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德国学生提到中国时用“China mainland”

前几日受过往教师之托，领一群来自德国HdBA的学生游览高雄，原先他们查到的地点是佛光山、柴山跟爱之船，但我后来安排的行程是从驳二到栈贰库再到内惟艺术中心，以及逛逛在各地点的市集。虽然柴山也是被纳入选项中，但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三十几度光是走访这些地点，大家都快耐不住了。至于佛光山，我猜想是源于一种东方式的想像才被他们加入景点，但我回复那是比较宗教性的场所之外，也都是比较年长的人会去的地方，有时候是健行，也因此不再是他们清单的选项。爱之船的观光客行程更不用说了。尤其，在行程中步行经过爱河时看到烈日照射在船上，他们似乎也不觉得没搭到可惜。 

如此安排行程主要是在类比自己去欧洲时也不想要去那些很“观光”场所的心态，不过原先也担心著是否太多吃的行程会很无趣，然而我却得到了意外的回应：饮食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于是，我才突然顿悟：对耶！饮食确实是我们重要的文化！就像这群学生之中也有人提到真的好喜欢台湾的方便性，到处都有商店，半夜肚子饿了只要一走出去就可以买东西吃。（另外，他们也觉得台湾的食物很棒，似乎感想是什么都很棒） 

在路途中有经过二二八纪念公园，我向他们说明了这个台湾历史的事件，也刚好聊到前阵子德国在台协会所发布对于国民党主席的谴责声明。让我意外的是，这群学生中是有学生有著对于台湾的政党政治有一定程度了解的，这也才让我发现到其实台湾在许多方面都为世人所知。举例而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台湾的同婚法案，相对于德国而言，我们甚至更早地完成了同婚的制度化。

对于这群来自德国的学生，我好奇地问了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台湾？有其他的国家选项吗？他们说其实有许多选项，但他们会选择台湾，是因为前述本文所提到托付这趟行程的教授也在他们的学校讲授台湾的法制度相关课程，而让他们产生兴趣。记得其中也聊到关于（负面）歧视的问题，例如德国的难民问题，台湾也同样有著肤色阶序问题；台湾历史上民主和平革命与未竟的转型正义问题，德国的政党政治有AfD这类的问题。当然这些话题并没有结论，只能以我们都各自有各自的问题要解决，甚至某些现象是具有普遍性的（universal）作结，例如歧视即为其一，可以说是不了了之。（尤其几小时的时间不仅不可能深究各种议题之外，天气确实也是一个影响谈话时间长度的因素）

台湾的政治问题是语言问题

然而，在沟通的过程中，因为都是使用英语，我发现他们在谈论到中国时都会使用“China mainland”，于是我就问了他们为何会这么称呼，我得到的回复是官员是这么使用的，他们就这么沿用了。我于是提到一般在指称中国时是以“China”，而不会在其后加上缀语“mainland”，若指称台湾时则是称为“Taiwan”。因为是否有该缀语，将会形成一个是否有地理上的从属关系之别，换言之，“mainland”与“island”的隐喻性从属关系。这里想补充的是，虽然在中文上指称中国会有中国、中国大陆、大陆等不一而足的用法，但至少在英文上，极少见到有“China mainland”的日常语用。 

在这趟游览的隔日是书店南南本屋的讲座活动《你心中的台派》，与上述有关的是当日的一个讨论，关于台湾的未竟转型正义与国家状态模糊性。亦即，我们在国家概念仍然处在可争论的（contestable）状态时，这根本的问题仍然被悬置时，却已然在国家的状态中运作，似乎国家的存在这件事是不证自明的。此所谓证，并非证明（prove）的意义，而是论证（argue）的意义。也因此，在台湾的政党政治中，并不是典型国家内的经济上、政治（此处指内政）上的左右之争，而是根本的国家民族认同之歧异。虽然上述的国家状态模糊性确实在一些方面保护了我们，但该模糊性如同所有事物一样，也会有其所要面对的问题。

这也是台湾的政治（广义上，而非仅指政党政治）问题，即语言问题，许多的“概念”与“实体”之间存在著错综的指涉关系。概念的内涵未必具有在语言使用者间的共识，甚至，单一使用者也可能有同义词的状况，更不用说在复数语言使用者间会有多词一义、一词多义，甚至多词多义的情形。因此，十分混乱。当然，政治现实这种共识是无法“被统合”的，否则即有悖于民主。但当这概念的内涵问题是政治实体（political entity）层面的问题时，而这个问题仍未获得解决时（即前述仍处于可争议的状态下），冲突与矛盾只会延伸再延伸、扩大再扩大。

因为在当代民族国家的世界里，不会有政治实体得以共存于同一疆界，不同的政治实体间终究会区划出一条国界（border line）。

在名与实之间，举例来说，桌上的一个红色水果，可以用苹果、Apple、りんご来指涉，实际上不同的名都指涉于相同的实，更不用说，某个红色水果可能是石榴或其他；相对的，对著一整个书柜的装订纸页，若用书这个名词来指涉，则可能指涉到其中任何一行一列的某本书，也更不用说，某本书可能还是系列作品有数字编号的不同集数。简而言之，理想上当然在一词一义是最为精确的，但现实上不同主体间不仅有著语言的差别，就算是使用相同语言，也有语用的差别，尤其，就算有著惯习的语用，甚至还可能会有主观理解上的诠释性差异。

语言与现实之间并不那么理所当然的具有直接的指涉关系，这是至少最基本必须要被认识到的问题，在具有此前提认知的情形下，当我们把这样的理解模型放置到台湾政治社会中的民族认同脉络时，关于国家的问题，我们或许才能真正看到什么才是最根源性的待解困难。

后记：因为与这群德国学生留有SNS相关联络方式，多次谈话后才发现，原来彼此都担心著给对方留下不够好的印象，就像他们问我他们带给我的糖果我的感想如何？我则回答我原本以为是在机场随便抓一把的东西，因为其中有常见的小熊软糖，但刚好这几天上网查询资料时意外发现原来这是来自德国的零食，也因此向他们告解了我的这个误会，而后成为趣闻。另外也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各学生年龄不等，有许多是已经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念大学的学生，而各学生也有不同科系的背景，其中有位学生请我在书店推荐中文书中与性别有关的书籍，原先我是想要推荐《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毕竟近期正巧再版，不巧的是书店没有库存，李昂的《杀夫》也刚好没有库存（即便当下我想到前些年的博爱座争议，只不过这本著作的时代文学性价值仍然无法否认），正好书架上看到了杜修兰的《逆女》，向该位学生说明了这本著作所描述的数十年前台湾女性与家庭、学校环境的压抑，是值得阅读的佳作，用语也不至于过于艰涩，作为学习中文的阅读物是十分适当的，也因此成为她将带回德国的台湾文学。是以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