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壁”的中国年轻人 心里其实很痛
一天的绝大多数时间，曼曼都躺在床上刷短视频，因为“最省钱”。
她24岁，没有工作，靠出租家里的一套房屋维生，每个月收入一千余元，一部分用来支付她独居的租金，一部分用来吃饭。曼曼几乎每天只吃一顿饭，吃饭的时机是这么选的——“饿到心慌就吃点”。在床上躺久了，有时一顿饭也懒得吃。
也有朋友和曼曼一起闲逛。他们一样漫无目的，一样没有工作，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类似这样的一群年轻人，将自己称为“挂壁”青年，他们“干一天、躺三天”，依靠日结零工存活。
与十几年前流行的“三和大神”不同，当下处于“挂壁状态”的人，不再只有流水线上失意的打工人，还有大批拥有大专、本科学历的青年。他们长期处于主流的升学、就业轨道之外，以极低收入维持生存，成为社会中的边缘人，且大部分存在抑郁等心理问题与创伤。
这种现象并非个例。2026年初，贵州遵义一家每小时仅收费0.6元的网吧，就因聚集了大量“挂壁青年”而走红。有网络博主随手拍摄挂壁青年的生活日常，播放量高达数百万。
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胡良益长期研究青年亚文化，在他看来，挂壁青年是一种“非角色性社会身份的寻找方”。“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去扮演、形成社会所期待的角色。也不再努力地想要够到一种特定的社会身份及特定位置，而是把价值感建立在主观的自我评价体系（之上）。”
“挂壁”是一种选择，却未必是一种自由的选择。有人因为工作不顺，被迫滑落；也有人丧失意义和动力，主动退出。悬在主流生活之外的他们，仍然在追问如何好好生活，又要如何找到一条值得投入的路。
01
脱轨
近两年来，小P一直在假装上班。
他的生活仍然按照工作时间表运转。每天早上八点着急地离开家门，傍晚五六点才回家。这只是他在家人面前的“表演”。事实上，出门后他总会随便找个公园、快餐店，投十份简历安慰自己。更多的时候，他通过打游戏和“水群”聊天消磨时间，理由和曼曼一样——因为成本最低。
小P并非没有过真正的工作。大学毕业后，他在酒吧做调酒师，三个月后酒吧被检查出消防安全不达标，他也没了工作。后来他当上桌游店店员，长期超负荷工作，半年后辞职。第三份工作是咖啡馆店员，三个月试用期结束的时候被辞退。最后，他入职瑞幸门店做咖啡，干了一年，这份持续时间最长的工作，因为他的一次工作失误而结束。
“我真的很努力了，但是结果不一定是我想要的，我也不一定有很大的改变。”他表示自己想要一份有五险一金，能双休的工作。但在求职软件上，他发觉自己很难找到“正经工作”，遇到最多的岗位是销售和主播，而他认为这些可能是“诈骗”或“天坑”。
此后他脱离轨道，偶尔兼职赚钱，有时靠表哥和朋友“救济”。小P父亲开网约车，母亲在肯德基打工，精力和金钱都投入到家里16岁的妹妹和6岁的弟弟身上，无暇顾及小P。他也不愿意向父母求助，“毕竟我年纪那么大，他们不应该再给我钱了”。
年满26岁，同龄的朋友大多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小P不想一直浑浑噩噩，“人还是有一些追求比较好”，但他“没得选”，无法轻易从中脱身。
为了发现“挂壁”生活的更多面，2026年7月，我们加入一个“挂壁”群聊。
在群聊里，被互联网标签化的“挂壁”形象更立体了。一些人热衷于夸张、繁复的穿搭风格，常常打扮成“视觉系”上街闲逛；一些人则困于心理疾病，沉迷成瘾物质，甚至做出自残等过激行为。有人和曼曼、小P一样收入微薄，靠“崩老头”或直播打赏生存；也有人原本是“富二代”，不愁吃穿，但选择不工作。
他们都用“挂壁”来定义和概括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背后，相同的是一种远离主流，脱离轨道的选择。
“挂壁”两年间，小P认识了一些朋友，以未成年人为主。与小P被迫“挂壁”不同，不少未成年人主动选择了这种脱轨的生活。
17岁的六七就是其中之一。初中毕业后，她放弃升学，至今已“挂壁”两年。她每天早晨八九点起床，心情好就吃点东西，否则就一直躺在床上，躺到晚上才出门。出了门，她要么在楼下走两圈，要么去爬山，到河边画画。
她依然住在家里，但父母早已断供，吃穿用都是自己挣。从初中开始，她就在网上接单做手工赚生活费，“少的时候（每月）一两百，多的时候有两千”。
六七坦言，她的“挂壁”始于跟风。2024年2月，她上初三，在网上看到不少挂壁青年相关的帖子，“感觉人很多，很热闹，我也想去参加一下”。随后她就去网上找亚文化群体“扩列”（网络用词，加好友）认识他们，后来她发现自己并不适应那样的生活，所以回到独处的状态。
那时六七快要初中毕业，很迷茫。她的学习成绩满足不了父母的期待，自己也对学习丧失了欲望，如果继续升学，她认为自己“只是在根据父母的意愿完成自己的人生”，反而成了家人的“拖累”。她花了半年时间思考，最后决定放弃读书。
不上学，也不工作，并不意味着解脱。父母似乎彻底放弃对六七的期望，但六七并未放下。在朋友圈置顶里，她写到：“人生充满愧疚、愤怒。”她对亲人感到愧疚，又愤怒于自己和家长的需求总是背道而驰。
偶尔也会有开心的时刻。六七交到一些朋友，有了倾诉和宣泄情绪的出口。她喜欢动漫，把自己的cosplay照片发到社交平台，总能得到很多网友的夸赞。
“起码生活也是有一点值得被看到的，值得被爱的（东西）。”六七说。她对这种生活很满意。虽然还是会时常有负面情绪，但她感受到了“充实”。
但这种“充实”，常常是空悬的。
02
无可凭依
无论主动与否，陷在挂壁状态的人们，大多失去了来自家庭、环境的支撑。如同“挂壁”这个词所说，他们只好挂在空中，无法落地。
大学时，曼曼曾短暂地得到朋友的支持，那也是她人生中少有的“上升期”。每次学校有各种活动，朋友都会来找曼曼一起做，她不好意思拒绝，就一直跟着干。就这样，她积极参加各类竞赛，常常熬夜到两三点，还拿到了学校颁发的三好学生证书、实践之星、学生会优秀干部与国家奖学金等一系列奖项。
她说自己现在的状态跟当时完全相反。但情绪似乎是一样的：她以为自己会很开心，可实际上并没有，更像是一种失望：“就那样吧”。
大四没课之后，她和朋友的接触少了，没有外力影响，曼曼很快失去努力的动力。“感觉好像啥都那样子，反正最后到‘死’也啥都没有。而且我知道一个人的成功背后肯定要付出相应的努力，所以我不想要这个成功了，太累了。”
这种虚无，从年幼时就一点点在她心里扎根。小时候，母亲对她很严厉，九九乘法表背不下来，母亲就用绣花针扎她的大腿；考试考差了，母亲用衣架打她的小腿，打到腿上一条条淤青；有时候，母亲会把她的试卷撕掉，再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碎片从书包里倒出来。而曼曼的父亲，则在她生日当天被抓到嫖娼。
曼曼感到自己是不被爱的。妈妈曾亲口告诉她，如果她是个男孩，家里就不会再想着要生个弟弟。后来，父母给两个孩子都买车买房，但给她的那份也比不上弟弟好。
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曼曼逐渐变得淡漠。大一时她被诊断出抑郁症，休学两年。大四没了朋友的帮助后，她开始暴瘦，甚至觉得“要是能得厌食症死掉就好了”。
和曼曼类似，六七也从小生活在家庭的高压下。小时候，她被要求事事都要给母亲报备。小学六年级，她就被诊断出双相情感障碍，多次尝试离家出走甚至“吞药自杀”。
这些反抗没有改变母亲的做法，却消耗了六七自己的心力。来自家庭、环境的支持系统失灵，但更为本质的是，他们早已失去内心的动力。一旦外在的声音安静，他们的内心也只剩荒芜。
来自潮汕的自媒体人千帆好，在过去两年里和很多乡镇“挂壁青年”打过交道。他观察到，从前的年轻人焦虑“为什么自己做不好”，现在的年轻人焦虑“我做这个事情有什么意思”。这种存在性焦虑，比单纯的就业焦虑更根本，也更难解决。
而让他们丧失主动性的，是学校以及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单一评价标准：“你只有读书这条路是正经的，其他一切爱好都是浪费时间。”
在这一评价体系里，许多“挂壁青年”被判定为“不合格”，“文凭不行，（校招没有竞争力），社招又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传统的路走不通，其他发展方向也不被承认，于是他们陷入两难，只好“挂壁”。
有人则连“入场券”都没有。千帆好发现，不少乡镇青少年初中就辍学，一开始就走上了主流之外的路径：没学历，没技能，有文身，连进厂打工都难。他有一个老同学，现在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卖电子烟，“卖给同伴们，属于（挂壁）圈子里内循环”。
在胡良益看来，年轻人的挂壁背后有多重原因。一方面，是社会结构性压力增大、职场竞争更加激烈、上升通道缩窄；另一方面，则是这些青少年自身在成长过程中心理上屡屡受挫，因为各种原因缺乏学历、技能及社会经验，难以获得体面工作；而在互联网上传播的“丧文化”，也深度影响了他们的心理。
多重因素的包围下，他们脱离主流轨道，“陷入了中间隔离地带”。
但脱轨，不等于异类。“他们首先是作为一个需要生存的人，选择了有利于自己的生存方式。”千帆好认为，挂壁青年背后的社会原因更值得关注，“他们心里有想法，只是他们的生活愿景在现状下没有发展空间。”
03
前 路
一个正在“挂壁”的未成年人如此描述：“挂壁”的圈子，只是“一群失意者在互相舔舐伤口”。
互联网给他们提供了“便利”。胡良益观察到，网络给挂壁的年轻人们提供了一个逃避现实的空间，极大地麻痹了他们对现实世界真实情况的感知。在互联网上，他们彼此认同，又陷入到一种负面情绪的再生产当中。
胡良益认为，网络带来的强反馈可以给他们慰藉，但这样也会慢慢替代掉原来的真实社会关系。“（在这个圈子里），他们可能会觉得‘挂壁’的现状已经足够好了，进而进入一种无法逃脱的闭环。”
但这种闭环始终难以长久，未来如何回归社会，是他们都要面临，且都在思考的问题。
曼曼依旧渴望有人“拉她一把”，大学时她能够在朋友的支持下参加活动，休学期间，她去烟酒店打工，老板给她安排工作，她就能努力完成。但现在，这个能“拉她一把”的人，还没出现。
小P很迷茫。“挂”久了，他虽然痛苦，但也逐渐麻木。他从大学时就患上抑郁症，至今也需要定期服药，抵御抑郁和焦虑。他猜测，长期服药消磨了自己的动力，“不能像别人一样兴奋，一样去努力”。在抑郁尚未治愈的当下，他即使想摆脱挂壁，也难以开始。
六七也期望回到“正常”。在她的期待中，自己能够住在河边的房子里，养小猫小狗，有空就在河边发呆、画画。但她不知道，距离这样的生活还要花费多长时间。
在胡良益看来，是否改变、如何改变，取决于挂壁青年自己的诉求。那些想要改变的人，需要的是就业机会和社会帮扶。但有一些年轻人状态可控，不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社会也可以尊重他们自己的意愿，“如果所有人都按照主流方式生活，也缺少了很多色彩与可能性”。
采访到最后，我让每个受访者对处境相似的人们说一句话。
曼曼沉默了一下：“其实我希望别人好好生活，向前看，找个好工作。我不会让他们颓废和放弃。”
但谈到自己，她却说“我无所谓”。
说完她站起来，因为太瘦，膝盖发出轻微的咔嚓声。下午她还约了挂壁的朋友，要出门走一走。
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让她特别开心，也没有什么事情让她特别难过。她24岁，没有工作，没有方向，没有死的冲动，也没有活的欲望。
“就这样‘挂’着吧。”她说。
有人说“好好生活”，有人说“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成为一个更加健全、有想法的人”，还有人告诫：“‘挂’一段时间是一种选择，但不要一直挂下去。”（除胡良益外，受访者皆为网名或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