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归于尽，中国官场人人自危？
邓聿文评论文章：湖南财政厅女厅长刘文杰遇害案最近几天震动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官场。虽然在过往，中国也发生过包括高官在内的官员遇害案，该案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两名嫌犯和被害人一起坠楼身亡，让此案显得相当诡异，以致一开始就传闻四起。
警方在案发后两天，披露了案件的“详细过程”。从警方通报来看，要把案件塑造成一起普通的“入室谋财抢劫致人死案”，因此强调嫌犯的赌博欠债，化妆踩点，和死者没有交集，双方有打斗，嫌犯用窗帘结绳逃跑坠落等细节，然而，正是这诸多细节的不合理之处让人对案件产生更多猜疑。
地方当局定性普通刑案
在警方通报案情前，湖南财政厅抢先发布了死者讣告。讣告说，刘文杰是一名“优秀中共党员”，“政治坚定、对党忠诚，践行宗旨、一心为民，勤勉敬业、夙夜在公，恪尽职守、鞠躬尽瘁，坚持原则、公道正派，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其“逝世是湖南财政事业的重大损失”。
一般而言，在刑事案件侦破前，死者单位是不能擅自发布讣告的，因为讣告涉及对死者生平的政治评价，在严格讲究政治规矩的当下，对死者作什么样的评价不仅关乎死者的政治地位，还关乎死者家属的实际利益，何况，死者是财政厅的一把手，什么时候发讣告以及发什么样的讣告，它是不能做主的，要由上级部门也就是湖南省政府决定。从这个角度看，讣告的发布意味着警方的调查结论将很快公布。
湖南当局之所以快速以普通命案来结案引导社会舆论，原因很简单，在嫌犯和死者都已坠楼身亡的情况下，它要保护死者的“声誉”，不想舆论带偏节奏，让她染上腐败的色彩。无论是经济纠纷，黑吃黑，还是仇家寻仇，都会给人留下贪官、腐败的印象。现在双方都死了，无法从两边的当事人口中得知案情的真实缘由和杀人动机，即便最后侦破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而有其他成因，但对死者都毫无意义。可对地方当局以及更广泛的官僚体系却不然，要想不让官僚阶层的“声誉”在这起案件中受损，避免在民众中出现这种看法：一个贪官让人杀死了，当局就得保护死者的“声誉”。换言之，当局将此案做成一起普通刑案，并非真出于保护死者“清白考虑”，不想给她和她的家人留下一个污点，而是要保护整个官僚阶层的“声誉”，尽管这种“声誉”在民众那儿已所剩无几。
2022年5月26日，北京一名保安站在中国共产党博物馆的中国共产党党旗雕塑旁。（资料照片）
虽然地方当局可以利用双方的坠亡，改变这起案件的性质，并极力掩盖某些重要信息，但自媒体时代当局是无法做到完全的信息遮背。民间把嫌犯之一的信息挖出，他是当地一家企业的董事长，还是县政协委员，和死者有工作交集。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是，嫌犯有一笔6000万的借贷，利息900万，死者正是担保人。
这起案件是由死者近期没有向嫌犯支付该给的利息而引发。这个版本是符合嫌犯身份的，能够得到相对合理的解释，只是一些细节不能确定，死者是被两嫌犯捆绑放在窗户上，不小心自己摔死还是被嫌疑推下摔死；嫌犯的死亡是在女厅长摔死后自知闯大祸决定跳楼自杀，还是死于其他什么方式。有没有两个嫌犯确实如警方的调查通报说的，一个死于和女厅长的打斗，一个死于结窗绳逃跑？当然不排除，但要很多人相信这点，警方至少要解释前述疑点，拿出更多证据。
针对官员的“同归于尽”反抗模式？
我之所以详细讨论案情及警方结论的不可靠，除了官方习惯性的撒谎让人们对它的说法天然保持怀疑——在这起案件中还明显不合常理，是要表达下面这个看法：假如案件不像警方说的，而是由借贷纠纷引发，由于两名嫌犯已死，此案会不会无形中给中国社会创造一种我称之为针对官员的“同归于尽”反抗模式？
虽然一名嫌疑人是当地企业董事长和县政协委员，比底层百姓的社会地位要高一点，但相对官员尤其中高级干部而言，这个层次的人也是“民”一个，他和女厅官的经济纠纷，亦具有某种程度的民与官相斗的性质。
到现在为止的中国民众对官员的反抗模式，特别是在杀官案中，不管蓄谋已久还是一时情急冲动，在杀官后通常选择躲藏或逃亡，也有个别主动投案，选择同归于尽的极少。隐藏或逃亡是杀人者的自然反应，但这也表明，一个人顾惜自己的生命，在抗争中，杀官的意志可能就不那么坚定，这使得只要条件或环境稍有改变，或者仅仅是他心情的某种变化，很可能改变主意，不会强烈寻求去杀一个欺负他的官员。然而，倘如一个人在杀官后选择自尽，表明这人抱有必死之决心，那么不管条件或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都不会轻易放弃去杀害官员。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中国社会已从中度进入到深度矛盾转化阶段，社会冲突特别是官民冲突已经显性化。倘若中国还处于传统的社会形态，不说现在烽烟四起，起码有人已经揭竿而起。之所以社会表面上还维持稳定状态，原因在于当局的强力维稳，无论是维稳的手段还是工具，都是过去没法比的，这就使得许多的反抗火花尚未点燃即被掐灭。官方还有意把它引向民间的互斗。但愤怒之火总要发泄出来，因此看到一些人操刀持棒，向同为弱势者的普通民众，甚至小孩，倾注仇恨。这是人们如今看到的情形。
然而，只要社会矛盾加剧，官方所害怕的民众针对官员的抗争终究是压不下的，会以某种形式展开。尤其在经济萧条下，一部分有产阶级被抛入贫困者行列，比如中小企业主的破产，各种形式的经济纠纷也比经济繁荣时期来得多，这都是激化社会矛盾的不稳定因素。另外，相对底层民众，有产者的经济纠纷和贫困化，可能更使得他们无法适应和忍受这种状况，从而激化与官府的矛盾，让他们加入反抗官府的行列，并把这种反对落实到现实中某个具体的对象。
古语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间的反抗如到这种地步，无疑会是中国的官员，特别是视百姓为刍狗的官员以及当局最害怕的一种情景。在民间的抗争中，如果抱有必死之心的人越多，对当局的反抗会越激烈，极可能引发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具体到官员个人，他们当然不希望被民间的“仇家”盯上，丢了性命。但这不会改善官员的治理，只会让他们心生恐惧，加强自我保护，这样和民众的距离就更远，而且加强保护需要吸纳社会更多资源，从而造成社会的进一步贫困化，官民矛盾也跟着进一步强化。
我只是在分析，湖南女厅官遇害案两位嫌疑的同死，是否客观上预示着一种新的“同归于尽”反抗模式的出现，以及这种反抗模式对当局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但目前尚不能确定这一点。因为多数人对这起案件的看法，似乎并不把它当作一种民对官的反抗，毕竟它看起来更像一起经济纠纷引发的命案，里面似乎没有人们一般理解的因受官府欺压的反抗元素。
不过我认为，是否具有这一元素不是关键，它是否会被人效法，用“同归于尽”的方式去反抗官府才是关键。从这个角度，哪怕把此案看成官场内斗，当它以这种形式呈现，产生某种效应时，也会让当局胆战心惊，寝食难安，让官场人人自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