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李鹏在三峡工程上的重要帮手
作者王维洛：宋健，留苏博士、前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在三峡工程上马之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即中国科学技术界最高的双院士。宋健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两件大事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一件是人口控制，另一件是长江三峡大坝。宋健在中共独生子女政策方面的“卓越贡献”已经有人予以介绍。但是对宋健在中共三峡工程中的重要作用，还没有人仔细地研究过，或者说没有正确地评价过，甚至宋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个人生平，他也没有提起过自己对三峡工程的“卓越贡献”。本文算是对宋健整个生涯的一个补充和完善，以免他去见马克思时还残缺着“光辉”的一页。
一、宋健，中共亲苏派中的重要一员
宋健，1931年12月29日出生于山东荣成县一个非常贫困的农民家庭。用宋健自己的话说，初中一年级就被分配去当了小八路，这一年也是宋健参加“革命”的开始。如此算来，宋健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前就参加工作。1948年至1953年宋健在山东胶东区党委干校、山东工业干部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外语学院等院校学习，并为到苏联或者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学做准备。
1953年至1960年宋健在苏联莫斯科国立鲍曼工学院力学数学系学习。在留苏学生中，宋健属于留苏时间最长的一批。据报道，1960年宋健在鲍曼高工研究生即将毕业时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他放弃继续攻读学位的计划提前回国。1990年宋健以国务委员身份访问当时即将崩溃的苏联和母校，莫斯科国立鲍曼工学院给他补发了博士证书。目前无法确认，莫斯科国立鲍曼工学院补发的是副博士（相当于硕士）还是博士证书。
在苏联的这段学习经历，对宋健后来的仕途十分重要，特别是几位苏联教授对他影响非常深，无论是在学业上还是做人的哲学上。笔者认为，留苏学生组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帮派，宋健也是核心人物之一。从苏联回国后，宋健一直在国防工业部门工作，成为系统理论和系统工程的专家，一路高升至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宋健与三峡工程的故事，应该是从1984年开始，那一年宋健调到国家科委工作，担任主任、党组书记。
二、宋健成为李鹏在三峡工程上的一位重要帮手
在中共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报告之前，1984年2月17日中共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决定由李鹏、宋平、杜星垣、钱正英负责三峡工程筹备工作。
1984年3月15日已经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向国务院和中共财经小组提出《关于筹备三峡工程若干问题》的报告，建议成立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成立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以及关注三峡工程移民问题等。1984年4月28日，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1984年9月宋健升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高升与他用计算机模型支持中共中央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分不开的。1979年宋健做出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成果于1980年发表。宋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认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会在2050年达到40亿！中国人口在2050将达到40亿，就成为中共制定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科学依据”。
1984年11月8日宋健就跟随李鹏考察重庆市和三峡地区。11月8日重庆市长萧秧汇报时讲的中心问题就是要求将三峡工程蓄水位提高到180米。萧秧曾留学东德，也是留苏派。11月10日李鹏和宋健一行到涪陵，1981年7月涪陵最高洪水位169.8米，沿江路为152米，市中心广场路为210米，河滩房为166米。因此水位在150米时基本不淹，在180米时淹60%。
1984年11月20日在考察重庆市和三峡地区结束之后，李鹏、杜星垣、黄毅诚和宋健四人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三峡地区考察报告》，其中李鹏、黄毅诚和宋健三人都有留学苏联的背景。
《三峡地区考察报告》的最重要结论是：有必要论证三峡工程180米方案，也可以考虑分期建设，即第一期工程先建设至150米，第二期工程再提高到180米。建议由国家科委组织三峡工程180米方案论证。
《三峡地区考察报告》提出，要用改革的办法。三峡工程举世瞩目，仅从防洪角度看，150米方案防洪库容100亿立方米。180米方案防洪库容220亿立方米，百年一遇洪水可以得到控制，千年一遇洪水亦可大为减轻对下游的灾害。一旦水库建成，再配合下游堤防整治，即可基本解决长江中下游洪水威胁，消除心腹之患。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175米的方案，相应的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李鹏、宋健建议的三峡工程180米方案，防洪库容为220亿立方米。而175米方案，蓄水位比180米方案整整低5米，防洪库容反而要大出1.5亿立方米。这个事实也证明，黄万里的大儿子黄冠鸿博士指出的，三峡工程175米方案的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是错误的。
2003年三峡水库开始试运营，中共官媒发表报道称，三峡工程（蓄水位175米）可防万年一遇洪水。李鹏、宋健在推荐180米方案时称，百年一遇洪水可以得到控制。怎么三峡工程175米方案的防洪效益反而要比180米方案更好？
所以，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后，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从能防万年一遇洪水，减小到能防千年一遇洪水，再减小到能防百年一遇洪水，最后中共称，不要把防洪的希望都寄托在三峡工程上。
三峡工程上马之后，长江洪水灾害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发生洪水的频率不是减低了，而是更加频繁。
李鹏和宋健都认为，三峡水库像毛泽东诗词中所说的“高峡平湖”，特别是在三峡工程发挥防洪效益时，三峡大坝处水位180米，水库沿途万州、忠县、涪陵水位都是180米，重庆的水位也是180米。水从高处往低处流，难道留学苏联的李鹏和宋健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根据目前公开的信息还无法确定，到底是李鹏先提出三峡工程180米方案，还是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先提出三峡工程180米方案。笔者认为，最大的可能是，李鹏事先曾向萧秧询问过对180米方案的意见。
在1984年11月8日听取重庆市委汇报时，萧秧谈到希望将三峡工程蓄水位提高到180米。李鹏与萧秧是一唱一和。要知道，当时的重庆市还属于四川省领导，而四川省省委和省政府的态度是反对三峡工程，对150米方案则持保留态度。在李鹏、杜星垣、黄毅诚和宋健四人提交《三峡地区考察报告》时，以萧秧为市委书记的重庆市委和市政府也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希望将三峡工程的蓄水位提高到180米的报告。重庆市委和市政府的理由是，万吨轮船可以从上海直达重庆。
1980年7月邓小平表态支持三峡工程低坝方案的一个最大原因就是，万吨轮船可以从上海直达重庆。1920年邓小平离开四川经上海赴法国留学，先在重庆坐船。半途船只出了故障，只得改走旱路，一路十分艰辛。邓小平听汇报得到的信息是：三峡工程150米方案就能使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
可是直到2026年10月底，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还是中国人的一个梦。
三、宋健被任命为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副主任
有人以为，1984年国务院原则同意建设三峡工程150米方案，计划在1986年开工建设。结果1986年三峡工程并没有开工建设，主要的反对意见来自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其实真正的反对意见来自全国政协。1985年举行的全国政协大会，许多政协委员指出，1984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150米方案是违背了科学民主决策的原则，特别是国务院成立三峡省筹备小组是违反中国宪法的。
1986年4月赵紫阳和李鹏分别率组视察三峡库区，然后在四川万县汇合，形成对三峡工程的意见。1986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的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15号文件），要求原水利电力部重新论证三峡工程，主要内容是：
（1）由水利电力部广泛组织各方面专家，进一步论证修改原来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还称要注意吸收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充分展开讨论，在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
（2）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水利电力部提出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提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委员会主任是李鹏同志（1988年换届时改由姚依林担任主任），副主任是宋平、宋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15号文件的本质，不是要走科学民主决策的道路，而是要把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论证报告的审查、工程的批准等决策程序的每一步，都置于中国共产党的严格控制之中。水利电力部领导三峡工程可行性工作，并挑选参加论证工作的专家，保证支持三峡工程上马的专家占绝大多数，但又不缺乏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专家参与。由李鹏、宋平和宋健组成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在政治上和技术上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把关，指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后审议三峡工程上马议案，既可以保证议案的过关，因为全国人大代表中中共党员代表占绝对多数，又可以把最终的决策责任推给不用负责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15号文件划定的三峡工程决策程序本身，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无权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布置任务。
四、分歧太大 中共1989年两会期间不得不宣布五年之内不讨论三峡工程
1988年至1998年间，宋健还担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领导和协调全国的生态环境保护、环境综合整治及重大环境决策工作。
1988年底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14个专业组的论证工作结束，进行了专业组汇报。之后盛传在1989年举行的两会期间，将讨论三峡工程上马问题。
三峡工程反对派认为，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受论证领导小组和专业组领导组成的影响，反对派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在专业组报告中也没有得到体现，只能通过没有在专业组报告上签字专家的个人报告，作为附件，上报论证领导小组，而公众社会根本没有机会了解到这些持反对意见专家的观点。于是他们筹划出版一本关于三峡工程的书籍，将问题公布于众。
1989年2月底，在两会正式召开之前，由戴晴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江长江》面世，并被及时送到两会代表居住的宾馆。三峡工程成为当年两会代表热议的话题，也成为国内外记者追踪的热点。
在1989年两会结束之前，由赵紫阳、李鹏、姚依林、乔石和胡启立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出决定，在今后五年之内，不讨论三峡工程上马问题。
1989年4月3日，在国务院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公开表态称，三峡工程各方意见仍有争议，当局决定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五年内不讨论三峡工程。
笔者以为，推迟三峡工程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人们对三峡工程的许多影响还不清楚，更不要说这些影响将产生的后果。如赵紫阳所主张的，把三峡工程留给后代人去决定。
五、三峡工程的不上马与六四的暴力镇压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认为，没有六四镇压，三峡工程就不会上马。笔者赞同李南央的观点。
现在有资料证明，赵紫阳的主张，把三峡工程留给后代人去决定，具体说，五年内不讨论三峡工程上马的决定，触怒了中共高层的利益集团。
1989年4月11，中共国家副主席王震得知姚依林有关三峡工程的公开表态后，非常气愤。王震让前水利部一把手钱正英等人召集一批专家，为他准备材料。4月14日王震在家中接待钱正英、三峡论证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和多位专家，并在北京饭店宴请所有来访者吃涮羊肉。席间王震感谢各位专家所提供的材料，并提出两个观点：第一，三峡工程反对派背后站的是美国。美国现在装机7亿多千瓦，水电是8000万千瓦，它的电够用了，便造舆论不让你修；第二，三峡工程防洪效益大。如果再发洪水，死上百把万人，到时让谁承担责任？
王震将座谈的内容整理成意见书，上报中共国家主席杨尚昆及其他中央领导，催促三峡工程尽快上马。十分明显，王震意见书的矛头所向是赵紫阳，是针对今后五年之内不讨论三峡工程上马的决定。
一天之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
胡耀邦的去世，成为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导火索。当中共几个政治老人决定罢免赵紫阳时，你能说，几位政治老人，特别是冲锋陷阵的王震，心中的怒火，没有几分是来自赵紫阳搁置了三峡工程？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三峡工程未能上马，间接促成了中共对六四的暴力镇压。
在六四暴力镇压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就用实际行动推翻了赵紫阳关于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决定。清晰可见，六四的暴力镇压与三峡工程上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六、宋健支持六四暴力镇压
资料显示，在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在政治上选择与中共中央（李鹏、邓小平等人）的强硬立场保持高度一致。宋健的具体态度和公开活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支持戒严与平暴：宋健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在北京实施戒严以及随后采取武力清场的决策；
第二，出席中央高层会议：1989年6月13日上午，宋健出席了李鹏主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共同传达和学习邓小平6月9日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在政治上进行表态与统一思想；
第三，1989年7月16日：宋健在苏联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时，概述了中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意义和教训。这是其公开采用官方定性、与中央立场一致的明确记录。
第四，1989年8月28日：江泽民、李鹏、宋平、宋健在中南海与科技、教育战线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座谈。宋健也在座谈会上讲了话。专家在座谈中提到：“对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最值得反思的，就是要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
七、宋健与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审查
1990年7月6日至1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举行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前面已经提到，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只进行了14个专业组的论证工作，而且还是各个专业组之间互相封闭的论证，各专业组之间缺乏协调。每一个专业组都是从本专业组的研究方向出发，设定最佳边界条件，以取得专业组的最好结果。
比如移民组认为，三峡水库是没有水力坡度的，坝址处蓄水至175米，库尾水位也是175米，这样移民人数最少；泥沙组认为当流量达到二十年一遇洪水流量时，三峡水库的平均水力坡度为万分之零点七，即每100公里上升7米，这样可以利用水流的冲刷能力，将部分泥沙冲出三峡水库，不至于产生与黄河三门峡工程一样的悲剧。又比如，移民组认为，三峡库区有足够的荒坡地可供安置农村移民；生态与环境组利用遥感照片数据指出，三峡库区荒坡地资源非常稀少，无法安置农村移民。专业组之间的结论互相矛盾，这就需要可行性论证在总体层面上的综合与协调。但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就是缺乏综合协调这一关键步骤。后来的实践证明，正因为如此，三峡工程农村移民无法在当地安置，接近一半的农村移民必须外迁安置。三峡水库蓄清排浑效果不好，不得不依赖在上游建造高坝大库，拦截进入三峡水库的泥沙，以减轻三峡工程的泥沙淤积问题。
但是快上三峡工程是政治老人的愿望，也是江泽民、李鹏等的承诺。即便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缺乏综合协调，专业组的结论互相矛盾，江泽民、李鹏等也要坚持走完剩余的程序步骤。至于可行性论证报告中的问题，交给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交给宋健等去解决。
1990年7月13日上午，江泽民与李鹏等接见了参加三峡论证汇报会的专家并合影。中午江泽民、李鹏和姚依林等宴请与会的民主党派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原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最后一次提出对三峡工程的意见，特别提到三峡工程的人防安全问题。这是周培源最后的一声呐喊。
1990年7月14日举行三峡工程论证汇报闭幕会议，李鹏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会议决定将可行性报告提请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国务院三峡工程审委会主任由邹家华担任，副主任由王丙干、宋健、陈俊生国务委员担任。邹家华、王丙干、宋健、陈俊生四个人中只有宋健一人是留任，而其他三人是新任。
国务院三峡工程审委会的组成有两大问题：第一，三峡工程审委会委员中有许多人是留苏派；第二，三峡工程审委会委员中的水利部部长杨振怀是接替钱正英担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三峡工程审委会委员的工作实质，是杨振怀审查杨振怀提交的三峡工程论证报告。同样，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陆佑楣和张春园，也是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最终是陆佑楣和张春园审查陆佑楣和张春园提交的三峡工程论证报告。
这种缺乏独立、中立的第三方的审查，是没有任何科学技术意义的。
八、三峡工程环境评估报告
在三峡工程论证中也增加了工程环境评估报告的内容。三峡工程环境评估报告的任务由14个专业组之一的“生态与环境组”承担。生态与环境组的大部分成员来自中国科学院。生态与环境组的顾问之一是侯学煜院士，生态与环境组的组长是马世骏院士。
1988年11月底生态与环境组提交专业组报告，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有利有弊，弊大于利，但是一些弊病是可以采取工程措施，加以限制或减轻。”
对此，侯学煜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三峡工程是个超大型的水库大坝工程，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下还认识不足，有许多问题还根本没有认识到，提出的防止措施是否能起作用也未经过实验证实，是否有效值得怀疑。侯学煜在受访时强调：“从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影响来看，三峡工程不是早上或晚上的问题，坝高多少的问题，而是根本要不要上的问题。”侯学煜和北京大学的陈昌笃未在生态与环境组的报告上签字。
虽然马世骏和侯学煜都认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但是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还是认为，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第一，大坝对生态与环境的有利影响主要在中游；第二，大坝对生态与环境的不利影响主要在库区等等。把潘家铮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中共一直宣传的：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
1991年8月3日，三峡工程论证报告审查进入集中审查阶段，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召开了第3次会议，审查并通过了三峡工程论证报告。虽然当时三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的结论仍然是三峡工程对环境影响有弊有利，且弊大于利。但是三峡工程论证总报告中关于三峡工程对环境影响的结论却被改成了利大于弊。这个论证总报告强调了大坝对生态环境的“有利”影响：水库可以减轻长江洪水对中游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平原湖区生态与环境的严重破坏等。
虽然论证总报告中关于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结论与生态环境组的结论截然相反，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生态与环境组的成员没有人敢表示异议。他们认为，他们只对生态与环境组的报告以及相应的结论负责，他们只在这个专业组报告上签了字；他们对总报告以及总报告中关于三峡工程对环境影响是利大于弊的结论不负责任，他们没有在总报告上签字。
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生态与环境组顾问侯学煜院士未在生态与环境组的报告上签字。（网络截图）
在1991年8月3日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召开了第3次会议之前，侯学煜与马世骏相继去世。侯学煜于1991年4月16日因病去世。马世骏于1991年5月30日死于一场至今尚未查明案情的车祸。两人死亡时间相差仅仅一个半月，十分蹊跷。
就这样，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对〈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决定正式上报国务院，并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予以批准并提请全国人大审议。
九、宋健宣布重新撰写第二份三峡工程环境评估报告
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对〈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后，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是否是江泽民和李鹏对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总报告和分组报告中存在显而易见的“利大于弊”与“弊大于利”的矛盾不满意，国务委员宋健于1991年8月31日下午召开会议，研究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善后”问题。这时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廷铮献上一条“妙计”。魏廷铮说，长江水利委员会根据生态与环境组的报告所编写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虽然其评价大纲经过论证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但是尚未报国家环保局审批，可以说在程序上是不完备的。可以以程序上的漏洞来否定长江水利委员会撰写的环境评价报告。
于是宋健主持的这次会议声称，虽然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对生态与环境问题作了大量的工作，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组织的生态与环境预审专家组和审查委员会已审定了可行性研究阶段的评价成果，但考虑到三峡工程的生态与环境评价具有极大的国际国内影响，应该按有关法规和程序补编“环境评价报告书”并进行“正式审查”。这次会议最后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大纲未报国家环保局审批的程序瑕疵为借口，否定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同时也就抹除了弊大于利的结论。在这个环节上，宋健表现出来的是对法律程序“高度的尊重”。当时宋健是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领导和协调全国的生态环境保护、环境综合整治及重大环境决策工作。
1991年8月31日这次会议对编制第二个三峡环境评价报告书作了十分具体的规定。尽管这个报告当时还未开始编写，会议却预先规定国家环保局必须在1992年2月5日前通过这个报告。从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规定的时间表来看，从1991年9月到1991年底4个月内必须完成如下程序：
——组织领导和专家班子；
——编写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大纲；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大纲送交国家环保局批准；
——重新启动调查研究；
——重新进行数据分析评价；
——提出新的防治措施；
——撰写新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上报主管的水利部审查批准；
——然后由水利部上报国家环保局并审查批准。
这样，第二个“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写就以“只争朝夕”的速度开动起来，并如愿以偿地得到三峡工程对环境影响是利大于弊的结论。这就是宋健对三峡工程的最大贡献。
1991年宋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宋健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科学技术界荣誉最高的双院士。1998年至2002年宋健担任中国工程院院长。1998年宋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人不会忘记，宋健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两件大事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一件是人口控制，另一件是长江三峡大坝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