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在出现一个更深层的变化

上报 2026-09-20 15:09+-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第二次内阁改组。18名阁僚中有超过半数的10人更换,但财务、外交、防卫、经产、经济财政等核心部门大致维持原班底,显示日本将继续延续其。日本媒体也以“骨格维持”形容这次改组,重大的意义是政治联盟的结构。

所谓的“骨格维持”意思,指留的是外交安保和财政这两根承重柱,动的都是边角,因此这次内阁改组看似一场“换人不换路线”。

但是,若把党内人事、维新会入阁、林芳正出局,以及在野党势力的分裂放在一起观察,就会发现日本政坛正在出现一个更深层的变化,高市正在把原本分散于自民党、维新会以及其他保守势力的力量,逐步收束到同一个政治轴线上,而呈现出日本政治结构重新排列的转折点。

 右派正在“大集合”:从党内保守到跨党合作

中司宏成为维新会首位进入高市内阁的阁员,两党合作由过去的“阁外协力”转为“阁内共同承担”。此举有助于高市稳固政策推进的政治基础,也是这次改组最具象征性的变化之一。其意义在于日本保守政治正在从“自民党一党主导”逐步转向“保守力量跨党整合”。

过去,自民党内部存在不同的保守路线。维新会则在修宪、防卫、行政改革等议题上拥有自己的政治品牌。如今维新会进入内阁,代表两股力量不再只是在政策议题的国会表决合作,更是形式政党联盟,开始共同承担行政权与政治责任。

因此,值得观察的是日本的右派力量,是否正在形成一个更稳定、更具政策执行能力的政治联盟?答案目前仍需要时间验证,但方向已相当清楚。

尤其在防卫、经济安全保障、能源、科技、AI、半导体与对外政策等领域,保守政治的共同议题正在增加与强化。

这种“右派大集合”的最大效果,是降低高市推动政策时的政治阻力;但在另一面,也意味著原本存在于不同政党之间的政策制衡可能减弱。而且,维新会作为极右翼势力,加入内阁后将改变日本政府的政治光谱,进一步滑向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高市内阁的激进政策阻力将变小。

当“知中派”离开权力核心

如果说维新会入阁是“加法”,那么林芳正离开内阁是另一种“减法”。

林芳正曾任外务大臣、防卫大臣、官房长官等要职,在去年与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小林鹰之参选自民党总裁。这一次,他与其他3人不同,成为唯一离开内阁核心的孤独者。

因此,林芳正被撤换的退场,应该放到日本对中国政策的长期结构中观察。

林芳正长期被视为自民党内较重视对中国沟通与外交斡旋的政治人物。这并不等于他主张对中国让步,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亲中”,而是一种强调竞争与对话并存、避免外交关系失去回旋空间的路线。

连最后一张温和面孔也消失不见,至少有一点值得注意。日本政府内部原本可以提供不同外交观点的空间正在缩小,甚至可能强化抗中。当日本外交仍受到美日同盟、经贸利益、东亚安全环境以及日本官僚体系等多重因素约束。不过,改组的政治讯号颇为清楚,亦即高市政府目前更重视的是政策路线的一致性,而不是在内阁内保留不同外交路线的声音。

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变化。即使中日之间的经贸依赖度高,但当日本政治内部的安全保障思维持续强化时,经济关系就会越来越受到“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双重制约,来进行重新定义与划定边界。

高市早苗这次内阁改组形成了右派整合、知中派退场与在野党弱化等三条清楚的政治线。(法新社)

高市早苗这次内阁改组形成了右派整合、知中派退场与在野党弱化等三条清楚的政治线。(法新社)

政治结构的变化是反对力量变弱

日本在野党正在出现结构性弱化的现象。今年成立的中道改革连合原本试图整合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力量,形成对高市政权的替代力量,但到了9月却走向分裂,公明系议员准备回归公明党,立宪系则另组新党,中道改革连合迈向实质解体。

这反映了日本在野政治的一个深层问题,谁能够成为高市政权之外的另一个选项?目前答案并不明确。

中道改革连合的分裂,使得高市领导的自民党与维新会在短期内更容易形成稳定的执政格局,而在野党要重新形成具有足够存在感的政治力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以9月中旬的富士新闻台民调显示,自民党支持率达34.7%,维新会3.1%;中道改革连合仅1.2%,国民民主党2.5%、立宪民主党2.1%、公明党0.8%。多家民调的调查中,高市内阁支持率回升至六成上下,从之前连续4个月下滑跌至四成多的新低中逆转,出现3个月来首次回升。

从此解读日本政治的结构发现,自民党的支持力一枝独秀,即使其他各政党的支持度加总起来亦无法抗衡。这凸显了目前日本最大的政治问题,是在野党能不能重新找到足以整合选民的政治主轴的现实。

在野党退潮,反而让高市获得更大的政策空间

民主政治的制衡,不只来自选举,也来自国会。如果在野党分裂、支持率分散、政策论述分歧,那么执政联盟推动政策时,除了激进向右之外,内部的政治成本也在下降。

这对高市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优势。尤其,目前同时推动积极财政、产业投资、防卫强化、AI与半导体、能源与经济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又面对食品消费税减免与生活成本上升问题。

这些政策彼此之间并非完全没有冲突。日本政府已提出食品消费税由8%降至1%的两年措施,但资金来源与财政永续性仍受到市场与政界关注。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殖利率近期升至30年高位,日本银行近日更将政策利率提高至1.25%。

易言之,高市面对的难题是减税、增加支出、提高防卫预算、维持日圆稳定与控制通膨,能否同时成立?这才是“高市内阁2.0”的压力测试。

最大的矛盾:整合右派的同时,经济却不能靠政治整合解决

高市目前的政治优势建立在核心阁员连任、执政联盟扩大、在野党分裂。但这种政治优势并不等于经济问题已经解决。

日本目前一方面希望透过积极财政刺激投资与成长,另一方面又必须面对公共债务规模、利率上升与日圆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已要求日本更加重视财政纪律与日圆稳定;而日本10年期国债殖利率升破3%,也使市场对政府财政政策更加敏感。

因此,高市政府的“不可能三角”出现在经济层面:既要减轻民众负担,又要扩大战略投资,还要维持财政与金融市场信任。三者都要,就必须找到新的成长来源。这也是为什么财务大臣片山皋月、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城内实等核心人物留任,具有相当重要的政策连续性意义。

日本进入“右派整合、反对党弱化、外交更难回头”的新阶段

当把所有变化放在一起看,这次内阁改组其实形成了右派整合、知中派退场与在野党弱化等三条清楚的政治线,这是“高市内阁2.0”值得台湾与中国观察的地方。

林芳正是否能在阁外重新集结政治力量,也值得观察。因为离开内阁未必意味政治生命已结束;相反地,他获得了重新走访地方、整合党内人脉与塑造政策形象的空间。

所以,面对日本的国内政治,高市内阁改组后留下的两个问题是:第一,高市能否把右派的政治整合转化成经济成果?第二,日本下一个能够提供不同政策选项的政治力量,何时才会重新出现?前者决定高市政权的持续性,后者决定日本民主政治的制衡能力。

至于中国需要关注的,是日本整体政治光谱与政策机制是否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尤其是,当一个国家的政党结构、执政联盟与外交安全思维同时转向时,影响的就不再只是一次内阁改组。

高市改组内阁的意义,日本政局正在形成新的权力结构正是日本政治正在从“谁来共同执政”,进入“国家路线巩固主流化”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