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8大痛点与解方
作者张建一 ：中国是占全球GDP 18%的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国，也是最大的共产主义体系国家。中国经济若出现问题，不只会影响中国内部政治安定和14亿人口的生计，也会影响全球经济成长与产业供应，甚至是全世界的和平稳定。
一、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于2024年7月26日与党外人士座谈时，坦承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但他强调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要坚定发展信心，用“实实在在的高质量发展成效”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中国经济的问题究竟只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还是中长期结构的问题，值得探讨。2024年3月初，华尔街日报提出中国经济存在八大痛点，包括一，经济成长：放缓；二，房地产：成长引擎熄火；三，消费者信心：萎靡不振；四，消费者价格：通缩之国；五，债务：强弩之末；六，人口：劳动者数量减少；七，外国投资：撤离；八，贸易：壁垒提高。
这些痛点确实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中长期结构问题，彼此之间甚至“习习”相关。
（二）习近平对实体经济的偏执
基本上，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可归纳为两点，一是习近平认为生产才是王道，才是实际看得到、能抓在手上的东西，其他都是虚的，特别是平台经济的很多服务消费（如线上游戏）与房地产的狂涨，对于民众的生活、居住品质没有任何改变。这是相当偏执的想法。
习近平在2020年10月31日的《求是》发表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基础，各种制造业不能丢。”后来持续性的大量补贴造成各种制造业产能过剩；即使他后来提出的“新质生产力”，也只是将产能过剩由成熟制造产品扩及至新兴制造产品而已，对全球可说是由“中国冲击1.0”变成“中国冲击2.0”，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企业“内卷式恶性竞争”扩及全世界，进而提高全球对中国的贸易壁垒。
二则是习近平以打房、打平台经济的作法讨好民众，以提高其连任的正当性。2016年底他宣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但之后中国房价不为所动，仍持续创新高。2020年中国政府受不了，终于针对房地产企业债务风险提出“三条红线”监管要求。
“三条红线”意图遏制业者举债扩张的金融风险，但也导致了大量房地产企业财务困难、乃至于破产。此外，习近平对内诉求均富、公平，因此打压虚拟经济、导正青少年风气，为的也是强化实体产业，让技术升级不外求。结果电商、明星、补教、游戏等约值台币26兆元的新经济也一起被打下去！
同时，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能否成功，各界有很大的疑虑。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的微观效率之间，中国试图结合两者优势，这必须在政府集中决策和个体分散决策间找到平衡，也就是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寻求协调，以中国当前经济的内外氛围而言，有很大的困难。简言之，中国若不改变体制，同时以公平竞争的身分融入国际社会，恐怕难以达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
二、中国经济的八大痛点
（一）经济成长─放缓
2012年习近平从胡锦涛手中接下的是一个十年平均成长率约10%、生气勃勃的经济体。在胡锦涛十年任期内，中国GDP先后超越德国、日本，跃升为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习近平上任后，全球看到的是中国经济明显进入了下行趋势，其十年平均经济成长率仅有6%，主因是消费、投资与出口趋缓。
IHS Markit预测中国短期（1-3年）经济成长率将为4%-5%，中期（5-10年）将降为3%-4%。事实上，经济成长趋缓原也无可厚非，毕竟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哪一个大型经济体能长时间维持高速成长。问题是当前中国人均GDP仅达1万3千美元，如果依此趋势，IHIS Markit预估中国在2030年才会达到人均2万美元的水准，这只相当于美国在1960年的人均GDP，令人担心中国将提早落入中低所得成长陷阱。
（二）房地产─成长引擎熄火
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约20％，是内需动能的重要支撑。观察过往每一次中国房市的循环可以发现，在价格上涨的同时，是伴随著政府调控放松、人行的宽松货币政策，而在下跌时，则为政府调控收紧、人行的紧缩货币政策。因此政府政策、人行货币政策是判断整体中国房价走势的关键。
2020年“三条红线”政策导致大量房地产企业财务困难，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引发企业破产潮、公务员降薪潮和购屋者的停贷潮。而中国房地产开发业综合景气指数也由2021年的101.43急速下降至2025年3月的91.86历史新低，8月虽小幅增加至93.05，但仍持续低于100的景气临界值。
（三）消费者信心─萎靡不振
消费者信心指数是衡量民众对经济前景和个人财务状况乐观或悲观的指标。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2021年2月的127历史新高，快速下降至2022年11月的85.5历史新低。最新情况则是载浮载沈，2025年8月也只慢慢升到89.2。
中国居民资产配置有七成在房地产，且多数仍倾向持有更多房地产，因此房价波动容易在中国产生财富效果。当房价上涨时，持屋居民受惠资产价值上升，消费信心也会随之上升，消费动能增加；反之，当房价下跌时，持屋居民的资产价值下滑，消费信心及动能也会随之减弱。
根据历史经验，房价通常会领先消费者信心约 6至12 个月，以目前中国房地产价格仍在下跌阶段而言，未来 6至12 个月中国民众消费者信心指数有可能再次创下新低。
（四）消费者价格─迈向通缩之国？
1990年代，全球通缩之国指的是日本，但现在的中国似乎也有如此现象。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资料显示，2025年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减0.3%，连续两个月负成长，内部需求不振、民众信心不足，通货紧缩疑虑持续蔓延。同时，9月中国生产者物价指数（PPI）较去年同期下滑2.3%。中国PPI年增率从2022年10月以来，连续36个月负成长。这除了显示中国制造业利润持续被内卷压缩外，未来是否持续传递到CPI，使得中国物价持续下滑，值得注意。
从货币面来看，2018年第三季，中国一般贷款加权利率为6.19%、住房贷款加权利率达5.72%；至2025年第二季，两者已经分别大幅下降至3.69%与3.06%；2018年2月，中国大型与小型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分别为17%与15%，至2025年9月，两者已经分别大幅下降至9%与6%。对照中国经济的表现，这代表过去几年中国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相当有限。
即使有人认为中国目前尚未陷入“流动性陷阱”，但若中国在2024年9月推出刺激经济的17项宽松货币政策长期失效，就须留意是否真的发生流动性陷阱。流动性陷阱是指当货币政策完全无法刺激经济，无论降低利率或增加货币供给量都没有作用。典型的流动性陷阱在大众预期经济不景气时出现，使持有流动资产的人不愿意投资。简单来说，即一国内部的经济个体选择“躺平”，这不就是当前中国民众与企业的情况吗？
（五）债务─强弩之末
中国财长蓝佛安近日公开透露，截至2024年底，中国政府债务总额已接近百兆元人民币，达92.6兆元人民币（以下同），但他仍称政府债务比率保持合理（占当年中国GDP的68.7%），风险可控，且财政政策空间充足。事实真是如此吗？
在这92.6兆元的债务中，中央政府债务为34.6兆元，地方政府法定债务47.5兆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为10.5兆元。但事实上，中国财政部可能低估地方政府的潜在债务。北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2025年7月发布的报告就指出，中国财政部已确定截至2023年年底，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总额已经高达14.3兆元，而且仍有数十兆元的地方债务未被中国财政部认定为政府债务。这些债务的持有者包括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以其他形式存在，因此仍然是中国债务中最大的定时炸弹。
如果以2024年中国财政收入情况来看，全国财政收入为23.4兆元，其中中央政府10.1兆元、地方政府13.3兆元。中国中央政府的主要收入来自地方政府上缴税收，再透过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将资金重新分配给贫困地区。2024年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转移支付总额达10.2兆元，但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仅10.1兆元，意味著中央政府将所有收入全部下拨地方后，仍需倒贴约1000亿元，导致中央政府运作资金严重短缺。
中国中央政府每年需支出4.5兆元至5兆元用于国防、教育、外交等各种支出，但因收入全部用于转移支付，这些支出完全依赖借债维持。简言之，中国中央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借来的，这种情况对一个国家的中长期财政纪律而言相当严重，也显示中国的财政体系可能已濒临崩溃边缘。
同时，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资料显示：如果加计中国家庭部门与非金融产业的债务，则实体经济的债务占中国GDP比重高达290.9%。更甚者，该研究中心的资料亦指出，2018年中国金融部门的资产占GDP比重为59.4%，而负债占GDP的比重竟然高达59.7%；自此之后，每年中国金融部门的资产就持续低于负债，代表自2018年以后中国金融部门的净值持续为负。2024年中国金融部门资产与负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1.2%与70.2%，差距持续扩大。
这些数据严肃地指出，当前中国不只政府财政可能崩溃，民间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亦可能出现即将破产或已经破产的态势。
（六）人口─劳动者数量减少
中国劳动人口比重于2010年开始反转下降。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一胎化政策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于2016年全面开放二胎，2021年批准三胎。即使政策放宽，但在大环境不佳的情况下，中国人口成长率仍由1963年的3.29%最高值逐年下降，2021年正式进入负成长。根据联合国预估，未来十年（2024-2034年）中国劳动力将大减4200万人，这不只降低中国的生产能力，同时也会大幅降低需求。
（七）外国投资─撤离、民企投资减少
不只中国人民失去希望，连外资也对中国失去信心。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料，2022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金额达历史新高，达1.2兆人民币，成长7%；2023年降为1.1兆，衰退8%；2024年更是大幅减少27%，只有人民币8262亿元。2024年中国FDI净流出规模达到了创纪录的1684亿美元，创1990年有统计以来最高值。同时，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净额仅为45亿美元，为1992年以来最低水平。
当前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均是靠国有企业在支撑，民企的投资（包括外资）成长率不仅出现下降趋势，甚至已经转为负成长。
2024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成长率达3.2%，也是经济成长率5%的重要贡献者。然而，2025年上半年经济成长率达5.3%，但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成长率仅达2.8%，对中国经济成长贡献度远不如2024年。
除了房地产的投资持续衰退外，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发生微妙变化。以民企固定资产投资而言，2025年1-2月累积成长率为0，1-4月为0.2%、但1-7月为-1.5%，这表示自4月起，中国民企的固定资产投资较去年均呈现衰退，而且幅度有扩大的情况。
中国4月已经通过“民营企业促进法”，由前述数据看来，不知是否对当前的低迷民企投资无法产生刺激作用，或者民间仍需一点观望时间以决定是否在当前的环境下增加投资。
国企固定资产投资似乎也出现如民企般的逐月减少。如果减速不变，2025年整年国企固定资产投资有可能出现零成长，甚至小幅衰退。
如果中国的国企投资步入衰退，短期对整体经济确实将有隐忧，但就中长期而言，降低无效率的国企投资，同时提升较有效率的民企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反而有利。
此外，以一个14亿人口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言，大力刺激消费使其占比超过投资，是中国必须要尽速进行的工作，如此中国经济方能有机会摆脱当前1万3千美元的中低所得成长陷阱。
（八）贸易─倾销使他国提高对中贸易壁垒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不公平补贴制造业，使不少产品得以低价倾销全球，引发各国抵制。根据统计，中国每年投入工业的补贴资金直逼GDP的5%，比重是第2大投入国韩国的6倍。加上中国当局还提供低利贷款、减税、廉价土地等补助，让各国望尘莫及。
此外，中国企业还能获得强而有力的国家支持。除了从国营银行获得低利贷款，还可获得大量税收减免，并从地方政府获得廉价土地建厂，从国企获得廉价钢材、能源，甚至能从官方背景的投资基金，取得巨额股权融资甚至注销贷款。这些都引发全球愈发强烈的抵制浪潮，设置的贸易壁垒正不断增加，但中国认为补贴自己国家的企业是理所当然。
面对中国低价倾销的冲击，美国政府在2024年5月起对中国钢铁和铝、半导体、电动车、电池、关键矿物、太阳能电池、船舶等关键领域产品课征新关税，欧盟执委会与加拿大亦于2024年8月跟进制裁中国。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出口量仍然持续扩张，同时出口价格大幅下跌。2025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与东协出口持续成长，而对美国的出口则是急遽萎缩。
三、各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建议
（一）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必须大破大立一次解决
中国当前最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就是房地产。房地产泡沫后又衍生出消费信心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因此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如果能够大破大立一次性解决房地产问题，中国的经济问题，至少需求面的问题大致可以解决。
《彭博》（Bloomberg）2024年8月的报导指出，国际货币基金（IMF）年度报告建议中国政府应采用“一次性方案”来完成并交付预售屋，或赔偿购房者。IMF预估，该“一次性方案”进行4年的成本约占中国生产总值（GDP）的5.5%，以中国去年GDP计算，该成本高达1兆美元。但此建议被中国拒绝，理由是“防止道德风险”。
中国房地产领头企业，继恒大、碧桂园之后，最大的万科集团似乎也将出事，若情况持续恶化，中国政府恐怕最终仍不得不改变做法，增加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支持。IMF研判，中国不愿大力救房市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中国领导人强烈致力于将经济成长重心从房地产转移到科技和制造业。
（二）习近平须改变“欲民间自主发展，又怕凌驾党意志”的坚持
《日本经济新闻》编辑委员土谷英夫在2024年2月撰写“中国『失落的2030年』：习经济的重大失误”一文提及，曾任世界银行总裁的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回顾自己任内曾与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会谈，“当我向习提问：您的经济优先事项为何？他回答：8660万名共产党员”。
由此可知，当时的习近平首要目标在于强化共产党，而非重视中国经济。党高于经济，但经济是经世济民，是人民所欲。
事实上，佐立克任内发布世银“2030年的中国”报告，对中国提出六项战略建议，以“避开中等收入国的陷阱，建立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这六项建议包括：完成朝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加速开放式创新；转向注重环保的绿色成长；建立平等的社会保障制度；永续的财政制度；追求与国际经济的互利双赢。
如果习近平过去十年能将此六项战略好好落实，特别是第六项的追求与国际经济互利双赢，则中国经济与中国人民的生活绝对不会如当前困境。
根据2025年8月《新华社》报导，习近平就中国网民对中共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提出的意见作出指示，他强调民众建言具参考价值，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体现规划工作的“开门编制”与“民主参与”原则。
我们不知习近平是否已改变当年“党重于经济”的想法，但由习近平前述指示，让中国网友透过公开征求意见平台，围绕教育、医疗、就业、创新、低碳转型与城乡均衡发展等议题提出大量建议，显示他或许希望中国下一个五年规划能充分反映人民对未来五年美好生活的期待。人民要的不多，跟大多数国家人民一样，简单来说就是安居乐业，习主席是否认知到他应做的改变？
※作者为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央银行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