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前主编:今天没有真正的左派
号称大陆最敢言的杂志《炎黄春秋》,日前经历了社长、总编辑等高层统统遭撤换的人事调整。杂志社近日发出声明,称在主管单位的反常举措下,“已面临绝境”,无法保证今年的8月号按时出刊。这一事件被中国大陆的右派知识分子视为“改革已死”,左派人士则认为喉舌单位理应加强党的领导,由此引发了双方在网上的论战,“左右之争”也又一次进入大陆网友的视野。
从社交媒体上发言的情形来看,大陆有相当一部分网友站在左派一边。不过,《炎黄春秋》前主编、天则经济研究院理事吴思在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天所谓的“毛左”算不上真正的左派;针对“毛左”普遍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平等”,并以腐败、贫富差距加大等事实来证明今天还不如毛时代的现象,吴思表示今天的中国社会要比毛泽东时代平等的多,“毛左”们只是心中充满了对毛时代的想象。
毛泽东时代所谓的平等并非真的平等
需要说明的是,吴思所谓的“超极权”,是相对“极权”而言的一种社会结构。在他看来,新中国的前十七年属于“极权社会”,社会结构分三层,第一层是毛泽东,第二层是党员干部,第三层是群众。领袖带着干部,干部带领着群众一起走向共产主义。而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建立一个“超极权社会”,将三层结构变成等腰三角形结构,毛泽东还在最上边,通过个人崇拜变成了“神一般的存在”,然后把群众“从最底层往上提一提”,把干部的位置“往下压一压”,变成等腰三角形地位相近的“两个腰”,用“大民主”的形式,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让群众来监督干部。
极左派的主张在经济、思想、人性改造上都是非常清楚的。吴思表示,当时他们认为,人是一定有私欲的,如果你刺激它、调动它、发挥它的积极性,它会长的更加茁壮;如果你不断调动人的正义感,同情心,调动人们对于平等、人生意义的追求,“无私的一面就会起来”。所以极左派们的主张是尽可能的追求那些“不许调动物质利益或私利的手段”。而“标准左派”则主张“既要无私也要调动一部分物质利益”。
这正是吴思认为现在所谓的“毛左”并不是真正左派的原因:“他们是要回到公有制、计划经济,彻底废除私营经济,重新搞公私合营吗?这是他们的政治主张吗?如果不是,那他们连‘标准左’都不是,更谈不上‘极左’。”吴思表示,所谓的“左派”只是一种对平等的诉求,他们开出的药方既不是“极权”的,也不是“超极权”,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那个左派“药方”有根本的区别。
另外,中国大陆每每出现左右论战,“左派”们总免不了抒发一下对毛泽东时代“平等”的怀念之情,并以腐败、贫富差距加大等事实来反证今天还不如毛时代。针对这种现象,吴思表示他们追求“平等”的史实基础是不牢靠的。
“毛泽东时代平等吗?这要看怎么说。”他认为,毛时代的相对差距不大,但底层出现了“饿死人的状态”,简直是无限穷。“虽然我的工资仅仅够温饱,但那个人饿死了,你说这差距有多大?”而今天的中国社会,“有人月收入100万(1元人民币约合0.15美元),我月收入可能就1,000元,但能吃饱饭”,相对差距确实挺大,但其实绝对差距反而没那么大,因为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解决了温饱,贫困率也大幅下降。“但要是往负向走,饿死人了,那差距可就大了。”
毛泽东自己曾说过,高级干部有服务员、有汽车、有洋房,过得比资产阶级还厉害。吴思据此进一步指出,那还都是国家出钱,何况他们根本不用买别墅,高级干部的疗养院全国任何地方都有,“到那儿就白住”。“倒过来你可以说,这个集团有自己的别墅、有自己的特权,享受的那些东西跟今天的老板差不了多少,还更周到、更省心。但问题是,即使那个时候高级干部跟今天的老板差不多,那底层呢?吃不饱饭甚至饿死的大有人在,这个差距要比今天更严重,因为这个底线是没底的。”吴思表示,所谓的“左派”对那个时代的“平等”带有很大的想象色彩。
吴思还特别强调,对于平等或其他的道德要求,应该建立在可以选择的基础上,但毛时代的人们没有选择,都是被迫的,“整体强制进入这个状态”。他认为,机会平等是比绝对平等、相对平等更为重要的东西,当然也不能说现在的中国机会平等“彻底有”,但比毛时代显然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