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耀邦遭战友揭发被逼检讨失声痛哭
胡耀邦辞世20周年之际，李锐撰文《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披露，1987年胡耀邦在“生活会”上被以前的战友王鹤寿揭发，非常伤心，他曾对王鹤寿讲过一些心里话。耀邦被迫作了检查，听说离开会场后即失声痛哭。“王鹤寿的侄女后来向我透露，揭发耀邦是陈云的命令。”文章如下。
2015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百年冥诞，近期海内外媒体都在热议胡耀邦
总之，80年代的局势对耀邦来说，很难办，上面两个老人压着。邓小平赞成“权威主义”，他认为中国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耀邦告诉过我，邓小平与陈云这两位政治老人的关系，按邓小平的话说，是“谈不拢”，胡耀邦在位时，就开不成常委会；“只能有一个婆婆”，这是邓小平让薄一波向陈云传达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在经济上比较坚定，如成立“特区”，这是一个创举。而陈云仍坚持“鸟笼政策”，这是原则性分歧。在意识形态上，邓小平“不问姓资姓社”，“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不为既往的正统理论所限制，敢于突破，这是有极大功劳的。而陈云仍跳不出旧框框，1989年，中顾委发了个“一号文件”，刊载了陈云同赵紫阳、胡启立、李瑞环1987年以后的谈话，他说：“列宁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对“六四”风波，陈云则有自己的看法。当时在中顾委，我们四个人（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我）反对镇压，几个月批斗，将要开除党籍，是陈云挽救了我们；他说，这种事不能再干了，否则，以后还要平反。
陈云对胡耀邦有看法，认为他在人事上用“青红帮”（青年团、红卫兵）。1982年初我已经65岁，决定在电力部退下来。这时陈云要我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意见极其坚决，促我上任，还误会我是“能上不能下”、不愿当局长。于是我只好服从，于该年3月调入中央组织部。上任后我只见他一次，见了面就说要“顶住”，言下之意就是顶住胡耀邦。1987年耀邦在“生活会”上被以前的战友王鹤寿揭发，非常伤心，他曾对王鹤寿讲过一些心里话。王鹤寿的侄女后来向我透露，揭发耀邦是陈云的命令。
除了两个老人，当时还有两个“左王”看不起他，在两老之间讲闲话，一个是胡乔木，一个是邓力群。胡乔木这个人，“一日无君则惶惶然”。改革开放以后，主要在意识形态上，胡乔木仍坚持毛泽东“政治挂帅”的路线，实质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过不明说罢了。他是个两面派，真正的两面派，今天这样明天又翻过来。我跟胡乔木的渊源很深，对他比较了解。解放初我在湖南工作的时候，曾收集了毛主席20几篇旧作，印了50本，给中宣部1本，胡乔木要求全部上交，责备我“此种事，有害无益。”我年少气盛，写了一本《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1952年我调到北京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居然又要我到中宣部管党史。没有他支持，《庐山会议实录》也出不来啊！张闻天纪念文集出版前，夫人刘英写信要我写篇文章，后来胡乔木把书的主编叫去加以训斥：“你干嘛让李锐写文章？”主编说是刘大姐让写的，他才不吱声了。像胡乔木那样的人，不当奴才不行啊！他愿意当奴才，因为有好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人物。
1986年，邓力群把陆铿同胡耀邦的访谈交给邓小平，引起邓的震怒，这也成为1987年1月“生活会”后胡耀邦下台的一根导火索。1987年春，陈云让王震等人活动，把邓力群抬出来当总书记。我在1987年7月11日给邓小平、赵紫阳写了一封信表示反对，除了揭发他抵制改革开放外，还述及他在延安抢救运动时犯的一件严重政治错误。邓小平14日批示，撤销邓力群的职务，陈云、李先念、薄一波三人也画圈了，制止了这个危机。除了一些小事，胡耀邦和赵紫阳合作比较融洽，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对全面改革却有不一致的看法。那两个“左王”趁机在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中穿梭，大进谗言。这两个“左王”对改革开放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后又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污只搞了28天，幸好被胡、赵联手制止了。
1987年的“生活会”上，耀邦被迫作了检查，听说离开会场后即失声痛哭。一个人如果不是因受大委屈而伤心透了，是不会这样大哭的，尤其是在这种场合。他在担任总书记时就说过：我尊重老人，又独立思考。他尽力在两位老人之间沟通协调，遇大事必请示，同时还要面对两个“左王”的明枪暗箭与各种阻挠，最后遭到两方面夹击，个人事小，全局堪忧，他怎能不放声大哭！
胡耀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胡耀邦是红小鬼，十四五岁就参加革命，文化程度不高。他碰到第一件事是打AB团，几乎丧命，此事终生难忘。此后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他都尽可能予以抵制或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做有益之事。耀邦历来对“政治挂帅”有自己的看法，不喜欢搞条条框框，坚守言行一致。“大跃进”失败后，1960年就主张恢复长途贩运；他曾公开讲话：“衣食足而知廉耻，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饱肚子”，不怕被扣“修正主义”帽子。胡耀邦能在共产党内出现，非常了不起，战争年代出来的人，服从惯了，更不容易了。他独立思考，他不当奴隶，更不愿意当奴才。延安抢救运动时，到处大抓特务，他当时担任总政组织部长，自己做了个试验，找几个绝对没有问题的年青人，一逼供信，就都承认是特务了。于是他立即找毛主席说，不能再干这种事情。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5年前，耀邦去世15周年时，几位团中央的老同志编写《胡耀邦传》，我为这本书写过一个序言。这个序言里提到：1950年到1952年，担任川北党政领导时，耀邦亲自起草“人民代表公约”；土改中实行保护富农和对地主的温和政策；不许农民乱罚乱斗，进城抓人。当年邓小平这样评价他：“有主见，不盲从。”1952年到1966年，他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提倡八个大字：“朝气蓬勃，实事求是。”他说：“实事求是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弄虚作假。要有实干的精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认为执政党尤其要这样要求。战争年代，形势逼得你非实事求是不可；执政以后，即容易自以为是，走向反面；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深入实际，尤其需要民主制度和党的纪律的保证。1954年10月，《中国青年》编辑问他，“怎样理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耀邦回答：“无产阶级不是只讲革命，只讲斗争，它也讲爱心，讲人情味，讲对同志、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关心和爱护。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是可爱的，人们才能从中感受到更多的欢乐和温暖。”
1957年反右派时，他不在国内；回国后，对团中央打的右派进行安慰。他同我谈过，生平憾事，对项南和苏进没有保护好；两次自责，批斗彭德怀时没讲公道话，开除刘少奇党籍也举了手。1962年下放湖南帮助工作两年时，他亲自到浏阳、醴陵、平江的生产大队蹲点。四清运动开始，对政策界限和方法步骤都作了规定：凡属集体瞒产私分，不做处理；手脚不干净的，公物归还，不搞坦白检举；群众向干部提意见，只“背靠背”；同时号召“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运动。”湘潭地区因此没有发生乱斗和影响生产，大家都满意。1964年12月到1965年6月，在陕西第一书记任上，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四清运动越来越左时。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开展了“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为主题的超前民主改革，纠正社教运动中侵犯人权的错误作法。发出这样的号召：“社教运动是教育人，不是整人”；“要维护人权，尊重风俗人情”；“民主要过硬”；“领导人要听反对的话”。他强调“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标志。”同时，恢复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运输，发展乡镇企业，提倡植树造林（谁种归谁）。当年在西北局的领导下，陕西“左祸”特别严重，耀邦本人被叶剑英保护先行回到北京，他的副手等则受到十年迫害。
耀邦在“文革”中始终是清醒的。初期同团中央几位书记同舟共济，每天有几千上万人来揪斗他们。有人揭发他反对毛主席，说过“太阳也有黑点”；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说：“游泳时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呛水”；他说过“康生一贯左”。他只承认学习不够，工作有错，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有次在长辛店，被打得全身皮肉红肿。他认为毛泽东骄傲了；“不让权，不做自我批评的。”“骄傲害死人呀！”他曾叹息“搞了八年还看不到头”，“多行不义必自毙”。文革后期，耀邦负责科学院工作，主持起草了《汇报提纲》。根据马克思的著作，最早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后而否定了“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等错误提法，并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长征”的报告。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这《汇报提纲》成了集中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他又受到残酷斗争。由于上述这些事例，我们知道耀邦一生历经革命磨练，特别注重理论实践的结合，尤其看重实践效果，因而能抓住过去党和毛泽东屡犯错误最终走上文革绝路的症结，那就是毛接受了斯大林的一套做法，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思想的绝对统治，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变成了领袖专政。
耀邦对中国问题的反思
从投身革命到最后辞世，胡耀邦在党内生活了60年。对这段漫长而沉重的历史，他有深刻的反思；对当代中国的痼疾，他有透辟的洞察。反思和洞察的结果，使他形成了许多反映和顺应人类文明主流的思想、观点和理念。耀邦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思考；党和国家生活应该正常化、民主化、法治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要爱护知识分子、尽力发扬知识分子的才能；应当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则，吸取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他提出和实施的许多政策主张，尤其坚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步，都体现出一种超越原有意识形态的人类普适价值。即便发生1987年的“辞职事件”后，他的思考仍然没有停止，反而更加深刻。一个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从人类文明的视野，来思考国家、民族、政党的前行方向，过去在我们党内，确实是鲜见的。
推进改革，完成耀邦的遗愿
胡耀邦去世，是中国很大的不幸，也是一切以他为师、为友、为长者、为楷模的人很大不幸。但中国出了个胡耀邦，共产党里出了个胡耀邦，这又是中国的大幸。胡耀邦否定“文革”最彻底，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最坚定。他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对于“左”祸肆虐的记忆可谓刻骨铭心。他重视自由、民主、人道，熟悉西方的发展历史，很愿意接受外来的新思想。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全面的，在“文革”时便不盲从，常说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要独立思考。他力主党内生活正常化、民主化，应健康发展，一定要避免过去搞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错误，并主持了“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起草。1989年4月20日，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在胡耀邦追悼大会上对耀邦一生作了评价，悼词是经过邓小平和中央负责同志讨论过的，还是比较公正的。但由于1987年1月“生活会”上强加给他的那些不实之词，以及迫使他下台的做法，曾使得党内外广大党员和群众为之愤愤不平，以致后来引发了“六四”政治风波。对胡耀邦的作为，要有一个全面公正符合实际的总结，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党在国内外公众中的形象问题。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昨天，也就掌握不好今天和明天。
今天，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已不在了，两个“左王”的干扰也不存在，这是一种便于与世界同步前进的好形势。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晚年错误做过总结，对邓小平也应当照此办理。这样，进一步全面改革开放的路就会好走一些。经过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但代价太大，单位能耗和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也居世界前列。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大概佔全世界的15%，可是我们用掉的煤炭大概占世界三分之一。更可怕的是贪污、腐败愈演愈烈。现在全国人口的0.4%掌握了全国财富的70%，贫富悬殊比美国还要厉害（美国5%的人口掌握佔60%的财富）。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上下其手，互相勾结，使共产党沦向了一个利益集团、构成了新兴的权贵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近几年来，中央领导人陆续提出了“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物质、精神、政治三大文明”等治国方针，这些善良的愿望明显优于30年前的“四个坚持”，但要真正落实，前提是不能再走一党专政的老路，必须按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价值规律，即自由、民主、法治、宪政来治国理民。这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对它的解决不能再犹豫不决了！政治体制改革千头万绪，我建议首先从开放言论自由、实行舆论监督，和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收入、家庭财产申报、公示入手；必须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以法治国，实施宪政。“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这是我88岁自寿诗中的尾联。现借此文，再次呼吁，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计，为国家、民族和天下苍生计，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胡耀邦的辞职和辞世，是上个世纪80年代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一幕。他的思想、理念、观点，迄今还有许多没有付诸实践，尤其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引出了许多危机。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对于一个在通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跋涉的民族和国家来说，拥有这笔精神遗产也实为大幸了！
（2009年2月）
作者简介
现年98岁、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素以敢言著称，也因敢言而先后被毛泽东重用、弃用，近年被称为体制内的自由派。2006年，李锐曾致函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希望中共停止以党代法以重建信誉。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前，李锐在《炎黄春秋》发表文章，指中共若不落实民主，便会危机丛生。1958年初，李锐任水利电力部部长助理兼水电建设总局局长时，曾向毛泽东陈述三峡工程引发的问题并提交文章，获毛赏识，毛还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李就当了毛的秘书。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不少人不敢公然反对毛领导的“大跃进”，但李大胆直说，其后被开除党籍，文革期间被关在秦城监狱8年。至1979年，李锐获平反，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其后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