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治国无能 驭党有"术"

邓聿文 10-16 22:48+-

  中共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被提前公佈实施,原计划它还要在本月举行的中共五中全会上过最后一道审议关的,但也许五全要审议的事项太多,习近平认为既然条例已经制定,审议不过是走形式,就提前公佈出臺。这对五全本身也是一个限制,因为自此后,中委的运作包括中央全会的召开,就有规可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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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並非说之前中委的议事和运作就没有"规",无论是中委、政治局还是政治局常委会,中共都会制定议事规则之类的规定,但此规不等于现在的条例彼规,最大的不同除了内容外,更是形式上的,即议事规则之类,在中共的家法裡,法规效力是最低的,基本等同于纪律要求,而条例具有准法律的作用,是仅次于党章的规定,其党内法规的位阶较高,如果说以前对习近平的服从和忠诚是一种纪律要求的话,那么有了条例,就变成了法规义务,倘若今后有哪位领导干部敢对习近平不恭,惯用中共的家法处置就变得名正言顺了。

  习近平上臺后,为中共制定了太多的党法或家法,填补了许多空白。由于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党的家法其法律效应实际比国家法律还高,因此,习为中共立规之举实际也可看作广泛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事实上,习把自己的立规矩就打扮成治理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所谓国家治理现代化,无非就是要做到凡事都有规矩,有法可依,用法律来治理,那么在党内,就是用党规来治党。一句话,讲规矩,一切按规矩办,就是习理解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般的说,这没错,的确可以把治理现代化简化成以法治理,法律为大,凡事法律说了算。然而,习的问题在于,他把法看作党的规矩,把党的规矩看成自己的意志和意愿。换言之,习在制定党内法规,为党立规矩时,塞进了太多的自己的东西,是除毛之外,公然将自己的语言、名字塞进党法裡最多的领导人。鉴于中共是一个威权主义的政党,为维护领导人的权威,过去中共在立家法时,多多少少会将时任领导人的话语写入党章和其他党内规章中,尽管如此,还是要在表述上不过分突出领导人,让它看起来像一部法规的样子。

  但习近平打破了这个平衡,他立的党内规矩,充分显现他的语言风格,习式话语充斥党内规章,甚至公然不避讳把自己的名字放进党法。不仅如此,还在党法中扩充总书记的许可权。这在刚公佈的此部中委工作条例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习近平的家法

  条例对中委工作程式涉及的各个方面如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以及书记处的职则、许可权、运作作了详细规范,两次直接提及习思想,多次表述要做到两个"维护",並在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会议三大重要机构的条文中,规定会议的议题由总书记确定,虽然这裡的总书记不等于习本人,但现在是由习做总书记,那么就等于扩充了他的权力,也就是说,这三大机构的会议,每次议什么事,理论上和规矩上习不必和党内其他要员商定,他一个人就决定了事。考虑整个条例的习式语言风格,说它等同于习个人的家法,把自己的权力地位直接写入条例,由条例来背书,也不为过。

  不过,相对去年通过的中共党组工作条例,中委工作条例对习的顺从,还有所"节制",前者公开提到习的名字有四处之多,且两处都是"习核心"。这当然不是说中委条例减少写入习的名字就表明习的权力受到削弱,如此解读肯定有错。

  因为在涉及中共领导干部的三个工作条例裡,2015年出臺的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和党组工作条例(试行)版中,均没有习的名字,但党组工作条例在2019年去掉试行二字,改为正式发佈施行,不仅条例被大量的习式话语充斥,习的名字也四处提及,而中美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国外部环境的恶化恰恰在去年进入一个临界点,这说明中共的内忧外患未能像外界想像的那样削弱了习的权力,否则,他不可能将自己的名字直接塞进条例,就像2015年那样。

  那时他的权力尚未大到一言九鼎,还不足以威慑其他中共领导人按其意志行事。中委工作条例对他的名字少写了两处,最好的解释是,他自认为自己的权力已经稳固,无需再在条例裡多次载入,名字出现多了,反而会引发这些党内大员们的心裡反感,虽然他们嘴上不敢讲。况且,两个维护之类进入条例已经为他的权力保驾护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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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手反腐一手立规

  习治国无能,但是治党有术,居然把这个9千万党员的大党和各个大小山头派系整治的服服贴贴,在这方面还不能不说他有点"能耐"。然而细细琢磨他也没用太多的招数,只靠两手,一手是反腐,一手是立规,后者用习的语言讲,即政治建设。习对立规的倾心可能比反腐还多。反腐以前交给王岐山,立规是他自己亲手操刀,原因无他,就是要把自己的思想意志情感塞进规矩,把自己的权力地位变成规矩的一部分,要中共广大党员特别的党的高级干部遵守,这样他们即使有不满,也不敢反他,因为这不仅是纪律要求,而且是党法的要求和义务。反他就是反党。在中共所有人的利益都来自党的情况下,反习等于自决于党,没有党员领导干部敢这么做。

  在习的立规中,上述三个党的工作条例又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是直接给领导干部或者权力制定条条框框。说一千道一万,权最重要,抓住了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自己也就高枕无忧。而在中共的权力板块结构中,三大党组织体系即中央委员会、党组和地方委员会是关键。前者位居权力的上端,后者位居权力结构的下端,中间的则是中共和国家的各机构,人民团体、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各党组,它们的触角所及,覆盖了中共和中国,所以控制住它们,就能够让中共大小领导干部自觉效忠。从这个意义说,在先后修订、推出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共党组工作条例的任务后,出臺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是迟早要做的事。

  • 最新评论
  • g2j2

    俺不妄议,反正是专制独裁政权,你们还想怎样?他想怎样就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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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亮眼瞎说

    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在他的书中描述1830年法国发生七月革命,当政者查理十世的统治被推翻……。有这样一段文字值得一读。 "我们在历史中见过不少领导人,他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政治判断力和价值选择,会停留在青少年时期的某一个阶段。然后不管他活多久,也不管世界上发生多少变化,他都表现为某一时刻的僵尸。如果某个机缘,让他上了大位,他一定会从他智力、知识发展过程中停止的那个时刻,寻找资源,构造他的政治理念、价值选择和治国方略。这种人的性格一般都执拗、偏执,并且愚蠢地自信,而且愚而自用,以为他捍卫了某种价值,能开辟国家民族发展的新方向。其实,他们往往穿着古代的戏装,却在现代社会舞台上表演,像坟墓中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知道他是幽灵,他却以为自己是真神。但是,他选择的理念,推行的政策,无一不是发霉的旧货。" 读到两百年前的托氏此话,让人拍案叫绝。王岐山曾经在2013年推荐过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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