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把斯坦福博士挂嘴边...长文曝方星海留洋往事
作为曾长期分管资本市场的发行、期货、私募、国际、法律、会计等业务板块的领导，有过多年海外留洋经历的方星海总喜欢把一句话挂在嘴边，那就是“我一个斯坦福博士都没听过这些标准”。
时移世易，如今我们很难全盘复原方星海说出这句话时的背景和心情，但这些话起码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方星海曾是一位喝过洋墨水、而且是顶级洋墨水的“学霸”。
【一】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放看浙江，浙江开放看温州，温州开放看乐清。作为温州市经济实力最强和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方，乐清市下面的柳市镇那会儿就已戴上了“中国电器之都”的王冠，乐清市更是成了闻名遐迩的“温州模式”之发祥地。
方星海小时候在乐清农村里长大，他的爷爷是当地的一个生产队队长。方星海打小就跟着爷爷放牛、插秧，他说干这些农活儿能够培养一个人淳朴正直的气质，教人不要投机取巧：
“农民是最没办法投机取巧的一个行业，秧插得不直就长得不好，草不除掉就是不行”。
过去多年里，从温州走出来的中国金融大咖和枭雄们不在少数，这份长长的名单里写着林建海、谢平、易会满、黄建南、黄伟、吴小晖、黄大成、许成钢这些名字，方星海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1978年，14岁的方星海随父母来到了上海，他先是在沙泾中学读完了初中，后又以市级三好学生的身份去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读了高中。复旦附中是上海高中“四大名校”之一，方星海当时能够进入复旦附中读书，就等于一只脚提前迈进了全国重点大学的校门。
方星海中学时读的是理科，高中老师起初给他规划的报考方向是复旦大学物理系。可方星海却对彼时国内尚没有几人能够真正弄明白的“经济学”相当感兴趣，而恰巧当时清华大学的经济学专业正在招收理科生。
1981年，方星海如愿考上了清华大学经济系管理信息系统专业，成为了该专业自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二届本科生，那一年的方星海仅有17岁。
在清华园里，有两门功课让方星海觉得受益匪浅，一门课是初等概率论：
因为方星海觉得，“微观的偶然性聚集起来，抵消各种矛盾因素后，就会呈现出宏观上的必然性……空间上微观的随机性可能推导出宏观的决定性，而时间上微观的决定性也可能呈现出宏观的随机性”，因此概率学不仅是一门数学学科，更是一门哲学学科。通过概率学这门课，方星海悟出了应遵循“大数定律”法则对决策进行量化，进而应以“大局观”来规划和选择人生道路的哲理。
另一门课是英语：
当时负责教授英语的大学老师告诉同学们说，语言是思想文化的符号，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语言因其文化背景、思维习惯的差异，在句型结构、表述方式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别。老师的话启发了方星海对语言的重新思考，激发了他每天早晨都要坚持听读练习英语口语的习惯，这也为他日后出国留学打下了基础。
课程之余，方星海经常与同学们去圆明园的野湖边长跑。彼时中国正徐徐拉开的改革开放大幕，给刚行至弱冠之年的方星海带来了极大的憧憬和万般的幻想。
【二】
1984年，正当方星海读大三的时候，清华大学经济系发生了一件对后来的清华、乃至对后来的中国经济界都影响深远的大事。
那会儿，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刘达打算将经济系升格为经济管理学院，并“邀请一名有才能、有身份、有名气的人来做院长”。经过一番讨论比选后，清华大学相中了彼时正在担任国家经委委员兼技术改造局局长的朱老师，而这位朱老师也是清华大学的校友。
在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同时也是朱老师的大学同班同学李传信和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吕森的力邀下，朱老师欣然应允了下来。此后从1984年学院挂牌成立一直到2001年，朱老师一连当了17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尽管是以政府官员的身份兼任着大学管理干部，但朱院长却不只是来兼职走走过场的。作为清华经管的首任院长，建设师资、聘请教授、举办讲座、搭建学术平台、指导学生工作、甚至是亲自登台授课——这些应当由院长亲自履行的职责，朱院长一样都没有落下。
一直到17年之后的2001年，日理万机、政务繁忙的朱院长才不得不推荐钱颖一接过了这副重担。可即便如此，朱院长还是又为学院组建了一个顾问委员会，并亲自担任顾问委员会的名誉主席。
日后，这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将囊括进全球最顶尖的一批企业家、金融家、经济学家、财经官员，并逐步成为全世界观察中国改革动向、获悉中国经济动态、与中国财经金融界高层对话沟通的一个绝佳窗口。
当时还是一名学生的方星海，有幸聆听了朱院长的一堂讲座，他后来回忆说：
“入学不久，我在大礼堂听了朱老师的一个讲座，是讲经济形势的……那时我对中国经济还知之甚少，但觉得讲座很精彩，两个小时下来，我的注意力一点没有分散，讲座结束了还希望他再多讲一会儿……”。
此后，但凡是有朱院长亲临学院讲解经济形势的课堂，方星海都会早早来占座。
【三】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位享誉全球的华人经济学泰斗，他的名字叫邹至庄。邹至庄是对20世纪全球经济举足轻重的货币政策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的弟子，著名的“邹氏检验”就是他发明的。
不过对于上世纪末的中国人来说，邹至庄的意义不只在于他在计量经济学方面取得的成就，更在于他在培养中国经济人才、促成东西方经济学术交流方面的卓越贡献，邹至庄“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播种人”的美誉就是因此而赢得的。
邹至庄的父亲做过民国年间广州商会的会长，这让邹至庄在台湾和大陆两边都有广泛的人脉和交情。1980年，邹至庄在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许涤新的邀请下来到了北京，此后他平均每年都要回国两三次，期间多次受到过高层接见，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政策咨询建议。
后来，邹至庄成为了国家经济体改委的一名顾问，价格双轨制改革、控制通货膨胀、外汇体制改革这些重大经济决策背后都浮现着邹至庄的身影。
由于邹至庄少年时辗转于广州、香港、澳门，先后就读过岭南附小、岭南附中、岭南高中、岭南大学，所以他对于“岭南”二字颇为钟情。邹至庄回国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让“岭南”二字在中国大陆复苏。1988年适逢岭南大学建校100周年，这年邹至庄终于促成国家教委批准了中山大学创办岭南学院。
不过，邹至庄更为人称道的是另外两个跨国学术交流平台的搭建：
一个是邹至庄以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委员会美方主席的身份，与中方主席、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黄达一道，在中国人民大学组建了“中美经济学研究生培训班”。
由于这个培训班是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完成的，所以又称“福特班”，邹至庄为福特班请来授课的老师全都是当时欧美最知名的经济学家。
从上世纪80到90年代，福特班一共办了10期，累计有逾600名学生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培训。洪永淼、蔡洪滨、肖志杰、刘振亚、赵耀辉——这些后来在中国经济界名声鹊起的人物全都是从福特班走出来的，福特班也因此被人称作中国经济学教育界的“黄埔军校”。
另一个是邹至庄向国家教委提议，在全国重点高校学生中选拔一批佼佼者到美国和加拿大留学，攻读研究生学位，这项选拔就叫“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
“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由邹至庄亲自出题考试，由国家教委统筹组织，选拔通过的学生由国家教委公派留学，并由美国和加拿大的高校提供全额奖学金资助。
李稻葵、周林、许小年、胡祖六、李山、杨小凯——这些曾经或者时至今日依然活跃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大咖级人物，当年都是这项“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的直接受益者。
【四】
在1985那一年，全国范围内入选“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的公派留学生仅有两名。这两名学生恰好都来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他们一个名字叫方星海，另一个名字叫李山。
相比起方星海，李山的经历还要更加传奇一些。
198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那届毕业生举行了一场饯行宴会，当时已经担任了国家经委常务副主任的朱院长也拨冗莅临了现场。
酒过三巡，刚刚通过“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取得了赴美公派留学资格的李山悄悄走到了朱院长身后，向朱院长汇报了自己的喜讯。
朱院长听了很高兴，他问李山说：“是哪一所加州大学？”
李山回答：“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
朱院长叮嘱他：“你学成一定要回来。”
李山答道：“没问题，我出国是经过严格政审的，一定会回来。”
朱院长纠正他说：“不是政审问题，国家确实需要人才。”
李山于是求教问：“那我应该学经济学中的什么专业呢？”
朱院长说：“什么都要学，不能只学美国的，还要学习日本、欧洲的经验。”
宴会结束临别之际，朱院长在李山的毕业留言簿上赠言道：“博采众长，学通中外”，接着他又语重心长的嘱咐李山说：
“我这几个字不是随便写的，你要好好努力”，“你可以成为一只母鸡，母鸡可以生蛋”。
1986年，李山去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方星海则来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坐落于宾州的匹兹堡市曾经是享誉全球的“世界钢都”，同时也是全美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地处匹兹堡市以东奥克兰区的匹兹堡大学依山而建，高达160多米的哥特式大教堂是校园里最醒目的地标，方星海在这度过了一年的时光。
而同一时期在匹兹堡大学读书的还有一位中国人，他就是凭借写小说和电影剧本而出名的90年代自由主义文艺青年——王小波。
【五】
方星海在匹兹堡大学待的时间并不长，随着他申请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奖学金，方星海就于1987年转到了位于加州的斯坦福大学，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
今天众人皆知美国硅谷和斯坦福大学，但许多人却不了解二者的关系：如果把硅谷比喻为一个原子的话，那么斯坦福大学就是这颗原子的原子核，没有斯坦福大学就没有后来的硅谷，没有硅谷也就没有今天的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相辅相成就是后来国内高校“产学研一体化”模式的滥觞。
作为当今美国乃至全世界最顶尖的学府，斯坦福大学培养出的知名校友不计其数，单就西方国家的知名政要来说，就有美国总统胡佛、美国总统肯尼迪、美国国务卿沃伦、英国首相苏纳克、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以色列总理巴拉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夫人暨淡马锡控股执行董事何晶等等。
在斯坦福大学，方星海遇到了一位恩师，他就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对于方星海来说，斯蒂格利茨身上有两项标签十分关键：
其一，斯蒂格利茨是美国版“学而优则仕”的典型，他曾于上世纪90年代担任克林顿政府的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是一个与白宫办公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总统情报咨议局、美国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总统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中央情报局、总统政策制定办公室等并列的美国总统办事机构之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职位相当于内阁部长层级。
在近几十年里，除了斯蒂格利茨之外，格林斯潘、耶伦、曼昆、伯南克、克里斯蒂娜——这些一举一动皆能牵动全球经济金融走势的人物，他们都曾担任过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
其二，从经济观点来说，斯蒂格利茨并不是一位绝对的自由主义倡导者，而是凯恩斯主义的坚定传人。
斯蒂格利茨主张政府应对市场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认为政府的宏观调控对于信息不对称的市场来说至关重要，他强调政府对经济的中长期规划指引作用，认可全球化时代各国凭比较优势互通有无的贸易往来，反对美国动辄以关税大棒来抵制中国商品，批评川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思潮，认同“绿色经济”的理念，反感资本家“劫贫济富”的自私贪婪行为，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潜力。
这些年来，斯蒂格利茨的研究视角一直都没有脱离中国，他曾多次来到中国讲学访问，多次出席中国高层发展论坛，多次受到中方高层的接见，这些都让他成为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
【六】
1993年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并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方星海在他的博士生导师斯蒂格利茨的推荐下谋得了一份世界银行的工作，担任世界银行华盛顿总部经济学家、投资官员。
在二战后由美国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联合国于金融领域设立了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性金融机构——一个是世界银行，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都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两家机构隔着一条街毗邻而立，前者侧重向欠发达国家提供中长期贷款，后者侧重对各国的财政、货币、外汇市场进行监督和调控。
几年之后的1997年，斯蒂格利茨将把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交棒给了耶伦，他自己则改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从方星海的导师摇身一变成了方星海的领导。
多年以后，来自中国的林毅夫也将赴华盛顿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
巧合的是，林毅夫、易纲、海闻皆是来自中国另一所顶级高校——北京大学经济系的校友；
易纲与海闻大学时期曾是睡在同一间宿舍的上下铺，林毅夫、易纲、海闻与入选“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的留学生方星海、李稻葵、许小年、杨小凯以及前面提到的第二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他们都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骨干成员；
其中，海闻、易纲、方星海都曾担任过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邹至庄还在这个学会里特设了“邹至庄奖学金”。
在那几年中，方星海的足迹遍布了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发展中国家，与各国政府的财经金融部门打了很多交道。用方星海自己的话来说，“虽然我不能直接从事中国业务，但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可以有助于我了解中国”。
【七】
就在方星海代表世界银行奔走于各个欠发达国家时，当年与他一同获得“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资助的大学同学李山也已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麻省理工学院相继毕业，成了知名国际投行——美国高盛公司的投行部执行董事。
1997年2月的一天，时任高盛公司总裁（后任高盛公司董事长兼CEO）亨利·保尔森率了一个五人团访问中国，李山也名列其中。
此时朱院长已经执掌了中国经济版图，在紫光阁接见保尔森一行时，朱院长一眼就认出了与自己阔别了11年之久的学生——李山。
与保尔森谈了一会儿后，朱院长突然话锋一转，他望着坐在远处的李山说：“我的学生怎么都不回来？”
李山毫无心理准备，他慌乱地回应道：“会回来的，会回来的……”
朱院长安慰他说：“我不是责备你”，“我付多少钱你才愿意回来？要付高盛的工资吗？”
李山答道：“不需要，只要能为国家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就行。”
随后几个月里，李山起草了一份《中国国家投资银行筹建草案》，并通过清华经管学院递到了朱院长的案头，朱院长把这个创办“中国国家投资银行”的设想交办给了国家开发银行。
又两个月后，一份《国家开发银行关于组建国家开发金融有限公司的请示》再次呈递到了朱院长手中。随后李山受邀回国，担任了国家开发银行投资银行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业务顾问。
再后来，李山还担任过中银国际公司总裁，美国雷曼兄弟公司中国区总裁，花旗集团日本、北亚及澳大利亚地区主席等职务，他还参与创办了中房网，目前则是丝路金融公司董事长、香港紫荆党主席。
至于保尔森，他在2001年应朱院长之邀成为了首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主席，后来又在2005年出任了美国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
【八】
朱院长向李山的那句发问——“我的学生怎么都不回来？”深深触动了方星海，后来方星海曾多次谈及，自己之所以选择回国就是因为受到了朱院长这句话的感召。
不过说实话，方星海一开始选择留在美国，大约主要还是觉得当时美国的经济尚处朝气蓬勃，斯蒂格利茨弟子的身份也有助于他在华盛顿打出一番天地；而几年之后方星海之所以选择回国，大约也主要是觉得自己在美国的事业发展并不如他起初预想的那般如意，而此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则已隐隐有了一种明日之星的势头。
1998年，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被朱院长派往南方牵头处置金融危机，时任高盛公司总裁保尔森也以外方顾问的身份参与到了这场危机应对之中。
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周小川旋即被任命为新的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他甫一上任就给方星海发去了一封电子邮件，询问他：“你是否愿意回国？”
经过几次电话沟通后，方星海选择与他的恩师斯蒂格利茨告别，他辞去了世界银行的职位，搭上了飞回北京的班机。
在那段时期，像方星海一样被周小川召回国的金融海归们可不在少数，高西庆、易纲、张新、童道驰、李波、张涛、祁斌、宣昌能这些人均位列其中，他们中很多人回国后的职业生涯起点就是厅局级，绝大多数后来都成长为了国内经济金融领域的高级管理者。
回国后，方星海担任了建设银行集团协调委员会办公室主管，这是一个相当于建行总行部门负责人的职位。虽说“集团协调委员会办公室”听起来像是个临时机构，但方星海负责的具体工作却是十分紧要的。
比如，协调中金公司两大主要股东——中方股东建设银行与外方股东摩根士丹利之间的矛盾纠纷，协调国内第一例债转股项目——梅山钢铁公司的17亿元债转股项目，都是由方星海牵头负责的。某种程度上说，这个集团协调委员会办公室主管职务就好比是建行内部的“不管部部长”。
这其中，协调处理建行与摩根士丹利在中金公司上的摩擦纷争，是方星海自诩的他“最满意的作为”。当时方星海作为中方股东代表，被建行委派到中金公司参与管理工作，方星海觉得自己“在中方股东和外方股东之间扮演了完美的纽带角色”。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摩根士丹利逐渐与中国市场渐行渐远，最终悉数退出了对中金公司的持股，与建行分道扬镳；高盛公司则趁机取代了摩根士丹利在中国市场的地位，保尔森不仅从此成为了中国金融界的座上宾，而且他还成功联手中金公司创始人之一的方风雷创办了高盛高华证券。
对了，方风雷也曾担任过中银国际总裁。从这个角度说，方风雷算是李山的前辈。
【九】
2000年，周小川接替周正庆出任中国证监会第四任主席。也就是在这一年，方星海离开了建行，调任银河证券公司经营管理委员会秘书长。
在那之前，国内的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曾长期是不分家的，各大银行、信托、保险公司旗下都开办有形形色色的证券公司。直到1997年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改革方针才被确立下来，银河证券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银河证券于2000年组建，它接管了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华融、长城、东方、信达、人保旗下的所有证券业务部门和证券营业部，直接受中央金融工委监管，“银河证券”的命名取的就是“银”“合”之意。后来，国家又在银河证券的基础上组建了银河金控，由中央汇金公司、财政部、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共同持股。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被银河证券接管的还有一家公司，那就是曾位列“五大直属公司”之一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经开”，另外四家“直属公司”分别是光大、中信、康华、中农信），此前中经开是由财政部直接下场主办的（后来政府机关直接经商办企业的做法被叫停了）。
在深刻影响了中国金融历史的1995年“327国债事件”中，率领万国证券高位做空327国债期货、有着“中国证券教父”之称的管金生当时就是败在了以中经开为首的多头方阵前。
管金生经“327国债事件”一役后身陷囹圄，2025年离开了人世，他一手创建的万国证券后来被并入了申银万国证券，再后来又被并入了申万宏源证券；而一战成名的中经开公司也未能因此而善终，到头来还是被银河证券所接管。
而管金生尽管比方星海足足大了17岁，但他却是跟方星海同一时期留洋海外的公派留学生，不过管金生当时留学的地点是比利时布鲁塞尔。
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组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过程中，管金生就是那个主导了上交所交易规则制定和交易系统设计的人。整整11年后的2001年，方星海也来到了上交所，他被任命为上交所总经理助理。
不过，管金生的痕迹此时早已尽数从上交所市场中被抹去，那会儿距离管金生从上海提篮桥监狱被保外就医尚有两年。
【十】
从上交所到上海市金融办，方星海在上海一连工作了12年，他完整见证了上海被确立为国家金融中心城市的全过程。
这期间，方星海参与筹办了上海陆家嘴论坛，他还盛情邀请恩师斯蒂格利茨前来中国出席这场由他亲自操刀的盛会。
2009年11月的一天，时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劳伦斯·萨默斯陪同总统奥巴马一道来到了中国。经朋友引荐，方星海与萨默斯在上海丽思卡尔顿酒店共进了早餐，这顿早餐对方星海日后的道路选择产生了极大的思想启迪。
巧合的是，在28岁那年就成了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终身教授的萨默斯，他也曾跟方星海的导师斯蒂格利茨一样，都担任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都获得过克拉克奖。尽管萨默斯本人没有像斯蒂格利茨一样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的叔叔萨缪尔森、舅舅肯尼斯·阿罗两人却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都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
斯蒂格利茨此前担任的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萨默斯当时担任的是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这两个机构尽管名称不同，但都属于美国总统办事机构序列，两个委员会主席的地位都相当于内阁部长，都是美国总统在经济决策领域的左右手：
其中，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可以看成是一个“顾问咨询智囊机构”，它主要由一帮经济学家组成，职责是为总统的经济政策搜集情报、分析研判、出谋划策，侧重务虚，有点类似于美国总统的“经研院”；
而国家经济委员会则可以看成是一个“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它主要由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农业部长、商务部长、劳工部长、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交通部长、能源部长、卫生部长、总统经济政策助理等美国政府高阶官员组成，职责是对经济领域的重大决策进行会商评估、统筹协调、监督执行，侧重务实，有点类似于美国总统的“财经办”；
美国财政部长、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这四人合称美国白宫四大“经济沙皇”。
另外，在担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之前，萨默斯还曾在世纪之交短暂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长。而萨默斯的恩师罗伯特·鲁宾正是萨默斯的前任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财政部长时，与方星海的导师斯蒂格利茨是一起在白宫西翼椭圆形办公室里直接为总统克林顿服务的同僚。
对了，罗伯特·鲁宾还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过高盛集团联席董事长。而另一位既担任过高盛集团董事长、也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长的人，正是前面提到过的保尔森。
然而外界对于萨默斯的风评可不算好，毕竟萨默斯曾因发表歧视女性的言论而被迫辞去哈佛大学校长职务，曾因与爱泼斯坦的密切交往而被迫离开openAI公司董事会，还曾因追求他在哈佛大学的一位来自东方的女学生、现为香港某大学金融学教授的女经济学家而闹得满城风雨。
只不过，这些茶余饭后的谈资都与方星海再没什么关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