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华裔告上法庭的哈佛 其实是华裔学生保护者
在北京、上海等地一流大学上过学的人都知道，本地学生录取分数线要比外省的低一截，但就上学期间和毕业以后的表现而言，他们不一定就比高分考生差。
美国华人真的支持状告哈佛？
华人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孩子上名校几乎是每个家庭的梦想，很多人把孩子进名校的机会押在告赢哈佛上。虽然愿意打官司的这部分华人呼声高，但总体上看，在美国华人中支持平权法案、反对告哈佛的居多。
在支持告哈佛的华人看来，亚裔孩子成绩好，才艺高，得奖多，课外活动丰富，看上去都符合藤校标准了。孩子被拒，就很自然地联系到常春藤名校对亚裔学生有歧视。这个心结说到底，是因为心里跨不过“分数”这道坎，对于这些华裔父母而言，他们还在用看待国内高考的心态看待美国学生的升学道路，认为名校是孩子人生成功的必经之路。
看分数还是全面考核？
亚裔学生进名校，SAT（类似国内高考）分数要超出其他族裔学生一两百分，这个说法来源于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Thomas J.
Espenshade在九十年代做的一项研究，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
。但是，哈佛等名校从来没有说过他们只看考试成绩。目前名校录取普遍采用“全面评估”，对申请人的成长经历，种族背景，个人特质，特殊才能，兴趣爱好，专业选择等进行全面审核。
SAT高出一两百分的孩子，学习能力和潜力就更强吗？分数不能预测一个申请人未来学术和事业上的成功。每年申请哈佛等名校的亚裔学生人数大大超过其他少数族裔。哈佛说过，如果仅仅按照分数录取，哪怕是只录取全美高中的第一名或者成绩满分的学生，把招生名额扩大四倍都不一定够。
怎样看待公平？
在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流大学上过学的人都知道，本地学生录取分数线要比外省学生的低一截，但观察上学期间和毕业以后的表现，你会发现当年这些本地同学的成绩和成就不一定差，他们中很多人的社会活动能力、领导能力可能让其他省市的状元们自叹不如。高考成绩并不能说明一切。
“公平”不是分数上的一刀切，用同一个分数来评估不同家庭背景、不同人生经历的孩子，显然是不公平的。我认识的一个孩子，今年被哈佛等三所顶级名校录取。他家境平平，虽然酷爱音乐，却连私教乐器课都上不起。靠天赋和自学苦练，乐器达到很高水平。高三时有一位音乐教授听了他的演奏，主动提出免费教他。他性格谦和，学习刻苦，做事踏实，骄傲地成为家中第一代大学生，并得到全额财务资助。哈佛有责任和义务为这样的孩子提供机会。也许他的SAT没有考到满分，但是，我们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同为华裔，还有那些父母不会英文，住不起好学区的孩子，他们享受不到好资源，拿不到高分，我们难道要把他们当作对立面来起诉吗？
如何理解多元化？
多元化招生是美国名校的一大特色。Burroughs法官在判决书里强调：确保大学能给学生提供一个多元化的氛围，能促进学术水平的提高，鼓励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尊重。因此，尽管现行的录取政策不完美，但目前来说还没有可替代的政策能够同时保证学生群体的多元化和学术优秀。
多元化并不是单纯的族裔多元化，学生的背景、兴趣、才能、社交、专业选择和未来职业发展，花样越丰富越好，有利于学生相互学习，更好地适应校园之外的世界。申请自述文和面试都常常问这样一个问题：“你能为哈佛带来什么？”（言外之意，你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再看看我们身边，相似的孩子是不是太多了？
庭审期间有八名哈佛生（四名亚裔）出庭作证，他们的陈述很打动人。8岁时跟父母从越南来到美国的Thang Diep和华裔女生Sally
Chen，都因为语言和文化差异经受过排斥和挣扎，他们的成绩都不是最突出的，是多元化的录取政策让他们受益。他们在个人陈述、面试和推荐信中都展示了开朗、阳光，激情、关爱的一面，两人得到的个人评分都很高。他们在哈佛学业出色，活动能力强。Sally善良有爱心，凭着强大的领导力，组织联络各界人士为社会上非裔美国人面对的不公平。哈佛的目标是为社会各个领域培养杰出人才和领袖人物，所以非常看重学生的眼界、胸怀和领导能力。
关于个人评分
哈佛给法庭提供的录取信息中，曝光了“个人评分”这个内幕，引起一片哗然和过度渲染。很多人把personal
rating（个人评分）说成了personality
rating（个性评分），把“亚裔学生个人评分比较低”理解成对亚裔的刻板印象和故意歧视。
哈佛律师在法庭上说过，个人评分是根据学生个人陈述文、高中老师推荐信和面试评语等给出的反映申请人的个性、兴趣、追求的分数。招生官在四个方面给申请人打分，个人评分只是其中一项。也有人认为哈佛用“羞怯”、“安静”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亚裔学生是偏见，而哈佛律师和证人都明确表示，“羞怯”、“安静“并不是缺点，也不是只有亚裔孩子这样。种族因素在申请中只能为申请人增色，不会减分。
谁是告哈佛的幕后推手？
最高法院有两个判决为美国目前大学录取提供了依据：
1）1978年最高法院对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的判决——大学录取可以把种族作为一个参考因素，但不得采取种族配额制；
2）2016年白人女生费舍尔第二次起诉得克萨斯大学，最高法院 以4:3票维持平权法案。
平权法案在大学录取中的实施不是一帆风顺的，数次面临挑战。这次状告哈佛案的推手是犹太裔保守派活动家Edward
Blum，费舍尔告得克萨斯大学就是他发起的。他本人不是律师。早在1990年代初，Blum以共和党身份跟一位非裔民主党人竞选议员，失败后起诉得克萨斯州，在休士顿推翻了有利于少数族裔候选人投票的选区划分。他打过六次官司到最高法院，胜诉四次。2013年发起谢尔比县诉霍尔德一案，推翻了1965年《投票权法案》一项核心条款，让少数族裔来之不易的投票权再受阻碍。从此，寻找原告去打官司成了他的职业。
2014年Blum成立了“学生公平录取组织”，名字听起来象学生组织，但实际上只有Blum一个人。在几个保守团体的资金支持下，他建了几个网站招揽被名校拒绝的学生，以被哈佛歧视为由当原告，承诺支付律师费，同年11月他起诉哈佛。
亚裔扮演了什么角色？
此时，这次诉讼中另一位重要人物出现了，他就是佛罗里达的华裔商人赵宇空先生。据说他的儿子申请哈佛被拒，他认为他儿子受到了哈佛的歧视。他和其他一些华裔家长组成了一个组织——“亚裔教育联盟”。2015年5月赵宇空先生领导下的“亚裔教育联盟”等亚裔华裔团体联合向教育部和司法部申诉哈佛大学录取歧视亚裔学生，理由与Blum告哈佛同出一辙，但司法部并未受理。
很自然地，为白人利益奋斗多年的保守派人物Blum跟保守派华裔为主力的少数族裔此时站到了一起，共同挑战实质上是让少数族裔受益的大学录取政策。
“人和”有了，还需地利天时，川普上台，Blum的好时机来了。
2017年，川普的司法部启动针对“学生公平录取组织”告哈佛歧视的调查，哈佛迫于司法部的压力和法官的命令，提交了几年内的录取资料和内部通讯信息，录取内幕曝光。最高法院在任的大法官有三名是当初在费舍尔案中投了反对票的，川普上台后又任命了两名保守派大法官，更是给Blum和赵宇空们带来莫大的希望。
平权法案对亚裔到底是利还是弊？
从法庭回到现实中，我们都清楚这样一个事实：亚裔占美国人口的5%左右，亚裔学生在哈佛的比例超过20%，其中有亚裔学生自身优秀的原因，但如果没有主流社会的包容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的争取，没有平权法案带来的大环境的改变，很难说名校的校园里能看到多少亚裔面孔。
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首任华裔校长陆道逵（Wallace
Loh）曾经讲过，他大学毕业申请好几所法学院全部被拒。五年之后再次申请全部录取。他说并不是因为他几年之内有多大进步，而是赶上了平权法案出台。有一位自己孩子被哈佛拒掉的华人家长看得透彻，“华人在美国的崛起不是因为我们标榜自己的聪明勤劳勇敢，我们这半个世纪的异军突起，是因为《排华法案》的废除让我们有了公平的生存环境，是因为平权法案的实施让我们在教育就业中有了相对公平的机会。”
失去了平权法案的保护，华二代的未来堪忧。
这次Blum巧妙地将哈佛抛上风口浪尖，也可能让亚裔陷入被排斥的尴尬处境。生活优越教育程度高的华人一代移民与白人保守派携手，以种族为武器，把目标针对其他少数族裔，已经引起主流社会的侧目。而实际上，华裔支持平权法案的占大多数，老一代移民经历过歧视，格外珍惜社会的进步和包容，在美国受教育的二代，更多地支持多元化的制度，他们与保守派华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虽然“亚裔告哈佛歧视案”被法官判原告败诉，但这个案子极大可能一直会打到最高法院，支持和反对两方到底鹿死谁手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四年很短，人生很长；哈佛很小，天地很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