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紫禁城里，万历皇帝为什么过不好这一生
从励精图治到“三十年不上朝”
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中轴线上，它所在的紫禁城曾是明清两代的皇宫，24位帝王在这里生活过。朱翊钧在此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并留下了帝王史上极为罕见的“三十年不上朝”的记录。
四百多年前，四岁的朱翊钧随父母搬进紫禁城，他的祖父嘉靖皇帝去世后，父亲裕王登极。1572年，父亲去世后，10岁的朱翊钧继位。继位初期，帝国最优秀的大臣们忙着在文华殿上为他讲授经史，帮助这位年幼的皇帝学习如何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
2018年4月，徐腾从北京西北角的清华大学出发，去了一趟市中心的故宫博物院。导师交给他一项工作，帮助故宫博物院梳理明代万历期间的宫廷档案。他原本期待能看到一些故宫深藏的古籍宝典，结果只有PDF文件。《万历起居注》《明神宗实录》等文献早已完成数字化，他把资料拷进U盘，带回学校打印。
徐腾的博士论文原本想写一本《中国野生建筑史》。从2016年起，他就在个人公众号“不正经历史研究所”发表对中国野生建筑的观察。他写河北易县的“奶奶庙”，一度引起热议。那时，他忙着天南海北地跑建筑、做田野调查。导师王贵祥教授认为这一课题无需在博士研究中完成，建议他换个方向，“明代晚期的紫禁城空间布局至今是一笔糊涂账，你读了那么多万历朝的文献，有机会在这个问题上做点贡献。”
紫禁城始建于1406年，历经14年建成，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保存最完整的范例之一。然而，明代建筑遗存大多已被后世重建的宫殿覆盖，徐腾只能依据文献、图像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推测和复原万历时期的空间样貌。
“建筑就是空间与人。”徐腾说。2021年博士毕业时，徐腾完成论文《明代万历朝紫禁城空间研究》。此后继续修订扩充，2026年出版《万历的紫禁城》一书。其间，徐腾从清华大学毕业，赴武汉大学任教，他换了城市、换了职业，但心依然驻留在紫禁城——跟着万历皇帝的行踪，走在那座消失的宫殿里。
《万历的紫禁城》书中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画像 图/受访者提供
尽管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的怠政被后世视为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摆烂’。一开始也兢兢业业，想当一个好皇帝”。朱翊钧登极后，内阁首辅张居正特意为他设计了一套沉浸式教学，让他在日讲和经筵中学习儒家经典和治国方略。
文华殿上，官员环列殿内，为年幼的皇帝渲染出临朝听政的朝堂感。讲官们有时夹带私货，暗藏自己的政治诉求。对帝王之道的讲授难免触及权术机心，讲深了容易得罪人，讲浅了又显得敷衍，经筵逐渐流于形式。直到张居正将讲席限定于内阁及少数讲读官，“很多‘暗黑’的话题就可以深入讨论了，这对朱翊钧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徐腾说。
皇极门位于紫禁城的中轴线上，是外朝宫殿的正门，也是皇帝和大臣早朝的地方。从万历元年到万历三年，朱翊钧共出席早朝124次，展现出了励精图治的热情。
在早朝上，官员的表现不怎么好。万历五年八月，缺席者达587人。上朝的官员也时常失态，咳嗽、喧哗、吐痰、走动，屡禁不止。到了明代中晚期，君臣共商国是的早朝制度已经仪式大于实用。早朝从5点开始，皇帝不用通勤，大臣们却得从宫外赶来，依次向朱翊钧汇报工作，结束后还要回到衙门处理公务。朱翊钧坐在皇极门里讨论奏疏，满朝文武站在广场上等候，因为隔得太远，根本听不清。
早朝如此辛苦，连一向勤勉的张居正都有抵触的时候。万历七年正月，朱翊钧因病缺席早朝，张居正建议暂免朝讲三天。朱翊钧直接下旨停了半个月早朝。眼看又要恢复早朝时，张居正上奏，出疹后最怕风寒，不如继续休息到三月初。朱翊钧欣然接受，又多休了半个月。
“这是朱翊钧第一次因疾病长时间缺席早朝，但大臣们没有因此困扰，反而睡了两个月的踏实觉。”徐腾在书中指出，后人总聚焦于朱翊钧三十年不上朝，将朝廷的崩溃聚焦在皇帝单方面的懒惰，仔细查看早朝记录，实际情况是皇帝和大臣都不够勤奋。而大家懈怠的根本原因是早朝制度设计上的不合理，节奏拖沓、体验不适、效率低下。
中国丰厚的史学传统，让徐腾得以在研究中复原那座被清代紫禁城覆盖的明代宫殿，窥见万历皇帝在紫禁城里一天天的行踪。然而，传世史料多出自文臣之手，真实的权力博弈却发生在皇帝、宦官与文臣三方之间。万历自己是怎么想的呢？每天看资料到凌晨两三点时，从宿舍望出去，整个北京城仿佛悬浮在一层橘色的雾气中，徐腾期待万历能给他托梦。
《帝鉴图说》，明代内阁首辅张居正等专为万历皇帝教育编纂的教材 图/资料图片
宫墙内外
四岁后，朱翊钧的人生几乎都在宫墙内度过。他统治着400万平方公里的两京一十三行省，却不曾真正走访和领略自己的疆土。
祭祖是朱翊钧为数不多能看到宫墙以外世界的机会。紫禁城以北43公里的天寿山，是他能抵达的最远的地方。对臣子来说，皇帝的出行意味着一连串麻烦：安全堪忧、开支庞大。祭祖的次数一多，文臣自会上奏劝谏。
朱翊钧了解世界的方式是通过臣子的奏疏，“天下”是抽象的。他批阅过许多关于黄河决堤的奏疏，却不知黄河真正的样子。一次祭祖途中，他特意绕到石景山脚下的浑河（今永定河），对内阁辅臣申时行说，“浑河的水都如此汹涌，可想而知黄河的水该有多可怕。”他嘱咐河官恪尽职守，而后在桥上站了很久，通过眼前的河，去想象那条在奏疏中反复出现的黄河。
《入跸图》卷（局部），描绘了万历皇帝出京谒陵后坐船返回宫苑的场景 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万历十四年爆发的国本之争，成了朱翊钧从“兢兢业业”转向“摆烂”的转折点。朱翊钧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但迟迟不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大臣们怀疑皇帝想改立宠妃郑贵妃之子为太子，纷纷上疏劝谏。朱翊钧曾愤怒地抱怨大臣“揣摩上意，置朕于有过之地”。“这令朱翊钧非常反感，他认为立谁当太子是自己的家务事。”徐腾说。君臣之间展开了长达15年的拉锯战。
在徐腾看来，紫禁城完整地保留了中国古代宫廷的空间格局，从皇帝、文官、内官、妃嫔和宫女的实际空间经验来看，它的仪式性远大于实用性。“它不利于生活，尤其内廷逼仄的格局，几乎很难创造出舒适的居住感受。它也不利于办公，那些出于安全考虑而人为设置的层层阻隔，不可避免地降低了行政效率。它倒是很适合万历皇帝朱翊钧，当他不想见到他的官员时，紫禁城将他很好地藏了起来。”
朱翊钧开始以最消极的态度来面对皇帝这份“终身制工作”，不再上朝，对奏疏也“已读不回”。一些臣子跪在文华门上奏本，希望用这种方式逼他露面。朱翊钧对此反应激烈，在谕旨中说文华门上疏恣肆成风。徐腾查阅资料后发现，类似的记载在11年间只有6次，并不像万历本人所感受到的那样“蔚然成风”。官员们在午门、皇极门、会极门、文华门焦头烂额时，朱翊钧就藏在约600米外的皇宫里。真正让朱翊钧寒心的是内阁的倒戈。内阁原本该在皇帝与群臣之间起到缓冲作用，为他“遮风挡雨”。但在国本之争中，内阁辅臣选择与文官集团站在一起，朱翊钧感到朝堂上已无人可信，在失望之下近乎赌气地处理政务：长年空缺内阁关键职位，吏部尚书等重要岗位也任其空置。
在徐腾看来，朱翊钧的祖父嘉靖也曾面对“国本之争”，也曾几十年不上朝，但嘉靖皇帝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政治手段，后来幽居西苑二十多年，通过内阁将权力牢牢把握在手中。朱翊钧虽然厌恶官员对他个人意志的胁迫和绑架，但他的处理方式是尽量远离这些官员。徐腾认为，朱翊钧总体来说是一个性格柔软的人。
自10岁登极以来，万历的生活就被嵌进了整个封建皇权系统，毫无自由可言，奔波在张居正的叮嘱与李太后的注视之下，奔波在文华殿与弘德殿。在工作方面，他必须快速学习、励精图治，成为一个好皇帝。在生活方面，李太后跟着朱翊钧住进了乾清宫的弘德殿，直到他大婚后才迁出。徐腾特意在书中指出，这“简直是监视和看管皇帝”，并给出了细节：李太后希望朱翊钧充分吸取父亲的教训，尽量远离女色，规定30岁以下的年轻宫人不许进殿供事，以免小皇帝见色起心；除了朝讲之外，没有母亲的允许，朱翊钧不能离开弘德殿出外活动。
为了保护皇权，紫禁城不断地把朱翊钧的至亲一层层隔离。明朝祖制，藩王成年后须离京就藩，非诏不得入京，连父母去世也只能在封地叩头行孝。朱翊钧的同母弟弟朱翊镠被封为潞王时年仅三岁，在紫禁城里度过了整个童年。万历十年，潞王年满十五，行完冠礼便该成婚离京了。但朱翊钧和母亲李太后都不舍得他离开，离京的日子一拖再拖，拖了七年。等到后来送别自己的儿子们，朱翊钧的无奈和怅然，比送别弟弟时更甚。
徐腾在史料中很少见到关于皇帝情绪的记载，因此每次遇到文献写皇帝哭了，还是会为四百多年前那个居住在紫禁城里的人触动。万历六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他向朱翊钧请辞回乡安葬，离别时在文华殿与15岁的皇帝告别，两人相对哽咽。等张居正离开后，朱翊钧才对左右的人说，“我有好些话，要与先生说，见他悲伤，我亦哽咽，说不得了。”
万历四十年，50岁的朱翊钧回到了乾清宫西暖阁居住，生命的最后八年，他都住在那里。毓德宫、养心殿、启祥宫都是他曾长期居住的地方。在徐腾看来，毓德宫很可能是朱翊钧入宫后随母亲居住的幼年居所。“他不是一个呆板的人，不会因为皇帝的身份而把自己禁锢在乾清宫，也不忌讳所谓的阴阳冲突，而把原来妃子的寝宫当成自己的居所。他怀念小时候的生活氛围，也希望在曾祖父出生的院子里获得更多家族血脉的感应。”徐腾在书中写道。
在万历中晚期，紫禁城的权力中心不在皇极殿、文华殿，也不在内阁大堂，而是在内廷偏殿的几处居所里。万历四十八年，58岁的朱翊钧在紫禁城里去世。“从皇帝的角度理解万历，对这个帝国来说，他肯定是个罪人，没有被洗脱的空间。但是回到个人来说，他那么做，是因为他不是个神，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徐腾说。
“皇帝也没有选择的机会，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到头来也没有过好这一生。”
《出警图》卷（局部），描绘了万历皇帝盛大的谒陵队伍 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无数种建筑中，选择一种生活
研究万历的紫禁城的八年间，徐腾从31岁到了39岁，他依然一有机会就出门，天南地北地跑建筑学的田野调查。
2021年博士毕业后，徐腾进入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任特聘副研究员。他研究的那位皇帝不喜欢上班，“躺平摆烂三十年”，他自己却面临大学青年教师“非升即走”的压力。2026年是他入职武大的第五年，他正忙着为第六年的最终考核继续申请项目、写论文。
《万历的紫禁城》出版后，各地沙龙上读者的问题五花八门：“你是万历的粉丝吗？”“你怎么不研究野生建筑了？”更多的困惑在于：那个拍奶奶庙、研究野生建筑的徐腾怎么跑去研究故宫了？他还对那些普通人的建筑感兴趣吗？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徐腾是那位在2017年因为一篇《他奶奶的庙》走红的建筑领域的青年学者。他曾在一席的视频演讲中分享这些年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奇怪建筑，其中最让网友兴奋的，是河北易县的奶奶庙。在县城以北15公里的洪崖山上，这座乡村庙宇占据整条山沟，漫山遍野都是神像，神像的身份和功能几乎全凭面前的文字标识决定。乡亲们采取神像席位“招租制”，“缺哪个神仙就造哪个”：手握方向盘的“车神”、捧着书箱的“学神”、浑身绑满钞票的“财神”。这座庙的香火极旺，当时，每年的庙会都能吸引超过百万人，产生数千万的流水。热闹过后，洪崖山区域的大量违建庙宇在2019年被拆除。
如果按照经典建筑学的审美框架，奶奶庙这类建筑大概率是被取笑的对象，网上也大多是嘲讽的声音。但徐腾跳出了形式审美的单一评价，将经典文化与民间文化作了区分，前者由统治阶层塑造，讲究审美，追求社会意义和文化姿态，需要体系来支撑，“而民间文化没有这样的使命感，它要做的是在困苦的生活中给人一点消遣，在精神无助时给人一点安慰。”他认为这座庙的所有“不正经”恰恰是它最值得学习的地方，“它回应的是真实的生活。”
2006至2011年，他在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读书。大三时，老师说学建筑学不能老关在屋子里看书画图，还是要经常到现场去看一看。2010年，他跟着老师踏上了建筑旅行的道路，也开启了自己的田野观察。
2014年，徐腾与曾毅、岳阳共同发起“意外重庆”城市踏访计划，去探访这座山城空间的底层逻辑和人文奇观。其间，有一栋桥下的船屋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有一对兄弟从小在江边长大，人到中年突然梦想造一座船去远航。等到船造好了，哥哥的身体却出了问题，远航计划一再耽误。在一次大洪水之后，船搁浅在了坡上。船变成了屋，两兄弟中的一位干脆搬进去住，养鸡养狗，子女也常来船里探望，他们在城市里过上了隐居般的生活。2019年，重庆再次发了大水，船终于又可以漂起来了，但是洪水过后，有关部门为了整治江岸的生态环境，把船拆掉了。
“很多人觉得徐腾后来转去研究故宫、研究万历，与之前做奶奶庙、做‘意外重庆’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我觉得其实是一回事。”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建筑学系教授郑静说。她是徐腾的同事，“无论是重庆街头被居民不断改造的建筑空间、河北乡村里的奶奶庙，还是明代的紫禁城，徐腾的研究特别之处在于，他总能看见建筑里的人和生活。”研究紫禁城的人那么多，成果那么多，“但徐腾还能、还敢去里面找生活，在‘主流战场’捣乱。”
郑静研究福建土楼十几年，也曾在一席做视频分享。土楼隔音差、没厕所，当地人真正向往的是另一种叫“五凤楼”的房子。有一年，她在土楼里遇到一户人家，因为儿子要结婚，在楼外加建了一间房，被遗产专家要求拆除，理由是“影响风貌”。女方说拆了就不结婚，男方一家人特别痛苦。郑静反思：“那这房子到底是谁的房子？”她认为建筑学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太傲慢了”。“建筑学太高高在上了，讲结构、讲美学、讲理论，却离真实的生活很远。公众才是主体，我们是给他们服务的。我不觉得我们可以教育大众，我从来都觉得是大众教育我们。徐腾做的事情，就是向他们学习。”
6月的一天，徐腾带我绕去一条他跟学生们常走的田野路线，在离长江不远的一个翻修过的旅游街区，藏着六栋建于1950年代的红砖建筑。
这是城市中不起眼的老建筑。在突来的暴雨中，徐腾打着伞，有点高兴地指着外墙凸出的大大小小的加建物。有的多出一间厨房，有的接了一个阳台，有的在屋顶搭了半间阁楼，再用新的钢筋结构撑住空出来的阁楼。这些“额外的”都是生活的演化，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住了三代人，每一次加建都对应着人生的变化：结婚、生子、老人搬来同住。
“那些宿舍加建的部分，我觉得非常美，它背后是具体的困难。生活中遇到一个困难，用很少的钱搞定了，这里有结构、有力学、有材料……有建筑学科需要学的所有东西。”郑静说。她带学生去调研老房子的厨房，1990年代以前用蜂窝煤，后来有了煤气灶，但老房子没有厨房。各家在窗台上开口，往外盖出一小块，把煤气炉放上去。窗户的大小，灶台的尺寸和规格，菜在哪切、饭在哪煮、炒菜和炖汤怎么搭配，各家都不一样——几十户人家，演化出几十种厨房。
“如果做历史文保修复，这些加建的全部要拿掉，只留下红砖墙，回到它最开始的样子。”徐腾说，“但实际上，这栋楼70年的变化过程也很重要。它真实反映了住在这里的人跟房子是什么关系。”
徐腾认为，对具体的建筑而言，被使用的过程恰恰是它最重要的历程，“这些就是生活的史诗。”
走访结束，徐腾回学校备课、写材料、申请项目。他觉得建筑学这个专业还需要花很多精力去探索，不过好在做的事刚好是自己喜欢的，“它已经内化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万历）皇帝也过不好自己的一生，徐腾的总结还有后半句，“如果我们也没过好，那就再正常不过了。”