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超4000家！这国企业大规模撤出中国
最新调查显示，在华日本企业数量，降到有史以来最低，近两年 有超过四千家企业撤离。专家认为，这并不是暂时收缩，而是结构性转折。中国经济放缓、内卷竞争、地缘政治风险，加上不断扩大的国安化经商环境，都让日企重新评估对中的投资。
日本帝国数据银行（Teikoku Databank）近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在华营运的日本企业数量同比减少22%，仅剩10,118家，为2010年开始统计以来最低，比2012年峰值下降约三成。
2024至2026年间，有4,137家日本企业撤离中国市场，创历史新高；同期，却只有1,221家通过设立子公司、工厂或代表处等方式进入中国，为新冠疫情期间以外最低水平。退出的企业远多于新进企业。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过去日本企业进入中国主要是两本账，一个是‘生产帐’，中国成本比较低，配套比较齐全，可以生产后再出口其他国家；另一部分是‘市场帐’，收入增长，人口基数比较大，消费不断扩大，可以在当地销售。现在这两本账要重新核算。”
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的GDP增速已降至4.3%，低于官方4.5%到5%的全年目标，是三年多来最慢；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增长0.4%，固定资产投资下降7.2%，失业率升到5.3%。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表示，在华日企数量下降并非暂时收缩，而是结构性转折。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撤离理由已经不只是成本上升，而是增加了关税风险、地缘政治、台海风险、人员安全、关键矿物管制跟中国内需疲弱这些因素。中国经济放缓持续，政治安全风险上升，那这个趋势会更接近供应链与投资布局的长期再配置，而不是短期景气循环而已。”
黄大卫也强调，中共不断扩大的“国安化”经营环境，是日企难以准确标价的风险。
共同社统计，2014年《反间谍法》实施以来，至少17名日本人因涉嫌间谍活动等被拘，其中安斯泰来制药一名高管去年7月被判处三年半徒刑。
今年5月，两名富士电机日籍员工先后在大连被拘留和逮捕，中共指控两人涉嫌违反稀土相关出口管制规定。
这些风险，也正在反映在日本企业的全球市场布局上。
日本摩乃科斯集团（Monex Group）专家柯尔（Jesper Koll）估算，东证指数成分企业来自中国的盈利占比，已从2020年的23%降至目前不到15%，来自美国的占比则从25%升至35%。
孙国祥认为认为，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态度，已经从过去的“大举扩张”，转向“缩减、重组和降低依赖”。
孙国祥：“日本企业转向美国是为了贴近高利率或高利润的市场，规避关税跟政治风险。转向印度是押注人口内需跟制造业政策，转向东南亚则是利用越南、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地作为替代的生产基地，是所谓的China Plus One，或者是更进一步的China Plus N。”
众多日本企业撤离之际，北京日前再次释放“欢迎”讯号。
9月29日，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见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时表示，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
黄大卫：“这些日本企业是需要保持可以兑现的、可以落实的经营条件。同时欢迎投资之后这些法律法规是否清晰执行，是否稳定，市场竞争是否公平，还有问题就是地缘政治、反日情绪这东西是否可控，企业人员人身安全跟资产安全是否得到保证，这些才是决定这个资本会不会回来继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黄大卫认为，日企一旦在其他国家建立工厂、培训员工、验证供应链之后，未来最佳投资就更容易落在海外。即使有个别企业回头，也难再恢复到高度依赖中国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