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主义也是春药:解析衣俊卿的多彩人生(组图)
公元2012年12月12日，三个12相连，少有的吉祥日子，100年才遭遇一次。这一天，网上出现了一篇题为“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衣俊卿小n实录”的文章，作者署名常艷。文章一开始就有作者的一些说明：真实姓名常艳，1978年5月2日生，民盟盟员，2010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曾供职于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衣俊卿：1958年1月生，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曾任黑龙江大学校长，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长，2010年2月任现职。
常艷。
作者明确表示：
其一，本文不是小说，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以第一人称叙述；但各位看客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多情”之人写的小说，没有关系，我不在乎看客对我的评价。
其三，本文爆出丑闻，便有承受各种不良后果、法律责任及社会效应的心理准备，涉及事件的当事人愿意起诉我的，我在等待官司及人身攻击。
12月12日当天，明镜新闻网记者对常艷提出采访要求，并请求她核实这篇长文是不是出自她之手。随后，常艷给明镜网记者等收信人回信说：“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系她在“严重忧郁症”情形下创作的“小说”，“并对给涉及到的‘当事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名誉及心理伤害，并给培养过我的单位及学校以及家人、朋友带来了很多困扰表示道歉。”
在常艷“表示歉意”之后，大陆网络上对此文的转载均被删除。
尽管如此，海内外媒体依然跟踪报导，而且，不是局限于衣俊卿和常艷的私情，更多的是，从中剖析中共体制的荒唐与政界、学界的堕落。
有媒体对这篇文章的评论为：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常艳的“纪实小说”，把中共编译马列毛等着作的最权威机构——中央编译局“折腾”个底朝天。常艳这篇“小说”，通篇看来是一本“记事录”或日记，把她和编译局长衣俊卿的婚外情，事无巨细原汁原味端给读者，很多时候，就是她和衣之间的“冗长”短信直接抄录。
故事是从2011年3月开始的，一直记录到2012年12月3日，两人“相交”一年半。
常艳是山西师范大学副教授，34岁。她想到北京工作，于是，报考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然后，又想脱产，专职读书后留在北京。为达此目的，她认识并“傍”上了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奉献了9万人民币和自己的身体。最后，因工作安排不顺并发现局长还有其他“小秘”若干而“掀翻醋坛”、“鱼死网破”，把10万多字“爱情游戏” 捅到网上。
按照中央编译局的说法，当今世界，只剩下五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古巴、越南和老挝。这些国家设立的翻译马列主义毛思想机构、乃至在全世界也当属北京这家“中央编译局”最大。它直属中共中央，是副部级单位，局长衣俊卿是副部长。
也许和中央编译局的工作性质及其特定地位有关，说是爱情游戏，但常艳在字里行间经常透露出一些政治信息。
作者早在网上推出这篇长文时，已经说明“本文不是小说，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什么在短短几个小时后就突然改口，说此文是她在“严重忧郁症”情形下创作的“小说”，其中奥妙只有常博士自己明白。不过，只要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会明白，就是再高明的小说家也编不出其中的细节。尤其是衣俊卿与常艷在“卧谈会”中吐露的上层隐秘，绝非外人可以知晓。文中涉及的政界上层人士活动及衣俊卿那些不可一世的言辞，都能够获得佐证。还有，常艷还充分利用手机的短信功能，记下的两人交流短信，精确到分秒不差。天下哪有这样清醒的“严重忧郁症”患者？
本文并不关心衣常两人17次做爱的细节，对他俩的恩恩怨怨亦无兴趣。只是透过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一个希望刘云山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就会得到提携的中共副部级干部、十八大代表——的多彩人生，看一下在畸形体制下人格的双重竟到了何等地步。
睡了还要收钱
这些年，关于中共高官大肆贪腐、包养情妇的报导充斥网络，大家都习惯了高官利用权势给情妇买房送钱的报导。读了这篇常博士的文章，才突然醒悟，居然在中国官场上，还有利用职权把女人睡了，临走还要拿钱的官员，难道他是身强力壮的美少年，充当男妓不成？非也。男的是53岁的中央编译局局长，女的就是想成为编译局脱产博士后的常艷。此男早已因为“前列腺肥大”，影响房事，绝非床上高手，却还要在走的时候拿走5万元，而且，之前已经拿过1万元。总共6万元。更有甚者，衣俊卿还觉得自己委屈，至少不能低于15-20万！
请看看作者是如何描写衣俊卿“睡了还要收钱”的：
一瓶一斤的清酒，一人一半。我脸红得厉害，但脑子不乱。我斜躺在床边，此时他去洗手间了。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就把自己脱得剩下了两件小小的内衣。他回到卧室时，我满脸绯红地躺在被窝里。两个人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我记得他说：“你身材真好！”第一次，很兴奋，很幸福，叫的有些夸张，但并没有感觉彼此十分合拍。
聊了一会，他要走了。他说明天局里有个活动，可能刘yunshan要来（第二天知道刘没有来，是中宣部副部长王xiaohui来的）。他待会还得去局里一趟，还拿着个那种蓝色的写着“中央编译局”的布做的档袋。我见他要走，起身穿上睡衣，走到写字台跟前从自己的包包里取出钱，要往他的袋子里装。他说这是干什么，我也不缺钱。我说，没什么，就是自己的一点心意。（这次和他见面之前，我就想一定得送出去！不能因为上床了，就不办了）他这个时候就又去了洗手间。我给他装好后把袋子挂在了门把手上。他出来拿上走了。
请注意，“不能因为上床了，就不办了”，上床了，还要办！就是说，还要给钱！
之前已经交代过——我自己借了点，再加上从课题费中报的钱，又透支了几千现金，凑够了5万元，准备送给衣老师。
一个女博士，在编译局局长面前考虑的是什么呢——
第一次吃饭，我是想判断，他想要什么？财还是色？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我想来北京，想来编译局，就应该付出代价（博士毕业就死心塌地回原单位了，因为“热爱”学术，也被一堆人夸为是棵好苗子，我就真以为自己可以出来奋斗一番的）。这是游戏规则。写到这里，我有些石化了。突然想起一句话，那次他说的“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我那个时候，真是蠢得如猪。他摆明了就是要钱的，这也从我与他第一次的交往中先拿1万探探路，可见一斑。可是，我又郁闷了，也不是，他看我的眼神中带着些别的含义，对男人是否对我有好感我还是能作出判断的。
常艷博士的判断还是不对，共产党，共产共妻，财色都要！请看——
想来想去，我就拿了一万的现金去了他办公室，先试试水吧。初次在一起聊，我倒也不紧张。只听得他说，来了后参加典藏的课题，出国方便，编译局人际关系复杂，要低调，等等。他还说：“以前我们拿课题，都是给10万，今年青年项目都是给15万了啊！”（要是现在的我，他说这个什么意思，我肯定是清楚的了，但那会，我根本什么也听不出来）临走前，我拿着一个纸袋子（内装1万现金）给他放到茶几上，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他过去看了一眼，然后说，你这是干什么呢。我说，只是自己的一点心意，就走了。他还提到：“我不像学界的有些老师，学生送个3、5万的就招个博士生。”（我那个时候，觉得他好正直啊；现在想来，自己根本不会听人家的潜台词，即3、5万少了，至少要10万、8万才行）
怎么样？睡了，“至少要10万、8万才行”，共产党高官，牛吧！仅仅是个副部级的中央编译局局长而已！
名不副实的中央编译局
如果从名称上理解，编译局，也就是编辑和翻译，是个文化部门，如同什么译林出版社或其他的编辑翻译机构，如果这样，衣俊卿喜好风月，也只能到夜总会找小姐，哪能有“睡了还拿钱”的好事！
衣俊卿是在2010年2月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的，此前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按他自己的说法，本来是要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因为位置腾不出，只能先到编译局当局长，定为副部长级别。
一个从名称上看不出名堂的机构，居然由副部长挂帅，可见其不同寻常。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这个衙门吧！
据中央编译局官方网站刊登的文字——
中央编译局是中共中央直属机构。主要任务是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领导人着作；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践，研究世界发展战略；收集和整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领域的文献信息资料。
中央编译局成立于1953年，拥有一大批翻译、研究、信息和编辑人才，并常年聘请英、德、法、西、俄、日等语种外国专家协助工作。与国内外许多相关组织和机构进行广泛的合作，学术交流领域不断拓展。
内设机构有马恩列斯着作编译部、中央文献翻译部、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马克思主义研究部、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人事部（机关党委）、办公厅、中央编译出版社等。主管的全国性学术社团有：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中国索引学会。主办的刊物有：《经济社会体制比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外理论动态》。
其实，这里的简介并不完全。据该局网站在“组织机构”一页上的介绍，这个编译局设有直属机构：马恩列斯着作编译部、中央文献翻译部、马克思主义研究部、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以及办公厅、人事部（机关党委）和离退休干部办公室。另外还有，中央编译出版社。
局管学术团体则包括：
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
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
中国索引学会。
局属研究中心则有：
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
政党研究中心，
俄罗斯研究中心，
海外理论信息研究中心，
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研究中心，
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如此部门庞杂、人员众多，岂是一个单纯的编辑与翻译机构？别的不说，中央编译局的机构中，竟然有一个称为“办公厅”的，可见其规模之大。
而从常艳文章描述的情况来看，编译局很多工作，并不是在“编译”，而是发挥着文革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等同样功能：为现执政当局行动路线找思想根据和理论基础。
编译局全称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简称中央编译局。是中共中央直属的事业单位，前身是1949年创立的中央俄文编译局，主要是翻译这些导师、领袖级洋人的着作。在毛泽东时代，根本不受重视，只是个谘询文献部门。1978年，中共感觉到，需要从外国共产党那里寻找治党方略，开始重视这一部门。于是，从社会上广招人才。1981年，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毕业，编译局就以优厚住房条件从不少研究所或大学挖走人才，而衣俊卿的前任韦建桦也是在1978年从四川攀枝花被调入编译局，于1995年当上副局长，1996年成为局长，直到2010年2月因年龄到线退下，现在依然是政协常委。
中央编译局素有用人多为“北大帮”一说。衣俊卿虽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78—1982），后来就一直和北大没有太多关系。可能当年他是来自黑龙江省的知青，毕业后就被分到黑龙江大学哲学系任助教；1984年10月，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学习，获得哲学博士；1987年2月回国担任黑龙江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1990年6月出任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副主编，后来，被评为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求是学刊》主编；1993年9月，为黑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求是学刊》主编；1996年出任黑龙江大学副校长、《求是学刊》主编、博士生导师；1998年到2007年3月，为黑龙江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其间：2000.03—2001.01 在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并当选中共十六大代表）。2007年3月被任命为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一个月后就成为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党组书记；2010年2月，调到北京，接替退休的韦建桦，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是十八大代表。
从令政策到令计划
这个常艷遇见的是衣俊卿—一个在北京才当上副部级刚一年的编译局局长，后者既是那样口无遮拦，又是如此不可一世，就让我们有幸窥测到中共的一些内幕。
首先是，2011年3月，常艷希望从山西调入北京。于是，有这样一段文字——
期间，主要围绕一个话题，即怎么把我的档案从原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拿出来的问题。他给我出了个主意，找山西省的领导令政策，请令给武海顺校长打招唿。而山西的这位领导，我又不认识，他的点子是：我拿着自己的书去拜访局里的一位老先生（顾锦屏先生，原常务副局长），请他写一封信给省领导，我带着这封信去找人家。或者，他说请导师杨金海出面介绍我与这位领导认识。
提到令，他兴致上来了，说虽是出身平民，但也是很有风度气质，前一段在与局里合作拍电视片《走进马克思》（或者《走近马克思》）。
常艷的文章贴出之后，衣俊卿会见外宾仍然侃侃而谈。
那是在2011年3月，令计划正处在“胡家天下令家党”的鼎盛时期，他的哥哥令政策依仗弟弟当中办主任的权势，已经在2008年从山西省发改委主任兼党组书记转为省政协副主席。本来，政协并无实权，可是，因为是令计划的哥哥，令政策俨然山西一霸。据说，如果不是后来的变化，令政策还打算觊觎中国证卷监督委员会主席的位子。所以，衣俊卿所言不差，只要攀上令政策这个关系，要山西师范大学放人、调入编译局，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情？至于后面提到的那个“令”，自然是令计划，因为和中央编译局合拍关于马克思的电视片，和衣俊卿有过接触，衣当然不忘吹捧，说令“虽是出身平民，但也是很有风度气质”。只是，如果放到今天，令计划遭遇滑铁卢，前景不妙，不知道衣局长又该如何评价下了台的前中办主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