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票否决权烫手 中国如何摆脱魔咒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6月29日在北京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标志着成立亚投行及其日后运营有了各方共同遵守的“基本大法”，迈出筹建最关键一步。按照亚投行规定的股权方法，中国出乎意料地获得了一票否决权。
但是按照亚投行的章程，中国却拥有一票否决权。新鲜出炉的亚投行章程与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章程相比，除了在投票权分配机制、成员方门槛等细节上有不同之外，其余框架诸如股本、业务运营、治理结构大同小异基本相同。世界银行的规则是，投票权的大小与会员国认购的股本成正比，而亚投行的总投票权由股份投票权、基本投票权以及创始成员享有的创始成员投票权组成。每个成员的股份投票权等于其持有的亚投行股份数，基本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12%，由全体成员（包括创始成员和今后加入的普通成员）平均分配，每个创始成员同时拥有600票创始成员投票权，基本投票权和创始成员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比重约为15%。
中方认缴额为297.804亿美元，占比30.34%，即便是稀释之后仍然拥有26.06%的投票权。权力在手，中国难道不怕烫手吗？中国是否在步美国后尘？
亚投行大框架无惊喜
从亚投行的基本框架上实际上很难凸显出它和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同。它们都是多边国际金融机构，通过发放贷款以解决发展中国家或贫困国家的发展问题；都是国际公共产品，是全球治理的组成部分，即通过多元主体的合作管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都不以赚钱、赢利为目的，而是要推动国际社会的共同进步。
区别在于亚投行是发展中国家倡导的区域性融资平台，贷款重点服务于亚洲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行融入了更多西方价值观（贷款有苛刻的政治、人权条件），贷款重点服务于全球的减贫工作。而这些只能在以后的具体业务当中体现，在目前的硬性规则中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亚投行没能在组织框架、投票权等方面震惊四方，而是和世界银行大同小异。这并不是陷阱也并非中国之过，而本就是事实。
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截止日期3月31日当天，中国总理李克强接受采访，提到建立亚投行的初衷，他指出，亚洲基础设施特别是互联互通建设还有很大资金需求，需要多个多边融资机构给予支持，而且亚投行是开放透明的，欢迎域外国家参加。倡导建立这个银行不是要另起炉灶，应该是对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补充。中国要维护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并且愿意做其中的建设者。如果这个体系需要改革，中方也愿意与各国一道，共同推动这个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均衡的方向发展。
“中国开放以后一直在国际金融经济体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国际金融经济体系也为中国发展创造了很大的空间。比如，我们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合作，学习了很多先进理念；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企业懂得如何更好地按照国际规则参与竞争。无论是和平还是发展，中国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要继续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事实告诉我们，只有互利才能共赢，才能符合多方利益，也符合中国根本利益，所以不存在打破现有秩序的问题”。
从李克强在敏感时间点的谈话不难看出，中国成立亚投行的初衷并非是为了颠覆规则，仅仅为了弥补世界银行在贷款领域的不足，是为了补充规则。从根本上说，亚投行不过是原世界体系内、秩序内的另一个银行。
中国必须突破瓶颈
那问题也随之而来，虽然世界银行的贷款作用在减退，部分原因在于针对贫困国家的贷款条件太苛刻。根据规则，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亚洲银行，要获得他们的贷款，都要在政府透明度、人权等方面通过考核，还有环保、劳工等多方面的要求。所以，经济问题政治化、死气沉沉的管理方式、条件苛刻、效率不高，使很多国家开始反感，“我没钱，但是我要被尊重”，不希望这些组织对贷款国说三道四。而亚投行在投资方面的限制条件相对宽松，可以满足各国的需求。但是要让这个金融组织持续地发展，则是另外一回事。
由于中国在极短的时间里从一个贫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相对富强的国家，国民的心理认知还存在着严重滞后，作为小国弱国护身符的民族主义诉求仍然高涨。国内的民众对于身边的具体利益有具体诉求和切身感知，对于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不甚了了。由于过去没有这方面的集体经验，国民、甚至某些政府部门很容易习惯性地认为亚投行完全是为中国国家利益而服务。但是，必须明确亚投行是一个国际金融机构，而不是中国的一家银行。亚投行必须兼顾各成员国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中国的利益。中国在发起亚投行这件事上有着重大的国家利益，中国追求的并不是每次分蛋糕都能拿最大的，中国的最高的利益是追求亚投行的持续存在和成功。如果不能兼顾亚投行各成员方的利益，他们一定会退出。
且没有了创新，亚投行必然会被未来其他的金融组织所代替。许多现存国际机构的诸多弊病，往往是由于当年的结构和流程已经不适应变化，但又难以修改。亚投行有机会认真研究这些弊病的根源，尽可能避免。在大型国际金融组织之外，有许多成功的私营和民间金融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例如，如孟加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Muhammad Yunus）创办的格莱珉银行，其经验虽然不能照搬，但完全可资借鉴。
总之，世界各国对亚投行的捧场确实是给了中国面子，但中国自己却不能停留于这种面子上的成功而沾沾自喜。因为亚投行所可能带给中国的，除了表面的荣耀外，更是一次站在大国地位边缘的测验。当中国已经被默认为是一个有资格引领世界的角色，被全世界期待发挥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特效”时，就更需要在一片赞誉声中清醒地认识到可能的风险。与最开始的时候中国没有想到亚投行会成功，没有想到亚投行会一帆风顺一样，在今后的运营当中，中国仍然有更长的要学习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