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三阅兵”的多重叙事
阅兵作为政治仪式与叙事工程，同时服务于内部认同建构、对外外交布局与安全威慑三个层面，其意义不是在于纪念反法西斯，更在于争夺历史解释权与国际秩序合法性话语。阅兵成为中共在“南南合作—西方叙事”之间寻求支点，并对周边安全环境施加约束的一种低风险工具。
仪式频率的政治讯号 常规化与权威再造
自2015年起，习近平在任内迅速打破“仅逢十一国庆”的大阅兵惯例，新增“九三阅兵”，并在2019年延续“十年一大庆”的国庆阅兵传统，且在南海、朱日和等地举办非首都阅兵。
这种“密度提升”与“场域多元”释放讯号，对内以高度可视化的仪式固化领导核心的政治权威与国家叙事框架，更展示军改成果与整体战力形成，强化“训战合一”与联合作战形象。对外以可控方式彰显力量存在，塑造“克制但有决心”的威慑姿态。
西方多以“意识形态”解读阅兵叙事，将其视为威权政治的自我表述。然而，中共在网络与宣传层面对“抗战主体”的再定义中，这次阅兵方队已无国民党老兵部队接受习近平校阅，老兵凋零外，中共顺势对国民党部队历史贡献的弱化甚至否定，史观与中共党史中的战场承担完全对接，中共的自我催眠严重。
无独有偶，这种“内部解构”透过新媒体符号（如“南京照相馆”式的情绪化记忆再现）被放大，目的在于以新象征系统重建“国族记忆”，电影“七三一”延迟上映加大爱国叙事，更以情绪共鸣弱化史观分歧，进一步服务于对台统一叙事的“历史连续性”主张。
阅兵成为中共在“南南合作—西方叙事”之间寻求支点，并对周边安全环境施加约束的一种低风险工具。 图 : 翻摄自新浪网（资料照）
“九三阅兵”弱化中华民国军人节的叙事策略
中华民国将每年 9 月 3 日定为“军人节”，核心在于表彰官兵对抗战与国家安全的贡献。北京在 2015 年将“九三阅兵”制度化，等于以国家级超级符号“叠加”同一日的记忆意义，透过规模化仪式、主场媒体与装备展示，将公共注意力与媒体资源从“军人节—中华民国军队”转移至“反法西斯胜利—八路军”，这是对同一天不同政治社群的“爱国市场份额”进行再分配。
从标签置换与主体改写来看，中共用九三定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国族节点，并以八路军为象征性承载。此举将“抗战主体”与“当代军队”绑定，从叙事上削弱中华民国国军在抗战记忆中的可见度与正当性。当阅兵方队不见国军老兵且仪式语汇聚焦“党—军—国”一体时，实际上完成了对中华民国“军人节”内涵的置换，从“致敬跨政权的军人牺牲”转为“巩固现政权合法性的军事表述”。
更严重的是媒介优势与舆论遮蔽，阅兵具备“高画面密度＋高国际能见度”的传播优势，能在48–72小时内占据国内外主流与社交媒体话题榜，对台湾外关于军人节的纪念讨论产生天然遮蔽效应，形成“仪式—媒体—舆情”的闭环，使同一天的中华民国军人节在可见度与议程设定上处于不对称劣势。
众所周知，阅兵在对台策略的骚扰效应明显，将九三阅兵常态化，不但在对外信号上维持低风险威慑，也在心理战与认知战层面，对台湾社会的军人荣誉叙事形成长期“降噪”。当台湾及国际媒体在九三这一天倾向报道北京的仪式与装备展示，而不是台湾军民自我防卫决心时，对台湾军人节的国际扩散度便更难突破，进而削弱其在区域公共记忆中的存在感。
中共阅兵作为叙事枢纽的战略用途
“九三阅兵”不仅是军事展示，更是“记忆政治”“外交话语”与“安全威慑”的交叉枢纽。对内，它重写并固化抗战记忆体系，以支持当代国家叙事与对台法理框架；对外，它在全球南方寻求认同，并以低风险方式对周边安全环境施加可视化压力，持续影响区域互动的节奏与语气。
诚然，观察重点在于未来阅兵是否常态化为“对外威慑—对内整合”的周期性工具，此次习近平在阅兵谈话中，历史叙事中对中华民国国军、国民党角色的再定位是否出现贬抑性调整，以提高叙事性，更可以观察中共对“二战结果”与“秩序合法性”的话语攻防是否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