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两个确立"，源自对江泽民的发扬光大
对中国近代史专家冯客先生关于习近平是江泽民路线追随者的说法无论作何理解，都不能不承认习近平上台之后的种种倒行逆施，至少一部分是江泽民当年曾经主张或者亲自实践过的。比如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推出的所谓“两个确立”，也不过是对当年江泽民和江泽民的吹鼓手们的“理论及实践”的发扬光大。
本月20日，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网站刊登出《中国近代史专家冯客：习近平是江泽民路线的追随者》一文，其中有两段内容是冯客说他本人认为，“在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是伟大的改革开放总工程师，但江泽民才是创建者，他提出“走出去”的想法，他提到新疆是重要的战略区域，也是他要求在私营企业安插党委，也是江泽民从1989年夏天开始一直强调，和平演变是中国的巨大威胁“;” 他（习近平）是一个追随者，特别是忠实追随江泽民建立的制度。有些时候人们互相不喜欢，是因为他们很相似，像江泽民和习近平的情况。不是习近平要求党委进驻民企，是江泽民；不是习近平钳制西方文化，是江泽民；是江泽民提出’走出去’，也是江泽民时期加入世贸，习近平忠实地遵从这一切。”
关于江泽民当年如何“要求在私营企业安插党委”，以及“反和平演变”等内容，将会是本专栏下篇文章的内容。本文先介绍和分析一下为什么说如今习近平的“两个确立”，也不过是对当年江泽民和江泽民的吹鼓手们的“理论及实践”的萧规曹随和发扬光大。
没错，当年的江泽民正是在自己上台5年，感觉地位稳固后，就不失时机地用党的“决议”的形式“法定”了他本人的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正是在这部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宣布了中共政权已经“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 这可是江泽民自1989年6月被邓小平推上前台之后，在中南海深宫苦苦等了五年,才终于说出口的“心里话”。
这里，用党的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正式宣布“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已经“完成”，等于是向天下昭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接班集体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等于是以党规的形式“法定”了邓、陈两位“东、西太后”的垂帘听政时代彻底结束，“法定“了江泽民已经从“儿皇帝”转为有名有实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难怪当时的邓小平子女在看到这份《决定》的“征求意见稿”时就在私下里调侃说：这分明是一份江泽民的“(政治)独立宣言”。
这就涉及到了当时党内当外都好奇的问题，当时的这份《决定》中的如此关键的内容，事先到底是经过了邓大人的恩准，还是江泽民擅自行事？
当时的北京高干子女圈中流传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邓大人在十四届四中全会前（1994年秋季之前）身体情况还允许听取文件和工作汇报，在杨家将倒台之后接替了江泽民与邓小平之间“联络人”角色的曾庆红通过邓办主任王瑞林向“老人家”送审《决定》草稿时，邓大人看到文中提到关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日益成熟”的说法，认为，“日益成熟”就是“还没有成熟”。曾庆红回去以后便改成现在这个样子。
第二种说法是，邓大人早在四中全会之前即已经处于半睡半醒状态，故对四中全会《决定》草稿根本没有审阅。
第三种说法是，交邓小平“过目”的《决定》草稿同日后公布出来的内容基本一样，而邓小平只是在草稿上签上“已阅”二字，没有表示赞许也没有表示反对。
无论上述说法哪种更接近内幕实情,都必须承认当年所谓“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从“第二代领导集体”手中完成权力“交接”这句话一经在官方媒体发布的中央全会《决定》中原话刊出,绝对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此话面世之前,中共党史还要被算作“邓小平时代”,而从此话面世的那天开始,中共党史则正式进入了“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之后的第三阶段:“江泽民时代”。所以,当时的邓家子女将此说成是江泽民的“（政治）独立宣言”,确是一语中的！。
回想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的五年前（1989年11月）, 虽然当时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对外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宣布了“全会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决定江泽民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但同时也宣布了“杨尚昆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刘华清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杨白冰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决定增补杨白冰同志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的江泽民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的时下实际处境，不但邓小平本人不甘心真正交权，而且还在他江泽民与邓小平之间安插了杨家兄弟。所以,当时的江泽民不但不敢声言他自己及以他自己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可以“独立思考”、“独立决策”,而且是在公开发表的讲话中,不惜自我贬低，自降身份,声称他这个“军委主席”只有在杨家兄弟的帮助下,才能“做好工作”。同时,他还特别安排杨尚昆站在六名政治局常委中间合影,并亲自下令各大报刊刊登此照,可谓“谦虚到了极点”。
但日后看来，江泽民刚刚接掌军委主席表面职务时的表现，完全是韩信式的“忍辱负重”。
我们知道，当习近平2017年推出所谓“两个确立”之后，当时的党内“二把手”李克强虽然没有可能表达“不同看法”，但至少没有主动出面替习近平背书。而当年的江泽民手下的“二把手”李鹏则不然，1994年9月正是他李鹏亲自出面，对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最关键”一处内容进行强调解释，把““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翻译成人话：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过渡已经顺利完成”。
这个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具体召开时间是1994年9月25日至28日，28日闭会当天即依惯例发布“会议公报”。“公报”中称：全会集中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并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另外，该“公报”中也简述了会议《决定》内容的概要。
但是，该全会结束后，其《决定》的全文却一直拖到十月六日才由新华社发出通稿,次日统一见报，中间间隔了八天时间。
笔者在当年发表的相关文章中对比了“江核心”此前主持的历次几次重要会议之文件的公开见报时间,比如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结束后隔了一天，江泽民的“政治报告”即全文见报；1993年10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也是仅隔一天，该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及江泽民在该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便同时见报。
那么，1994年9月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全文内容之所以在闭会之后又拖了八天时间才正式公诸与众，只有以下几种可能：一，《决定》全文在中央全会通过时，与会者对其中内容要求修改的部分太多，修改后再正式发布自然需要时间；二，《决定》内容的某一或某几个关键之处,还必须等待政治元老,特别是邓小平的首肯才敢公开发表；三，《决定》中的关键内容过于敏感，中共高层担心发表出来以后引起舆论不安或党内外的骚动，所以才推迟了一段时间。
而事实上无论是在当年十四届四中全会筹备期间的《决定》起草过程中和该会召开期间的《决定》讨论过程中，前后都有部分参与起草者和起草过程中的被征求意见者及会议上的参与讨论者委婉地表示了所谓的“保留个人意见“，认为这样的提法不妥,似乎又回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林彪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及毛泽东死后华国锋自吹自擂的年代，令人想起当年林彪提出的所谓“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不过呢，无论当时党内外反映有多强烈,这份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核心内容在讨论过程中的阻力有多大,反正是四中全会开过一个星期后,江泽民终于力排众议,要求新华社对外播发的四中全会《决定》内容中,将曾庆红的得意之作逐字逐句全部保留。
注明一句，这里说的“党内外“三个字中的”外“，并非指中国普通老百姓或者中国之外，而是特指中共政治词典中的”党外“，即所谓“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共每有重要“决定”的做出，都会在文件生成阶段有一个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的程式。
记得当年笔者撰写《江泽民的幕僚》一书过程中，曾有“圈内人士”告诉文笔者说：1994年10月7日《人民日报》等官方纸媒体全文登载这份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当天,聚集在曾庆红周围的一批“政治哥儿们”奔走相告,声称这是共产党历史上的又一份“划时代的文献”,其重要意义绝不亚于邓公16年前（指1978年）主持制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
就在这份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全文被正式登报的三天后,中共《光明日报》便刊登出时任山西省副省长刘泽民的“学习体会”文章,，把四中全会《决定》中强调的“民主集中制”总结成为“六个意识的强化”,其一“强化维护中央权威的意识”；其二是“强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领导的意识”……。文章还肉麻地吹捧说：只有“强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领导的意识”，才能“充分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充分肯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充分肯定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依赖。……实践已经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全党全国人民爱戴的党中央，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是对党的利益、人民利益的爱护……。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相比之下，日后看来，，无论是王沪宁还是李书磊，无论是蔡奇还是李鸿忠等习近平的吹鼓手们，都不是原创，其对习近平的吹捧内容全都有对当年刘泽民“大树特树江泽民的绝对权威”的抄袭之嫌。
这个刘泽民也是一个技术官僚出身,当年被提拔为山西省副省长时,就有不服气者讽刺说他“一定是沾了‘泽民’二字的光才仕途辉煌”。
1994年9月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期间,刘泽民以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出席。会议结束当天,便将他这篇效忠文章送到《人民日报》。据说有《人民日报》理论部的编辑当面挖苦他说:四中全会《决定》的全文我们这些编辑们都还没有看到，目前只看到的是《会议公报》的内容，可是“公报”中对《决定》内容的概述没有你在文章中引用的那些东西。如果我们登出你的文章，那不是擅自泄露党的“机密”吗？ 结果,《决定》被全文公布的第三天，刘泽民的大作便刊登在《光明日报》头版。
事后有消息说,曾庆红在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即已经在小范围内打过招呼,声称四中全会《决定》内容是中央今后考察干部的“试金石”，并授意自己的亲信分头联络一批省、部级负责人,示意他们在四中全会之后,要在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权威”问题上,带头表态。而刘泽民想必是当时被联络到的地方负责人之一。所以有《光明日报》编辑讽刺说：过去见到这种文章正好是十八年前的今天（1976年9月）,那个时候毛泽东刚死,好多省级领导都写来这种文章向江青表忠心。现在小平同志还在世，就有地方领导急着向江泽民表忠心了。
（ 注：本文内容来自于“自由亚洲电台”的《夜话中南海》栏目，本期节目由高新主持及播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