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江、曾的推举就没有习的上位
高新评论分析文章：习近平高调悼念江泽民，并在追悼大会给予他极高评价之后，法广刊登了《习近平今天的权力基础与江泽民当年暗助有直接关系》一文，报道了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张五岳先生接受记者采访的内容。张五岳先生在采访中说：“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江泽民是第三梯队领导人。很清楚的是，江泽民之后交棒给胡锦涛作为第四梯队。而作为第五梯队的领导人，是习近平。他（习近平）本身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权力基础，跟江泽民当年的暗助有直接关系。因此，第一，利用这样肯定江泽民、纪念江泽民，可以凝聚党内共识，第二，肯定江泽民、纪念江泽民也可以让自己的继往开来更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
张五岳先生回顾说：“再一个关键之处是，2006年，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因为社保基金被整肃，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升任上海市市委书记，这是习近平人生旅途上最重要的关键一役。可是，从浙江省委书记升任到上海市委书记过程中，主要的规划者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党校校长、兼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很多人都会认为江泽民和曾庆红当年未必是支持习近平作为胡锦涛之后的接班人，但是，没有江泽民系统、曾庆红系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习近平能取代原来共青团规划的人选。在这个过程中，江的关系与习的关系就变成一种很好的互动关系。过去这几年，外界总是过渡解读，习近平作为第五代领导人好像刻意清除上海帮，或对抗江泽民。这是外界的过渡解读。”
诚如张五岳先生所言，如果把以江、曾为代表的所谓“上海帮”与习近平放在对立面分析，就没有办法解释当年的习近平为何能够取代为原本为胡锦涛看好的李克强而成功上位。
多年前笔者即在《曾庆红当年曾亲自出马为习近平站台拉票》一文中详细介绍和分析过，习近平被安排为上海市委书记之时，已经是当时的中共高层选定总书记接班人选之日。
记得2002年春习近平被宣布为上海市委书记事隔一天，新华网发表的一篇《新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背后的故事》，大胆地以“习近平：乘‘红船’而‘走在前列’ ”强烈暗示习近平凭借着他的“红色家庭”背景已经进入了中共接班梯队的最前排，“乘势而上”……
笔者当时读罢这篇文章曾与内地记者朋友讨论，该友断言道：什么叫“乘势而上”？那就是十七大上进常委，十八大上接班胡锦涛。
当时，外界媒体可能都以为习近平在上海干部大会上的“就职演说”不过是“党八股”一篇，了无新意，殊不知习近平当时的讲话内容中至少有一处是“与众不同”。
众所周知，在习近平上台之初，中共各级官员在正式讲话中都会重复三句话，那就是认真学习邓小平“猫论”，认真学习江泽民的“三块表”，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
但是，习近平在他上海市委书记的“就职演说”中，还特别加进了《江泽民文选》。他当时的原话是：我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不负重托，不懈努力，忠实履行自身职责，兢兢业业做好工作。一要当好学生。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文选》、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做到学以致用。
当时虽然没有《胡锦涛文选》，但早已经有《邓小平文选》存在，而习近平只用“理论”二字把邓小平一笔带过，对江泽民则特别强调要学习他的“文选”，令人不能不回想起“文革”林彪号召全党全军全民都要学“毛选”的岁月，由此可见当时早已经“退休”的江泽民对中共政权依然存在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他习近平俨然也已经模仿着当年的林彪效忠毛主席的样子，向江泽民表忠心，当然也是感恩！
习近平就任上海市委书记一个半月后，曾庆红即亲赴上海，借考察党的高级干部培训之机，为习近平站台。
当时的中共官媒报道说，（2017年）5月10日下午，曾庆红一下飞机，不顾旅途劳顿就直抵红色圣地—-中共“一大”和“二大”会址纪念馆参观瞻仰。面对记载我党光荣历史的一张张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和文献资料，曾庆红恭候在侧的习近平告诫说：这里是我们党的诞生地，86年前我们党仅有53名党员，到去年底党员队伍已壮大到了7080万。在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虽然也历经了坎坎坷坷和各种艰难险阻，但是历史事实证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就有了主心骨，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大业就有希望。
当时有中国内地的记者朋友告诉笔者，曾庆红此次亲赴上海，他的大秘施芝鸿提前通知上海市委办公厅时特别要求只需要习近平一人接机，市委其他领导人和浦东干部学院的领导人都到曾庆红考察的第一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恭候就行了。
由此可见，在二零零七年初决定上海市委书记继任人选时，江泽民、曾庆红和胡锦涛就已经为一项“党内重大决定”达成共识，那就是安排一位他们看好的总书记接班人培养对象接掌这个职务，因为这样非常有利于此人在十七大上获得较高选票。
笔者当年在《习近平到底是何时被确定为总书记接班人？》一文中也已经介绍过，中共官方报道中事后透露出来的消息称，2007年6月25日，也就是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的三个半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党员领导干部会议，就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进行民主推荐。参加会议的十六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有关负责人400余人，每人都领到了一张推荐票。
报道中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亲自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提出了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的条件：政治坚定，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领导能力强，工作业绩突出，党员和群众拥护；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过硬，廉洁自律。会议还对推荐预备人选的年龄提出具体要求，尤其要充实一些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年轻同志，以形成合理的梯次结构。
民主推荐之后，中共中央就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方案反复进行酝酿，多次听取意见。在此基础上，根据民主推荐结果、组织考察情况、本人廉洁自律情况和班子结构需要，提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建议名单。
当然，中共政权宣传话术中所谓的“民主推荐”并不是民主选举，当时的中共高层如此作为，是中共政权政治术语中的所谓摸底排队，并非是要完全按照所有被推荐人在这四百多张推荐票中的得票多少来决定最后的名单。但中共内部传出的习近平在这四百多张推荐票中得分比李克强要高的消息，笔者认为是可靠的。但必须指出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共高层在此之前即已经为习近平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这个角度分析，在当年所有被外界推测到的中共第五代接班人选里，习近平等于是赶在十七大召开前几个月即被安排提前上垒。
总之，在习近平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数月期间在党内党外名声大噪的前提下，有理由相信在我们过去节目反复提到过的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党内民主推荐政治局新科人选之前，江泽民胡锦涛曾庆红等人就已经明显倾向于让习近平进常委，而不是仅仅以上海市委书记身份出任政治局委员了。
公正地评论，当年曾庆红强烈举荐习近平“接掌革命的班”，除了习近平和他曾庆红一样都是乘坐“红船”“乘势而上”，也还因为习近平在当时的被“比选”的过程中自然突出了他个人在中共政坛经历的过人之处。
早在中共十七大之前，中共在香港的报纸香港文汇报就曾刊登文章说，中共对党员、官员素质的要求，一级比一级严格，而且与时俱进，更以五标准选拔中高级官员。纵观近几年的重要人事调整和中央精神，能否经得起重大事件和危机考验、是否在重要岗位做出突出贡献、从政经历是否丰富、是否遵循“科学发展观”等五因素，已经成为中共高级官员取舍升降的标准。
那么，具体到习近平，从政经历丰富这一条，李源潮和李克强都无法与其相比，因为担任过地方各级党政领导职务，是否遵循科学发展观是软条件，无论是习近平还是其他当时的在位省委书记，这一条都会被考核过关。而经得起重大事件和危机考验以及在重要岗位上做出突出贡献这两条，都在当时的新任上海市委书记位置上被突显出来。因此，更有理由认为中共高层当年在比选之后决定习近平接管上海，确实有为他提供表现从政能力的政治舞台的幕后考量。
而中共中央一级的媒体被内部通知要注意宣传习近平，应该是在这次“党内民主推荐”过程完结之后的事情。
十七大召开之前，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报》于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头版头条，以“喜听上海新涛声”为题发表颂扬文章，表面上是赞颂习近平治下的“新上海”，实际上句句都是在夸奖习近平本人。
当时有敏锐的香港政论记者，从“喜听上海新涛声”的标题中就看出了人民日报御用记者的苦心，认为这样的题目绝非《人民日报》编辑部信手拈来的，而是经过很多推敲和政治审查，甚至由高层拍板决定，藉此体现中央的意见和宣传调子。谁 “喜听”呢？当然是中央了，准确的说，就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新”者，习近平上任后的新上海也；“涛声”者，胡锦涛的声音，胡锦涛的指示？意思就是，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的新上海，服从中央，忠实推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令上海出现焕然一新的景象，对此中央非常满意，特此表扬。 习近平在十七大召开前的七月份曾经在率上海团向浙江取经过程中讲话说，“人家称上海是‘老大哥’，我们更多地要换位思考，考虑人家的利益。”，“授人玫瑰，手有余香”，如果在一些蝇头小利上斤斤计较，纠缠不休，那是非常短视和狭隘的，“更不能以邻为壑，试图独占利益、不容人家分一杯羹，那样最终也会损害自己”。 这番话都被人民日报记者在“喜听上海新涛声”的报道里引用，用以证明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上海领导班子不再如此前的陈良宇领导下的班子一样不把兄弟省份过在眼里。而上海方面的领导人在习近平接管上海之前最为其他地方省级领导所痛恨的也正是这一点。所以，当时的人民日报在十七大召开之前如此报道习近平的上海新政，无疑是在十七大代表里为习近平拉票。
十七大人事尘埃落定之日，也是当年的胡温体制结束倒计时的开始。五年之后，除习、李之外，其余的七个常委都要走，而曾庆红虽然在十七大上失去了五年，失去了连任一届即五年时间的政治局常委的机会，却颠覆了当年共青团系人马全面接班的格局，换来了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这个新时代就是中共太子党时代。他们要接过父辈打下的江山，传承“正统”的中共血脉，“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接（班）谁接，我们不干谁干”。曾庆红终于以少当五年常委的代价，完成了一种不是颠覆的颠覆，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创了一个时代。他在十七大会议期间，在到老家江西代表团参加讨论时，表达了这种心情。他说，中共的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伟大事业，这个事业是‘铁打的营盘’，我们一届又一届、一茬又一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流水的兵’。”对自己亲自举荐的整个中共政权的接班人习近平的放心和满意溢于言表！
笔者在过去的文章中也已经介绍过，当年在江泽民治下的曾庆红之所以能够有当时的权倾朝野,除了确实有过一番“后天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的红色出身。对红色政权与生俱来的“阶级感情”,令“老同志们”对他十分放心;父辈之间的生死患难令江泽民对他刮目相看。
与之同理，当曾庆红向已经是“太上皇”身份的江泽民举荐习近平出任总书记“接班人”时，江泽民也是和当年信任曾庆红一样，首先相信习近平对红色政权的忠诚度，其他“候选者”无法与其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