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开始，延安的奴颜婢膝令人作呕
1944年整风运动结束时，大约挖出1万5000名“敌特”和“间谍”。毛听任恐怖蔓延，自己却仿佛置身事外，最后则以仁慈的面目出面制止暴力，所有责任全由康生承担。事后查明，那些承认罪行的“特务”和“叛徒”中，约90%都是冤枉的。这些人立即得到平反，从此对毛感恩戴德。
毛泽东在1942年发动整风运动时，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们很快就了解到这一口号的真实用意：从现在开始，马克思和列宁的书不再重要，所有人应该认真学习毛的文章。许多外国的崇拜者（包括著名汉学家们）对此大加赞赏，认为毛成功地把马列思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毛不过是在执行莫斯科的指令。
1943年5月15日，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国际。就在3个月前，苏联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这场交织著钢铁、血肉和烈火的惨烈战斗，挫败了德军的行动计划，扭转了整个战局。两个月后，德国和意大利的军队在突尼斯向盟军投降。预感到胜利在望，斯大林开始为结束战争而布局。他一改过去“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转而要求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具体历史环境的特殊性及由此直接产生的问题”作出调整。
当然，斯大林并非真的要放松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他只是努力把自己包装成真正的民主人士，以争取更多美国的援助，特别是获得各种军事物资，但这一政策调整同时也是出于长远的战略考量：在苏联即将出兵占领的国家中，那里的共产党必须看起来是真正本土化的、受当地民众拥护的政党，而不是由莫斯科操纵的傀儡。
共产国际解散仅六周后，1943年7月1日，也就是中共成立22周年纪念这天，毛泽东宣布整风运动“保证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对毛的无限个人崇拜由此开始。在几个月前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而王明因病缺席了那次会议。4天后，“毛泽东思想”被首次提出。这个词是由王稼祥发明的，这位曾经留学苏联的意识形态理论家，1938年曾协助毛排挤王明。
毛泽东在1942年发动整风运动时，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资料照，美联社）
王稼祥宣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最卖力的吹捧者当属刘少奇，他称颂毛是“领袖”和“伟大的革命家”，并且“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从此以后，毛获得全党的尊崇，全体党员都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
其他人也纷纷效仿刘少奇，用诗歌、散文等形式展示对毛的忠诚，毛获得“中国的救星”、“天才的战略家”、“天才的政治家”等称号。周恩来便是其中之一。他写道：“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著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有两位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和贾安娜（Annalee Jacoby）对此评论说，这些颂词“奴颜婢膝得令人作呕”。而且他们注意到，每当毛站起来发言时，那些久经枪林弹雨的硬汉都会恭恭敬敬地做笔记，“仿佛在汲取知识的泉水”。
党的喉舌《解放日报》在毛的亲自监督下，用醒目的标题宣告：“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到1943年底，毛的画像已经随处可见，而且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张贴在一起。有些党的干部开始佩戴毛的像章，他的侧面头像还以金色浮雕的形式出现在延安一座大礼堂的外墙上，还有人谱写了毛的颂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
1945年4月，相隔17年后，中共再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中，有数百人经历了整风运动的迫害，还有人被毛的忠实拥护者所取代。在一片颂扬声中，毛入选所有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毛泽东思想”也被写入党章。刘少奇在开幕报告中，提到一百多次毛的名字，并宣称他“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
整风运动持续了两年之久，几乎无人幸免，经济发展因此陷入停顿。令情况雪上加霜的是，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中央政府停止了对延安的财政拨款。从1937年至1941年，延安政权的运作主要依赖外部援助，其中重庆的拨款占到75%至90%。此外还有斯大林的默默资助，1940年为35万美元，1941年更高达100万美元。但遭到德国入侵后，苏联的援助也随之消失。
失去蒋介石和莫斯科的资助后，中共不得不学会自给自足，但问题是他们控制的地区人口稀少，异常贫困。延安地处黄土高原，松软的黄土里长著些稀疏的灌木，就连低矮的树木都很少见，农民们世世代代只能在山谷和山脚开辟小块农田，以此来维持艰难的生活。如今，为了供养共产党的领袖、干部和士兵，他们不得不更加卖力地劳动，同时还被迫抽出时间参加各种群众大会，一边歌颂共产主义的好处，一边声讨反革命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