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罗大佑:我的歌都是被国民党禁的

人物周刊 2009-04-01 22:40+-

  和罗大佑的访谈,分两个下午进行,地点从酒店会所到他的家里,话题也不断地跳跃和发散,总是从预设的题目,自然而然地延伸到社会、时事、历史和科技。手势不断,表情丰富,时而激动时而低沉,时而兴奋时而叹息,这位音乐教父展示了他的喜怒哀乐,泄露了他的真性情。

  春晚:十八岁不能唱成八十岁

  人物周刊:先求证一个问题。2001年,在某网站和网友访谈的时候,你说“我大概会写到2008到2010年左右”,按照这个说法,现在时间快到了。

  罗大佑:那时候看起来,写到2010年是差不多了,没料到金融海啸会来,这个事情可能让我再延续一下。我们在弄纵贯线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去年5月10号,乐队开第一次记者会,那时候我在台北,隔两天四川就大地震了,这也是没想到的。

  突然之间,很多事情要去handle(应对),很多题材可以写。去年发生太多事情了,雷曼兄弟的破产变成一个全世界的问题,听说全世界的财产从60兆美金跌了一半,这个财产是把股市、楼市、GDP和所有储蓄都算进去的。你看前几天的新闻,赌王的身家就缩水了9成。

  人类的共识从来没有达到一致,但这次,所有的人类,从欧洲到美洲到亚洲,大家都认同这个经济危机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话可能大家会团结一点。

  人物周刊:萧条时期通常也蕴藏着很多机会,你们纵贯线现在有没有相关的题材?

  罗大佑:我觉得《亡命之徒》里,多多少少有点这个影子。那首歌是阿岳(张震岳)的想法,他是从电影里去找感觉,从一个杀人犯要和自己的女朋友分别的角度去写。讨论的时候,李宗盛觉得可以发展下去,我就说,每个人都可以是亡命之徒啊,每个人一辈子总有个时间是像亡命之徒一样地生活。取得这样的共识后,我们觉得可以从每个人的角度去找一个亡命之徒。

  人物周刊:看了春晚你们的演出,《亡命之徒》只剩下最后一段,还改名为《出发》。

  罗大佑:对对对,歌词改得比较健康一点。

  人物周刊:这背后是怎样一个过程?

  罗大佑:也没什么,上春晚嘛,就是一个预告。从4月18日的北京开始,接下来会有一系列的演唱会,这个时候做做宣传也不错。春晚你是知道的,是给没有新意的人看的,所以我们也按照上级的指示,哪里不能做就不做。阿岳有一首《爱的初体验》,讲到“是不是我的十八岁”,现场把歌词打出来,我说我们唱成八十岁好不好,那边就说不行,一定要唱十八岁,歌词怎么打就得怎么唱,一板一眼,完全不能有失控的感觉。这蛮有趣的。

  我赞成两岸慢慢地、自然地走到一起

  人物周刊:现在回过头,怎么看台北?

  罗大佑:我现在反而最不会形容台北了,一个人一辈子最不会形容的大概就是自己的家乡,自己出生的地方。

  人物周刊:你现在把台北当作自己的家了?

  罗大佑:还是有点犹豫。不过现在好多了,自从去年5月,马英九上台之后,就好很多了。陈水扁吓死人了,前所未有的吓死人。

  人物周刊:他们一家这几个月占据了很多报纸的版面。

  罗大佑:你看这个人,在总统府里搞成这样,在监狱里还能搞成这样。(边摇头边笑)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是在关注那边的新闻吧?

  罗大佑:重要的新闻都会关注。比如说台湾的经济,很多人都说,哎呀,马英九没什么希望,做不了太好。我觉得陈水扁搞了那么大一个烂摊子,其实李登辉的后期已经很糟糕了。马英九一上来就碰到全球性的金融海啸,蓝绿的对立还是很紧张,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给他多一点时间。奥巴马当选之后的演讲说了,金融海啸可能不只一年,甚至不只在总统的一个任期之内就能结束。你想要马英九怎么样嘛。

  人物周刊:很多人觉得马英九上台,会让两岸关系往好的方向走,你怎么观察?

  罗大佑:我觉得两岸应该往自然的方向走,不要硬是把关系搞得太僵了。我比较赞成两岸慢慢地、自然地走到一起来,不要太牵强地统一,就像香港和大陆,你要太快也是不可能,麻烦事会一大堆,两边本来就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又说到金融危机可能是个好事情:当人类发现每个人都那么危险的时候,惟一的办法就是大家要彼此信任,每个人都要更努力。人是我们惟一可以相信的共同体,难道你要相信空气吗?相信海水吗?相信动物吗?我觉得每个人在危机里都只能够相信其他人,所以会更团结。

  我是乐观的。现在大家经济都不好,都需要共同度过这个难关,政府和银行系统的前所未有的合作也是希望把这个难关解决掉,这些都是空前未有的。温家宝这次去欧洲,应该就是谈论金融这方面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对时事的关注挺多的。

  罗大佑:这个很重要嘛,亚洲、欧洲、美洲现在是鼎立的,就像中国小说里讲的三国时代,亚洲现在变成了美洲跟欧洲之间的协调者,大国崛起就是这样,我觉得现在怎么去扮演一个好的协调者,去帮助另外两个洲,这是好的事情。中国这个名字,本来就有一个“中”嘛,有点中庸的、中间人的味道。

  人物周刊:可是,中国人也经常相互埋怨对方,要么太左要么太右,就是不够中。

  罗大佑:你要反过来想,你批评我太左或者太右,其实你是想中的,才会注意到我是不是太左或者太右。中国人是想中而不得其门而入啊。其实中国人是一个蛮矛盾的民族。我觉得归于自然是比较符合中国人的哲学观,像老庄哲学就是,从中国的音乐里可以听出来,从国画里也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要打倒崔健?

  人物周刊:当时你离开台湾去纽约,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罗大佑:从《明天会更好》那首歌就开始了,那首歌基本上就是被政治操作出来的。当时,党外的人批评我被国民党利用,批评我变节跑过去帮国民党;国民党的人又觉得,我写出这样的歌不伦不类。两边都不是人。

  人物周刊:那时有一个逃避的心理?

  罗大佑:当然有,我觉得在台湾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容下我,完全被排斥在这个社会之外,这样很辛苦的。

  人物周刊:到了纽约,可能意味着从零开始。

  罗大佑:对对对,归零就对了。英语有一句话是“When you are nothing to lose,you win”,你什么都没得可输的话,你就赢了。如果还在意我是罗大佑、在意那么多掌声的话,你就会损失很多。什么都不需要,你就活得理直气壮了嘛。

  人物周刊:你在纽约的生活怎么样?

  罗大佑:我跑到最乱的、一般来讲中国人都不敢去的地方去住。

  人物周刊:为什么?

  罗大佑:我觉得这样才踏实,敢在台上唱歌的人,就应该敢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住。

  人物周刊:站在台上很危险吗?

  罗大佑:很多人忽略了,其实舞台蛮危险的。我说的舞台不是一般人讲的舞台,而是一个focus。比如在媒体上,你是所有人注意到的focus,你讲的话可能会被人断章取义,那是很危险的。像狗仔队那样的拍照,你交个女朋友、去夜店之类,都要偷偷摸摸。公众人物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都是危险的。

  搭得不好的话,演出的舞台也是危险的。华健就碰到过,舞台搭得不好,从上面掉下去,全身都是血。

  人物周刊:现在回头看纽约,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罗大佑:纽约肯定是全世界最深的一个都市,最大的一个人类原始丛林,它有全人类最好的和最坏的东西,最大的罪恶和最好的人性都在里面。

  人物周刊:在纽约的时候都做些什么?

  罗大佑:我那时候去考医生执照。临床医学考过了,基础医学还没考。基础医学要念很多书,药理、解剖,一大堆。那时候本来想放弃音乐的,后来跟各种人接触多了,觉得搞艺术还是很好,比较踏实,是我自己喜欢的。

  人物周刊:那边的艺术家是怎样的生活状态?

  罗大佑:他们会自己做木工活,比如我说我的窗户坏了,帮我修一下,他们就带着整套工具过来,很专业的样子。纽约的那种氛围很好,艺术家之间会互相支持。你要开一个party,我一定会到。中国没有那样的氛围。

  华人世界的艺术家,相互的支持不够。你看中国人要搞一个band (乐队),特别难。像我们纵贯线,都是有十几二十年音乐经验的人,知道团结很重要,我们知道,阿岳可以打鼓,大佑会弹keyboard(键盘),李宗盛在弄那个木吉他,华健虽然电吉他弹得不好可是很喜欢这个工作,所以乐队很快就能上手。

  最重要的是帮助对方把这个空间开拓出来,支持你就是支持我自己。大家都需要这个天空,这个天空是我们共同的天空,当我们把这个天空创造出来后,它就是人民的天空,是所有人的。

  我觉得华人世界有一点比较奇怪,好像崔健做到No.1,我就要打倒崔健。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你为什么要打倒崔健呢?你走另外一条路不就得了?很奇怪。罗大佑走了这条路,你就不能走一条非罗大佑的路吗?你干嘛要做另外一个罗大佑呢?为什么要做另外一个罗大佑来打倒罗大佑呢?不值得嘛。

  在香港,太大胆你就没朋友了

  人物周刊:从纽约来到香港,从西方回到东方,会不会有不适应?

  罗大佑:还好啦,都是资本主义,在这个社会上谁也不管谁。不过,毕竟还是中国人的地方,创作上你大胆一点,就会有朋友说,小心点,不要拖我们下水啊,别累到街坊了。如果你太大胆,就没朋友了。在纽约,创作上是谁也不管谁。

  人物周刊:当时为什么要来香港?

  罗大佑:1986年,我从纽约来香港,担任一个音乐比赛的嘉宾。我发现香港正在面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事情叫“七一”,我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很大的一个事情,一个人一辈子可能都不会碰到一次。那段时间,我在香港写了《东方之珠》,连词带曲,没记错的话,是1986年的9月到11月。

  那时候想想,我还是决定做音乐。1987年4月,我给父母写了一封11页的信,当时他们很担心我做音乐,我说我还是喜欢做音乐,你们要相信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写了那封信之后,他们就不再担心我了。

  纽约让我认识到artist(艺术家)的正常状态。香港让我认识到比较好的创作制度,香港有作词作曲人协会,各种制度,包括版税制度比较完善,创作的自由也比较有保障。

  那时候香港的翻译歌还比较多,翻译了很多日本歌。我做的是中文原创歌,我总觉得中国人还是要创作中国人的歌曲。

  人物周刊:如果不做音乐,你现在会是一个好医生吗?

  罗大佑:不敢讲是好医生,但也是不坏的。我是那种集中精神之后就很难分神的人,但集中精神之后,我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医生这个行业其实不是太快乐的,很严肃,我做音乐已经这么严肃了,再去做医生,肯定会给自己更大的压力。

  人物周刊:那时学到的东西,现在还有用吗?

  罗大佑:有用有用,我想整个医生的行业,都是在学习怎样面对生命、尊重生命。音乐也是这样。创作都要讲感情,感情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

  医生看的生死比较多,可能会无情一点。医生是必须借着无情来表达他的有情,创作则是借着有情来表达生命的无情。

  人物周刊:当时对于自己做音乐,有没有怀疑过?

  罗大佑:当然有,我到现在还在怀疑,担心自己随时有可能下一首歌写不出来,一直都有这个担心。这个担心是对的,会让我把创作出来的每一首歌都当成是上天的恩赐。

  北京松绑了,中国就松绑了

  人物周刊:后来,你在内地也生活过。

  罗大佑:在北京和上海都住了一年多。北京是2002年3月初到SARS之后。最奇妙的是广州的演唱会,我是2月18日在广州开演唱会,正好过几天是中国国家队打巴西,也在天河体育场。那是SARS最厉害的时候,那天又是我爸爸过世5周年纪念日,这对我特别重要。演唱会之前,我在北京问了很多朋友,你们有没有听到消息,我从香港带了一些口罩,你们拿去用吧。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去北京生活呢?

  罗大佑:去北京之前在台北。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我觉得台湾怪怪的,觉得李登辉出卖了连战让陈水扁赢了。台湾看起来很民主,但这种民主后面有一种很大的欺骗成分,有很多操作在里面。

  我觉得蓝绿的斗争,根本就是民进党搞出来的,后来也证明了,这是一场像“文革”那样的,左派跟右派之间的斗争。这个人不是左的就是右的,没有中间路线,“反右”就是这样开始的。民进党把自己定义成绿色,像我这种无党无派的人,就把我弄成蓝的。我什么时候支持过国民党啊?我的歌都是在国民党时期被禁的,但就是被打成蓝色了。我感觉在台湾已经住不下去,就想去北京试试,找个四合院生活一下。

  人物周刊:在北京的生活怎么样?

  罗大佑:北京的生活还是不错的,但我觉得北京的官僚气氛太重了。北京好像每个人都有个亲戚在中南海做事情一样。现在回头看看,也蛮有趣的,这段时间是北京变化最大的时候,就这五六年,肯定是北京历史上变化最大的时期,不只是因为奥运。像建筑,这几年新建了好多,整个都市的样貌都变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这是好事吗?

  罗大佑:有好有坏。为了跟世界接轨,这样是好的;为了把中国传统的官僚气瓦解掉,这也是好事;还有甩掉历史的包袱。中国背着很重的历史包袱,而北京的包袱肯定是最大的,北京要是不把这个包袱松绑的话,中国就很难轻松了。北京松绑了,也是中国的松绑。坏处是,我们和中国文化之间,会不会造成一个脱节,掉到科技的漩涡里。

  人物周刊:文化的脱节会造成什么后果?

  罗大佑: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会写中国字是很严重的,比西方人不会写ABC更严重。西方人只要认识26个字母,但中国字很多,象形文字嘛。你要是连象形文字都不会写,这个文化就很危险,就没有认同感了。我一直觉得认同感很重要的。日本的没落我相信跟这个国家的脱亚入欧有关系。日本到1980年代的时候,经济全世界第一,可是你看现在就不行了。虽然日本这个国家很干净,日本人做事情很有效率,可是你会觉得这个国家缺少了一个东西,少了一个根本,所以亚洲人都不喜欢日本,欧洲人也很奇怪,你日本人怎么会觉得自己是欧洲人呢?成了四不像了。所以说,人一定不能忘本。

  人物周刊:你觉得对你这一代台湾人来说,你们的本是什么?

  罗大佑:我觉得不管台湾人怎么样了,跟中国必定还是有关系的。就算是原住民,跟中国人在血缘上、地域上都是有关系的。你不能硬把它切开。在台湾做那些去中国化的事情,是很愚蠢的,你还是用筷子吃饭的嘛,除非你硬要训练所有人都用刀叉吃饭,但是这可能吗?

  我觉得认同,不管是怎样的感觉,都是一种普世价值。人毕竟是情感的动物。我想我们认同的都是一种不具有大的破坏性的价值,一种有安全感的自由的价值,就像罗斯福讲的,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人的权利。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有很深的不安全感?

  罗大佑:1985年非洲饥荒的时候,要求支援非洲的,全部都是艺术家。你看艺术,讲的都是人心里面追求的love,人类的爱、和平共处,所以他们最反对的就是破坏者。破坏者就是战争、饥荒、疾病、政治迫害等等。

  琢磨上海,研究广州

  人物周刊:后来你又去了上海,你觉得上海怎么样?

  罗大佑:我觉得在北京、上海、香港和台北4个城市里,最相同的两个是上海跟香港,所以会有一个银行叫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嘛。(大笑)这两个城市太像了,汇聚了很多丰富的东西。大家都不啰嗦,追求利益,精打细算,然后,追求最update的一些东西,从fashion,到news,到information,到股市什么的,CNN最近播什么,YouTube里面最新流行的视频。大家都知道金钱的价值很重要,这是很现实的,金钱不是第一的,但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人物周刊:你不断地换地方生活,是为了体验,还是为了寻找一个对你来说比较有安定感的地方?

  罗大佑:可能也是一种好奇心吧。1997之后,内地在很多方面帮到香港,同时香港也带给内地一些新的东西。短短10年之间,那种全球化的速度,让人感觉中国并没有在世界之外。这十几年里中国的变化,比从1997追溯到1901年的变化都大,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香港这个窗口是多么厉害。

  还有广州,广州以前是扮演香港现在的地位。我去每个地方做演唱会之前,都会做一些study。我发现,广州有全中国第一个做枪炮的实验室,近代以来,很多最先进、最革命性的东西都是从这里开始。所以说,广州的开放要比上海悠久,上海开埠大概就两百年时间,广州大概600年前就开始了。我发现一些英文词汇的引进,是从粤语开始的,像我们把英语的John叫做约翰,用广州话来读,就很接近英语的发音,用国语的发音不像的。用国语将Peter读成彼得,Paul读成保罗,Mary读成玛丽,都是这样的。

  新世纪来势汹汹

  人物周刊: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你经常提到新世纪,现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已经快过去了,觉得新世纪有什么不同?

  罗大佑:新世纪来势汹汹,来势汹汹啊。我觉得新世纪最不同的,是科技的泛滥。从1990年代,开始感觉到电脑的厉害,到21世纪,电脑更厉害,IT的普遍性更可怕,网络的普遍性更可怕,从google一直到YouTube再到facebook,越来越多,很多东西变得越来越空。

  我觉得现在人类好像已经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共识会越来越多。所有的媒介和科技都在改变人的观感。以前查一个资料,要辛辛苦苦打很多电话,上图书馆才能查到,现在上网一输入关键词,哗啦啦都是信息,到了你看不完的地步。这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所有人的问题,我们都面临一个太多的问题,而不是太少的问题,这很可怕。这是第一个共识。

  第二个共识,每个人都觉得钱不够,但是又没有大问题出现。虽然金融危机来势汹汹,但媒体和科技的发达,快速有效地警告了所有人,大家也很有准备地慢慢调到相应的水准,不会像以前一样,一下子就跳楼的,一下子就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的。

  现在看起来,姓“社”的想姓“资”,姓“资”的想姓“社”,美国现在就是特别想姓“社”的感觉嘛。这好像跟当初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特别吻合,很和谐嘛。所以说,现在在香港待得挺好的,香港不就是一个姓“资”又姓“社”的地方嘛,所以我们在这里都很幸福,很合乎世界潮流。(大笑)

  人物周刊:你好像对科技的东西比较警惕。

  罗大佑:我很小心科技,因为我做过香港第一个48轨录音室,我知道科技的力量大到什么地步,比如说速度越快的车,产生的车祸就越可怕。越是高科技的东西,出问题的时候,越严重。这种东西一定要小心。音乐方面,MIDI太强大了,很可怕。还是得回到人自身。

  人物周刊:你有点反现代化吗?

  罗大佑:我不是反现代化,我觉得现代化的东西要接触,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之后,就要回来,去寻找人跟科技之间的平衡。人跟科技跟大自然跟这个世界,要永远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里。

  现在我想有个孩子

  人物周刊:你是客家人,这样四处跑,跟你的客家人身份好像比较相符。

  罗大佑:血缘大概是有点关系的,我父亲也是一样,从台北跑到苗栗又跑到高雄。

  人物周刊:你的《昨日遗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小时候,全家人都不善于向彼此表达感情”,这对你有影响吗?

  罗大佑:可能有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不太会表达,就要放到音乐里来表达。

  人物周刊:你父亲的去世对你打击很大?

  罗大佑:很大,非常大。不过另外一方面讲,我父亲去世后,我就变得越来越自己了,重新开始扮演自己。

  人物周刊:你在《锵锵三人行》里说的第二人生,就是这个概念?

  罗大佑:对对对,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人物周刊:第二人生是怎样的概念?

  罗大佑:一般人来讲,从父母生你,到走进社会,到有了自己的家庭,第二人生就是有了小孩以后。但是我没有小孩子,我现在是想生个小孩子,以前觉得会束缚自己,可能是现在年纪大了。自从父亲过世以后,觉得好像是他的生命延续到我的生命里,我也想把我的生命再循环下去。

  人物周刊 :《昨日遗书》里也说到母亲,“上学第一天在教室从头哭到尾,因为妈妈不见了”,“更想回到她的体内”,这算是一种恋母情结吧?

  罗大佑:这个东西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你从生下来,一直到上学,都是妈妈在照顾,突然到了一个群居的地方叫学校,旁边都是你没看过的人,有个新的人叫老师,这个角色一时还没办法接受,哭了好几天。

  人物周刊:后来你母亲中风了。

  罗大佑:是的,在纽约中风。脑血管里有一个动脉瘤,破掉了。她有高血压,特别容易破掉。我哥我姐我姐夫都是医生,破掉之后他们还不知道,没留意到是中风,因为她还有青光眼,以为是这个问题,都反对开刀,就我一个人赞成,因为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开刀是没问题的,最好的医生都在这里。到了医院,医生说,怎么现在才来开刀,说的话跟我一模一样。我的专业知识终于用上一次。(笑)

  人物周刊:20年前你选择了做音乐不做医生,现在觉得这个选择有什么得失?

  罗大佑:当然有得有失。失去的可能是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我到现在都过得不错,这是相反的一种生活,一种比较漂泊的日子。过去这10年,我至少搬过10次家,搬家对我来说是很平常的事。

  中世纪有一种吟游诗人,到处唱歌,到处跑一跑看一看,到一个小镇住一段时间,写一些歌,看一些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我到现在多多少少还保留着一点吟游诗人的感觉。在21世纪还能过这种生活,我觉得蛮难得、蛮奢侈的。缺钱的时候就出来唱一唱,赚一点钱,写一些歌,做一点电影配乐。政治人物像陈水扁那样的,看着不爽就骂一骂,好像也不错的。

  人物周刊:你在自己的音乐和书里,一直说到“家”,它既是你要逃离的地方,又是你要回归的方向。现在,你想得更多的是逃离还是回归?

  罗大佑:现在是想回归比较多,到了一定年纪了。我是巨蟹座的,巨蟹是比较内向的,总喜欢在家里东弄西弄,把家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人物周刊:现在的状态还不错吧?

  罗大佑:还OK啦,我觉得生活只要保持一种OK的状态就行。可能也跟没有小孩子有关系,有小孩状态就不一样。我后来发现,有小孩的家庭和没小孩的家庭,差别是蛮多的,因为你的生活重点会不一样。我要搬家的话,随时都可以走,没什么顾虑。很多父母要搬家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孩的教育环境问题。

  人物周刊:那你还是想要小孩?

  罗大佑:我有点想耶,我也想改变一下生活嘛。

  人物周刊:想过再成立一个家吗?

  罗大佑:这里就是我的家嘛,自己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但我随时都会搬出去。至于要去哪里,跟整个中国的变化有关系。我还是想到处看看,发生了什么。中国现在变得蛮厉害的,这种改变比起20年前的那种改变,差别是很大的。

  只要我的歌能流传,不用记得我是谁

  人物周刊:做乐队这个想法怎么来的?

  罗大佑:最早的想法从前年、大前年就开始,一直在想要起什么名字,哪些人来合作,其实也跑不了这几个人。

  人物周刊:纵贯线成立的原因,有两个非官方说法:一个是“救市说”,为滚石的唱片市场救市;一个是“救命说”,要感动陈淑桦走出自闭。

  罗大佑:淑桦现在是在比较封闭的状态里,我们想能不能给朋友一些帮助,做一些事情。4个男人加一个女的,我们可以写一些歌,我想等到我们4个弄得比较成熟一点再找她可能会好一点。

  人物周刊:纵贯线成立的时候,你们说,“要搞非常之建设,先搞非常之破坏。”这个破坏怎么理解?

  罗大佑:当初写这个有点耸动了,有点故意要引起注意才写的。现在不必去搞破坏了,整个环境已经被破坏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要赶快去修复一些东西。(笑)假如在2009年,有一首像《明天会更好》那样,可以激发大家士气的歌曲出来,也不错啊。虽然我很不喜欢《明天会更好》这首歌,但假如有一首不同风格、能起到同样作用的歌,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人物周刊:之前有个说法,说这个乐队成立1年就要解散。如果市场反应特别好,有没有可能继续做下去?

  罗大佑:1年应该是差不多的,我觉得不要再延续下去。可以用其他的形式,各自做自己的,因为我还有音乐剧要做,我现在一直在写音乐剧。

  人物周刊:写什么样的音乐剧?

  罗大佑:跟下一代会有关系,跟儿童会有关系。

  人物周刊:另一个《未来的主人翁》?

  罗大佑:类似于这样的,但是比较喜剧式的,跟这一代、下一代之间的那种错综复杂的爱情啊、婚姻啊、教育啊都有关系。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做完音乐剧之后,或者说到了某一天不做音乐了,你会做些什么?

  罗大佑:我想音乐还是我终生的职业,因为跟音乐有关系的东西太多了。科技的发达使每一种行业都连结在一起,但还是要跟音乐有关系,没有音乐会觉得怪怪的。我现在就在帮杜琪峰的一个电影《复仇》做配乐,一个法国投资的电影。这些行业都是分不开的。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下,你在本行做得好,也可以在其他行业做下去,不用担心失业的问题,只怕你没有专业的技能。

  人物周刊:你会不会害怕被遗忘?

  罗大佑:还好。我一直觉得我是处在被遗忘的边缘状态。从《恋曲2000》到《美丽岛》,差不多10年时间,不也是半被遗忘的状态嘛。

  人物周刊:很多艺人害怕这种感觉。

  罗大佑:我不怕,尤其我是以创作为主的,自己把自己看得比较幕后一点,干扰少一点,比较适合观察。我是那种死掉之后,只要我的歌还能流传,不用记得我是谁都没有关系的。只要歌还在就好。

  人物周刊:《昨日遗书》这个书名,好像是要跟过去告别。

  罗大佑:人生对我来讲,一直都是一个个的阶段,你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就会觉得是跟上一个阶段告别。写那本书是在1987年刚到香港的时候,那时是在跟离开台北的那个罗大佑告别。当然不可能完全告别过去,只是希望更清楚地活出一个新的未来,在新的环境里做一些新的事情。时代也在改变。从1980年代到1989年,到1997年,到2000年,到美国的“9·11”,到SARS,一个演唱会又一个演唱会,一个都市然后又是一个都市,都不一样。风景在走,人也在往前走。或者空间没动,可人都过去了,永远过去。

  人物周刊:等到哪一天真的要告别的时候,你希望墓志铭上刻些什么?

  罗大佑:我想过这个事情,以音符来表达生命的人的下葬地,大概是这样。我是用音符来表达我对生命的观点的,我所有的情感和观点都在音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