哲学的最高使命，是揭示和把握世界的最根本结构和原理。没有这种根基性的追问，任何具体的伦理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或科学哲学，都缺少最终的支撑。 具体而言，形而上学的三个核心问题—— 1️⃣ 存在的问题（世界为何存在？什么是存在的第一原理？） 2️⃣ 本体和现象的关系（事物的根本是什么？外在现象背后有无不可见的根基？） 3️⃣ 因果与目的（世界的秩序如何可能？事物间的关联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直接构成了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起点。 正是因为形而上学提出了这些根基性问题，才使得其他哲学分支有了共同的出发点。康德说过：“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的自然倾向。”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到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再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体系，西方哲学史上所有伟大体系，无一不以内在的形而上学结构为核心。 形而上学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超越了具体历史和社会的局限，为任何时代、任何民族提供了思想的普遍尺度。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超越性的”——它不受日常经验限制，要求我们从世界整体出发，思考万物的终极根据。这正是西方哲学“宏观而深邃”的精神所在，也恰恰是中国传统思维中长期缺失的维度。 --- 这一理解上的缺失，使得胡适在面对西方哲学体系时，往往只是借用概念或方法，而缺乏根本的融入。比如他对于康德“先验条件”的理解，并未触及其真正的批判哲学立场，而是将其视为可供“现代中国社会改造”借鉴的“工具理性”。更甚者，他甚至直接否认形而上学的现实价值，主张“形而上学不是科学，而是一种‘信仰’或‘空论’”。 这一态度，也恰恰说明了为什么中国人，尤其是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难以真正“读懂”西方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不仅仅是知识的堆砌，而是一种贯穿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的思维方式。它要求将存在的根基性问题放在终极高度加以省察，而中国文化自先秦以来，更多强调的是“天人合一”“道器不二”以及实践伦理，缺乏将存在本身抽象为“理念”层面加以严密推演的传统。 当然，胡适也并非毫无贡献。他的批判精神和实用主义立场，某种程度上为中国社会打破封闭思维、接纳多元思想提供了助力。然而，若论对西方形而上学的真正理解，他的努力更多是“翻译”和“介绍”，而非“同构”和“超越”。这是中西文化在根本世界观层面的分野所决定的。 在今天，当我们重温胡适之于西方哲学的接受史，或许正该意识到：要真正读懂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必须超越工具理性的态度，直面形而上学那“超经验”的本体问题。只有当中国知识分子敢于“进入”形而上学，而非仅仅在其外部借用其术语或方法时，中西思想的真正对话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