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奇日记”令他名誉扫地
黎蜗藤评论文章：2026年7月29日，前白宫防疫顾问福奇（Anthony Fauci）出席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
这场听证会由长年追查他的共和党参议员保罗（Rand Paul）主持，原本是要就新冠疫情起源与政府决策问责，逐一提问。福奇在开场声明里表示，出于对国会的尊重，他过去38年间配合国会作证或简报超过200次，但这一次在律师建议下，他决定不回答任何问题。整场将近三小时的听证会里，福奇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自证己罪，总计111次。福奇的作法，尽管很可能完全合法，但其形象却很不好。顿时引发传媒的批评。听证会结束后，事情迅速从国会延伸到了州层级。佛罗里达州、阿拉巴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等检察长都宣布调查，准备以州法起诉。这些调查目前都还处于“展开”阶段，没有任何起诉或定罪的结果。
福奇争议再起，主因就是最新曝光的“福奇日记”。2026年7月，福奇1,141页的私人日记曝光。除了病毒起源这条线之外，日记里另一个引起广泛反感的内容，是福奇对自己名声的执著，以及这份执著背后，一套清晰可辨的商业计算。
而这份日记本身的写作动机，正是为了给日后的回忆录留下素材。福奇不是在单纯记录工作日志，而是从疫情爆发之初，就已经有意识地在为未来的出版计划做准备。这个计划最终确实实现了：2022年12月卸任NIAID主任后，福奇2023年3月与企鹈出版集团签下回忆录合约，书名《On Call: A Doctor's Journey in Public Service》，2024年6月出版，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第一名，据报道签约金额约500万美元。除了书籍收入，卸任后他也大量参与收费演讲，2023年一年演讲费与其他报酬合计约115万美元，单场最高达70万美元。据报道，2020到2024年间，福奇透过书籍、演讲费等额外收入，合计超过700万美元。
为福奇辩护的人，通常会把“福奇很自恋”和“福奇卸任后靠疫情赚了很多钱”，当成两件性质不同、程度较轻的个人瑕疵——没有谁是完美的，公职人员也是人，有点虚荣心、退休后写本回忆录赚钱，好像都算不上什么大罪。这些辩解通通站不住脚。
第一种辩解：“写日记是很多人的个人习惯，不代表他有什么不良动机。”
福奇确实有长年累月、不管有没有重大事件都每天写记录的人。然而，最近曝光的日记，和原先的风格完全不同。原先的准确来说，叫做“工作记录”，每天见了什么人，参加什么会议等等。最近的“福奇日记”是真正的日记，大量记录了个人的想法，心情，以及私下的对话。这种风格的区别，极为明显。这份日记从2019年12月才开始写，一直持续到2022年12月他卸任为止，刚好与他主导美国防疫决策的时间完全重合。这不是一个原本就有写日记习惯的人，顺便记录了疫情；这是一个人，只在攸关生死的这三年间，才开始持续不断地（用这种风格）写。“这只是个人习惯”这个说法，因此站不住。
第二种辩解：“享受赞美是人性，谁处在他的位置上都会这样，不能因为他是人，就说他失职。”这个说法，把“享受赞美”和“优先顺序”混为一谈。享受赞美确实是人性，没有人能完全免于这种心理反应，这一点可以理解、也不该被苛责。但问题不是他有没有享受赞美，而是他在享受赞美的同时，是不是也系统性地在记录、整理这些内容，作为未来变现的素材——一个人可以在收到称赞时感到高兴，同时完全没有想著“这段对话以后可以写进书里”。福奇的日记显示的，不只是“他很高兴”，而是“他很高兴，而且这份高兴被他有意识地保存了下来，作为将来出版计划的一部分”。这已经超出了“人性”这个辩解能够涵盖的范围。
当初福奇写日记不是在单纯记录工作日志，而是从疫情爆发之初，就已经有意识地在为未来的出版计划做准备。（法新社）
第三种辩解：“卸任后出书赚钱，是每个退休公职人员的权利，这不违法，也不是特例。”这个说法本身是对的——美国许多退休高官，包括前总统、前国务卿，卸任后都靠回忆录和演讲赚取可观收入，这确实是一个普遍存在、也经常被批评、但从未被视为违法的现象。但福奇的情况，多了一个其他退休高官通常没有的细节：他在职期间、疫情正在发生的当下，就已经在为这本书积累素材。大多数退休高官的回忆录，是卸任后才开始动笔、才开始整理过去的记忆；福奇的回忆录，动笔的时间点，实际上要往前推到疫情爆发的那一刻——这意味著，“卸任后出书赚钱”这个普遍存在、可以被原谅的行为，在福奇身上，多了一层在职期间就已经预先规划的商业计算，而这一层才是真正该被检视、也不能被“别人也这样做”这个说法轻易带过的部分。
第四种辩解：“他身处历史性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核心，写日记是为了替历史留下纪录，这是负责任的做法，不是自利。”这个说法，听起来最有道理，也最接近“正当的职务行为”——毕竟一个身处重大历史事件核心的人，确实有理由觉得，自己的所见所闻值得被完整记录下来，供日后的历史学家、公共卫生研究者参考。如果福奇的日记，读起来像是一份决策纪录——他当天做了什么判断、根据什么证据、跟哪些专家讨论了什么——那么“为历史留档”这个说法，会站得住，而且值得被称许，不是被批评。
但这个辩解，只要去看日记本身的内容和语气，就会发现站不住。一份“为重大历史事件留下纪录”的日记，该有的样子，是记录决策过程、科学证据、政策讨论——这是一个历史学家或公共卫生研究者，多年后翻阅时，真正想看到的东西。但福奇实际写下的内容，很大篇幅却是：佩洛西拥抱他、称赞他多好；朋友说他是“民族英雄”、“在他怀里感到安全”；白宫“完全确信”要他当发言人时的得意；自己“正在成为国际名人”的兴奋；仰慕者组成的“福奇教派”。这些内容，记录的不是历史事件本身，而是他自己在这场历史事件里，收获了多少名气与赞美。一份真正为历史留档的日记，重点会放在“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决定”；福奇的日记，重点却经常放在“我因此变得多有名、多受欢迎”。这种写作的重心，暴露的不是史学家的责任感，而是一个人，在记录自己人生里最受瞩目的一段时期时，心里真正惦记的，是自己在这场瞩目里，收获了多少。“为历史留档”需要的文风，跟“为自己的名气沾沾自喜”的文风，读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而福奇的日记，明显属于后者。
把这四种辩解一条一条摊开来看，会发现它们都指向同一个共同的漏洞：它们都假设“写日记”、“享受赞美”、“卸任后出书”、“为历史留档”，是几件各自独立、可以被单独原谅、甚至值得被称许的事。但这几件事，一旦放进“从疫情第一个月就开始、持续三年”这个时间框架里，再对照日记本身的实际内容,就不再是可以被分开原谅的小事，而是同一套心态——把公共危机，当成个人事业素材库——从头到尾、贯穿始终的具体表现。
这种优先顺序错位才是真正的失职
问题的关键不是“福奇有没有虚荣心”，也不是“福奇卸任后有没有权利出书赚钱”——真正的问题是时间点：他不是等到疫情结束、危机过去之后，才回头整理心得、顺势出版一本回忆录。他是在疫情最恐慌、死亡人数每天攀升、全国仰赖他做出正确判断的那些日子里，就已经一边记录著死亡数字，一边记录著自己的名气、自己受到的赞美、自己未来要出书的素材。这不是“危机过后的正常人性反应”，而是“危机正在发生的当下，个人事业规划与公共职责同时并行”。
一个负责向总统与全国提供防疫建议的公职人员，在数十万人死亡的过程中，同步在为自己的个人声望与未来财富，做著长期的规划——这种心态上的优先顺序错位，比“起源说有没有说谎”的指控，更容易被证实，也更值得被谴责。“福奇一边记录死亡人数，一边享受赞美、规划回忆录”这件事，不需要任何法律门槛的证据。福奇自己的日记就已经直接写下了这个动机。
福奇最终有没有做出正确的防疫判断，这是另一个需要被单独检视的问题。但这份日记告诉我们的，是他在做这些判断的同时，心里在乎的东西，远比“拯救生命”复杂得多——名气、赞美、教派般的仰慕者、以及一本已经在脑中构思的畅销回忆录。这种优先顺序才是这批日记曝光后，真正经得起检视、也最该被严厉究责的部分。
当初福奇在做防疫判断的同时，心里在乎的东西，远比“拯救生命”复杂得多。（法新社）
批评也要有限度
当然，话又说回来。福奇所为固然令人不齿，但批评也要有限度。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你不能只在批评政敌的时候才有正义感”。
批评福奇最凶“一边记录死亡人数，一边规划回忆录”不放的，绝大多数是川普的支持者。而如果把视角拉开，会看到一个刺眼的对照：川普本人的名利心与敛财，规模远比福奇更大、纠缠权力更深——他的公众形象、个人品牌、商业利益，长年与他的政治权力捆绑在一起，程度远远超过福奇这样一个技术官僚在日记里流露出的虚荣心。福奇不过是私下写写日记、日后出本回忆录；川普则是在总统任内，持续透过自己的品牌、酒店、社交媒体平台变现政治权力，规模与性质，都不是福奇能比的。
同一批人，对福奇的“小”问题极度敏感，对川普的“大”问题却视而不见，甚至反过来替他辩护。这不是这批人“忘了”批评川普，而是一种结构性的选择：批评的对象，取决于“这是不是我的政敌”，不取决于“这件事本身有多严重”。
一个人如果只在批评政敌时，才突然对“公职人员把个人利益放在职责之前”这件事感到痛心疾首，那么他真正在乎的，恐怕不是这个原则本身，而是谁输谁赢。
第二，不能助长“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歪风。
川普的名利心与敛财，规模远比福奇更大、纠缠权力更深——但正因为规模太大、频率太高，这种行为早已被常态化，实质上已经没有任何有效的问责机制，能真正触及他。骂他，骂了十年，没有任何惩罚真正落地，甚至支持者已经把这种行为，重新叙述成“他就是敢说真话、不装模作样”的个人魅力。换句话说，川普这种规模的问题，已经处于一种问责失能的状态。
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舆论反过来把大量的道德愤怒，集中倾注在福奇这种相对容易被惩罚的对象身上，这种“过度用力”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罪罚不成比例”的不正义。
这正是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提姆·沃尔兹（Tim Walz）那场风波，真正该被记住的教训。沃尔兹曾在几个场合公开声称自己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当天身处香港，准备前往中国任教。但媒体后来翻出当年内布拉斯加州地方报纸的记载，证明他其实8月才启程赴华，六四当天根本还在美国。这件事在2024年副总统辩论上被主持人当场提问，沃尔兹承认自己“记错了日期”，也被媒体持续攻击了数周。这是一个可以被具体证伪的事实性谎言，批评这件事本身站得住脚——问题是，那场辩论与随后铺天盖地的媒体追问，全部聚焦在这一个造不成任何政策后果的私人经历夸大上，而同一批紧咬著这件事不放的人，对川普规模大得多、频率高得多的不实陈述，却“习惯成自然”。
这就是庄子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当偷国者的罪行大到已经无法被追究、甚至被重新包装成正当性的时候，把全部的司法与道德资源，加倍倾注在偷钩者身上，这个惩罚本身，已经不再是正义，而是变成了另一种对不正义的掩护——它让整个社会看起来还在惩恶扬善，却精准地避开了真正的恶。
福奇该不该被批评，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答案是该。但如果对福奇的批评，已经超出了他这件事本身该承受的比例，变成一场情绪宣泄的加倍追杀，而这种加倍不是因为福奇的罪真的有那么重，而是因为他是唯一还罚得到的人，那么，这场批评不管动机听起来多么义正词严，实际上做的事情跟两千多年前那些对著偷钩者挥刀、却对著窃国者的门庭俯首称臣的人，没有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