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外文摘：台湾红色代理人网络跨国化
有评论指出，台湾的红色代理人网络已呈现跨国化趋势，并与邻国极端势力及地下黑社会合流，形成复杂的区域安全破口。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台湾从匈牙利总理奥班大败看到什么》，作者汤名晖指出，匈牙利前总理奥班(又译为“欧尔班”)执政期间借由削弱独立机构与媒体，使匈牙利沦为俄罗斯在欧盟内部的特洛伊木马，他的下台被乐观解读为对“普京化”的反扑。然而，从欧洲的现况来看，旧有指标性代理人的倒台，并不等于威权渗透网络的根除。欧洲的俄国代理人分布，早已从单一国家的据点，演变为多点开花与跨国串联的变种网络。
更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的是，台湾的红色代理人网络已呈现跨国化趋势，并与邻国极端势力及地下黑社会合流，形成复杂的区域安全破口。
作者认为，当前全球民主同盟面临的共同盲点，在于过度将“国家安全”与传统的“军事国防”画上等号。诚然，面对中俄实体武力的扩充，升级军备与强化联合吓阻是必要的硬实力手段;然而，民主体制真正的防御纵深，取决于国家能否有效识别、追踪，并从法律层面“制度化”地防范外国代理人的内部破坏。这正是当代政治学“防卫性民主”(Militant Democracy)的具体实践——民主必须具备自我防卫的合法工具，以抵御意图利用自由摧毁自由的敌对势力。
中国将跨境政治压力日常化
台湾“镜报”发表文章《中国把跨境政治压力变成台湾社会的日常》，作者洪浦钊指出，中国现在对台操作，已经不只是打压台湾政府，而是开始把中国的政治红线直接延伸进台湾社会。最近中国针对内政部长刘世芳外甥与相关台资企业出手，重点其实不在个案本身，而是在川习会前夕，中国正持续扩大对台施压的层次。从外交、军事与军购议题，进一步延伸到家属、企业与商业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外界慢慢接受，中国有权用“内政问题”的方式处理台湾。
更值得警觉的是，台资企业第一时间切割，也让许多人开始意识到，未来只要立场被中国认定有问题，企业可能被迫在中国市场与员工立场之间做出选择。这反映出台商现在面对的，已不只是市场风险，而是一种必须被迫进行政治表态的压力。中国真正想造成的，就是寒蝉效应。只要碰触中国定义的政治红线，个人的工作、家人、企业甚至市场生存空间，都可能受到影响。久而久之，会开始有人不敢公开表态、不敢参加活动、不敢捐款，甚至连在社交媒体转贴政治内容，都要先担心会不会影响工作与家人。甚至有些人会抱怨政府为何要与中国对抗。
作者说，中国真正想做的，也不只是惩罚特定个人，而是让跨境政治压力变成一种日常化的存在。台湾接下来真正需要建立的，是面对跨境政治压力的制度防线。包括对台商与民间团体的风险协助、面对中国跨境政治施压的法律因应，以及持续揭露中国如何利用市场与政治力量施压台湾社会。因为中国现在真正想做的，就是让台湾社会开始害怕政治表态。
中国流亡知识分子之言说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中国民间档案馆”发表日本学者松本真澄文章《总有一天，流亡会成为“过去的事物”》，评论中国知识分子研究者刘燕子新著《不死的流亡者——野性的知识人群像》。
文章介绍说，《不死的流亡者》论述了沉重、厚重且充满苦难的当代中国现实，以及流亡海内外的知识分子的处境与思想，力图对他们的实践活动及生存意义给予积极的评价。书中涉及的中国流亡知识分子约有50人。仅仅将这些人物的姓名逐一列出，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另一部历史便会浮现出来——一部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史。
松本真澄写道，所谓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始终对政权保持异议，对社会现实问题持批判性思考、独立研究和反思的一群稀有之人。中国流亡知识分子，被迫流亡异乡，面临深重的身心困境：既要应对居无定所、无根漂泊、生计维艰的生存挑战，又要在边缘化的境地中，承受文化的断裂与身份认同、母语危机的痛苦，更要承受异乡智识价值、历史与记忆被消解、话语权与受众丧失等多重困境。尽管如此，流亡者仍然持续以一个“人”的身份，不屈地流亡，发出真实而不妥协的声音。
评论指出，中国对台操作已经不再局限于军事威吓，而是把中国的政治红线直接延伸进台湾社会
本书正是由同时身为诗人与表达者的刘燕子，为了倾听这些被遮蔽、被沉默的声音，历时二十余年倾注心血，持续记录、描绘与分析中国流亡知识分子的半生经历，并最终将其凝结为学术论文。作者所记录的中国流亡知识分子之言说，与世界史轴上流亡者的声音彼此呼应。他们包括来自纳粹德国、前苏联与东欧诸国，以及巴勒斯坦的流亡者，皆是过去现代史事件中被迫流亡者。他们曾被排斥在民族历史记忆与主流声音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不仅是一部中国流亡者的证言集，同时也是一部卓越的理论性学术著作，深入探讨了“何谓近现代”、“何谓暴政”、“何谓权力”、“何谓自由”、“何谓人权”以及“何谓人”等根本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