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从“历史决议”看中共长期隐蔽的议程设置
纽伦堡“文革60周年研讨会”文件之十八
从“历史决议”看中共长期隐蔽的议程设置
—— 在纽伦堡“文革6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长平
2026年9月17日
大家好！
众所周知，中共设置了巨大的防火墙，将众多信息挡在墙外。中共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阻拦和删除信息，这是扼杀言论自由、控制舆论最基本的手段。但是，中共在这方面的作为，远远不止这一点。防火墙的高大身影，掩饰了背后更多的动作。其中一个就是议程设置。
中共宣传部门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恐怕还不是“不准报道”，而是“舆论引导”。舆论引导的核心，就是西方媒体理论中的议程设置。议程设置是指大众媒体通过提供信息及安排相关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的事实及其先后顺序。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想什么。舆论引导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不仅决定人们想什么，而且要求人们怎么想。
今天我想介绍中共当代历史中最成功的两个议程设置“杰作”：一个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个是《人民日报》发表的“四二六”社论。
它们涉及到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尤其是文革、六四和白纸运动的关系。
一、第一件“杰作”：1981年的《历史决议》
先看第一件。
1981年在邓小平主导下制定、至今得到中国社会普遍称颂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文革”被描述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尽管十分严重，但它“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犯错误的原因，不是国家权力过分集中于一党，而是“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
另外一个原因是“阴谋论”，这份“决定”总结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
这份“决议”主导之下的“反思”，不仅回避了“文革”的真正原因，而且对反思进行了错误的引导，把结果当作原因。比如，个人崇拜是权力失衡之后的一个结果，而且是一个必然结果。如果不反思权力结构，而仅仅把个人崇拜当作领导人的性格偏好，那么这种反思形同虚设。
这不是危言耸听。证据就在起草者自己身上：低调务实的邓小平所得到的个人崇拜，并不比个性乖张的毛泽东逊色多少，因此他才能轻而易举地将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撇在一边，下令以坦克和机枪对付和平的示威学生。甚至在如此嚣张而又残忍的屠杀之后，他仍然“受到人民的爱戴”。
在这个“历史决议”定调之后，中国文学和影视作品出现了热闹一时的“文革”反思，着重点在于呈现红旗招展的街头游行，或者像代表电影《芙蓉镇》结尾时的“运动啦”恐吓。其他若干“文革”现象也被总结出来：大字报、红卫兵、个人崇拜、上纲上线……
这是一份清单：清单之内可以充分讨论，清单之外不可言说。在这种议程设置之内的“文革”反思，被权力操控的群众运动与民众自发的街头运动混为一谈，而且被当作导致社会动乱的根源。
红卫兵上街，和学生上街，在这套叙事里成了同一类现象。街头本身被判定为危险的、通向浩劫的。这等于预先取消了此后一切自发社会运动的正当性——不是通过禁止，而是通过归类。你还没有走上街，你的行为已经被归入一个所有人都同意应该被否定的类别里。
而且，你的行动背后一定站着别有用心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他们曾经是林彪、江青和康生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
二、第二件“杰作”：“四二六”社论
八年之后，这套议程结出了一个巨大的怪胎。
“六四”运动期间激化矛盾的历史文件、中共大开杀戒的主要理由，是《人民日报》1989年4月26日在头版头条刊发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称，“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制造混乱，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否则中国“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
尽管没有直接提到“文革”，但是不言而喻地，该社论的整个基调都建立在中共的“文革”叙事之上。“得来不易”就是指好不容易结束了“文革”，那个被中共官方定义为“动乱”的“十年浩劫”。
这四个字是一把钥匙。它把1981年设定的议程设置，在1989年轻巧地打开了。读者不需要被说服，他们早已被教育过了：街头等于动乱，动乱等于浩劫。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如下：一方面，这篇社论适得其反，引发了次日规模空前的“四二七”大游行，并将学生运动变为全社会参与的民主运动，成为改变全球冷战格局的苏联东欧巨变的先驱。但是另一方面，这篇社论大概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污名之作，给参加运动的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成为至今都不能解脱的魔咒。正如一位学生领袖所说，“1989年当时，学生发动绝食相应提出两条件：一是跟政府对话；二是修改《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改变这个社论的定性成为之后学运的主要诉求——其实第一个诉求，也就是要求对话，很大程度上也是要求政府承认学生上街是爱国行为。
一个运动以要求抗议对象承认运动的正当性为主要诉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着令人同情的理由。但是，拉开一点距离看，不得不说，这有点怪异。它模糊了运动的焦点，甚至让人忘记了运动的初衷。运动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这关系到运动策略和进退。当运动以要求对方承认为主要诉求时，就等于它被污名者的议题设置牵着鼻子走了。
这就是议程设置的完成形态：它不需要说服你，它只需要让你在它划定的题目里找答题。
这个答案还包括：谁是别有用心的阴谋家和野心家？谁是街头运动的幕后黑手？从刘晓波到颜色革命，都成为这套议程设置理直气壮的声讨对象。
三、去正义化教育：从《人民日报》到《环球时报》
接下来我想讲的，是宣传模式本身的一次换代——它发生在“六四”之后，可以概括为从《人民日报》到《环球时报》。
我要用这次换代，来说明我在开头提到的那个区别：议程设置决定人们想什么，舆论引导还要求人们怎么想。
“六四”前的舆论引导，主要由《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这些媒体来完成，此后《环球时报》成为主角。两者的差别，不只是文风，而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说服结构。
先看同一个议题上的两种说法。
对于香港的抗议运动，“人民日报式”宣传会说：香港正在实现民主，而且将会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环球时报式”宣传则说：西方也没有真正的民主，他们支持香港的目的主要是搞乱香港、搞垮中国。
对于官员腐败，“人民日报式”宣传虚伪地说，官员都是人民公仆，必须纯洁无瑕，不能容忍一点腐败。“环球时报式”宣传则说，腐败难以避免，只能慢慢改变，为了国家的未来，希望民众能容忍适度的腐败。
请注意这两套说法的性质差别。
“人民日报式”的议程设置规定你谈什么——谈民主的实现，谈公仆的纯洁。它仍然承认那些价值是价值，只是谎称自己已经做到了。用一个更直白的说法，这是伪君子。
“环球时报式”的议程设置不再只是规定你谈什么，它教会读者进行新的理解。它承认腐败、承认不够民主，然后告诉你：全世界都这样，哪里都没有真正的正义，所有人都在算计，谁也别装。这已经不是议程设置，这是舆论引导——它不要求你相信党是好的，它只要求你相信世上没有好人。用同样直白的说法，这是真小人。
这就是我称之为“去正义化教育”的东西。此前的学校教育及媒体舆论强调正义，但欺骗民众说共产党是正义的化身，引领着人类的未来。1989年前后，这种意识形态宣告破产。中共改写宣传模式，告诉民众世界上没有正义，无论个人之间还是国际关系，只有充满阴谋的利益算计。这种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也使权贵阶层摆脱了“六四”的历史诘问。
坚持为公开“六四”真相而抗争的人们，常常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民众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然而，中共似乎更加明白，和事实同样重要的，是对历史的阐释。
因此，这些年来，中国网络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六四”话题，并没有引发人们想象中的促进政权崩溃的效应。《环球时报》甚至以新的宣传理论，主动谈论“六四”话题。
舆论审查的要义，不再仅仅是信息的封锁，而是对信息解释权的争夺。夺得了信息的解释权，同时也进行信息的部分控制，中共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害怕更多的信息进入。
而中国也在输出对于信息的解释，关于中国特殊性和中国模式，关于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人权等人权理论，也被外国很多学者和普通民众所接受。
四、打破中共议程设置：“我们是境外势力！”
2022年11月，从新疆到上海、从北京到海南，从高校学生到广大市民，从悼念逝者到政治诉求，1989年之后最大规模的一场全国抗议活动——白纸运动，又称“白纸革命”，几乎在一夜之间出现，举世为之震惊。在此之前，中共以疫情防控为名，以现代数码监控技术和传统的发动群众、株连九族等压制手段相结合，让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严密控制之下，很多人因此对人类自由的前景感到绝望。
白纸运动之后，被带走的年轻人被反复追问的问题，是有没有境外势力，是谁组织的，是不是有人指使。这些操作议程同样已经由四十五年前那份“历史决定”所设定：“林彪、江青和康生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藏在哪里？
这套议程设置如此成功，让人们对“境外势力”避之犹恐不及。“境外势力”的全称是“境外敌对势力”或者“境外反华势力”，实际上是指对中共统治不利的境外关系或者观念。“勾结境外势力”是一顶让人心惊胆寒的大帽子，在道德上是“背叛生你养你的祖国”，在法律上可能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因此，“五毛”（指直接或者间接为中共宣传机器工作的人）打手们攻击异议人士最得心应手的一招就是查找他们和境外发生联系的蛛丝马迹。
我曾经在文章中指出，四通桥抗议和白纸运动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直接中共长期隐藏的议程设置。
以“境外势力”为例。
11月27日，在北京的一个抗议现场，一位戴着黑口罩的男子说：“我刚刚收到消息，现在，在我们的群众当中，有境外反华势力，在我们的周围。”一位市民回应他：“你说的境外势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另一位市民质问道：“请问新疆的火是境外势力放的吗？请问贵州的大巴是境外势力推翻的吗？”
这段视频在社交媒体广为流传，因为它痛快淋漓地回击了中共关于“境外势力”的谎言，而且指出中共自己才是真正的依靠“境外势力”的支持颠覆国家政权的政治团伙。
“我们是中国人，不是境外势力”的申辩非常必要，因为中国也有自己的主体性，也是渴望民主自由的正常人类。与此同时，在这场运动中，我也非常高兴地听到很多在海外声援的留学生或者外国人士高喊：“我们是境外势力！我们要求习近平下台！”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谁都离不开境外势力。对境外势力的指控，是中共宣传的一种话语圈套。中共的罪恶，并不在于它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甚至明火执仗地建立一个接受境外势力操控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在于它利用境外势力的政治观念——民主、自由和人权——作为宣传号令，得到人民的支持，夺取政权之后却反其道而行之，建立了更加专制的独裁政权。
白纸运动发生之前，北京四通桥抗议已经得到以中国留学生为主的“境外势力”全球声援；运动发生之后，不仅全球各地留学生的声援升级，而且包括德国、美国、英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或者政治团体纷纷发声，要求中共政府尊重人权、科学防疫、释放抗议者。
我们必须要打破中共的议程设置，勇敢地做光荣的“境外敌对势力”。
无论我们身处何地，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无论我们隐藏得多深，中国政府都知道，我们也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我们都是站在每一个中国抗议者背后、危及他们政权稳定的境外敌对势力。
谢谢大家！
长平2026年9月17日在纽伦堡文革60周年研讨会上演讲照片
长平简介
长平是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他目前是德国之声专栏作家、中国数字时代执行主编以及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
Chang Ping is an acclaimed journalist and writer. He is currently a columnist for Deutsche Welle, executive editor at China Digital Times，and curator of the June 4th Museum of Memory and Human Righ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