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贵州人吃光了“祖宗饭” 断绝了“子孙路”
主持及播讲：高新
我们本专栏前一篇文章《孙志刚应该以死谢罪的是他在贵州强推的“玉米革命”》的最后一段内容是：虽然贵州全省的玉米种植面积已经逐年恢复到了2023年的一千多万亩，但还是没有完全回到孙志刚在当地强推“玉米革命”运动之前的种植规模。当地玉米专家希望能够在未来时间逐步恢复、增加到1800万至2000万亩，以此才能确保全省范围内的粮食安全。由此可见这个孙志刚真的是罪该万死！
有贵州地方官员对墙内媒体揭露说，孙书记在任时，贵州“怪相”频频：越是财政紧张的县市，越喜欢上马远超当地财政规模的市政项目，而且资金额往往大得令人咋舌。其中奥妙就是项目大，经手的环节多，其中的“寻租空间”自然也大；同时，项目预算经费高，也会直接拉升当地的经济产值，从而彰显了“政绩”。
至于欠下的账……崽卖爷田，不心疼。反正有后面接任者托底，大不了再让国家和省里买单。
事实上，岂止是“崽卖爷田”，更是江泽民当年所深为担忧的“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众所周知，贵州是中国最穷的省份，所以该省的领导人若想利用手中权力在当地财政收入中“寻租“，实在是空间有限。这就是为什么孙志刚斗胆把该省的债务规模扩大至天文数字；这就是为什么孙志刚能够成为中共省委书记中的贪官之最，受贿金额超过了8亿。简单一句话，那就是他孙志刚以及他的前任、后任，更还有贵州省的各级贪官们为“发展经济”而疯狂举债的目的，说到底就是为了扩大他们的“寻租”空间。
就在上月孙志刚被法庭一审判处死缓附加终身监禁的当天，腾讯新闻即刊登《创纪录贪走8亿，却让贵州背上沉重债务，孙志刚迎来人生审判》一文，说是“在贵州大搞借债发展，让贵州背上沉重负担，步履蹒跚，成为他（孙志刚的）的阿喀琉斯之踵。在孙志刚治下，贵州各地开启了巨额债务换发展的模式，到如今积重难返。”
如上一段是原文照引。但把导致贵州背上沉重债务的罪孽借喻为“阿喀琉斯之踵“，委实不恰当。所谓“阿喀琉斯之踵”，源于荷马史诗中的一个故事。阿喀琉斯是一位希腊的战争英雄。传说他全身金刚不坏，惟其脚踵最为薄弱，不幸被敌军用毒箭射中此处而轰然倒地身亡。后人用这一典故比喻再强大者也有“死穴”。
最近一些年里墙内官员和媒体频繁把此“踵”当“软肋”用，都是因为讲话必须用“典”的习近平在2016年的“两会”期间说过一句“创新能力不强是我国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但事实上“阿喀琉斯之踵”只能被理解为汉语中的“死穴”或者说“命门”，而不应该当“转肋”解。习近平所认识到的“创新能力不强”不过是这个国家数不清的“软肋”之一，在此借喻 “阿喀琉斯之踵”，纯属卖弄。
对不起，“跑偏”了。回到孙志刚身上，用中国人的土话“脑袋顶上生疮，脚底板下流脓”形容他才是最贴切的。
我们本专栏此前的文章中已经详细介绍过，孙志刚到任贵州省长的时间是2015年10月， 卸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时间是2021年11月。接替他贵州省委书记职务的谌贻琴又把该职交给徐麟的时间是2022年12月。一心希望在5年省委书记任上积累政绩为二十一大上晋升副国级铺路的徐麟到任之后才发现他的工作重心只能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防止全面返贫”，二是“化解全省范围内的严重债务危机”。整天忙的就是为前任和前前任们擦屁股。当地媒体根据他“必须把困难说清楚”的指示，主动对外公开了该省债务已达1.5万多亿的可怕数字，而且这个数字并不包括隐性债务。需要强调的是，该省一年的一般预算收入只有区区两千亿左右。
在徐麟的要求下，贵州省政府的“发展研究中心”从去年初开始用不到3个月的时间完成一份“全省债务问题调研报告”。报告的核心内容就是贵州当前深陷债务危机，已确定无力自救，希望能够得到上级部门的智力支持，帮助他们想想办法。
我们知道，这个徐麟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出身，被习近平调到中央工作后，先后担任过中宣部副部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在中共所有在任省委书记中，没有谁比他更懂“宣传”了。而他因为有习近平做靠山，也敢于做其他省份领导人想不都敢想的事情，那就是把自己主政地区的债务危机主动“让人民知道”。于是，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文章的主要内容被取标题为《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靠自身能力已无化债方法》，向外公开宣传。
前面说了，徐麟在中央担任过的职务之一是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曾经和外媒驻华记者们接触甚多。笔者相信徐麟领导下的贵州官方对法国《世界日报》刊登的《贵州有着陡峭的山，还有着像山一样高的债务》一文作者的采访提供了方便。该文章作者哈罗德·蒂博表示，贵州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省份，有着传统的村庄、有着青山绿水……还有着像山一样高的债务。贵州省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它将发展的重点完全放在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雄心勃勃的项目上。贵州是中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世界一百座最高桥梁中，就有四十多座位于贵州。《中国日报》在2020年时曾说：贵州“就像一座世界桥梁博物馆。”但是，贵州大量的桥梁建筑工地是以牺牲财务平衡为代价的。现在，贵州却因此陷入了困境，到2023年底，它的负债高达约1925亿欧元，成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最严重的省份。除了上述的巨额债务，贵州省还有账外债务。为了跟上北京要求的增长速度，中国各地的省市级地方政府通过创建外部公司来借钱，以便审慎比率不超过官方的要求……。
不过，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笔者认为孙志刚当年在贵州的所作所为并非是“为了跟上北京要求的增长速度”，而完全是他自己的随心所欲。
事实上早在2013年底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中就已经特别强调过“今后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各类考核考察，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而且该《通知》中还特别强调了要“加强对政府债务状况的考核，把政府负债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强化任期内举债情况的考核、审计和责任追究，防止急于求成，以盲目举债搞‘政绩工程’……，把积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是否存在‘新官不理旧账’‘吃子孙饭’等问题，作为考核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的重要内容”；“要对违背科学发展的行为实行责任追究，对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损害群众利益造成恶劣影响的，造成资源严重浪费的，造成生态严重破坏的，盲目举债留下一摊子烂账的，要记录在案，视情节轻重，给予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已经离任的也要追究责任”。
而徐麟接掌贵州后，正是依据如上《通知》的条文对包括时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李再勇在内的一批陈敏尔、孙志刚和谌贻琴给他留下的“问题”干部们进行“考核”。
正是在掌握了李再勇担任贵州地方官期间一路疯狂举债创造“政绩”，一路被孙志刚表彰、提拔的事实后，徐麟下令把贵州省已经不可能自己化解的严重地方债务危机的消息公之与众。
李再勇是中纪委接到贵州纪委“调查报告”的当月，也就是去年2月被中纪委宣布“正在接受监察审查”的，两个月后《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靠自身能力已无化债方法》一文出笼。当时即有外界媒体认为这是贵州省委和省政府的“躺平摆烂”之举，其实不然。毫无疑问，徐麟如此作为的目的之一是向李强的国务院哭穷。而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向公众宣告自己绝不为前任背黑锅，同时逼迫中央对自己到任之前的贵州全省范围内的地方债危机制造者追责。
但是，无论下决心抛出孙志刚之前是否已经掌握了其巨额受贿的犯罪证据，习近平当局只是不制止墙内媒体公开宣传孙志刚给贵州留下的天文数字的地方债务断了当地的“子孙路”，却在开除他党籍的中纪委通报和检察院对他的起诉书中，都回避了他的“滥用职权”罪。
与其相比，无论是先于他入狱的李再勇还是后于他入狱的秦如培，则都是因“违规举债”的罪恶历史而被以“滥用职权”问责、治罪。
中纪委在开除李再勇党籍的通报中罗列出的罪状之一就是“大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肆意违规举债融资，造成重大债务风险，严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
今年5月，重庆地方检察院起诉李再勇受贿4.32亿余元；2014年至2017年担任六盘水市委书记、市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主任期间，……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强令开工建设，并指示授意通过举债融资继续推进该项目。截至案发，该项目已支付项目融资利息和其他费用共计人民币9.14亿余元，……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经济损失人民币8645万余元。
判决结果是，李再勇因受贿罪领刑死缓，因滥用职权罪领刑7年。合并执行死缓（但不附加终身监禁）。
而在孙志刚被宣判的5天以后，秦如培被宣布了逮捕令。这位秦如培是陈敏尔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成为时任贵州省长孙志刚的第一副手------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孙志刚接任省委书记后，就地晋升省长无望的秦如培被交流到广西担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直到落马。
今年10月11日宣布的开除秦如培党籍的通报中说他“政绩观错位，不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违规举债，瞒报债务，弄虚作假，欺瞒上级；大搞权钱交易，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
据此，他日后一定也会和李再勇一样被以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两罪并罚。
说起来，无论是李再勇还是秦如培，都不过是贵州省下面的某县、某市过去债务危机的制造者。针对孙志刚虽然因受贿一项罪名被判了死缓还附加终身监禁，但却没有和李再勇一样同时被诉以“滥用职权“罪，墙内媒体也有斗胆说“公道话”的。大意是：很明显，贵州全省各地债务缠身这颗雷，孙志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央三令五申，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加强地方债务监督管理作出重要部署。孙志刚置若罔闻，阳奉阴违，最后导致他一朝覆灭。不过呢，“说句公道话，贵州这些不顾实力的‘发展’并非孙志刚在任时独有，这些年或多或少都一直存在，只是到了孙志刚在任时，变本加厉，使得本不富裕的贵州经济雪上加霜。”
至于习近平当局为何不公开追究孙志刚的“滥用职权“，笔者能够想到的原因有三。一是担心“拔出萝卜带起泥”，导致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敏尔和谌贻琴一起成为舆论焦点。墙内经济学家梅新育曾发文指出，从2015年到2020年基本上是贵州地方债膨胀最快的时期，孙志刚在这段时间主政贵州，对这些问题应该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五年时间里，先是陈敏尔任书记，孙志刚任省长，然后是孙志刚任书记，谌贻琴任省长。公平追责的话，三个人谁都应该为地方债危机向贵州全省人民请罪。
二是地方债危机全国范围内都有，公开就此追责孙志刚的话，岂不是会被地方债同样严重的“兄弟省份”在任及前任领导人们担心中央“打击一大片”？不利于党内安定团结。
三是如若追究一个省委书记为大规模“面子工程”而疯狂举债的“滥用职权”罪，难保不会让人由此联想到习近平的雄安烂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