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扬之死带走了什么 周强真平安了吗
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肖扬4月19日去世，享年81岁。肖扬是继沈钧儒、董必武、谢觉哉、杨秀峰、江华、郑天翔、任建新之后，最高法院第八任院长。肖扬广东省河源市人，毕业于人民大学法律系。1998年至2008年间，肖扬任最高法院院长和首席大法官。
肖扬是一个司法制度改革者和法治的推动者。肖扬任内的最大遗产是最高法院对死刑审核权的收回。在改革开放初期，法律对死刑案件的核准权进行严格控制，统一由最高法院进行。1980年代，最高法院将一部分死刑判决案件，交由省高级法院核准。1983年，邓小平开展严打活动，被告人的上诉期由10天压缩为3天。一些本不构成死刑的罪犯被核准了死刑，甚至出现错杀事件。刑法界人士一直呼吁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以便少杀、慎杀。
2008年肖扬卸任，王胜俊接任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生于1946年，安徽宿州人，他早年就读于合肥师范学院，学的是历史专业，期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的学业戛然而止。后来他长期当政工、政法干部，没有法学教育背景和学历。90年代初，王胜俊调中央政法委工作。从王胜俊的教育背景看，他的确算不上法律专业人士。一个学历史的“法盲”却担任最高法院院长，实在出人意料。法律界人士之所以对王胜俊的评价低，根本原因还不是他的教育背景，而是他的反法治。王胜俊继任后，不仅不推行司法改革，反而反其道而行之。王胜俊上任伊始就提出法院工作的“三个至上”，即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王胜俊提出的死刑判决理念是：“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以治安总体状况为依据、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
他的“三个至上”指导原则和死刑判决观念，饱受法律界内人士的批评。王胜俊在最高法院最后一年多时间里，禁止下属各级法院受理敏感案件，包括征地强拆纠纷、毒奶粉索赔案、四川大地震豆腐渣工程索赔案等，旧的寃案得不到申张，又出现大量新的寃案，致使访民如潮，民怨沸扬。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表示，王胜俊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后，中国司法改革陷入停顿，甚至倒退，司法独立被完全抛弃，司法改革追求更职业化、专业化的方向被彻底扭转。北京律师梁小军曾在微博上透露，京城司法界举行一个寃案研讨会，因为有人披露王胜俊得了癌症，会场上顿时掌声如潮。肖扬与党棍王胜俊的确反差太大了。但不久，法律界人士再次有了希望。
2013年最高法院迎来一位法学科班出身的院长周强。巧合的是，周强还曾经是肖扬主政司法部时的秘书。周强生于1960年，湖北黄梅人。西南政法大学毕业，进入司法部工作，后到共青团中央，再后来成为湖南省委书记。此时中国已经进入习近平的新时代。但不久，法律界人士的希望变成了绝望。
2017年1月14日，周强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对全国法院提出要求：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要敢于对西方司法独立亮剑。周强的话彻底打碎了中国法律人的法治梦。1月18日，北京法学界发起网上连署公开信，要求周强“辞职”。《要求依法罢免周强最高法院院长和首席大法官职务》的公开信指出：“周强身为最高法院院长和中国首席大法官，应当忠于职守，忠实于宪法法律、维护国家法治，却大肆宣扬法院和法官不要依法办案。”，“他假借反西方的宪政民主、司法独立，实际是在推行权力至上、领导人至上、特权至上原则”，“这哪里是中国首席大法官，而是首席大法盲！由这样的人担任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和首席大法官，不仅是中国法院和司法机关的耻辱，也是整个国家的耻辱。”
但周强地位稳固，后他领导的法院系统开展了对709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枉法裁判活动。今年初，周强遇到了其仕途上最大的坎坷，那就是最高法院千亿矿产案卷宗“丢失”事件。王林清、崔永元将剑锋直接指向了他。此时的周强可谓命悬一线。舆论疯传上海市市长应勇已进京待命接任周强。但在周强快要支撑不住时，习近平对他伸出援手。联合调查组的结论使剧情彻底反转，举报者王林清成了贼喊捉贼的罪魁祸首。周强咸鱼翻身，逃过一劫，但他也已经被习近平绑架，中国法院完全变成了习近平的刀把子，公平正义荡然无存。下面，我就肖扬的时代和中国司法的演变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肖扬的时代是中国法治复兴的幻影
很多法律人士怀念肖扬的时代，但我不得不说这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法治幻影。1989年六四大屠杀后，邓小平为挽救已丧失执政合法性的中共，开启了所谓市场经济改革。江泽民、朱镕基扩大对外经济开放，暂时放松意识形态控制。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市场经济呼吁法治，司法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肖扬的时代到来了，中国的法治迎来了小阳春。但随着肖扬的离任，这个幻影很快就消失了。最高法院开始出现王胜俊时代，这是对肖扬时代的反讽和否定。周强的时代标志着中国法治的倒退，从邓小平时代后极权主义时代向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回归。
第二，司法是中共的刀把子与公平正义无关
习近平曾对政法体系官员说：“培育造就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法队伍，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刀把子”说法是毛泽东先提出来的。1926年5月，毛在广州培训农民造反时曾说：搞革命就是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 在邓小平时代，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斗争口号并未消失。江泽民在1998年提到人民民主专政时说：军队是专政坚强柱石，政法机关是刀把子。胡锦涛也在同年说政法机关是反腐败斗争的刀把子。习近平将司法机关的使命说得很直白，他说：“近年来，鼓吹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言论不绝于耳，有些人甚至把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等同于司法独立，‘取消政法委’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习近平说“（这）绝不是一句闲谈，而是政法机关要打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问题，是政法机关为谁服务、为谁张目的原则问题。”可见，中国的司法机关的使命就是保卫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的法官就是执行共产党的命令的负责审判的政府官员，他们都与公平正义无关。
综上所述，肖扬在中国特殊的时代营造了法治小阳春，值得尊敬和怀念。但随着中共恢复常态，他的时代也就过去了，中国司法又露出了它的“刀把子”凶恶嘴脸。共产党的最高法院院长与是否学过法律没有关联，只要听话就行。周强听话，王林清不听话，所以，周强继续当院长，王林清就监守自盗进监狱了。肖扬去世了，那留存在中国人脑海里的的法治幻影，也就从此烟消云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