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可能干的 邓小平却干了
2009年，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撰文《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其中披露了他对于中共数位元老的看法及中共高层见的政治博弈。当谈及邓小平时，他说：“后来接班的邓小平，其实也是半个毛泽东。1989年六四风波，出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这种连毛泽东活着都不可能干出来的事，邓小平却干了。”
要谈胡耀邦，不得不先谈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任何党员都是党的驯服工具，这个观念深入人心，也作为组织原则贯彻下去。作为一个实质上的农民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缔造者。毛泽东这个人很复杂，毛的周围有一帮人。毛泽东最喜欢的人是高岗、林彪和邓小平，曾打算让高岗当接班人。高岗有他的本事，属于“绿林豪杰”，毛很欣赏。我当过高岗的政治秘书，他喜欢下围棋，晚上同我下棋是从不接电话的。
离休后我负责编中共组织史资料，从打AB团起，10年内战肃反，自己杀自己人，杀了10万。延安时期抢救运动打了1万5千个特务，但事实上一个打入党内的特务都没有。
我问过黄克诚，在江西时他就感到，毛有两个毛病：一是脾气太坏，二是任人唯亲。井冈山下来在福建选前委，多数人投陈毅的票，毛泽东就甩手不干了。后来陈毅去上海找周恩来，周让陈赶紧把毛请回来。如萧克没投毛的票，毛对萧一直记在心上。没有林彪的吹捧与参与，“文化大革命”可能搞不起来；“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就垮了。
后来接班的邓小平，其实也是半个毛泽东。1989年“六四”风波，出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这种连毛泽东活着都不可能干出来的事，邓小平却干了。“六四”期间，他听信李鹏和李锡铭谎报“学生动乱”的谗言，要实行军事戒严，萧克、张爱萍等7位上将联名上书反对武力镇压，他毫不理睬。
胡耀邦(左）和邓小平。
总之，80年代的局势对耀邦来说，很难办，上面两个老人压着。邓小平赞成“权威主义”，他认为中国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耀邦告诉过我，邓小平与陈云这两位政治老人的关系，按邓小平的话说，是“谈不拢”，胡耀邦在位时，就开不成常委会；“只能有一个婆婆”，这是邓小平让薄一波向陈云传达的。
改革开放，邓小平在经济上比较坚定，如成立“特区”，这是一个创举。而陈云仍坚持“鸟笼政策”，这是原则性分歧……对“六四”风波，陈云则有自己的看法。当时在中顾委，我们四个人（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我）反对镇压，几个月批斗，将要开除党籍，是陈云挽救了我们；他说，这种事不能再干了，否则，以后还要平反。
1987年耀邦在“生活会”上被以前的战友王鹤寿揭发，非常伤心，他曾对王鹤寿讲过一些心里话。王鹤寿的侄女后来向我透露，揭发耀邦是陈云的命令。除了两个老人，当时还有两个“左王”看不起他，在两老之间讲闲话，一个是胡乔木，一个是邓力群。
胡乔木这个人，“一日无君则惶惶然”。改革开放以后，主要在意识形态上，胡乔木仍坚持毛泽东“政治挂帅”的路线，实质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过不明说罢了。他是个两面派，真正的两面派，今天这样明天又翻过来。
我跟胡乔木的渊源很深，对他比较了解。解放初我在湖南工作的时候，曾收集了毛主席20几篇旧作，印了50本，给中宣部1本，胡乔木要求全部上交，责备我“此种事，有害无益。”我年少气盛，写了一本《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1952年我调到北京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居然又要我到中宣部管党史。没有他支持，《庐山会议实录》也出不来啊！张闻天纪念文集出版前，夫人刘英写信要我写篇文章，后来胡乔木把书的主编叫去加以训斥：“你干嘛让李锐写文章？”主编说是刘大姐让写的，他才不吱声了。像胡乔木那样的人，不当奴才不行啊！他愿意当奴才，因为有好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人物。
1986年，邓力群把陆铿同胡耀邦的访谈交给邓小平，引起邓的震怒，这也成为1987年1月“生活会”后胡耀邦下台的一根导火索。1987年春，陈云让王震等人活动，把邓力群抬出来当总书记。我在1987年7月11日给邓小平、赵紫阳写了一封信表示反对，除了揭发他抵制改革开放外，还述及他在延安抢救运动时犯的一件严重政治错误。邓小平14日批示，撤销邓力群的职务，陈云、李先念、薄一波三人也画圈了，制止了这个危机。
除了一些小事，胡耀邦和赵紫阳合作比较融洽，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对全面改革却有不一致的看法。那两个“左王”趁机在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中穿梭，大进谗言。这两个“左王”对改革开放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后又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污只搞了28天，幸好被胡、赵联手制止了。
1987年的“生活会”上，耀邦被迫作了检查，听说离开会场后即失声痛哭。一个人如果不是因受大委屈而伤心透了，是不会这样大哭的，尤其是在这种场合。他在担任总书记时就说过：我尊重老人，又独立思考。他尽力在两位老人之间沟通协调，遇大事必请示，同时还要面对两个“左王”的明枪暗箭与各种阻挠，最后遭到两方面夹击，个人事小，全局堪忧，他怎能不放声大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