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北京为何区别处理“辱华”事件？
近几周，中国舆论场接连出现三宗被贴上“辱华”标签的争议：台湾艺人蔡康永、日本电视剧《VIVANT》以及法国足球明星姆巴佩。三宗事件看似性质相近，但官方反应、官媒投入程度和舆论热度并不一致。
蔡康永的言论被部分中国网民解读为涉及台湾主权立场，但官方回应有限，并未持续高调追击；《VIVANT》则引起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及官媒接连回应；姆巴佩事件在网络批评之外，更蔓延至品牌合作和商业层面。
他们指出，中国官方一方面持续借助民族主义凝聚国内共识，另一方面也试图控制动员强度，避免影响外交关系、经济利益和其他政策目标。三宗风波正好呈现出这种权衡与取舍。
中国官方：对事不对人？
蔡康永事件最初在社交媒体发酵。部分中国网民将其言论解读为涉及台湾主权立场，要求封杀并要求他表态，但官方和主流官媒并未持续追击。蔡康永多年来在中国累积的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也使事件最终未升级为大规模政治风波。
相比之下，《VIVANT》引发的争议更为持久。剧中中国情报人员对日本特务施以酷刑的情节。事件曝光后，中国外交部、国防部等官方机构先后回应，官媒亦连日发表评论，相关话题一度长时间占据中国网络热搜。
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闾丘露薇对BBC中文说，她和同事曾对外交部发言人的发言内容进行系统研究，结果显示官方态度首先取决于议题性质。涉及领土、主权、历史等核心利益的议题，措辞通常最严厉；如果牵涉日本，反应预期会更强硬。
她指出，其次是对象和双边关系。台湾被北京视为主权问题，官方没有退让空间；对日本，历史记忆和国内舆论令官方难以放软态度；对欧美，官方则要同时权衡经贸和外交关系，反应因此相对克制。
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副教授黄兆年认为，官方介入程度、回应层级和持续时间，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事件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关乎国家尊严和民族情感，以及事件发生期间是否存在其他重大顾虑。
他指出，对于同时出现的多宗争议，当局会进行成本效益评估。在蔡康永事件上，北京必须考虑台湾正值选举这一背景，也会担心强硬表态影响统派选情。
市场压力成为常用筹码
过去几年，这类风波的舆论压力往往不止停留在社交媒体，而是迅速扩散至商业领域。从品牌道歉、撤换代言人，到企业修改官网表述，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已成为传递政治讯号的一部分。
另一场风波围绕姆巴佩展开。他被指曾发表涉及毛泽东的负面言论，引发中国网络舆论批评。
随着事件升温，多家与姆巴佩合作的品牌受到中国网民施压，要求作出表态。有中国品牌迅速解约、中止转播。官媒多次强调，中国广告收入是姆巴佩的重要收入来源，形容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并以失去中国市场作为警告。
《VIVANT》则被新华社定性为“恶意抹黑中国、炮制虚假历史叙事”后，中国舆论场也开始追查哪些企业曾在剧中投放广告，并要求相关企业道歉。与该剧合作的日本企业三丽鸥（Sanrio）其后公开道歉，令事件进一步扩大至商业层面。
闾丘露薇认为，这种做法并不新鲜。“只要对方在乎中国市场，这种做法往往很快见效，例如品牌道歉、撤换代言人。”她说，这已成为中国对外施压的常用工具之一，而且未来仍可能持续使用。
不过，这种手段的效果取决于对方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对依赖较低的国家或企业，作用有限；长远而言，也可能促使对方分散市场，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美国迈阿密大学（University of Miami）政治学教授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表示，北京利用市场规模影响外部行为已有相当长的历史，而且在不少案例中确实取得效果。“如果一家企业认为失去中国市场将付出巨大代价，它通常会选择道歉或让步。”
但她也指出，近年一些国家和企业开始重新评估风险。当企业发现中国市场同时伴随政治和监管不确定性时，便可能寻求降低依赖。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黄韵琪认为，民族主义动员与市场压力很难完全分开。“中国政府不一定需要直接下达行政命令，只要市场和舆论相信某家公司触碰了政治红线，企业往往就会主动作出调整。”
黄兆年则指出，与十年前相比，中国市场对全球企业仍然重要，但相对吸引力已不如过去。在地缘政治风险升高、供应链重组及中国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企业的计算方式正在改变。对北京而言，市场规模仍是重要筹码，但未必像过去那样具有压倒性的威慑力。
一些大姨在APEC花景前拍照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民族主义成为对内治理工具
受访学者认为，理解近年频繁出现的“辱华”风波，不能只从外交或对外关系角度观察，还要放回中国国内政治的脉络中。
闾丘露薇指出，以“百年屈辱”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叙事并非近年才出现，而是在1989年后透过爱国主义教育，被系统性地推广至教科书、媒体和文化产品。她认为，这类动员首先服务于内政，核心作用是巩固执政合法性、凝聚社会共识；向外界传递政治讯号则属于次要功能。
黄兆年认为，在经济高速增长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背景下，民族主义对中共的重要性正在上升。当局需要持续向民众展示自己是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捍卫者，而外部冲突和“辱华”争议恰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黄韵琪也表示，中国官方对相关事件的回应，往往不仅是针对事件本身，更是在向国内受众展示政府正在捍卫核心利益与国家尊严。她认为，民族主义已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政治资源。
不过，受访学者同时指出，民族主义不能无限制地被动员。黄韵琪警告，一旦民族主义情绪被全面激发，未必总能按照官方预期的方向发展。她形容，民族主义有时像被打开的“潘朵拉盒子”，既能成为动员社会的工具，也可能带来难以完全控制的后果。
蒙牛乳业的广告上姆巴佩的身影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动员效应是否正在递减
近年愈来愈多“辱华”事件在网络上引发巨大讨论，却未必能在现实社会留下同样强烈的影响。在姆巴佩事件中，不少中国网民甚至不清楚争议源于哪一句言论；《VIVANT》的剧情争议对许多人而言较为遥远；蔡康永多年来累积的知名度和观众缘，也使部分用户没有完全响应抵制呼吁。
闾丘露薇部分认同民族主义动员出现疲劳的说法，但认为“疲劳”未必是最准确的描述。“我觉得更像是网络和现实成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她说，演算法能决定人们在手机上看到什么，也能在短时间内点燃强烈情绪，但这些情绪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
在她看来，这更多反映民族主义动员的边际效应正在下降。“类似事件越来越频繁，议题又往往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每一次动员的影响力自然就减弱了。”
抖音上也有用户留言说：“月薪三千累死累活到家，发现自己民族情感被伤害了？”这类声音反映，部分网民更在意现实生活压力，而非遥远的政治争议。
黄兆年认为，民族主义动员在中国长期存在，但普通人也会计算何时表态、表态到什么程度。并非每一次官方发动，民众都需要以同样的热情回应。
他指出，今天的中国人与其说是被“洗脑”，不如说是被“洗嘴”：人们对表达真实意见心存忌惮，但何时、在何种程度上响应中央，是一种计算，而非真的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