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决定第一次被否 中联办没脸见中央
28票反对8票赞成，香港政改方案被戏剧性否决。虽然“不通过”的结果在很多人看来并不意外，但是建制派多数离场却让外界顿觉“太意外”。面对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投票结果，一种观点认为香港由此错失了迈步走向民主的契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将因此付出沉重代价；但是也有与此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于北京而言，这不失为一件“好事”。因为这样过后，很多关注香港的人都开始不得不反思：如何才是真的对香港好？香港问题最深层的矛盾为何？
首先，这是人大常委会决定第一次被下一级“议会”否决。虽然结果出炉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言人第一时间站出来强调了人大决定的合宪、合法、合情、合理，具有不可动摇的法律效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所确定的普选制度的方向和各项法律原则，必须在推动行政长官普选的进程中继续贯彻执行，香港未来落实行政长官普选仍然必须以此作为宪制依据，其法律效力不容置疑，但是人大决定第一次被下一级“会议”否决却是不争的事实。于北京而言，这是里程碑式的事件。
其次，政改的过程本身意义重大。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曾经以何等的政治自信，将香港作为通向西方的跳板，并对西方世界的政治正当性发起了意识形态的挑战。然而，几十年之后，斗转星移，香港却成为西方世界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基地，中国在香港问题上被迫采取“河水不犯井水”的守势。
当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设想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统一而设计的伟大构想。它在香港的实行除了因为香港现实的需要，也是作为一个模板，向外界展现中共的智慧和能力。然而，人大常委会为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方式设定提名门槛，希望确保只有中央接受的人士才能参选的举动，不禁让人怀疑中共践行当年一国两制承诺时的诚意。
如今北京对普选的限制不仅在香港内部掀起极大的风浪，也对台湾民众造成了不必要的阴影，尤其是在太阳花学运后，这样更容易使台湾民众产生出更多不愿意同大陆联系紧密的意愿。
现在政改方案被否决似乎更能说明“普选”本身的问题，那么，这是不是也能体现中联办的工作失误呢？在这之前，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信誓旦旦的强调“中央政府真心诚意希望香港能够在2017年顺利实现行政长官普选”“普选制度并非要保证某人出闸，政改方案提名门槛已有放宽，而入闸人数亦有增加，民主情况已很大”，如此看来，他所谓的“普选”和“一国两制”的战略意义相差甚远。如今被否反倒是给了无论是香港还是中共更多的时间去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