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下的大选割喉战，谁是美国“关键选民”？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将于11月5日举行投票，78岁的前总统川普（Donald Trump，共和党）与60岁的现任副总统贺锦丽（Kamala Harris，民主党）即将在这场为争夺白宫大位的选战对决。
此次选举充满了各种突发事件，包括川普在造势活动遭刺客枪击受伤，现任总统拜登（Joe Biden）中途退选，使两党竞争更加激烈，民调也陷入前所未见的紧绷状态。
《报道者》透过分析选民数据与历年民调，深入解读美国大选背后的多元政治结构，并进一步探讨川普与贺锦丽的选举战术与策略，试图解答为何2024年美国大选如此激烈？
哪些“摇摆选民”又最可能左右这场大选结果、甚至影响国际局势的胜负关键？
自从2024年8月22日贺锦丽正式成为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以来，尽管她的全国民调持续以“误差值以内”的微幅优势领先川普，但根据美国民调整合网站“RealClearPolitics”的数据，双方差距从未超过2.2个百分点；在决定选举胜负的7个摇摆州，两人的民调差距更是微乎其微，仅在1个百分点的平手范围之内──如此胶著且拉锯激烈的选情，在美国选举史上极为罕见。
为了突破选情僵局，在选前的倒数阶段，共和党与民主党阵营都卯足全力。以电视广告为例，从选前50天开始，两党总统候选人投放的广告预算每个星期都超过1亿美元（约新台币32亿元），各种造势与文宣都精准锁定目标选民；贺锦丽与川普更是相互“抄底”对方的传统票仓，以两党总动员之姿大打选战。
但在全美51个选区、超过2.3亿位选民中，每个选区的城乡差异、社经阶级和族裔背景都展现出巨大的政治分歧。因此“美国选民”的真实面貌不仅极为多元，贺锦丽与川普的支持者的组成，也有明显分歧。
铁票仓选民组成：共和党“南方战略”与民主党“奥巴马联盟”
根据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在选前一个月针对全美已注册选民进行的选情民调，尽管贺锦丽与川普的支持度旗鼓相当，但两党“核心支持者”却有著明显的光谱差距──川普以白人、农村居民、高中学历以下、男性选民为骨干；贺锦丽则以非白人的多元族群、都会居民、大学学历以上、女性选民为核心。
政治大学创新国际学院助理教授卞中佩向《报道者》解释：贺锦丽和川普所仰赖的主力支持者，基本上仍是依循著美国两党的传统政治光谱为轮廓。自从1960年代共和党开始“南方战略”（Southern strategy）以来，白人、宗教保守派与农村选民就是共和党的铁票区；但贺锦丽的支持者骨干仍以所谓的“奥巴马联盟”（Obama coalition）为基础，也就是民主党在冷战结束之后，以都会选民为核心，集结高学历与有色族裔于同一阵线的多元联盟。
卞中佩指出，自从2008年以来，奥巴马联盟就一直是民主党的选举基础盘，因为从2000年开始，美国白人保守派的选民比例就持续下降，这一方面是因为接受高等教育、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美国人口愈来愈多，二方面拉丁裔选民为主的有色族裔选民比例大幅增加，因此美国政坛过去10年一直在讨论“拉丁裔选民崛起”和“新一波『政治重组』（Political realignment）”的可能性。
当时许多政治研究者都关注全美第二大州──仅次于加州的德州──是否变天。德州拥有40张选举人团票，对两党胜选至关重要；过往德州是共和党最重要的铁票仓，1980年之后的每次投票也由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胜出。大家关注焦点在假若德州成为摇摆州、甚至变天为民主党州，共和党几乎难以赢得总统大选。
卞中佩表示，以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为例，投票前夕美国媒体都以为共和党的传统铁票仓──德州──有可能被民主党翻盘，因为拜登与川普的选前民调，当时一直在1个百分点内缠斗。当时大家认为，这可能和德州大幅增加的拉丁裔选民（占德州合格选民的三分之一）有关，因此选前舆论都很关注德州的即将变天、甚至就此改变美国选举的政治版图。
“但2020年的选举结果，德州仍由川普与共和党拿下。民主党相当失望，更发现以拉丁裔为首的『奥巴马联盟』开始出现右倾、甚至转向支持共和党与川普的保守化迹象，”卞中佩表示。
美国版图的“政治重组”
20世纪的美国政治出现过3次主要的选民版图变动，分别是1930年代民主党的“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1960年代共和党的“南方战略”，以及1980年代开始、并以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为重要事件的民主党“奥巴马联盟”。
“新政联盟”指的是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总统（Franklin Roosevelt）于1933年当选后，推行振兴经济的政策，吸引了工人阶级、工会组织、北方都会居民与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一联盟大幅扩张了民主党原本依赖南方州与农业仕绅的传统基本盘，使民主党从过去的保守主义转向多元进步派。
1960年代，越战反战浪潮和黑人民权运动引发了民主党内部的分裂，共和党则借机推出“南方战略”。尼克松总统（Richard Nixon）利用这一策略，通过捍卫传统价值与社会秩序，吸引南方州的白人保守派、教会群体与农村选民转向支持共和党，进而打破民主党的南方票仓。
从1980年代起，美国的人口结构因经济成长、产业转型、高等教育普及与移民政策的变化而产生巨大变化。民主党除了在北方都会区的工会劳工、高学历选民和专业人士中的基本盘，也吸引了非裔、拉丁裔和亚裔选民的广泛支持。这种主打多元、进步、社会平等的政治路线在2008年达到顶峰，当时奥巴马当选为美国首位非白人总统，因此这一联盟也被称作“奥巴马联盟”。
抢攻摇摆票：犹豫中的少数族裔与白人女性选民
为了理解美国选民结构与候选人政见光谱之间的连动，《报道者》整合了2016年、2020年与2024年三届美国总统大选前夕，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民调数据，并以性别和族裔为主要指标，分析美国主要选民族群的政党偏好与投票倾向。
分析结果显示，民主党虽然仍是拉丁裔、非裔／黑人、亚裔选民主要支持的政党，但支持率从2020年以后便持续降低──其中，黑人男性与拉丁裔女性选民的大幅“右转”，更凸显民主党的选情陷入危机。
根据《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与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针对2020年总统大选的开票分析，美国白人选民约占总投票数的74%，其中有55%的选票支持川普。然而，拜登和民主党却能透过在黑人（总票数11%）、拉丁裔（9%）和亚裔（2％）选民中的压倒性优势，取得足以反超民主党在白人落后票数的逆转票数，这是上一届选举时拜登在亚利桑那州和乔治亚州等关键摇摆州惊险胜出的关键──正因如此，贺锦丽阵营才对拉丁裔和黑人的支持度下滑格外紧张。
卞中佩指出，非白人选民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民主党的铁票选民”，其中拉丁裔选民尤其被视为左右选战的关键。这是因为从2000年至2024年间，拉丁裔合格选民的数量增长了2.5倍，甚至已超过非裔，成为美国最大的非白人选民群体。但与黑人选民相比，拉丁裔选民的投票率长期偏低，且内部的族裔背景呈现出显著的政治分歧。例如，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美国人就由于冷战的反共历史和福音派教会的影响力，普遍展现出非常保守的政治倾向。
除了族裔背景，拉丁裔美国社群通常具有明显的移民背景与经验，传统上他们对于“经济问题”的反应较为强烈，但在堕胎权、种族平等和枪枝管制等政策立场上，态度相对消极。卞中佩分析：
“尽管川普的移民管制政策经常被批评为『种族歧视』，且对有色族裔抱持偏见立场，但愈来愈多民调与媒体报道却显示，拉丁裔、亚裔和非裔选民对川普的信任与支持度其实持续上升，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非法移民对合法移民的工作机会和社会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与种族歧视的疑虑相比，川普的经济政策中所展现的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更能引发这些草根选民在现实生活中的共鸣。”
除了拉丁裔与黑人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减少外，亚裔美国人也展现出显著的“右转”趋势。尽管亚裔仅占美国总选民数的2%，且主要集中在如加州、纽约州和德州等政党倾向较为稳固的州，但亚裔是过去20年来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族群之一，其右倾趋势仍然对国会众议院选情──特别是共和党争取的席次过半──相当关键。
美国舆论也发现：2024的美国大选中，以种族为区分的身分政治较过往为模糊，但教育程度、阶级、宗教和地理等因素在选民中的重要性却明显上升。《NPR》以黑人年轻选民的保守化趋势为例，指出新一代的美国人已远离民权运动的世代记忆。尽管川普任内曾爆发“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等社会抗争，但这波街头运动的政治能量在拜登任内大幅和缓并消散，反而使得年轻一代的黑人选民缺少参与投票、或继续为民主党催票的热情。
尽管贺锦丽有非裔与南亚裔的出身背景，民主党在号召拉丁裔与黑人选民──特别是没有大学学历的年轻男性──以维持“奥巴马联盟”的策略上，却面临支持度不如预期、甚至被共和党分票的动员困境；但相对地，贺锦丽作为美国史上第二位主流政党的女性总统候选人，其阻止川普重返白宫的抢票关键，却是女性选民。
自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女性选民的投票参与率和投票数量就超过了男性。以2016年和2020年总统大选为例，女性选票就比男性多出了将近1,000万票。根据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美国妇女政治中心（CAWP）的统计分析，自 1996年开始的每一届总统大选，超过50%美国女性选民都投给民主党，特别是在2016年川普崛起之后，民主党在女性选票中的优势持续扩大，并以超过10%的优势长期领先共和党。
但女性选民依族裔、学历与年龄可被区分为多个差异化团体，其中，黑人群体、拉丁裔与亚裔对于民主党或贺锦丽有压倒性的支持；白人女性选民票数投票人数高达5,700多万，票数最多、政党意向却最为分裂。
白人女性选民长期来是美国共和党与保守派重要的票仓。根据南加州大学教授容（Jane Junn）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教授马苏卡（Natalie Masuoka）的研究，自1952年总统大选以来，民主党仅在1968年的詹森（Lyndon B. Johnson）和1996年的克林顿（Bill Clinton）两次赢得白人女性的多数选票。原因除了过往受“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劳动结构所限制外，也与教会传统提倡的保守家庭秩序有关。然而，随著人口与经济结构的转变，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女性的经济机会与教育水准大幅提升，白人女性选民也因教育程度和经济所得的差异，政治意向分布开始出现变化。
《报道者》以皮尤研究中心性别、族裔、学历数据为选民分类，发现“大学学历以上的白人女性选民”是白人选民中倾向支持民主党的族群；“高中学历以下的白人女性选民”则是美国投票人数最多的群体（每4张总统选票中就有1张来自这一族群），其中有超过6成支持川普。
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员刘文认为，2016年总统大选中希拉里（Hillary Clinton）与川普的对决，是美国性别政治在选战中被讨论最多、冲突张力最强的一次，选前大家都认为希拉里的当选机率更高，但后来分析得票模式时却发现：
“女性政治人物并不总是能吸引女性选民的支持。她受到知识精英的欢迎，但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选民质疑她的代表性，甚至出现仇视菁英女性的倾向。”
“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女性选民似乎更倾向支持强人政治、铁腕执法。她们认为自由派所倡导的性别平等、多元价值甚至堕胎权等，只是民主党菁英的空中楼阁，与她们的现实生活毫无关联。”
从高中开始就在美国求学和生活20年的刘文说，这反映了美国政治的典型问题──美国社会的生活差距过于巨大，生活在纽约、洛杉矶、西雅图等大城市的居民，和生活在爱荷华州农村的小镇村民之间，彼此的经济模式、生活传统、社会价值和世界观有著彻底不同的现实。
然而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女性选民除了族裔与教育背景的差别之外，另一个关键变因──选民年龄──也因为两党对于“堕胎权”的争议，而成为选战焦点。自从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罗诉韦德案〉之后，美国各个保守州纷纷推出严格且具争议性的人工流产禁令。在堕胎权议题上，以贺锦丽为首的民主党主张推动联邦修法，以保障女性的孕期健康与基本身体自主权；至于川普与共和党的态度则相对保留，尽管保守派意见多期待能推动联邦层级的全国性堕胎限制法，但共和党的基本立场仍是认为“相关问题不应由联邦统一管辖，而应尊重各州政府的立法决定”。
一切只求拼经济？两党支持者在意的选战议题
不同政党的支持者，对于美国未来的政策关注也有明显的差异。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2024年9月──也就是川普与贺锦丽各自公开了副手搭档并正式被提名为总统参选人后──所做的选民政见观点调查，共和党支持者最在意的3个政策议题，分别为经济（93%）、非法移民（82%）与暴力犯罪问题（76%）；民主党支持者则最在意医疗健保（76%） 、大法官任命（73%） 和经济（68%）。
在皮尤民调当中，民主党支持者著重的议题相对分散，共和党支持者则高度集中在经济政策与边境管制。其中，双方最大分歧是气候变迁，最重叠的是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两党支持者在“外交政策”的关注度上存在显著分歧。根据皮尤的数据，外交政策在共和与民主两党支持者在选战中重要的排序分别是第4和第8。对此，卞中佩提醒，解读选民反应时应考虑到执政背景的影响，因为选民的回应可能更多是对拜登政府现行外交政策的信任或满意度，而非候选人的外交政策提案直接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
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生郑绍钰对《报道者》表示，虽然经济议题原本就是美国大选的重中之重，但COVID-19疫情后的经济冲击与通膨，至今影响美国经济产业链的供需稳定，许多中小企业倒闭，专业技术来不及转移，甚至直接从产业链中消失：
“小至印刷染剂，大至军火工业，我们都能看到美国供应链仍处于混乱与重整。这虽然不至于让产业陷入瘫痪，但生产效率受到影响，或者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国防产业在军援乌克兰、军售台湾时出现的Backlog问题（未交付订单累积），都受到很大冲击，且目前看不到有效解方。”
除了生产的混乱，美国一般民众的家户收支也因民生物价上涨，生活成本大增。但美国联准会（Fed）以遏制通膨为由的升息，却加剧了中产阶级的贷款压力，特别是房贷负担。
对于美国人来说，“买房”这件事的目的，不仅是成家立业，更是中产阶级累积资本、财富的主要管道。“美国中产阶级的典型人生，就是不断地借贷，”郑绍钰解释，从大学学贷、房贷，直到退休都在为各种贷款工作，等到50、60岁左右缴清房贷，房子就成为他们最主要的财富来源，比如将房子重新抵押成投资基金、或开启新生意等。
然而，在美国央行升息的环境下，以房贷为主的各种贷款压力已经让中产阶级感到喘不过气。郑绍钰观察：
“过去一年新闻上经常出现『我买了一栋房子，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生活和经济状况愈来愈糟』的典型故事。这些经济压力在选举年里，很容易转化成为政治民怨。”
“美国优先”气氛下，外交议题重要吗？
虽然美国选举流传著一句经典名言：“笨蛋，问题出在经济！”（It’s the economy, stupid!），但实际上，美国选民在选战中关注的议题更为多元，并且紧密连结当代的政治情势。
根据盖洛普民调（Gallup）自1948年总统大选以来的数据，二战后至1964年间，美国选民的核心关注议题主要是国际关系、战争与和平，反映了冷战初期的政治氛围。然而，在1964年至1972年间，随著越战的影响以及国内黑人民权运动和反战抗争的发展，选民对于种族歧视与道德议题的关注上升。直到1970年代，美国经济议题才逐渐成为选举中的核心焦点。
除了政见议题的优先序差异，川普与贺锦丽的支持者，在非法移民对策、堕胎权、枪枝权利与外交政策上，也有相当明显的价值观对立──例如，在非法移民的管制对策上，川普支持者更著重于驱逐遣返，贺锦丽支持者则更倾向为其中符合条件的非法移民提供拘留解套条件；在堕胎权对策上，川普支持者倾向进一步禁止，贺锦丽支持者支持合法开放；在外交政策上，贺锦丽支持更认可扩大国际结盟、采国际自由主义立场，川普支持者则有更明显的孤立主义和“美国”优先倾向。
以对外政策为例，尽管2024年大选中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持续出现两人的政见辩论之中，但两党支持者的反应却有很大的差异，其中军援乌克兰问题最为明显。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初，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对于军事援助乌克兰的支持度相对一致。然而随著战争延续，从2022年秋季开始，美国民意开始分歧，民主党支持者大多仍然坚持支持军援，但从2023年初开始，愈来愈多的共和党支持者认为军援“已经过头”，到了2024年7月接近一半的共和党支持者反对继续大量军援。此外，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的共和党支持者比例也从战争初期的51%下降至26%。这反映了共和党支持者偏向“美国优先”或孤立主义的立场。
事实上，在2024年4月的皮尤研究中心对于美国民众的外交意识调查里，也证实了类似趋势。报告显示，超过83%的民意认为“比起外交政策，政府应更著重内政”，而美国民众最重视的5个外交政策问题，依序为：保护美国不受恐怖攻击（73%）、阻止非法药物流入美国（64%）、阻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63%） 、确保美国军事优势的全球领先（53%）和减少传染病扩散（52%）。
皮尤研究中心表示，虽然在2018年～2024年间，对于“中国战略威胁”的大幅提升，是美国社会变化最大的外交认知，但世代之间对于中国威胁的感受落差感极大──65岁以上民意有72%认为应该积极防堵中国影响力，但30岁以下受访者只有28%采此观点。
远景基金会执行长赖怡忠指出，近年来美国政坛逐渐形成两党共识，认为中国构成稳定且长期的战略威胁。然而，相较于政界的这种共识，美国一般民众对中国威胁的具体认知相对模糊。特别是在与俄侵乌战争和以色列─哈马斯战事冲突相比，中国威胁或武力入侵台湾的情境对普通选民来说显得更加抽象和不确定。因此，在此次选战中，选民的注意力更多被国内的现实议题所分散，外交议题的关注度相对较低。
赖怡忠进一步解释，虽然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主导权相对较大，但国际事件充满不可预测性，与其关注川普和贺锦丽在选战中的外交政见与个人发言，未来总统所任命的国安团队才更能准确反映美国在国际议题上的重点、路线与应对逻辑。他强调：
“两党真正的战略布局与外交方针，仍需等待选举结束后，并在明年1月总统交接前的内阁名单公布后才会更加明朗。”（作者：张镇宏，简毅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