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毛泽东和江青之间是什么关系
1981年1月25日被告人江青，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为首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被告人江青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文革中毛泽东和江青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亲密关系？是一般工作关系？是疏离关系？还是对立关系？如果按照1981年最高法院判决书：江青“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为首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那么她和“人民民主专政”和“革命集团”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就应该是敌对的关系。事实真相是不是这样？
一年前北京拜访江青秘书阎长贵，获赠一本由他和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合写的文革回忆《问史求信集》，读来饶有兴味。下面用书中阎长贵回忆江青的五处细节来回答上述疑问：
1、“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
2、回家
文革前江青每年都要到外地避暑避寒，全年不在北京的时间加起来一般都会有半年或半年以上，唯独文革高潮的1967年“很少见的，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就是一步也不离开北京”，没日没夜没星期天，全副身心投入文革。那年6月份江青身体不大好，她对阎长贵说：“主席也叫我到外地去休息一段时间……你看，这么多事，我怎么走啊！”（《问史》“江青一九六七年的行止”）
江青“主要住在钓鱼台，下午只要不开会，她几乎每天都去看毛主席”，“其住处就是钓鱼台十一楼和中南海丰泽园‘两点一线’”。“江青去看毛主席，或到毛主席那里去，和别人（包括周总理）不同，因为她是回家啊。”（《问史》“文革初期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
——那时多少人想见毛泽东而不得其门！阎长贵亲口对笔者说：“连周总理每次要见主席都得事先打电话问过，得到允许才能前往。江青不一样，那里就是她的家嘛！”
3、合影
1967年五一节，毛泽东等领导人到北京中山公园参加游园活动。江青护士许春华代表工作人员向江青提出“我们想和主席照张相”，江青说：“那我去问问主席”。结果毛爽快地答应了：“好，照吧。”阎长贵本人也参加了这次合影，他回忆此事时很感慨：“而我们从这件事看，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如果不是这样，即不是很亲密，江青会向毛泽东提出工作人员要和他照相的事吗？同时，毛泽东会爽快地答应吗？！”（《问史》“文革初期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
4、赠字
网上传闻江青临摹毛的书法几可乱真，现在流传的一些毛泽东书法作品其实出自江青。此说本来应该借这次机会向阎老求证，惜一时忘记了。不过关于毛的书法作品，有件事还是第一次知道：
书中提到“毛泽东用大大小小的宣纸给江青写过好多幅字”，阎长贵还亲眼见江青大大方方一次就送给来访的林彪夫妇几幅，送给老夫子陈伯达也是几幅（《问史》“1966——1967年江青同林彪和叶群的关系”）。
注意，第一，这不是丈夫练字后妻子收拾案桌上的墨宝，而是丈夫特意专为妻子写的。“大大小小的宣纸”、“好多幅”——说明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经常这么做；第二，江青出手够大方，能将毛赠她本人的书法作品（可能内容上还有某种寓意），“几幅”、“几幅”送人——不仅说明她收藏毛题字的数量一定不少，从中更可看到江青这么做一点也不用顾忌丈夫怪罪。
5、改文《问史》
“毛泽东帮江青改文章”一文谈到，毛泽东是“文章大家”，一生勤于写作，还经常下笔修改其他人的文章，“至于帮妻子江青改文章那更不稀罕了”。文中举出三个经典例子都和文革运动息息相关：一是66年2月《林彪同志委讬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二是66年11月江青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上的讲话（简称《文艺讲话》）；三是67年4月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
《纪要》是江青主持部队座谈会的记录，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与修改，本人还亲自先后三审其稿，添加了十一处内容。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审阅时，毛泽东把在原标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面添加了六个字：“林彪同志委讬”。明明是江青主动介入军队文艺工作，这一改，不管林彪个人意愿如何，他都变成主动方了（粤语：“食死猫”）。用江青后来的话说，就是请出了林彪这“尊神”。
——这真是神来之笔，把林彪圈进来了，把江青抬上去了，一石二鸟，令人拍案叫绝！阎长贵认为：“《纪要》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要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纪要》与其说是江青的作品，不如说是毛泽东的作品……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毛泽东对《文艺讲话》和《为人民立新功》的修改也倾注不少心血，尤其注重语气的收敛，原文中对许多用“我”和“我们”的地方，毛都反复斟酌，或删或改，尽可能让自己夫人的“登基之作”给人谦虚谨慎的好印象。阎长贵当年看到毛泽东为江青修改《为人民立新功》的原稿时，感觉“震惊”！
在《为人民立新功》原稿中，还有一个地方说到：“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像圣经一样的。”毛泽东把“我的话也不听”中的“也”字改成“更”字。当时（1967年4月），看到这里时我（时任江青秘书）被震惊了，心里长时间暗暗发笑，心里想毛主席真厉害，真细心，也是对江青的真爱护，把“也”字改成“更”字，一下子就把江青的地位拉正了。按照原来的说法，“主席的话不听”，可以理解为“尚可”，“我的话也不听”，那还行，那还了得，这不是把自己摆在主席之上了吗？！毛泽东看到这个地方时，可能感到了这点，甚至可以说一定感到了这点，要不怎么把“也”字改成“更”字？这样一改，就符合江青的身份了，“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和主席相比，我算老几？至今想到毛泽东的这个改动，我还是感慨万千！也许有人会说，这可能是江青讲话时的口误；恐怕这样辩护不行，要知道对录音整理稿，江青本人是“改了几次”才送毛泽东审阅的。——退一步说，即便江青确系口误，毛泽东给改正了，也是一件很值得体味的事情。
毛泽东修改文章“点石成金”，经毛泽东一改，江青的讲话或文章其质量（姑且不论政治倾向）就显著提高了。（见《问史》217页）
我读《问史》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更感还原历史之重要。毛也好，江也好，有人爱有人恨有人颂有人骂人言人殊，这是很正常的。要评价一个人，一段历史，不能先入为主，凭主观臆断，首先第一步就是要面对基本的事实，先摆“有什么”，然后才谈得上去讨论“为什么”。文革过去将近五十年了，历史刻意被掩埋，“有什么”都不知道（年轻人尤甚），何谈“为什么”？当然就只有任凭当政者胡说八道啦。一本《问史》，只讲事实，不涉褒贬，就已经让堂而皇之的一九八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无地自容，可以想像切割历史掩耳盗铃，是何其荒谬！
然前车之鉴，今又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