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菜鸟”律师 如何把3千人送上法庭？
班杰明・伯瑞尔・费伦兹（Benjamin Berell Ferencz）的一生，几乎与20世纪最黑暗的历史紧紧相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年仅25岁的费伦兹随美军进入纳粹集中营，亲眼看见尸体遍地、瘦得只剩皮包骨的幸存者。
两年后，年仅27岁的费伦兹成为美国在纽伦堡后续审判中的首席检察官，将纳粹德国最臭名昭彰的“别动队”（Einsatzgruppen）成员送上被告席。1947年9月29日，被美联社形容为“史上最大规模的谋杀审判”之一正式展开，22名纳粹官员因为参与大规模屠杀而接受审判。
多年后，费伦兹接受BBC专访时仍说：“我曾写过，我窥见了地狱。我想，与我所看到的相比，地狱或许还算天堂。”
从哈佛法学院到战场 27岁走进纽伦堡
费伦兹曾在纽约市立大学（City College of New York）研究犯罪预防，刑法考试成绩优异，获得哈佛法学院奖学金。他在哈佛期间，曾师从法学家庞德（Roscoe Pound），并协助学者格鲁克（Sheldon Glueck）研究战争罪问题。1943年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他立即加入美国陆军。
费伦兹最初被派到北卡罗来纳州戴维斯营（Camp Davis），负责打字工作，但他当时甚至不会使用打字机，也不会开枪。他的工作还包括清洁厕所、刷洗锅具和地板。1944年，他加入第115高射炮营（115th AAA Gun Battalion），参与欧洲战场多场重大战役，并获颁5枚战斗星章。
1945年，他被调往巴顿（George S. Patton）将军的美国第3军团总部，负责协助成立战争罪调查部门、搜集纳粹的罪行证据，也因此成为最早进入美军解放的纳粹集中营之一的美军人员。
1943年，费伦茨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翻摄JusticeInfo）
“我窥见了地狱”：集中营里的尸体与活骷髅
1945年，费伦兹跟随美军，进入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等1座座被解放的纳粹集中营时，眼前景象成为他终身难以摆脱的记忆。后来，他接受BBC访问时表示，自己不太喜欢谈起那段经历，因为“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
即使到了97岁，费伦兹仍能非常清楚地描述当年看到的一切。他说，自己进入布痕瓦尔德时，看见地面上到处都是尸体，还看到许多幸存者因为长期饥饿而瘦到几乎只剩骨头，“就像穿著破布的骷髅”。
费伦兹形容，这些记忆至今仍牢牢留在脑海中：“我可以非常生动地描述给你听，因为记忆非常清楚，但同时，你永远无法真正理解那是什么感觉，因为理性的人类心智很难完全理解那种事情。”
不过，战争结束后，费伦兹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当时所处的环境，同样存在许多今天看来难以想像的法律灰色地带。
目睹私刑、威胁取证：在战火中重新认识法律
2005年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时，费伦兹谈起自己驻德期间的1段经历。他说，有1次亲眼目睹遭纳粹迫害的流离失所者（DPs）殴打1名党卫军（SS）成员，接著把这名SS成员绑在火葬场的铁制担架上，推进焚化炉加热，随后又把人拖出来殴打，再塞回炉内，直到对方被活活烧死。
费伦兹当时没有阻止。多年后回顾这件事，他坦言，自己当时完全可以拔枪警告，甚至朝空中开枪制止，但“没有那个意愿”。这也让他在晚年反问自己：“这是否让我成为谋杀的共犯？”
同样令人震惊的，还有费伦兹当时取得证词的方法。他回忆，如果有美军飞行员跳伞落地后遭村民殴打致死，他会进入村庄，把所有人排成长列，直接警告：“任何人说谎，当场枪毙。”在那个年代的战争环境里，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威胁下取得的证词，在今天的法律标准下可能会被认定为不具有效力。
这段往事也造就费伦兹人生中1个重要的转折：他后来之所以如此执著于建立国际刑事司法制度，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亲身经历过战争中“法律失效”的状态。
1945年，费伦兹回到纽约后，五角大楼询问他是否愿意协助正在德国纽伦堡进行的战犯审判。他认为，当时针对纳粹高层戈林（Hermann Göring）等人的国际军事法庭，只是呈现了纳粹罪行的“一小部分”。他认为，若要真正理解1个文明国家如何犯下、甚至容忍如此大规模的暴行，就必须调查不同群体，包括进行人体实验的医生、扭曲法律的律师与法官、实际执行杀戮的党卫队成员，以及让劳工活活累死的工业家。
然而，真正让费伦兹从战场上的战争罪行调查员，走向纽伦堡大审检察官的关键，并不是集中营里看到的尸体，而是1946年他在柏林意外发现的1批机密文件。
1947年，费伦兹在德国纽伦堡担任首席检察官，主持“别动队审判”，追究纳粹成员参与大规模屠杀的罪责。（翻摄JusticeInfo）
意外发现“死亡部队”档案：每天记录杀了多少人
1946年春季，费伦兹与约50名研究人员在柏林搜查纳粹档案，寻找各阶层德国人涉及战争罪的证据。他原本只是受命从不同群体中挑选案件，却意外发现了1批极其重要的文件。
1名研究人员找到纳粹“别动队”（Einsatzgruppen）每天提交的报告。这些部队跟随德军进入遭占领地区，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以及被纳粹政权视为敌人的其他族群和政治对手。
费伦兹后来回忆，这些文件记录了死亡部队如何“毫无怜悯或悔意”地杀害他们抓到的犹太男性、女性和儿童，以及其他被纳粹视为或怀疑为帝国敌人的人。
历史学家估计，最多约有3000名德国人曾经加入这些杀戮部队，在波兰、苏联等地执行大规模枪决。费伦兹认为，这些人不能被放过，必须在纽伦堡接受审判。
问题是，根本没有这场审判的原定计划。费伦兹因此从柏林飞往纽伦堡，找到美国战争罪审判首席检察官泰勒（Telford Taylor）。泰勒告诉他，当时所有律师都已分配工作，审判正在进行，五角大楼也还未批准新的案件，而且他怀疑军方不会批准。
不过，费伦兹没有放弃。他拿著手上的大规模屠杀证据告诉泰勒：“你不能让这些人逃掉。”于是，泰勒问他能否在处理原本工作的同时承办这起案件。费伦兹回答“当然可以”，最终亲自接下这起案件。他后来形容，自己成为首席检察官“纯粹是1场意外”。
把大屠杀带进法庭：22个座位只能选22人
费伦兹知道，即使证据充分，也不可能把所有参与杀戮的人全部送上法庭。约3000名别动队成员都涉嫌参与大规模谋杀，但他最后只能从中挑选少数人。
费伦兹的标准非常严格。首先，被告必须已经被盟军俘虏，因为“如果你有证据却没有犯人，那你什么都没有”。其次，他也不想只起诉最基层的执行者，因此优先挑选军阶最高的人，再透过纳粹党档案调查他们的背景，具有博士学位或曾任将军的人，也会获得优先考虑。
最终，费伦兹从约3000名涉案者中挑出22人。为什么是22人？费伦兹自己也承认，答案听起来相当荒谬。
为什么不是28人或其他？因为被告席上只有22个座位。费伦兹指出，这就是当时纽伦堡大审的限制：空军元帅戈林等主要纳粹战犯的审判已经占用了有限的法庭资源，被告席只有22个位置，因此他只能进行“抽样式”审判。“这很荒谬吗？当然荒谬。”费伦兹说。
费伦兹从一开始就没有幻想能够让每名罪犯都受到法律制裁，“那在实务上根本不可能”。不过，对于被挑中的被告，他要求证据必须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其中最关键的证据之一，就是这些死亡部队向上级提交的机密报告，当中详细记载执行了多少人。
费伦兹也承认，这些报告的死亡数字未必完全准确，甚至可能有夸大战果的情况。但他不接受被告“只是奉命行事”的辩护，因为许多执行者不只是遵从命令，还会主动向上级炫耀自己杀了多少人。
纽伦堡“别动队审判”期间，费伦兹（中）与别动队成员辩护律师在庭上合影。（取自维基百科）
“没有一个人表现出悔意”：百万死者的审判
1947年9月29日，这场后来被称为“别动队审判”（Einsatzgruppen Trial）的案件正式开始。22名被告全部否认有罪。
费伦兹回忆：“没有一个人表现出任何悔意。”
费伦兹在法庭上代表美国检方提出控诉，指出这些死亡部队涉及杀害超过100万名无辜且手无寸铁的男性、女性和儿童。他强调，检方的目的不是复仇，也不只是要求对罪犯进行报复性的惩罚，而是希望透过国际刑法确认每个人都有在和平和尊严中生活的权利，不应该因为种族或信仰而遭到杀害。
费伦兹当年的结案陈词至今仍是纽伦堡大审最著名的法律宣言之一：“我们在此揭露，超过100万名无辜且手无寸铁的男人、女人与儿童遭到杀害。复仇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也不只是寻求公正的报应。我们要求本法庭透过国际刑法，确认人类有权和平、有尊严地生活，不论他的种族或信仰。我们提出的案件，是人类对法律的呼吁。”
法庭最终认定20名纳粹官员犯下战争罪，涉及杀害超过100万人。另外2名被告则因为加入犯罪组织而被定罪，但在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指控上获判无罪。
在费伦兹主持的这场审判中，共有24名被告遭到起诉的历史记录。所有被告最终均被判有罪，其中13人被判处死刑，4人最后实际执行死刑。
2015年7月3日，费伦兹出席在纽约举行的二战老兵表彰仪式。（法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