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新威权无视于江泽民的旧余烬
2022年11月30日,因情势被推上历史的江泽民传出离世的消息,时逢反对疫情封控的“白纸革命”期间,即使无法考证时间的确切性,也透露出习近平对于自身“新威权”的信心不会受到动摇。
伴随消息的发布,习近平显示不需要仰赖隔代接班和国老的残阳馀光,便能尝试以一己之力制伏当前此起彼落的反对的声浪,无惧于江泽民的纪念活动成为下个火种。
历史的机遇何其相似,“八九学运”发生后,原先不在接班序位的江泽民,意外地在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的“四中全会”得到上位的机会。习近平原先也非是干部子弟和团派之间的第一人选,同样因为确保上一世代的权力序位而获得机遇。
有别于“八九学运”,邓小平、陈云、乔石和习仲勋等元老尚存,现在历经两届的习近平已超越江泽民的集体领导成为唯一的核心。在上一代的领导人们陆续告别历史舞台,甚至连近于平辈的潜在竞争者都已不存在,“习核心”已扫尽江泽民时代的馀烬,在中共二十大后更以“三连任”之姿,彻底将旧制度拉下帷幕。
生命体验迥异 江深知西方生活
江泽民出生于民国初期,更沐浴于当时最西化的长江三角地区,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早年的生命体验,使其具备掩盖威权疲乏的世俗性,经过政治演出的再诠释后成为他克服临危受命的人格特色。
相较于依靠“反贪腐”稳固权威的习近平而言,来自于西北发展困难地区,更是沉浸于作为中国中古时期的帝都西安。未有经过民国初期资本主义洗礼的他,即使面对两代积累的小康社会,并未有适切的体验上层社会的风雅和庶民生活的风潮。
他唯一能作为政治生命的武器是自身熬过文革的毅力与手段,面对各种后现代和去中心化的能动关係,只能从他的世代较容易理解的民族主义推动“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也是和同个世代政治人物共同理解的政治文本。
“三个代表”埋葬于“共同富裕”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奠定政治大门,却也为金权政治开了一扇窗,使得往后的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偏重于一部分因入党而富起来的群体,社会发展结构的恶化也随之加剧。
今日习近平提出的“青山绿水”和“共同富裕”,不过是偿付透支的发展成本,经过一个世代累积的政治沉痾,刚好随著老干部落马而被检讨,使得习近平清扫权力的道路上有著名正言顺的旗号。
然而,随著海航案、恆大风暴与马云出走呈现的民间资本衰败,资本家的黄金时代已然告终。政府看得见的手不只干预经济和生产活动,更主导国家资源的分配与再投入,同样是新能源产业却打压董明珠而扶持马斯克,更让国内感受到上意难测。
两岸关係的再建构成为威权试炼
江泽民时期的两岸关係同时创造最硬与最软的上限,首次对台派遣使者接触,同时也首次对台湾本岛使用导弹威慑。同一领导人期间展现最软与最硬的两手策略,截至今日“江八点”的善意上限远高于习近平时期的惠台政策,也同时是唯一展现过。
但是习近平任内展现的强硬手段已彻底超越江泽民,并且让美中台关係陷入冷战结束以来的低点。从外交上断绝台湾的邦交至20国以下,经济上对台断绝部分农特产品和旅客来台,以及以导弹封锁台湾的“第四次台海危机”。
习近平透过展现强硬手段的“新威权”,对外无视他国,对内亦无平衡的意见。(美联社)
即使背景不同,但是习近平对台的强硬层面超越江泽民以来的任何时期,使得两岸陷入“心灵契合”与“抗中保台”的拉锯,更使得美国得以找到平衡点,以维护台海现况的名义介入安全的保障与举措,使得美中关係陷入克林顿时期以来的最低点。
大规模防疫政策考验全民政治信仰
习近平透过展现强硬手段的“新威权”,对外无视他国,对内亦无平衡的意见,甚至让于中共二十大获得全票通过,由内而外的各种举措彷彿是一种庞大的信仰试炼。
疫情期间的社会控制力也随著数位防疫制度进一步解离人与群体的关係,各种次文化与社交媒体更使得新一代的大学生对于人文经典更为疏离,更加深消极的“韭菜心理”呈现于社会底层。
即使近期遭逢“八九学运”以来最大抗争的“白纸革命”,也几乎无损体制的运作。中国一方面有序的推动缓减清零措施,同时亦能成功完成神舟十四号与十五号的尖端科技任务,如期组装天舟三号与天舟四号,扩大运作天宫太空站的任务。习近平新威权的“期中考”不只超越江泽民,更在党内再度证明只有他一人能掌握大局。
中国扩大运作天宫太空站的任务,让习近平新威权的“期中考”不只超越江泽民,更在党内再度证明只有他一人能掌握大局。(美联社)
从江泽民任内启动的各项方针带著些许上海人的务实与柔软,已随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落幕,江泽民的馀烬已掩埋在历史尘埃之中,也未有过民主和人权上的成就足以唤醒世人,要以旧威权的馀烬点燃新威权的制度恐怕是不切实际,亦不可能唤醒“疯魔”(demono-maniacal)的现况。
若进一步审视剩馀政治价值,江的离世纪念或成为新威权的工具,在拜习会来临之前的纪念活动成为稳固内部的政治符号,恐怕难以成为新的火源。两岸政治情势相对消长之际,台湾内部若持续忙于无关政治的内耗,亦是中国推进新威权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