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英国人如何看待巴黎圣母院火灾？
4月15日晚，我从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得知了巴黎圣母院大火的新闻。当时英国大陆华人集体刷屏，一片沉痛哀悼。再去看我的Facebook上的反应：一位墨西哥朋友转发了；英国人没有一个。
先生马克斯与我几乎同龄。他对巴黎的记忆只有两次：一次是学校活动，另一次是陪我母亲去观光，满足她老人家的心愿。他小时候去过法国多次，都是被父母带着去南部度假。他说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英镑很贵，去法国度假便宜极了。
我另一位英国朋友，从来没有去巴黎的念想。不过今年1月底她和她先生疯狂地去了一次。当时英国下大雪，飞机铁路都停运，他俩冒大雪开车八小时赶到巴黎，总算没错过威尔士队与法国队的橄榄球赛。这是她第一次去巴黎，她说顺便看了看埃菲尔铁塔，感觉还不错。
我另一对去过巴黎的英国朋友，是带孩子去那里的迪斯尼乐园。可是巴黎的迪斯尼太小，我先生和他的同龄人小时候都是去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迪斯尼，英国人普遍觉得只有那里才算迪斯尼。
和现代的英国人接触，一些中国人很容易得出“英国文化变得肤浅”的结论：他们竟然不再喜欢钢琴，不再以欣赏交响乐为美，对巴黎的历史文化美无感，对贵族生活方式几乎无兴趣，而且他们被英国上流社会愚弄得很彻底，竟然不认为英国是个阶级社会。他们只喜欢什么粗俗的流行音乐、足球、橄榄球，被喜剧明星俗不可耐的笑话逗得捧腹大笑，入迷地追捧厨星（“他们不过是厨子，怎么配做明星？”），到欧洲南部海滩晒太阳度假（“无聊到极点”），穿衣服也不再讲究，等等。幸好他们还喜欢网球，私立学校还在，最重要的是，还有尊贵的王室。
得出这样让英国人哭笑不得的看法与结论的原因，是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当代英国仍然是《唐顿庄园》里的阶级社会。而这与英国现实有近乎50年的滞后与落差。
英国文化绝没有变得肤浅。
微信朋友圈关于巴黎圣母院大火的各种沉痛与惋惜，在于当下很多中国人把保护世界历史文化视为己任，且将其定义为高尚的世界责任感与情怀。但这样的似乎充满正义感与品味感的高度，在英国社会并不普遍，因为这高度在英国早已过时。几百年前首先创造并推动“世界文物价值连城”思维的人正是英国人，想一想大英博物馆里的世界宝物，不管其获得手段是否卑劣，但英国人几百年前就占据了此高度，至今仍是霸主。
去年我去雅典度假，参观完卫城脚下的雅典博物馆后，感觉很失望。卫城上的宝物“埃尔金石雕”（指19世纪初被英国埃尔金勋爵从卫城帕特农神庙运回英国的部分雕刻和建筑残件）已经被大英博物馆第18号馆收藏多年。回到英国后，我在大英博物馆第18号馆陈列出的一段文字中找到了我失望的原因。大英博物馆说：“卫城石雕在伦敦和雅典讲述不同故事。雅典博物馆专注于雅典与卫城的古老历史（即只是城市级别的博物馆），卫城石雕是故事的叙述者；而大英博物馆是世界性博物馆，埃尔金石雕与其他文物如古埃及和波斯文物等一起，呈现了世界的综合文化。”
自上世纪50年代起，曾经统治英国许多年的贵族集团已几乎全面谢幕。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工党的激进政策让英国高速朝平民化、平等化、公平化的方向演化。而在过去70年里，人道主义理念成为当代英国人的首要关注。人的生命及其生活质量，才是天底下最重要的大事。受此教育理念影响，我先生马克斯才会说出“幸好没出人命，毁了可以重建”这样的英式评价。
而关于“人的生命及其生活质量，才是天底下最重要的大事”的意识，绝不是英国人的独有。大火发生的第二天，我把孩子送去葡萄牙度假村的孩童俱乐部，顺便问了葡萄牙老师对大火的看法。她说：“这是文化的损失，很糟糕的事。可是想想非洲的难民，想想卢旺达的大屠杀。”她摊了摊手。
而同样是熊熊大火的重大新闻——2017年造成72人丧生的伦敦格伦费尔大楼火灾，面对这场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重大惨烈悲剧，我微信朋友圈上的大陆华人几乎集体沉默；但海峡对岸的巴黎圣母院大火把他们集体激活点燃了，于是出现了我微信朋友圈上的刷屏。
十小时以后的4月16日北京时间早晨，我微信朋友圈上被睡醒一觉的国人以更大的规模继续刷屏。如果说十小时前刷屏的伦敦华人主力年龄在20-40岁之间，这次刷屏者的年龄稍长，介于40-50岁，好几个忧伤的帖子提到了对电影《巴黎圣母院》不离不弃的眷念。
如果说初恋女友最难忘，《巴黎圣母院》大抵就是上世纪80年代集体中国人的初恋。这部摄于1956年的老电影，与其他早被大部分西方人遗忘的老片（如《飘》和《罗马假日》）等，被当时文化贫瘠的中国以“不朽的经典电影”引入，深刻塑造了当时中国一代的审美取向。而塑造当代英国人审美思维的重大文化作品，不是这些“出土文物”式的老电影、钢琴或是交响乐，而是上世纪60年代风靡全球（不包括中国）的挑战传统建制的披头士流行音乐。
而上世纪80年代这些被西方旧文化养大的中国年轻一代，现在是中国文化界的栋梁与主力军。中国文化界与西方近半个世纪的脱节，这些老电影功不可没。而他们对本次巴黎圣母院火灾做出的反应，也映出了这样的审美观与人文意识。
（注：作者是英国社会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