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社会越现代，生孩子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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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干过日本首相的麻生太郎，是日本政坛上一朵不灭的奇葩。
如果以身家、资历和能力而论，麻生跟刚刚当了整七年首相的安倍晋三其实不相上下，去年安倍下台之后他去补漏看似挺合适的。
但据说，日本自民党内部达成了一个共识——坚决不能再让麻生碰首相宝座了，扶谁也不能扶他……
麻生被内定不能再做首相，是因为这人曾成功搞丢过自民党的江山——2008年的时候，麻生曾经有机会短暂地在首相职位上晃了那么一下子，可这老小子一上台之后就发表各种暴论。
当时，日本少子高龄化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做首相的当然得提解决办法啊。但麻生可好，一句话直接戳到了日本老百姓的肺管子里：“少子化为啥？年轻人贪玩不结婚，不赶紧生孩子，到老了想让国家养，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
此言一出，麻生民调从勉强过半，一下子掉到了14%，成了日本年轻人尤其是女孩们的公敌。
2009年议会大选中，以鸠山由纪夫为首的民主党大获全胜，自民党失去执政党地位，大嘴麻生不得不黯然辞职。
不过这家伙遭遇惨败之后也没气馁，下台之后又搞了更多“暴论”，比如他把那些靠医疗器械维持生命的老人称为“管子人”，说只有这些不干活的老人都死绝了，日本经济才能好转，主张日本应该推动建立“速死法”……
就像日本左翼媒体批评的，麻生这个人，就是个“活着的纳粹”。这人提出的处理少子高龄化的那些思路，都是从《我的奋斗》里抄来的——好像抄得还不咋高明。
邪门的是，明明知道麻生这么不靠谱，但日本人民还是允许他继续在政坛上混。
虽然首相当不了，麻生却一直在当副首相。2012年安倍实现“自民党复辟”之后，立刻任命麻生为副首相兼任财政大臣，之后内阁屡次变动，他的这个位置都没动。2020年安倍自己都下台了，麻生在新内阁中却还是副首相、财政大臣。一个副首相干得比首相还长，这在全世界政坛上也算个奇迹了。
日本人为什么会允许一个“活纳粹”一边说着“暴言”一边当副首相呢？
可能他们自己心里也清楚，麻生的那套理论虽然政治不正确、很野蛮，但确实是“切中要害”的——解决日本如今少子高龄化问题最简单粗暴但行之有效的方式，可能就是放任老人死去、然后逼着年轻人生孩子。麻生只是说出了很多日本人想说而不敢说的那种“野蛮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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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谈谈正版的德国纳粹曾经怎么做过。
德国在欧洲列强当中，是最晚经历人口爆炸的国家，而且炸得特别厉害：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时，帝国登记在册的国民总数只有2500万人左右，稍稍比法国多一点。但到了1914年一战爆发时，德国人口总量已经暴涨到6500万人，是法国的整整三倍，所以德皇威廉二世当年对法宣战时肯定是信心满满：我们国家不仅工业实力比你强，人口也比你多这么多，不打你打谁？
不可否认，人口繁盛，是德国崛起的根源之一。
可是，一战结束之后，由于战争的伤亡、饥荒和西班牙大流感的横行，德国人口史无前例出现了负增长。而且减员的主要人口是德意志人，犹太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等少数民族的人口没怎么减，于是德国社会上首次出现了民族主体被替代的恐慌与焦虑——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政策其实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被提出来并得到拥护的。它的主旨不是单纯的发泄种族歧视，而是（至少自己号称）要解决人口问题。
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前期的驱逐和大屠杀如今人人喊打。但这种驱逐和大屠杀，只是纳粹解决人口问题的一手。其实纳粹德国还有另一手：以工业化模式，强行给自己的民族“造人”。
希特勒有个小兄弟，党卫军头子希姆莱。
此人在成为纳粹之前当过养鸡场老板，“投身”纳粹事业之后，觉得增加德意志民族人口的重任在肩，成天殚精竭虑。最后总算想通了，照着养鸡的思路，搞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生命之泉”计划。
该计划早在1935年就开始实施了。“生命之泉”在德国境内建设了数十个“生育农场”，这些机构配备了完善的生活、医疗和生育检查体系，并被严密管控起来，由党卫军人把守。
凡是有日耳曼血统的少女都可以申请进入这些农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条件是必须金发碧眼，血统纯正，并愿意为了“祖国事业”而生育。而德国军队会定期挑选军中的优秀士兵光顾这里。少男少女见面之后，双方没有什么谈情说爱的流程，直奔主题开始造人，任务完成之后立刻分手。
而当孩子生出来后，就立刻会被从生母那里抱走，经过细致、系统的检查，确定没有问题后，会安排德国中产以上的家庭抚养。而那些身有残疾、先天不足的小孩，则会让护士注射毒药立刻杀死。
在二战开打之后，纳粹曾经将自己的“生命之泉”计划拓展到所占领各国，而且相当“看人下菜碟”，比如在法国这类机构只在北部开设，原因是希特勒认为法国南部人种的血统并不纯净。而由于希特勒对英国人相当高看一眼，曾经命令希姆莱攻克英国后在当地大力建设这类“生育农场”，以完成对英国人种的“拯救”——当然，这个狂想没有实现。
据资料显示，纳粹的“生命之泉”计划设定了短期和长期目标，最长期的计划已经设定到了1980年，“生命之泉”要在届时生产共1.2亿名“纯种雅利安人”。希特勒制造这么多人口，显然不仅仅是为充实军队。
当然，这个疯狂计划最终没有成功。但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它执行下去，是否真的会解决德国的人口问题？“生命之泉”计划1935年开始秘密启动，在短短10年内已经制造了至少两万名婴儿。所以，至少看上去，这种把人当繁育工具的计划，似乎还是蛮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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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麻生太郎的主张和纳粹德国原版更为疯狂的“生命之泉”计划，在可行性上都没啥问题，但他们都违反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常识：人应当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人应该是手段还是目的？其实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期，人类没有追问这个问题，因为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人和人之间就是不平等的。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很简单，让少部分人是目的，让多数人成为手段就可以了：
比如在奴隶制时代，奴隶主就是目的，而奴隶则是手段。
欧洲封建时代，上级领主对下级封臣就是目的，而封臣对领主来说就是手段。
同样的，在中国的宗法社会，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夫、父就是目的，而臣、妻、子这是手段。
而上述所有社会又都是男权社会，在这些社会中，男性对女性来说就是目的，女性则被男性当成了手段。
于是问题就好办了，既然我是目的，你是手段，那我逼着你完成任务就可以了，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繁育任务。
这个体系虽然今人看来很不道德，但其实运转良好。
可是后来，现代社会来了。所有现代社会，不管它奉行什么样的主义，都认同“人人平等”这个基本理念。而在这个理念之下，任何人都无权要求其他人去充当自己的手段。
可是一个难题也就随之产生：人类社会还没进步到可以不把人当手段就能正常运行的地步，尤其是在生育问题上更是如此。
之前《少子化，“文明之癌”是怎样发作的》（见后附“延伸阅读”部分）一文中，我们提到了老加图节制生育的思想。
其实站在个人角度，加图的想法完全正确：生育孩子就是一种付出大于收益的劳役。一个理性人，尤其是女性，其思辨能力越强，就越倾向于的节制生育。所以生育率与女性受教育程度成反比，这在当今世界各国都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铁律。
所以，少子化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一个“现代社会悖论”：我们的社会依然需要充当繁育“手段”的人，但社会越趋向于文明，认识到自己是目的而非手段的人就越来越多，没有人再愿意充当手段了。
可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总需要解决，不然那些“过于文明”的民族就将被自我淘汰掉。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解决方法，无非两种。
一种前景比较乐观，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人造子宫等辅助生育技术的彻底成熟会替代女性承担生育重担。
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人奴役人”的冲动，最后都不是被道德克制了，而是技术找到了更好的解决办法。等人不需要奴役人，而是去奴役更可靠的牲畜和机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和谐了。
这个规律曾挽救过人类文明无数次，但愿它能在生育问题上再次成功。
但另一种前景就很悲惨了：如果技术的瓶颈不能被打破，那么社会的繁育诉求迟早会找到一种方式，引诱甚至逼迫社会中一部分人，成为种群延续的手段和“工具人”。
其实这种现象可能已经在发生了，那就是被一些国家允许的商业代孕。
其实代孕的要命之处，就在于它无视了“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在商业代孕的逻辑中，富人可以以金钱为驱动，将穷人女孩作为其繁育后代的手段。
这个思路与纳粹当年的“生命之泉”计划已经非常接近了，区别仅仅在于，纳粹的“生命之泉”计划是生育的“国营工厂”，而商业代孕则是生育的“私人工厂”。
而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当社会的群体焦虑情绪达到和突破某个极致时，“化私为公”的界限，经常一步就跨过去了。即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私人工厂在二战这种危机时刻也必须优先接受政府的订单。如果威胁民族存续的少子化危机呈现，你又有什么理由阻止“代孕工厂”不“化私为公”呢？
所以，至少在生育问题上，“人是目的，而非手段”这个原则，已经离被重新突破很近了。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随时有可能不再被当成目的，而沦为手段和工具，这绝非危言耸听。
麻生依然在日本当着副首相，而纳粹德国的“生命之泉”计划迄今仍被极右翼分子信奉。而在我们自己的社会当中，生育率每次创新低的时候，类似的呼声也会泛起。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这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信条，我们但愿，即便历经考验，它仍能持久存续。
延伸阅读
少子化，“文明之癌”是怎样发作的
来源：海边的西塞罗 2021-02-19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中国最新一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少子化一下子成了热门议题。
据最新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仅出生了1003.5万人，预计到2027年，中国人口就将进入负增长时代。已经很多人在呼吁政府追加鼓励生育政策了。
19日，卫健委正式答复“东北率先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提案的消息，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一个文明，真的会因为个体纷纷放弃生育而走向衰亡吗？
这种图景，在曾经重视生育的东亚的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先例的。可是，类似的故事在欧洲历史上却存在——曾经混一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帝国，最终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少子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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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人口增长，曾经是地中海城邦中的一个奇迹，从建国而至鼎盛的数百年时间里，罗马从一个人数仅有数百人的台伯河畔小村落，人口上百万的巨城。为了在相对拥挤的地域内挤下这些人口，罗马当时建造了很多“超时代”的设施。
比如著名的高架引水渠：
遍布罗马城的浴室、喷泉和公共厕所：
以及2000年前的复式楼房：
所有这些设施，都在暗示一点：当时的罗马有着傲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巨量人口。
据考证，在鼎盛时代，罗马城的人口曾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00万人左右，其中约有10万-20万人是罗马公民（不同统计有出入），正是强盛的人口，让罗马能够聚集起所向披靡的庞大战力，铸造了罗马的辉煌。
然而，大约从公元前后的奥古斯都时代起，罗马社会精英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状况：这座城市的公民们，似乎突然开始不愿意生孩子了。
如果追溯起来说，罗马的“少子化问题”,在其立国之初就已经埋下了祸根。
根据罗马建城者罗慕路斯所著的《十二铜表法》,罗马公民如果生育男丁是必须养育的。
但生了女孩咋办？《十二铜表法》里没提。而根据罗马的风俗,女儿出嫁时娘家要给一大笔嫁妆,于是,为了避免破财,当时很多罗马人都将女婴扔到台伯河中央的一个小岛上，这就是所谓的“弃婴岛”。
当然，由于罗马早期的对外扩张所产生的人口抢掠与战争减员，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并没有凸显。但随着罗马进入扩张停滞期，该问题突然成为了困扰罗马的大事。并导致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首先，随着国家的扩张逐渐陷入停滞，财产增量减少了，而罗马人节制生育的风俗，也在保卫财产的名目下被理论化。
生活于公元前二世纪的罗马政治家、思想家大加图，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计划生育理论家。
他提出，“节制生育是一个罗马贵族应具备的美德。”理由是在财产固定的情况下，如果生育多个儿子,必然导致贵族财产的分割——老子是贵族,儿子是小贵族,等到了孙子辈,弄不好就成了平民甚至穷光蛋了。
大加图提问说，一个人生育孩子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是为了把他抛到这个世界上受穷吗？因此他呼吁“有理智的罗马人”管住下半身，不要生那么多孩子，以便保卫财产，让子孙们更好地享受生活。今天看来，此论仍似乎很有道理。
当然，加图这么说，如果避孕技术条件达不到，也就只能说说而已。
但倒霉的是，罗马人还真能做到这一点——拜《十二铜表法》所赐,罗马男女比例长期失衡，为了解决大量单身男青年的性苦闷问题，罗马的娼妓行业十分盛行，随之发展出了十分早熟的避孕技术。罗马人会用羊肠制作避孕套,会合理地运用松香草、石榴汁、淫羊藿等各种草药制作避孕药和杀精药。这些技术的推广导致了罗马贵族们完全能做到在纵欲的同时节育——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达成这种“两全其美”。
到了公元一世纪以后，对外扩张停滞的罗马，在社会的风俗已经陷入十分不堪的境地：有财力的男子以流连于妓院、搞同性恋为荣,而女贵族则风行找一个阉人作为名义上的丈夫,再去性聚会场所甚至妓院里寻欢作乐。这种放荡的风俗导致了罗马中上层社会人口急剧减少,在和平年代,很多有着悠久传统的大家族因为绝嗣而消亡。
而与此同时，兼并的加剧，导致大量底层公民沦为赤贫的乞丐，在男多女少的社会中根本无力组建家庭。
总之，在疆界大体固定的罗马帝国里，罗马人生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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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此种情况,罗马的领导者想过很多方法,但终归都是无用的。
恺撒及其继任者奥古斯都，都曾将问题归因于罗马人的道德沦落，试图以立法鼓励生育、反对通奸的方式重新刺激人口增长。
最为著名的案例，奥古斯都时代曾经颁布的“反通奸法”，既《尤利乌斯法》，奥古斯都以他继承自凯撒的祖姓为该法案命名，可见对其的重视。
在法案中，奥古斯都规定从今以后所有罗马的公民必须忠实于自己的婚姻生活，与他人通奸的人将被放逐出罗马城，恶意勾引甚至强奸有夫之妇的男子可能将面临死刑——很显然，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已经看到了核心家庭的被破坏所造成的生育率下降问题。试图通过维护核心家庭的稳定来提高生育率。
只可惜，奥古斯都的法案很快遭遇了现实的“打脸”，法案通过后不久，他的女儿尤利娅就被人告发通奸。这位帝国“公主”在已经嫁给奥古斯都制定继承者提比略之后，居然公然与奥古斯都当年的政敌安东尼的儿子尤鲁斯·安东尼相恋，两人的幽会在罗马城内闹得尽人皆知。
奥古斯都不得不亲自下令流放了自己这位唯一的血亲子嗣。并再次重申《尤利乌斯法》的严肃性——不论地位如何，逮谁灭谁。
但遗憾的是，付出巨大代价的《尤利乌斯法》收效甚微，奥古斯都死后，《尤利乌斯法》逐渐被淡忘，在2世纪被彻底废弃。
于是到了其继任者那里，政策变了，罗马皇帝们开始转而赤裸裸的奖励生育。罗马第三任皇帝克劳迪一世，曾经亲自授予一名角斗士以公民权，并赏赐了他一笔黄金，原因仅仅是因为这位角斗士与其妻子生育了四名强壮的儿子，充实罗马军队。克劳迪后来还将此事写成文告,在帝国境内传播,以鼓励罗马公民向这位卑贱的角斗士学习，多生子女。
然而,这一切努力最终都付诸东流。罗马帝国的终局,是由于极度缺乏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开放国门,大量雇用蛮族佣兵来镇守防线。
到头来，这些对罗马缺乏认同感的“野蛮人”反而成为了罗马鼓励生育政策真正的受益人，并最终“新桃换旧符”，完成了对罗马帝国的替代。
罗马帝国后期，由于本土兵源不足，军队几乎完全被蛮族雇佣兵所取代。
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在其著作《恺撒与基督》中曾总结说:从根源上讲,罗马帝国不是亡于武力征服,而是亡于种族的嬗变,在罗马灭亡前，信仰基督教、重视生育、子嗣众多的蛮族早已替代了自我节育的罗马本土人成为了这个帝国的主体。
而在罗马废墟上建立的天主教会反堕胎、反弃婴、要求信徒忠于家庭义务的教义，也可以被视为对导致罗马灭亡旧俗的矫枉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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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后，一位美国学者的生物实验，又重演了一遍这个故事。
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国家心理健康部（NIMN）的资助下，动物学家约翰·卡宏（John B. Calhoun）做了一个名叫“25号宇宙”的小白鼠实验。
之所以名叫“25号宇宙”，是因为在此之前，卡宏教授曾经搞过24次类似的实验。在实验中，他圈出一块固定的空间，在里面养老鼠，卡宏提供了尽可能好的条件，为他的老鼠子民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水，同时也会有适当的医疗照顾。
唯一的限制。就是老鼠们只能在这座鼠城中活动，他们的生活范围是被高度圈定的。
卡宏想测试的是，在一个边界固定、但物质极大丰富的空间中，老鼠作为一个社会能否增长到环境所允许的极限。
但前24次实验都让他失望了，鼠群每次在增长到距离极限值还有相当空间的一个数量之后，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而后莫名其妙的走向消亡。
不甘心的卡宏于是发了一次狠，他从政府要来海量经费，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老鼠乐园”，卡宏为老鼠提供了几乎无限的食物、饮水和充足的房舍，乐园中央还有一个“中心广场”，供老鼠玩耍嬉戏。
除了扩张，老鼠天堂解决了生物的一切需求。
根据卡宏和他的研究团队测算，这个乐园至少能承载4000只左右的老鼠。
一切准备停当后，卡宏在乐园中放进了四公四母共八只“创世鼠”，然后用了数年的时间，仔细观察究竟发生了什么。
观察结论让他毛骨悚然。
根据卡宏团队后来发表的研究报告，整个鼠群的发展被分为ABCD四个时代。
A时代是第一天至104天，这个时代是老鼠们的创业探索期，就像刚刚登上新大陆的先行者一样，不断探索发现这片未知的新大陆它们花了一段不短的时间才适应，期间，老鼠们秉承这自己与生俱来的天性，划分地盘、求偶交配，有争斗有流血甚至有死亡，但整体种群数量保持着稳定。
104天之后，探索完成的鼠群进入了B时代，这个时代是鼠群的“黄金时期”，开始快速繁殖，种群数量每55天就会翻一番。在几乎无限的物质供应条件下，老鼠们的生活似乎一派欣欣向荣。
但“盛世”之下也隐藏着危机，由于种群的扩大，老鼠之间的贫富差距开始拉开，更强壮的公鼠开始占有更多的母鼠、强据那些条件较好的“老鼠宿舍”。而弱势的公鼠则被驱赶到了中心区域，丧失了交配权。老鼠的生活出现了典型的阶级化。
终于，当这种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时，鼠群社会的社会危机开始爆发，从315天开始，鼠群进入“鼠口”增长缓慢，老龄化与少子化同时加剧的C阶段。
这个阶段老鼠的数量虽然还仅有1000余只，远没有达到鼠城4000只的设计上限，但鼠口增速却突然放缓，从55天翻一番，下降到145天翻一番。究其原因，是雄鼠在这一时代的行为也开始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上层的雄鼠为了在竞争中占据、并保卫自己过量的占据的交配资源，开始展现拉帮结派，结成“联盟”，从而使他们的优势地位变得更加不可撼动。而下层的雄鼠，由于抗争无望，便显出了越来越弱生存意愿，他们中不少远离雌鼠，放弃交配，聚集在鼠城的中央，过混吃等死的生活。这些“下层雄鼠”，有时即便发生打斗，甚至被其他雄鼠强奸，也不会做出反抗，完全成为了行尸走肉。
而更有意思的是雌性，由于雄鼠不是忙于争斗就是直接“躺平”，雌鼠开始展现出越发强烈的雄性特质，它们不得不自己来捍卫领地，打败入侵者，这种身份的错位，让很多雌鼠放弃了做母亲的责任，它们不愿意再与雄性进行交配，或者干脆弃养自己生下来的孩子。
卡宏还注意到，虽然同一时期鼠群的异性交配行为迅速下降，但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却在暴增。为何会这个现象，至今缺乏一个令人信服的研究和解释。
卡宏将这个阶段老鼠们的异常行为称为“行为沦丧”（Behavioral Sinkl）, 他指出当一定空间内的生物群体数量突破一定能够限度时，个体对于自己的“社会角色”就没那么在意了。
最终，在560天，鼠群迎来“鼠口”的拐点。至此，老鼠的种群数量不再增加，最大值停留在2200只左右，远没有达到乌托邦的承受极限。
由于这个阶段鼠群的主力都是在C时代以后成长起来的老鼠，它们在幼年期就被母鼠抛弃，缺少长辈的抚养和照顾，所以这个时期的老鼠几乎完全丧失了正常的行为意识。母鼠即便怀孕产下幼崽也无法将它们抚养到断奶，问题公鼠也没有交配的欲望，它们也不会与同性打斗，生活极简化，只有吃饭、喝水、睡觉、梳毛四种行为，卡宏将这些老鼠称为“美丽世代”。
整个老鼠社会就在“美丽世代”的精心梳理打扮中终结了，据卡宏推算，最后一只有生育能力的公鼠大约会在第1780天死去，此后整个“25号宇宙”将彻底走向毁灭。
我们不知道卡宏什么时候终止了实验，截止到1973年论文成稿时，“25号宇宙”应该仍在运作中。
在做完这项研究之后，卡宏依照自己的“老鼠天堂”对美国社会的发展做出过比较和测算。他认为美国社会当时出现的很多现象，如嬉皮士、吸毒、同性恋泛滥等等，不过是自己的“老鼠天堂”中鼠群行为的重演。
卡宏还预言美国社会将在2025年迎来人口拐点。新生人口不足将成为终结美国繁荣的致命伤。
这个预言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最担心的还都是人口爆炸问题。
可惜的是，卡宏的这个论断，没有被美国学界所重视和采信，因为该论断再延伸一步，就是同性恋、独身主义，不婚不育等现象，其实并非人类基于自由意志的主动选择，而是对社会内卷化的应激反应——这在美国实在是太不政治正确了。
但即便被无视，卡宏的预言似乎仍在实现。2019年，美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就是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首次降到了100万人以下。与之类似的，日韩、欧洲等地，都在被严重的少子化问题所困扰。
而有趣的是，那些”鼠城“越小的社会，进入少子化困局当中的世间也就越早。比如最典型的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能力遭遇美国新一轮阉割之后，立刻就进入了这个梦魇当中。少子化、美丽世代等现象，几乎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接踵而至。
生命的基本需求有什么？除了饮食、求偶之外，其实还有不断地扩张。
对比罗马帝国末期与卡宏的“老鼠天堂”，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个“文明”的自杀，都发生在疆界固定的“内卷”时代。当发展的需求不再能被满足，即便文明内部的物质总量仍是足够的，它也将不可避免的走向衰亡。
卡宏的“老鼠天堂”不愁吃不愁喝，资源总量足够，最大的问题之在于它的边界是固定的，老鼠族群不能依照自身的本性进行自由迁徙。
同样的，罗马在扩张末期，也遭遇了边疆被限制的问题，由于帝国的扩张在各个方向上都达到了极限，罗马社会阶层的矛盾不能再通过对外战争输出的方式转嫁，而只能进行内部消化。
而边疆固定之后，内斗的加剧和阶层的分化，又同样让两个社会都出现了严重的“行为沦落”现象——各个阶层纷纷在扭曲的竞争压力下，因为不同原因丧失了繁育的冲动，导致整个社会的生育力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整个社会活力在触碰到编发生了不可挽回的衰竭。这样的故事，在人类历史上，已不止发生过一次。
幸运的是，我们不是老鼠，也比罗马人多懂一点历史。
也许，这能让我们最终避免重蹈覆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