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退休后，习近平的反腐怎么办？
万维读者网网友冼岩来稿：世间之事皆有一定之理，循理而行，方能达到目的，且事半功倍。数学上，三个点是能够建立一个稳固平面的基础。这一规律，似乎也适应于社会领域尤其是政治范畴，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三足鼎立”、“三驾马车”等等说法。
“三驾马车”中比较特别的是王岐山，他与习近平的合作很有意思。两人个性都很强，而且理念颇有殊异的人，能够合作得有声有色，一方面是因为两人对当下中国腐败的严重程度及其危害性有着高度共识，另一方面也因为王岐山受年龄限制，只能干此一届，把重要权柄放在他手上，习近平不用太过担心——这种担心排除后，无论能力、事业心，王歧山无疑均属上上之选。近日见有香港媒体发问，称“王岐山退休后，反腐怎么办？”——这些人难道不知道，反腐的成败关键不在王岐山，而在习近平吗？
实际上，邓小平时代也是“三驾马车”格局，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时代的“三驾马车”，结构上与习时代之“三驾马车”类似：“一个中心”即经济建设，是“三驾马车”的核心驱动力，犹如发动机，与习时代的反腐类似；“两个基本点”中的改革开放是踩油门，负责为前进克服障碍、增加动力，与习时代的经济改革类似；“两个基本点”中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踩刹车，兼带方向盘功能，一方面调节前进的方向和速度，另一方面避开一些危险区域，与习时代的管控意识形态和舆论类似。这种“三驾马车”结构，有动力有方向，有增速有控制有调节，事实证明，是能够在现行体制下保证社会稳定前行的结构。而邓、习“三驾马车”具体内容的差异，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以及政治家对这种变化的把握和适应。邓时代以前的社会是政治挂帅，经济被搁置，所以要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习时代经济发展已成为定式，地位类似以前的“政治挂帅”，因此无须再作强调，反而经济“发展后的问题”彰显，反腐就是为解决“发展后的问题”而选择的突破口。邓时代的改革，主要也是经济改革，但当时闭关锁国已久，所以改革之外还强调开放；而今天开放已成潮流，许多方面反倒面临需要自我保护的问题，所以开放不再被着重提起。邓时代，西方意识形态方起于青萍之末，虽影响不小，但覆盖面有限，所以执政党只须强调自己的四个坚持即可；今天，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已成为事实上的主流和炙手可热的显学，仅仅强调执政党自己的坚持，已经不够了，所以必须强化管控，不管控，则前苏之殷鉴不远。
相较而言，江、胡时代只是邓时代的延续，本身没有进行这种整体框架的建构，而只是在具体方向上进行修补和调节。其中，江、胡又有差别。江时代是对邓时代在方向上的深入和扩展，其重心是开放。当时不但对外开放加入了WTO，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扩展了空间；对内方面，开放也是前所未见。身在其间还有人抱怨、不满，但今天回过头来看，不能否认，江时代无论言论还是思想，开放程度都是近几十年来最大的，几乎达到了这个体制所能容纳的极限。此后的时代，因种种反弹而导致收缩，就充分说明了问题。一个体制能够容纳什么样的开放程度，需要一个试错的过程，过程中免不了收收放放的反复。
胡时代的主要特色，是对邓小平方向的修正，重心是强调公平，具体表现为取消农业税、发放农业补贴、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分配调整政策。就理念而言，科学发展观是对不科学发展的修正，和谐社会是对不和谐现象的修正，只不过，执行上力度有限，效果不如人意。不是说邓时代主张不科学发展和不和谐，而是说客观上出现了这种现象和结果，这也是经济高速发展所必然积累的负面性，在所有高速发展国家都曾出现过。
以胡观习，可以看出更多东西。本来，经济发展到今天，公平作为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共同企求，也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核心驱动力，据此构建新的“三驾马车”，但习近平为什么弃公平而取反腐呢？其中自有深意在。一方面，反腐的共识程度更高，不但覆盖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中下层，也包括了与权力关系不密切的部分上层。而且，反腐不涉及意识形态之争，不会因观念带来分裂。另一方面，行公平则要求削富填贫，需要将矛头直接对准富裕阶层，这对于面临下行风险的中国经济而言，是不能承受之重。换言之，公平纵有价值上的充分正当性，却不是今天的中国能够彻底奉行的，最多只能是有所兼顾，有所表现，首先要抬高底部，避免社会的极端性风险，就像胡时代所做的一样。由此也能理解，胡时代高举公平，为何却在实践上触入不深、行之不远。一个重要原因，公平本身在这个时代须面对许多掣肘，具有客观局限性。
习的胆魄，通过反腐已展露无遗；舍公平而取反腐，又可见其眼光。有眼光、有胆魄，人们不能不对习近平时代充满期待。这个时代的主要框架已经搭建好了，真正的变数是经济：中国经济已走到全新阶段，面临全新问题，而且看起来，政府还准备采用全新方式应对，结局将如何？且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