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在杨振宁上铺的兄弟
01
电影《无问西东》结尾的彩蛋，都是清华大学历史上青史留名的大人物，其中唯一健在的，就是杨振宁先生。
杨振宁现在自然是无人不知的华人之光，他从西南联大毕业以后的人生轨迹，约略就像沈光耀的母亲所期望那样：建功立业，光耀门楣。
但我今天想谈谈另外一个人，一个今天早已被历史抛弃，也已经被世人忘记的人物：他叫赖钟声，当年在西南联大时，他是杨振宁的班长，也是睡在杨振宁上铺的兄弟。
1942年本科毕业后，赖班长去了滇缅铁路工程处工作，杨振宁继续读物理学研究生。1944年，抗战局势吃紧，国民政府提出一个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青年学生参军。
此时，赖钟声已经考取了工程师资格。可能到底是山东人，实在，把笔一扔，就去参军了。而杨振宁这时研究生毕业，获得了庚子赔款的奖学金，准备去芝加哥大学留学。
临走前，他想和班长见一面，但兵荒马乱的，没有联系上。
赖钟声参军后，被选到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学习。既然叫干部学校，当然是培养干部的，很受重视，蒋介石亲自担任校长，“小蒋”蒋经国任教育长，主抓政工人才的培训。
毕竟是给杨振宁当过班长，赖钟声智商高情商也高，在校表现突出，很快就成为小蒋的得意门生，受到重用。
同时受到重用的还有王升，也就是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曾可达的原型。蒋经国有个字，叫“建丰”，学生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建丰同志”。
02
1947年底，赖钟声被派到国民党青年军整编206师，任政工处少将处长。参军两年多就被授予了少将军衔，这是今天无法想像的速度。
他到部队后，很块就创办了一份今天看来名字也很潮的杂志：《革命青年周刊》，向官兵灌输“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思想，并有专用电台与建丰同志随时保持联系。
他还擅长演讲。他的演讲很有西南联大特色，最后经常用这样一句来结尾：
战争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在统一大业完成后，实现工业化！
人生如一个8字，循环轮回，兜兜转转。1948年3月洛阳战役爆发，206师全军覆没，赖钟声也被俘。
幸运的是，赖钟声没有被列为战争罪犯，关进监狱里仅仅三年，1950年就释放了，被安排到北京一所中学任物理教师。这也算是学有所用，人尽其才。
他的一位学生曾描述过他讲课的情景：
赖先生身材不高，较胖，戴一副金边秀朗眼镜，头发黑亮一丝不乱，衣着考究，透着学者气。他讲课，精气神十足，温和而严正，声音洪亮，略带胶东口音。几节课下来，同学们已被他渊博的学识、精当的点拨所折服。
“十年浩劫”中，赖钟声被当做反革命，丢了工作，经常被批斗和贴大字报，以拉板车、做炊事员为生。后来虽然可以上讲台了，但因替一位生病的同事代课，连续讲了多节课导致过劳中风。
1971年，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在去国26年后，以美国公民身份第一次访问中国，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毛主席接见，周总理亲自设宴招待。
杨振宁托人去联系上了自己的老班长，希望见面。但赖钟声左思右想后拒绝了，他的理由有两点：
一是自惭形秽，有可能杨振宁会看不起自己；二是孤芳自赏，自己有可能看不起杨振宁。
对于前一点，他觉得这是必然的情况，他也认了。对于第二点，他的解释是：
此生最大的慰籍，便是困难当头，日寇猖獗之时，我能够挺身而出，愿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而在相同的时刻，杨振宁选择了出国，虽不算逃兵，至少也算懦夫，懦夫是叫人看不起的！
赖班长这话说得很硬气，但是他心里真的无愧于自己的选择吗？也不尽然。
他曾经给自己的老长官写过一封信，里面说道：
我本一介书生，因响应蒋介石抗战救国的号召，放弃专业，考入军校......若不去当那个倒霉的青年军整编二〇六师少将政工处长，比如出国留学，学成而归，情况会有多大的不同。
环顾美籍中国学者，大半系我的联大同学，而我不过一中学教师，所以有时难免心烦意乱，大有“冠盖满京华，唯我独消瘦”之感慨！
可见，赖班长心里还是有怨气的，对人生感到不平。
杨振宁去了西方，他留在了东方。他们在选择时，并没有问西问东，但人生就此分出了西东。
03
在西南联大师生里，后来走出201名院士，还有众多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师，不过更多的，则默默无闻的名字。
从1937年11月成立，到1946年7月撤销的八年多时光中，学校共招生8000余人，最终只有3800名学生拿到了毕业证。
更多的学生，因为贫困、离乱、参军等原因，未能完成学业，没有机会成为所在领域的大家。但历史并未把他们遗落。
1941年，中美两军成了盟国，来华的美军增多，需要大批的翻译人员。当年9月，教育部下令各大学的外文系男生应征参加翻译工作。这次共征调了70多人，西南联大的学生占了一半。
在这其中，有一个江苏小伙子叫巫宁坤，被安排给“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当翻译。这支部队有个更通俗的名字，飞虎队。
两年后，巫宁坤同学又被派到美国，给中国在美受训的飞行员当翻译。抗战胜利后，他留下来，于1948年考入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
在芝大，他还碰到了一位西南联大毕业的校友，两人随即成为好朋友。这位校友就是李政道。
1949年，这个国成立后，急缺人才，向留学生发出回国的号召。燕京大学向巫同学发出了邀请。祖国的召唤让他动了心，他决定放下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回去报效祖国。
李政道听说他要回国，特地前来帮他收拾行李，在他的箱子上写了几个白色的粗体大字：“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1951年8月份，巫同学到达北京，很快被安排到燕京大学上课，成了巫老师。五个星期后，他和京津地区三千多名高校老师，一起听周总理做了七个小时以“思想改造”为主题的报告。
巫老师还没站稳讲台，11月，“三反运动”开始，燕京大学解散了，被合并到其他院校。他也被调到了南开大学。从此就被卷入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中，属于被运动的对象。
1953年斯大林同志逝世，很多师生怀着悲痛的心情去苏联总领事馆哀悼，只有巫宁坤被指责为“一个人非常勉强地参加了队伍，并且毫无悲痛的表现”。
还有人翻出了他1938年夏天在武汉参加国民党干训团的历史。干训团的团长是蒋介石。这下他跳进海河也洗不清了。虽然那时还是国共合作时期，干训团的副团长有陈诚，也有周恩来。批斗者认为：他不该说周恩来当过对岸人家的官。
更大的劫难还在后面。
1957年，巫老师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且是“极右分子”，名列全校榜首，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也就是同一年，他的同学李政道，与杨振宁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此时的巫右派，先是和其他“同类”一起被关在北京的半步桥监狱，吃着发霉的窝窝头和咸得发苦的腌萝卜，后被派到北大荒劳改。1960年，又被转移到位于天津和唐山之间的清河农场劳动。
当时正值历史书上宣称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连窝窝头都吃不上了。巫右派的大舅子想办法给他送了一包烙饼，同牢房的一位刘的右派问他借了一张吃，还写了个欠条。他见对方的字很漂亮，相约以后给自己写个条幅。
几个月后，巫宁坤接到命令，去农场的角落挖坑。坑挖好后，一匹瘦马拉着一辆平板车走来，车上是一具盖着的尸体。他打开草垫子一看，就是那个借他烙饼的刘右派。
04
直到“十年浩劫”结束，对错划的右派分子进行改正，巫宁坤才得以回到北京。来来回回，他一直用着当初离开美国时带的那个行李箱。箱盖上，李政道写的几个字“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虽然褪色了，依然可辨。
只是，当他再打开箱子时，可能会回想起揭开草垫子的场景。人生的西东，只有真相被揭开时，才能看得清。
1979年10月，他偶然从报纸上看到李政道回国讲学的消息。与赖钟声的反应不同，巫宁坤的心里没有多少想法，他立即前往北京饭店看望老同学。
因为李政道忙着备课，两人匆匆聊了一会儿。临别的时候，巫宁坤想：假如当年是他送李政道回国，那么李政道还会不会成为举世闻名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呢？
1990年退休后，巫宁坤用英文写了一本传记A Single Tear，回顾了自己回国后的经历。这本书在英文世界引起轰动，是《纽约时报》当年评选的7本Notable Books（值得关注的书）之一。
在书的结尾，他用九个字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归来”是他的选择，也是他的真心，但此后的“受难”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幸运的是他“幸存”下来了。
晚年，他对来访的一个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说：
如果没有那些运动，我也许会是一个更有成就的学者，也许我会写出几部有关英、美文学的专著。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关於这一方面的专书早已汗牛充栋了。A Single Tear也许是一部更重要的作品。
选择不问西东，但不同的选择会造就不同的道路，塑造不同的人生。
我常常回想起 A Single Tear 中的那个场景：1951年7月18日的早晨，巫老师——当时还是巫同学从旧金山的邮轮码头出发回国，李政道博士前来送他。
临别时，他问了李博士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回去工作呢？
李博士笑着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
巫同学还没明白“脑子”是个怎么洗法，邮轮已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