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关税只是“前菜” 系好安全带吧
美国总统川普激进的政策议程正拉开一个全新时代的帷幕，新的地缘政治、经济与金融格局，可能将深刻影响未来数十年全球政治经济秩序。
从近年来的俄乌战争，到今年的印巴冲突、以伊战争到泰柬战争等一系列战事，凸显出欧盟与美国的战略收缩，以及川普主导的关税战等，标志着全球化正在从经济理性走向地缘政治主导的新阶段。
同时，川普正在瓦解自二战以来，已延续80年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美国在全球的信誉大幅受损。 由美国主导并支撑起二次战后国际自由贸易秩序和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金融业无疑是最主要的受益者，并成就美国金融霸权的霸业。 不过，川普对全球无差别攻击的加征关税，正在使得美国信誉流失，不仅动摇长久以来主导全球金融市场的“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更可能动摇美债的避险地位，以及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核心角色。
美国霸权的式微，包括美元地位与经济实力的消退，重要的根源之一是既有债务太多、新增债务来的速度又太快，且政府必要支出、资本市场和经济成长深度依赖于不断膨胀的巨额债务来提供支撑力。
过去20年，美国债务大幅激增约2倍达到约37万亿美元，每年光支付利息就高达约1万亿美元。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创办人达里欧（Ray Dalio）形容美国的债务问题“就像一艘驶向岩石的船”。
严重的收支不平衡，债务负担沉重外，却还不断透过举债来满足其财政支出及过度消费，甚至已对债务上瘾难以戒除; 另一方面，是债权人如亚洲国家长年持有过多债务资产，并依赖向债务国出口商品以维持本国经济。 债务的巨大压力要求对大失衡困境进行纠正，并且在川普2.0诸多政策的剧烈冲击下，进一步造成货币秩序的裂变。
现有的全球货币以及经济秩序，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导致的结果。 它既是全球生产分工形态日益网络化、复杂化与生态化的融合体现，除表现为一种新型的产业治理模式之外，也决定在价值链与供应链中，谁拥有控制权以及价值和财富如何分配的权力。
从俄乌战争到今年的印巴冲突、以伊战争，再到泰柬战争等一系列战事，皆凸显出欧盟与美国的战略收缩。 （美联社）
日益复杂的全球价值链与供应链，呈现一体两面的互为矛盾性，一方面大力加持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和竞争性，另方面也异化为脆弱性的根源，其发展和深化导致“吉尔平困境”（Gilpin'sDilemma），在帮助先进国家跨国公司扩大全球市场规模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制造出未来的潜在竞争对手。
“吉尔平困境”源自美国学者吉尔平（Robert Gilpin）对霸权稳定理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的分析。 该困境描述当霸权国家在维持国际秩序中，发挥领导作用时所面临的长期挑战，体现在霸权国家为维护全球公共产品（如国际安全、自由贸易、全球金融体系稳定等）而承担巨大成本，但随着时间推移，如果维持这一领导地位的成本超过了它所能获得的收益，就会导致霸权国的经济实力与其承诺之间出现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霸权国通常会面临如何平衡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国内资源约束及国际货币体系的权力转移的困境。
美国霸权已显露出统治成本超过收益的窘况，导致霸权走向式微衰落的路上。 在这个背景下，通过增强经济自主性来降低在全球供应链中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度，成为美国在新地缘政治经济时代的战略选择。
从1990年后的2组数据，可窥见美国霸权实力的下降和力不从心。 其一是GDP（国内生产毛额）：2001年，美国和全球非美国家的GDP差距只有7.4%，是近25年间最小落差，如今扩大至14.7%，成长近1倍拉大距离。 另一个是国防预算：在2005年时，美国与全球非美国家的军事支出相差20.7%，为近25年来最大差距，到当下已缩小到5%的最小落差。 可见，全球的格局已稍然发生变化，美国相对地位下滑。
在全球力量此消彼长的多极化格局下，美国在相对地位下滑的趋势中，调整国家战略实属必然。 相较于以往的宽容姿态，如今川普改祭极限施压的强硬手段，揭橥保护主义，即使牺牲他国甚至传统盟友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这是川普倡行的“美国优先”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逻辑及滋长兴起的环境，为维系或为霸权续命，从逆全球化自由贸易到地缘政治的战略收缩，到盟友产业经济、巨额投资与采购、复兴工业与重建供应链，关税武器化、投资与采购如同课征特别税抵减关税，以及增购军事武器的保护税等，只会层出不穷地降落附加在传统盟友及贸易伙伴身上。
美国的战略收缩、孤立倾向及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下，正在系统性地背离国际自由贸易秩序，可能引发三大长期趋势，并从根本上重塑全球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
一、全球安全秩序的重构
随着美国逐步削弱或退出其对全球安全的承诺，地缘政治局势正在变得更加动荡，国家间冲突的发生频率将显著上升。 自1980年代晚期，国际间的冲突或战争频率从高峰的18件，到2013年间都保持低于此水平，平均值约在每年8件，但自2014年起国际战争冲突加剧呈现仰角陡升，2020年达到37起的新高，凸显出美国霸权期间世界较少战争，2014年伊始向多极化转型期，呈现成长势头的国际战争局势，让世界显得震荡而不平静。
在丛林法则逐渐取代规则导向的旧有国际秩序之际，国家之间激烈的安全竞争已不可避免。 长期依赖美国军事保护的国家，将成为战略调整的直接受害者。 预计未来将有更多传统美国盟友仿效德国的做法，透过增加财政支出厚植国防实力。 近期欧洲、日本和韩国的军工类股票大幅上涨，或正预示着这一长期趋势的开启。
同时，美国在重拾孤立主义收缩安全承诺之际，还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制造更大的自主与结盟空间。 尤其，世界见证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战略收缩，以及对乌克兰支持态度的反复与犹豫之后，正在为美国战略竞争的对手，推进地缘利益和提供战略议程的重要契机。 新局势为中国深化周边外交、扩大全球影响力创造新的空间与时机。
全球正经历一场新的地缘政治、全球安全、贸易与货币典范转移，并走向“确定变迁中的不确定年代”。 （美联社）
二、全球贸易秩序的重塑
川普已不再愿意以本国产业竞争力为代价，吸纳全球的过剩储蓄。
从美国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及推动全球化的推手角度看，过往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美国持续扩大经常帐赤字，并以此吸引全球资本流入美国的基础上。 全球化除助力强化美国金融霸权之外，也附带诸多结构性的副作用，包括美元估值被长期高估、制造业空洞化日益严重、中西部等传统工业区域陷入长期困境等，埋下“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号召能量。
面对社会分化日益尖锐、全球地缘局势不断升温，以及在多极化格局中重建供应链的需求，川普用市场准入武器化来解决全球贸易体系失衡结构，其主要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增强本土产业供应能力，二是扩大国外市场对美国产品的需求。
为了复兴工业，美国必须提升国内制造的相对吸引力，使企业留在美国比将供应链外迁更具经济合理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关税不唯是谈判中的筹码，更可能是长期的武器。 唯有长达数年持续加大国外生产的相对成本，才能真正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进而重塑本土产业链的目标。
推算加征关税后，若在国外生产的成本仍较在美国生产呈现显著优势，就不足以驱动企业回流美国本土重构供应链。 大白话就是：关税税率必须够高，才能推动制造业回到美国。 川普放话对芯片与半导体课征100%关税、对钢铁铝加征50%关税等高关税，是此逻辑的产物与策略性关税实施的必然，以遏制他国竞争优势，逼迫外国对美投资或美国企业回国重建供应链。
这也是川普无差别攻击、极限施压与坚决认定关税是字典里最美丽的词汇的根本逻辑，并将其视为不可让步的战略支点，甚至关税只是揭开序幕的前菜，投资、采购、产业标准、转运限制、投资审查、实体清单......等，或将继续上场，为《让美国再次伟大》高歌猛进。
此外，为扩大外部需求，美国还可能续以“232条款”调查与施压等方式，促使顺差国家调整其经济政策、提升本国内需、安全审查与同盟及扩编国防预算等方式，为美国制造出口商机。 在此背景下，关税更多地扮演着谈判筹码的角色。 如果对美顺差国家通过提升消费、减少储蓄，实现成长模式的转型，美国的外部失衡问题也会得到缓解。
另外，由于川普对欧洲的安全承诺态度暧昧，暴露出安全脆弱性，近期德国的动向释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根植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德国打破债务刹车规范，翻转过去的财政保守政策，扩大财政支出的历史性转向，反映出在当前动荡的多极格局中，应对处在全球经济与地缘战略中被边缘化的深切担忧。
讽刺的是，从全球贸易再平衡的角度看，德国的转向反倒与川普的政策目标一致，在于财政宽松有益于削减德国长期存在的经常帐顺差。 在与美国存在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中，德国的失衡程度亦颇为突出。
川普已不再愿意以本国产业竞争力为代价，吸纳全球的过剩储蓄。 （美联社）
对美国来说，要看见全球贸易体系的真正再平衡，中国无疑是最关键的变量。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在规模上远高于其他国家。 与德国相比，中国在当前阶段对贸易调整节奏有其自身考量，并未表现出相同的紧迫感。 因此，华盛顿可能认为，维持对中国的关税政策，是促使北京加速经济结构转型与推动中国经济再平衡的有效外部手段。 若是如此，川普预计将继续祭以关税及其他非关税工具，策进北京以更大力度支持释放国内消费的潜力。
此外，美国也可能构建一套相对独立于中国的“平行贸易体系”。 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提出的“区域化经济与安全结构”构想，以及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兰（Stephen Miran）所主张的对北京设立“关税长城”策略。 川普剑指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透过经济、贸易手段与经济安全同盟，遏制或限制中国出口，防止中国实力持续扩张。
由于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和中间品贸易处于核心地位，美国可能建构“双层关税体系”，对中国商品征收40%至45%的高额关税，同时对其他大部分国家课征10%至25%关税。 为确保双层架构，华盛顿配套系统性的追踪核实机制，识别并封堵可能绕道第三国进入美国市场的转运中国商品。 此策略将促使供应链加速向非中国新兴市场迁移，重塑全球制造业供地应链格局与生态。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检视，此路径对美国而言具战略合理性，可降低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也将为其本国产业发展带来新风貌。 如何壮大国家竞争力是每个国家的追求，在川普宣布解放日前，越南、巴西和印尼等国已对部分中国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晚近墨西哥对中国环氧大豆油开征反倾销税，反映新兴市场之间在贸易利益上的竞争态势。 川普的关税战在裂解全球贸易秩序的同时，也在裂解中国的全球供应链优势，除为“美国优先”服务外，也外溢至具供应链转移优势的新兴市场，此等现象是全球供应链的新风景。
对中国而言，这种变化必然是严峻挑战，如何藉力使力促使经济结构更加均衡，以及升级与转型更具附加价值，是重中之重的当务之急。 中国近年来经常帐顺差显著成长，埋下结构性转型的压力。 诸如从强化消费和服务业发展、产业升级、逐步缩小产业结构性差距以及内需与外销比例等，完善中国内部经济的再平衡。
美国对全球安全承诺的收缩与主导贸易格局的重构，正同步削弱其金融霸权，已对美元与美债形成挑战。 （美联社）
三、全球金融与货币秩序的重塑
美国对全球安全承诺的收缩与主导贸易格局的重构，正同步削弱其金融霸权，已对美元与美债形成挑战。
若美国成功主导全球贸易再平衡，并持续削减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全球金融与货币体系将迎来变革。 诚如米兰指出，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催生对美债等美国资产的刚性需求。 但刚性需求是全球贸易结构长期失衡种下的恶果，贸易顺差国不断积累的外汇储备，正是美元资产的持续买家。
一旦贸易失衡格局被打破，各国对美国金融资产的需求，尤其是对美债持有的意愿，很可能出现结构性下降的后果。 亦即，如果美国得以如愿外部再平衡，而其财政赤字规模却依然庞大，则美债市场将陷落严峻困境。 川普与贝森特将财政赤字列为政策优先事项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透过稳定币的立法与发行来支撑美债巿场，只因为美债仍是维系美国金融霸权的根基。 一旦根基掏空，美元霸权的维系，也将面临挑战危机。
过去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政府债务的扩张速度，已远超过全球外汇储备对美债的新增持有。 而且，自2010年起，美债急速激增，持续拉大与全球外汇储备的差距。 这一趋势是对外国储备需求是驱动美国财政扩张关键因素观点的打脸，凸显华盛顿滥用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资产发行国的独特地位，更多是为了刺激本国经济，而非满足外资的需求。
因此，美債與外國儲備需求的結構性供需缺口，是一顆美國潛在的核彈。一旦海外順差大幅收縮，或外資對美國信用產生系統性動搖，這顆核彈就會被迅速引爆。歸根到底，川普推動全球再平衡的政策目標，將使美國政府面臨一個根本性抉擇：到底是要接受結構性更高的利率水準，還是要承受美元貶值的系統性風險。
一旦全球貿易再平衡導致外國順差持續收縮，外國將無力如過往繼續大規模購買美國金融資產，尤其是美債。美債在失去外國買家之後，填補融資缺口的壓力將轉向聯準會（Fed）或美國企業。這一轉變自2015年已開始顯現，外國機構持有的美債開始持續下降。
如果持購美債需求責任轉向美國國內的私人投資者，他們對利率的要求將遠高於外匯儲備管理者。而私人投資者的需求更具彈性，通常取決於各類金融資產的相對吸引力。因此，可能導致美債的期限溢價大幅上升，從而要求長期利率走高。
若美国政府继续透过美联储货币化其财政赤字，最终可能重启收益率曲线控制（YCC）政策压低美债利率。 然而，持续的低实际利率将降低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可能触发资本外流与汇率贬值。 如此一来，美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将更具新兴市场特征，迎来美元危机上升的风险。
从历史视角检视，美国当前的处境与20世纪60年代存在高度相似性。 当时，美国亦优先满足国内财政需求，导致全球美元供给远超出实际储备的需求，直接引发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对“美元的过度特权”的质疑，最终导致1971年尼克松（Richard Nixon）终止美元与黄金挂钩，进而引爆美元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随之瓦解。
全球刻在经历一场颠覆性新格局的转变与重塑，新的地缘政治、全球安全、贸易与货币的典范转移，正在走向“确定变迁中的不确定年代”，革命性的新常态已在路上，系好安全带上路吧。
※作者吴芳铭为政治经济观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